如果你留意美国当今对埃及和更广泛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关注这些政策引起的评论，你会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这个地区的民众认为，“不管什么出了问题，都要归咎于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认为：“奥巴马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而美国公众则说：“我们对这个地区已经失去兴趣了，我们对国家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简称NFL）的新赛季才是望眼欲穿，你觉得49人队怎么样？”
但实际上，这三种观点都基于一种逻辑。
根源是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巨大区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外交学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表示，冷战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是，“我们该如何影响其他国家的外部行为。”我们当时愿意无视其他国家内部的行为，因为一方面我们在冷战中需要这些盟友，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存心作对，任何干预都可能升级成一场超级大国之间的对峙。
曼德尔鲍姆补充说，如今后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主要关注于“影响其他国家的内部构成和治理”。中东的许多国家正在崩溃，与这些国家的实力和发挥影响力的能力相比，它们沦落成无政府地区的可能性会对我们构成更大的威胁。
但是我们从波黑、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的例子中已经知道，要改变其他国家的内部行为非常艰难，尤其是在美国公众容许的成本和时间框架下做到这一点——因为这需要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还要让宿敌和解。
曼德尔鲍姆说，在冷战期间曾经十分奏效的主要外交政策工具，“如枪炮、金钱和政治论调，根本无法完成新的任务，就像用海绵开罐头一样。”
帮助另一个国家从内部进行改变，需要调停者、警察、教练，也需要激励、压力和榜样，但即使俱备了以上种种，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成功地让国家的转型自行延续下去，除非该国民众自身想要掌控这个进程。
在伊拉克，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萨达姆一直对这个国家实行着垂直的、自上而下的铁腕统治，布什试图创造条件，让伊拉克人可以水平地展开自我管理，手段是让不同的社群自行制定社会契约，决定该如何共处。虽然这个契约并不完美，但只要美军在伊拉克充当调停者，它就能正常运作。但美军撤出之后，却没有产生出一群伊拉克领导人，以包容性的方式接掌这个进程，从而使政治进程自行延续下去。
利比亚也是如此。奥巴马在利比亚推翻了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el-Qaddafi)自上而下的铁腕政权。但是他拒绝派美国军队前往利比亚，去促成一个新的社会契约。结果就是，今天的利比亚并不比伊拉克更稳定，也同样没有实现自行延续的民主，只是我们在那里失败的成本要小一些。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创造了一个变革的契机，但是当地人没能让变革持续下去。
因此就出现了我在上文中提到的三种反应。该地区的民众常常把责任推给美国，因为他们不愿承担或承担不起纠正错误的责任。或者，即使他们承担了责任，他们也找不到达成必要的社会和解的方式，因为针锋相对的各方要么认为，“我很弱小，我怎么能让步呢？”要么认为，“我很强大，我为什么要让步？”
至于有人指责奥巴马太快离开伊拉克，或者没有更深入地干预利比亚或叙利亚局势，也是由同样的问题引发的。有些自由派人士想在利比亚和叙利亚这样的地方“做些事情”；他们只是不想做需要做的事情，即长期占领这两个国家，重塑它们的文化和政治。保守的鹰派人士倒是希望介入，只是他们不明白，在这样的地方重塑文化和政治有多么困难：自由、平等和正义在这里并非普遍接受的首要诉求，因为有些人想要的是更伊斯兰化、更宗派化的“自由”。
曼德尔鲍姆指出：“使用传统的外交政策工具，我们可以阻止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无法催生好的事情。”
例如，假设事实证明叙利亚使用了化学武器，美国官员考虑使用巡航导弹惩罚叙利亚固然正确的，但如果我们不更加深入地干预叙利亚事务，如果大多数叙利亚人没有意愿，我们就没有希望让叙利亚变得统一、民主和包容。
我们常常忘记，这些国家的人民不仅仅是客体，也是主体，具有主动性。南非在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相当平稳，是因为有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F•W•德克勒克(F.W. de Klerk)的努力。日本在19世纪后期重塑成了一个现代国家，是因为日本的领导人意识到这个国家落后于西方，他们问自己，“我们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外来者可以推动这些向好的趋势，但当地人必须有负起责任的意愿才行。
在认识到这种现实的同时，美国公众也已经本能地感觉到了另一个现实：不断提高的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水力压裂法和水平钻井技术，都大大减少了我们对中东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中东已经从一种执迷变成了一种消遣。
试想一下，如果五年前有人跟你说：“在2013年，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也门和伊拉克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政局动荡，或是直接打起内战来，你觉得原油价格会怎样？”你肯定会说，“每桶至少200美元。”
但是现在的油价只有200美元的一半，这是有原因的，能源经济学家菲利普•弗莱杰(Philip Verleger)解释说：“跟1973年相比，现在创造一单位GDP需要的能源减少了60%。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到2020年时，单位GDP能耗会减少到2012年的一半。更棒的是，我们使用的很大一部分能源都会是可再生的。而且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还在增加。”2006年，美国消费的石油中有60%依赖外国进口，如今这个数字降到了约36%。当然，石油市场是全球性的，中东发生的事态仍然会影响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但那种紧迫性已经没有了。“中东现在是中国的麻烦，”弗莱杰说。
奥巴马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他只是没有宣之于口。但这确实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外交政策以“轻轻推动”和低声细语为主。这样的外交政策不太令人满意，也不是很好玩，而且不会创造多少历史，但它可能是我们可以实施的，或者负担得起的最好的外交政策。这肯定是大多数美国人希望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