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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2008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的强大与软弱》的文章，从当时发生的奥运火炬传递风波谈到了中国的困局。福山是我非常尊重的学者，他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曾经带给我很大激动，所以对于他的文字就格外珍重，但是这次我失望了，不是一般的失望，而是深深的失望。

文章称：“奥运会火炬传递的风波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那么，“当今中国侵犯人权的源头是什么呢？”文章指出：“许多人认为问题是中国仍然是共产党专制国家，侵犯人权（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忽视公民的权益。说到西藏问题和镇压法轮功问题，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当今中国更大的问题来自于这个事实：中国中央政府在某些方面过分软弱，根本无法保障人民的权益。”福山举例说：“大量出现的侵犯普通中国公民权益的事件出现在北京政府下面最低层级的政府上面：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却得不到公正的补偿，工人被迫在血汗工厂干活，非法倾倒的污染物毒害村民的健康，等等。”

怎么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呢？福山的解释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是1978年以后由‘乡镇企业’带动的，地方政府被给予自由来建立企业，进入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这些政府机构取得很大的成功，许多（人）发了大财，势力强大。他们和私营开发商和公司串通一气，创造出类似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魔鬼工厂那样的悲惨条件。中央政府通过一切手段试图严厉制裁这些地方政府，但是根本做不到，一方面缺乏这样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依靠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和税收。中国共产党很清楚自己骑虎难下。每年都发生数千起社会抗议性的暴力事件，每个事件都被当局控制和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办法控制（产生）暴力事件背后的根源。”

下面是这篇文章得出的的重要结论：“民众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承担责任的愿望只有在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这个中央政府必须十分强大，足以强制地方精英遵守国家的规定。”福山进一步强调：“国家软弱（会）伤害到自由的事业。”

从一般学术观点上来说，不能说福山的论述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人在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的观察中，显然过于表面化了，或者说太倚仗中国以外的经验了（在一部分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中，这是一个通病，这个通病导致某些人十分弱智）。如果福山是一个浸淫在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中的人，如果福山同志和我们一样在当下体制中存活，我想他会质疑自己的观点。

这里涉及几个重大问题：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面前真的很软弱吗？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政治结构比喻为制作精良的机器，那么，这部机器的动力源究竟在哪里？它是以怎样的方式传送动力的？在动力传送的过程中，哪些动能被耗损了，哪些动能被加强了？在这个看上去好像不涉及人的过程中，你在哪里？我在哪里？他在哪里？

我们就来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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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打个比方——在一个家庭中，有那么几个操蛋玩意儿孩子淘气得没边没沿，成天骚扰四邻，今儿把人家的猪给宰了，明儿上房揭了人家的瓦，还流着哈喇子追逐人家的妻女，后天干脆开始拆人家的房子，遇到阻止就说：“我就是他妈想拆了，你怎么着吧你？！”街坊四邻会作何感想呢？

“这几个操蛋玩意儿也实在太不是东西了，得让他们的父亲管束一下！”就去向孩子的父亲去告状，父亲很愤怒，拱手对街坊说：“得！您就甭管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结果隔着院墙就听见噼里啪啦打屁股的声音，间或还有孩子的哭号吵闹。人家打都打了，你还说什么呢？街坊们就散了。

但是没过三天，那几个操蛋玩意儿又来了，一个把一位老者骑在胯下，反复问：“你丫是不是告状了？你丫是不是告状了？”另一个嬉皮笑脸地搂住一个俊俏的女人，非要把人家拖到牲口棚里去；还有一个举着火把站在房上，威胁要放火：“杂种操的！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你们这些屁！反正我爸是李刚，我他妈把你们丫全烧死在这儿！”街坊齐声叫道：“苦啊！”

这时候街坊们会朝两个方向想：一、认为这户人家这几个孩子实在是太操蛋了，家长又太软弱，根本管束不了，谓之曰“家情特殊”；二、认为归根结底是家长的问题，“你一家之长呀！你供着孩子的穿衣吃饭，你不给他衣服穿他就得冻死，你不给他饭吃他就得饿死，你怎么就管不了他们了呢？”

我们大体上可以把福山归为持第一种看法的人。

福山的看法对不对？你不能说不对——这户人家的孩子确实也是太操蛋了，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恐怕都是罕见的——但是能不能据此就认为这个家庭“家情特殊”，“家长太软弱”了呢？中国“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却得不到公正的补偿，工人被迫在血汗工厂干活，非法倾倒的污染物毒害村民的健康等等”侵犯人权现象的大规模出现，能不能归咎于中央政府过于软弱呢？

我们重温一下常识。

民主制是一种政治系统，该系统为定期更换政府官员提供了一个合乎宪法的机会，或者说是让更多的人在对政府职位的竞争中做出有利于人民的选择；这里所谓的“合乎宪法”，意味着政府的行为是有限的，它只能在被约束的情况下才能够行使权力，人民的权利则以选举的方式定期更换他们的领导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代议制民主”。

代议制民主可以概括出以下9种基本特征：1.人民对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的外在形式就是选举中的多数票；2.政治竞争：当对政策（通常由相互竞争的政党来体现）的选择反映到选举上时，人民通过拒绝不满意的官员来行使公民权利；3.权力交替：执政党必须通过制度性框架进行轮替；4.民众的代表：选民通过推举他们的代表作为立法者来体现和保护他们的主张和利益；5.多数原则：只有得到大多数公民支持的政策才可以成为政府政策；6.持异议和不服从的权利：人民有权利不服从那些不再服务于公共意志的政府命令；7.政治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和竞争政府职位；8.征求人民意见：政府领导人必须对人民的诉求做出回应；9.新闻自由：没有独立于政府的新闻，人民就会失去判断力，统治者就可以掩饰失误和腐败。

由此看来，民主制的政治系统是通过程序来体现正义的，权力的动力装置就在社会政治过程的运行之中，被我们国家主流媒体津津乐道、以此证明西方民主荒谬绝伦的民主制国家议会上演全武行，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场景。

非民主制国家由于非民主没有或者说丧失了这个过程。既然丧失了这个过程，那么，上述代议制民主的9个基本特征也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我们对比来看： 1.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并非体现为选举中的多数票；2.政治竞争：政策选择并非由相互竞争的政党来体现，人民无法对不满意的官员行使公民权利；3.权力交替：执政党不能进行轮替；4.民众的代表：选民没有途径通过推举他们的代表作为立法者来体现和保护他们的主张和利益；5.多数原则：政府政策来源于政府意志，而非大多数公民的支持；6.持异议和不服从的权利：人民必须接受政府命令，哪怕它是不再服务于公共利益的；7.政治平等：任命制决定了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和竞争政府职位；8.征求人民意见：政府领导人无需对人民的诉求做出回应；9.新闻自由：没有独立于政府的新闻，人民失去判断力，权力者可以轻松掩饰失误和腐败。

有人把这种社会类型称之为权威主义国家而非极权主义国家，我们暂且认可这个概念。依照政治哲学的一般定义，权威主义国家是在单一统治者或单一统治集团支配下的政治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特殊政治集团（政党或家族）为其大脑和神经中枢，是这个系统的动力总成，它通过一整套复杂的权力运作机制来确保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转。

这种机制，放在家庭就是“家规”——仍然以前面说到的家庭为例：父亲知道那几个操蛋儿子品性恶劣，经常在外面为非作歹，如果不加教管，弄不好也会在家里混打胡闹，家也就不成其为家了，于是就想着给他们规定出几条，落在文字上；毕竟是亲生儿子，你总不能把他们像敌人那样管束吧？你总得让他们知道父亲归根结底是为他们好吧？于是就想着今天给他们添置一件衣裳让儿子看上去光鲜一些，明天割几斤肉改善改善伙食，这是不落在文字上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恩威并重”。

那么，作为政治系统动力总成的国家，究竟是怎样“通过一整套复杂的权力运作机制来确保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转”的呢？换一句话说，国家通过怎样的机制让下一级权力保持对上一级权力的忠诚的呢？

3

我将其归纳为三类：组织人事任命机制、社会特权保障机制和物质精神利益分配机制。我们分开了一项一项说。

组织人事任命机制——权力对权力的筛选机制。

权力性质是由权力的来源决定的。民主国家政府官员的权力经由人民选举产生，这种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同意”或者说“授予”，从结构上来说它们是平行的，这种机制用以保证权力对人民的忠诚；而非民主国家政府官员的权力都不是经过民主选举程序产生的，它来源于更高一级的权力，即上一级对下一级的任命，在结构上它们是垂直的，这种机制用以保证权力对权力的忠诚。

两者之间还有其它的分别，譬如前者必须接受民意的检阅，如果违拗了民意，权力顷刻间就会消解，民意将重新塑造权力；后者则不然，民意在任何时候都将其莫可奈何，人民既不能罢免亦不能推选官员，一切都取决于权力对权力的认可或者否定。

我们这个世界很多事情都是在类似情境下发生的。有官员之所以敢于指着民众说“你们是个屁！”就是因为民众在他的权力来源中仅仅是个“屁”，不具备任何价值；还有官员指着记者说“你们究竟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其实这位官员有心无心说出了真相：“党”是权力的来源，后者则是权力的对象，两者的确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撞死人的孩子在被人追询的时候本能地叫喊：“我爸是李刚！”就是因为“李刚”是人民意志以外的某种强固存在，它在某些时候是能够对“屁民”产生震慑作用的，孩子的本能并没有错。

在一个庞大的政治系统中，组织人事任命制是骨骼，是支撑，甚至可以说是执政集团的根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被触动的，没有这个根基，一切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这也是“绝不”的最根本缘由。

社会特权保障机制——权力对权力的关照机制。

有研究表明，几乎与1949年建国历程同步，中国就明确规定了各级官员的社会特权，这些特权几乎包罗万象，住房、汽车、旅行、保姆、食品供应、子女教育等都纳入到了特权分配范畴。1978年以后，由于改革开放从来没有认真触及到政治体制，因此，官僚们的种种旧有的社会特权非但没有被取消（“三公”消费已经达到一万亿！），反而在官僚们的努力下，非常规地膨胀和发展了起来，演变为赤裸裸的权力掠夺——为节省篇幅，我不作例举了。

我们在这里要问：就连街上溜达的狗都知道官僚特权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严重销蚀，那么，稳固而强大的政治系统为什么始终不愿意触及这个东西，对它竟然就容忍了呢？原因很简单，仍旧出于我们前面说到的“权力对权力的忠诚”的谋求。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如果中国认认真真反腐败，将会出现“十个衙门九个空”的局面，再也没有人劳心费力地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率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了……细想一下，还真的有道理——父亲知道儿子混帐的可以，可你又能怎么办？用棍子把狗日的全部敲死？肯定是不行啊！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把天折腾塌就可以了。

这就和治理一个单位一样，水至清则无鱼，总得有人愿意跟着你做事啊！你总得关照一下为你做事的人啊！社会特权就是这样被保留下来的，权力者进一步的权力掠夺就是这样膨胀和发展起来的。

在一个庞大的政治系统中，社会特权是国家向各级权力者输送动能的血液循环系统，对这个系统的任何阻碍都会导致淤塞和坏死，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它也是不会被触动的，这就是为什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公车改革”和“官员财产公示”历经二十多年而无果的最根本原因，这也是无知官员敢于公开叫嚣“老百姓为什么不公布自己的财产？！”的最根本原因。

物质精神利益分配机制——权力对权力的激励机制

我原本想把这一项也归到上一项，即“社会特权保障机制——权力对权力的关照机制”中去，细想一下，又觉得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分别，不混淆为好。

春秋前期著名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驱管仲（前716年—前645年）有言：“利出于一孔，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意思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以政治、经济和法律的手段，控制一切利益攫取通道，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人们若想图谋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匍匐在国家面前，这样，国家或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

两千多年来，管仲思想历来为专制君主所信奉，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黄金法则，100年前的辛亥革命虽然将其撞击了一下，却没有完全摧毁，随着1949年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它再次得到滋润，变得愈加坚固，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回报，国家大面积收获了权力对权力的忠诚。

这种机制，简单说来就是“忠诚者上”——国家通过对官员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垄断和分配，达到控制其思想和行为的目的。这种机制往往体现为对官位的调整而非物质层面的激励，即把对国家权力的忠诚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你做得好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权力，所谓“忠诚者上”也！

我把这种机制视为帝国的密码，它是帝国政治系统保持自下而上政治意志统一的极为重要的手段。

当人民意志在政治系统运作中丧失意义的时候，权力意志就会成为唯一的意志，也会成为系统运转的唯一动能。在一定意义上，中央政府意志在基层的无阻碍贯通，中国各级政府的GDP冲力，大而无当的形象化工程，实际上是下级权力对上级权力的厚颜无耻的谄媚，是权力进一步谋求权力的一种独特方式，与对社会民生的真实关注往往隔着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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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述三种机制作为保证，权威主义国家的中央政府必然是强大的，不想强大都不行，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三种机制足以构筑世界上最强固的中央政府堡垒。现在再来看福山“中国中央政府过于软弱”之说，就变得让人疑惑起来了。

我们从另一个方向进行思考。

如此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着眼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其他（例如某高级官员对国家核心利益表述中的第一条：保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完全可以用三种机制中的任何一种来清除或约束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和不称职，把他们变为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权力服务的队伍。然而，投鼠忌器啊！我们看到的的确是福山说的那种“软弱”——我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一个连每年一万多亿元“三公消费”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国家，一个连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实行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都无法实行的国家，一个不断反腐败，腐败却愈加猖獗，某些基层政权甚至发展到权力黑化了的国家……你让我们怎么说呢？请允许我们弱弱地问一句：足以构筑世界上最强固的中央政府堡垒的三种机制，为什么这时候就失灵了呢？究竟为什么呢？

我们还是说那个家庭。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家长很权威，非常有效地支配着家庭的一切，几个混蛋儿子到外面胡打混闹，弄了个乌烟瘴气，四邻不安，你能说是因为家长“过于软弱”造成的吗？你不能这样说。如果我是受害的邻居，我宁愿相信是家长过于强大造成的——当你能够毫无阻碍地运用组织人事任命机制、社会特权保障机制和物质精神利益分配机制来掌控家庭的时候，家庭成员的任何作为都只能因为你为这个家庭制定的规制而产生，你作为家长是不能逃避对混蛋儿子所做所为应当承担的责任的，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能。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既然你比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特色，很少有人能够像你那样通过独特的组织人事任命权、社会特权保障权和物质精神利益分配权严密掌控社会，我们也就有理由认为你应当能够管教好自己的儿子，那毕竟是你的儿子。

我们把问题再重复一遍：为什么家长非但没有把自己的儿子管教好，那些混账东西反而愈加刁蛮起来了呢？到了今日，他们为什么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规模强占土地、肆无忌惮拆毁民房呢？他们为什么竟敢把保护土地和房子的人民用拖拉机和汽车碾死呢？他们为什么竟敢丧心病狂地在日记里发誓要搞多少个妇女呢？他们为什么竟敢对柔弱的人民嚣叫“你们是个屁”呢？

这里显然还有另外的缘由。

我们十分幸运，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之中——致密而精良的国家机器可以干预每一则新闻、每一本书、每一部电影、每一出戏剧、每一场音乐会、每一台晚会，乃至于每一张报纸的标题和版式、每一部电影的台词和表演……是否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不是弘扬了社会主义主旋律，是不是反映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性成就。

在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国家，中央政府的这种“干预”好还是不好？我们不做议论，但是有一点必须正视，正是这种由上至下的全面干预，酿成了一种畸形的政治氛围：凡是说明这个社会还存在某种弊端的现象，都被解释为是遮挡“光明面”的“阴暗面”，而“阴暗面”是不符合国家意识形态要求的，是国家意志明确禁止传扬的。

就好比家庭中的大儿子偷鸡摸狗，仅仅因为害怕家丑外扬，就把他掩藏了起来，不让家里人说，更不允许外人说，大儿子平安无事，其结果如何呢？大儿子于是就想：“嘿！不错！真他妈不错！”第二天晚上就翻过邻居家的院墙，偷人家的驴去了。

腐败之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实在是与这种机理有关。这就是说，国家机器在向下游传导动能的过程中，善的动能被机制障碍耗损了，恶的动能却被无限制增强，这是所有非民主的政治系统无法摆脱的宿命，它甚至不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善良愿望。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历史中看到类似的影像。

没有任何人比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更爱他的国家，这位出身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敲诈勒索的皇帝早在参加起义队伍时就发誓：一定要杀尽天下所有的贪官。登基之后，朱元璋反思：“朕从前为布衣时，曾见地方官员出身于儒士者，大多迂腐无能，荒废政事；出身于吏员者，大多枉法贪奸，蠹政害民，致使君德不能下达，政事愈加败坏。”果真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意志不可谓不坚决，手段不可谓不严厉——他创造了著名的“剥皮实草”的刑法，每一个府、州、县都专门设立“皮场庙”，一旦抓到贪官就拉到这里活生生把皮剥掉，然后用稻草和石灰填充皮囊，做成“标本”，放在贪官继任者的公堂上，用以警示官员必须“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否则就将如何。据说朱元璋还另外制定了凌迟、枭首、诛族以及黥刺、剕、劓、阉割、挑膝盖等残酷的刑罚手段。

然而结果怎样了呢？尽管史书说在朱元璋治下“吏治为之一清”，但是，混蛋儿子仍旧混蛋，到最后就连朱元璋本人也不得不慨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君临天下的皇帝完全出于好心，意志坚决，在根本制度没有改变之前，也无法消除官员腐败。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这架制作精良的国家机器事实上出现了“空转”， 它在传送动力的过程中，积极的动能被耗损，消极的动能被加强，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在这个过程中，既没有你，又没有我，更没有他，有的只是权力，是权力拼命维护的那个根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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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制度”是什么制度呢？

就是人民意志缺位的制度，就是权力来源于权力的制度，就是权力只对权力负责的制度。

所有问题都出在这里。

2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