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宪政和“七不讲”所掀起的浪潮刚刚平息下来，又出现了反公民社会的喧嚣。年初的南周、春秋事件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博弈，一波又一波，正在勾画着2013年的独特图景。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近日发表宏文，论证人民社会优于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正是“七不讲”的内容之一。这就再一次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七不讲”上来，原来，“七不讲”不是绝对不许讲，而是不许正面肯定，从批判、否定的角度来讲还是可以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本来就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惯技，不足为奇。胡鞍钢提出人民社会，认为它是实现中国梦的社会基础和强大动力，把它吹嘘为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是为了批判、否定公民社会，为不讲公民社会制造理论依据。但这样一来，却给我们提供了讲一讲公民社会的理由，这对于剖析人民社会的内涵特征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同所有反宪政反普世价值的论者把宪政、普世价值归结为西方产品一样，胡鞍钢也把公民社会归结为“西方的公民社会”。但这又怎么样？一百多年来，我们的先辈，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发奋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甚至不惜为此而抛头颅洒热血。近现代的社会进步，都是同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分不开的。建设公民社会，正是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一个具体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都把全体社会成员定义为“公民”。在宪法里专门列有一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相对于此前的一些宪法只提“人民”和“国民”，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八二宪法”第三十三条：“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由这些平等的公民组成的社会，当然就是公民社会。1954年、1975年、1978年的三个宪法都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列为第三章，1982年的宪法却把它提到“国家机关”一章的前面，成为继“总纲”之后的第二章，并且增加了关于权利和义务的条文。这说明当年的宪法修订者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对公民问题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落实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就是建设公民社会。胡鞍钢否定公民社会，是对宪法的公然挑战。
根据宪法的规定，我们现在的社会应该就是公民社会，但由于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大都没有落实，公民无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因而目前实际上还不具备作为一个公民社会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所提出的许多政治要求，如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等，无不包含落实公民权利这个重要内容。落实公民权利，建设公民社会，是所有公民的强烈愿望。
公民这个概念，体现着社会成员的公共性、社会性和平等性。每个公民都承受着社会共同体所赋予的权利，同时也担负着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在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里，每个公民都能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能身体力行，切实维护自己的权利，恪尽自己的义务，同时也尊重他人的权利和义务。遗憾的是，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是由于专制主义的酷烈统治，剥夺了公民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是由于民间普遍缺乏公民意识，缺乏争取并维护公民权利的自觉和勇气。这就造成了虽有宪法公民之名、却无公民社会之实的落差，扭曲了社会的发展。
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建设公民社会，首先而重要的是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自由出版物和独立的社会团体，是公民社会的两大支柱，也是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场所，繁荣文化、孕育创造精神的广阔园地，更是监督政治权力和市场运行的强大力量。所以，落实宪法规定的出版和结社的自由，是建设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出发点，也是改革政治体制、推行宪政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蒋经国就是通过开放报禁、党禁，启动了台湾的民主进程。这个经验是很值得注意的。
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实现出版、结社等自由，建设公民社会，必然会削弱权贵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因为公民权利的实现，将会抑制滥用权力、权钱交易等不法勾当，断绝他们升官发财的捷径。所以他们不断利用手中的权力，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反对宪政民主，反对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提出“七不讲”，就是他们企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拙劣伎俩，胡鞍钢提出人民社会、反对公民社会，正是为适应这个需要而作出的小动作。
胡鞍钢论证人民社会优于公民社会，却没有对人民的涵义作出说明。人民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在人们通常的观念里，似乎所有公民都是人民，实际却不然。根据毛泽东所作的经典式定义，人民是和反动派（或谓敌人）相对立的广大人群。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呢？毛泽东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后来简约为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这样，毛泽东就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为两大类，一部分是人民，另一部分是敌人。“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可是，“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和可以量化的尺度，谁是人民，谁是敌人，一概由掌权者裁定。因此，关于人民和敌人的划分，也就成了专制暴君巩固独裁统治的重要手段。在毛泽东统治的岁月里，被认为是敌人的，先有所谓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反右派运动之后加上右派分子，成为“黑五类”。文革时再增加叛徒、特务、走资派，连刘少奇、彭德怀这样的元老都被打成敌人。后来有些地方甚至把知识分子也划进敌人一类，构成“黑九类”。以致有所谓“老九不能走”的传言。
毛泽东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一个关于敌人的控制数字——5%，而各级各部门的运动领导者为了表功，往往还超过这个百分比。几次运动下来，被作为打击对象而沦为“敌人”的公民数以千万计，他们及其家属子女在社会上备受凌辱，在就业、看病、上学、参军、婚姻等问题上，都遭到歧视排挤，享受不到同人民平等的待遇。
被列为敌人的贱民的存在，既铲除了有可能威胁专制统治的社会力量，也震慑了广大人民，这就是毛泽东巩固独裁统治的奥秘所在。文革结束后，胡耀邦以大无畏的气魄平反冤假错案，铲平了人为的阶级壁垒。有人说是“毛泽东把人变成鬼，胡耀邦把鬼变成人”。在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政的十年里，已经填平了社会分裂的鸿沟，没有人民和敌人的分野。可惜，毛虽归天，遗风犹存。“八九六四”后，许多权力机关又利用专政利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使社会上出现新的贱民阶级，加上权贵、豪强两大剥削阶级的强势日炽，人民已经陷于严重的对立状态。近几年在维稳的口号下，厉行专政，更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在贵者富者强者同贱者贫者弱者之间，矛盾日深，冲突不断。许多忧国忧民、关切社会前途的仁人志士被视为敌对势力而遭到监控、跟踪、拘捕、判刑，一年前有人甚至提出“新黑五类”，把维权律师、家庭教会、异见人士、网络精英、弱势群体五类公民，说成是被美国利用来阻止中国崛起的敌对势力。这可以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活学活用。胡鞍钢提出人民社会，大概也是继承毛泽东思想并且有所创新吧。
胡鞍钢自诩人民社会是中国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他的大作里，大谈人民社会的优越性，但在他那些洋洋洒洒的宏文里，我却发现不了任何创新的痕迹。他只是梦呓式地列出许多口号，作为人民社会的特征，如人民当家作主，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首要任务是改善民生，治理方式是群众路线，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更加安全安定，传承文化不断创新，等等。这些空洞虚浮、华而不实的高调，恰恰反映了作者对人民社会缺乏理论自信。在他的描述里，我们现在就是理想的人民社会，远比公民社会优越。看来他只不过是为“七不讲”里的不讲公民社会提供理论依据，而“七不讲”本身就是无理可讲的，要把无理说成有理，真难为胡鞍钢了。
2013年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