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拥有海面和海底，因而它成为人类灵魂的最佳隐喻。当它被搅动之际，隐藏在海底的黑暗将涌上海面。

——《安提戈涅》

人们在谈起西方历史和文化传统时，总是想到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和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的雅典，因为伟大的西方现代文明正是从那里孕育出来的。古希腊人对权力（利）、法律和正义的理解，对民主制度的实践，至今仍然深刻地启迪着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人们。

古希腊，让我们惊叹，令我们着迷，也促使我们思考。

辉煌的戏剧艺术是古希腊文明的杰出代表。欧洲最早有关剧场的确实资料，以及世界上最早的伟大剧本，都来自古希腊。早在2400多年前，为了感谢伟大的酒神狄奥尼索斯，那里的戏剧表演活动就十分盛行。为了尽量方便公民观看戏剧演出，在狄神节期间，政府机关放假，商店停止营业，甚至连囚犯也获得假释。雅典城邦鼓励公民观剧，只收取低廉的入场费，还动用财政资金，设立专项基金，人们可申请观剧补助。政府还给剧作家支付薪水、演出的服装和排练场地。

雅典歌剧一般在雅典卫城山麓下的那座著名的“狄奥尼索斯”大剧场上演，这座以酒神的名字命名的剧场像一把巨大的折扇，沿着围成的山势展开。高达20层的观众席顶上连着一片环状的丛林，这丛林一直延伸到一座巨大的峭壁，百尺峭壁之上，就是气势高贵的巴特农神庙。聪明的雅典人把石块嵌进山坡地上，就成了运动场般的观众区（theatron）。观众区呈半圆形，可容纳14000人。观众席前面，像一个巨大的圆形被切掉四分之一的平地当时称为舞蹈场（orchestra），即舞台。雅典建筑师设计的这座舞台相当讲究，音效优异绝伦，就是放在今天也不算过时。据说如果有人在舞池中央划根火柴，在观众区顶端的人可以清楚听见；随便往地上扔一枚硬币，坐在最后一排的观众也能清楚地听到硬币落地清脆的声音。即使观众在万数以上，演员不必藉助任何扩音器具，就可将声音传入所观众的耳膜。

古希腊戏剧的杰出代表作集中于它的悲剧创作。公元前四世纪时的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经由狄神颂的引导者发展而出的。古希腊伟大的戏剧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是同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并称的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他一生写了130部悲剧，留传至今的完整剧本只有七部。他的《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可以称得上古希腊悲剧中的代表作。据专家介绍说，索福克勒斯着重写“人”，而不是“神”。他的作品结构复杂，严密又和谐，情节发展扣人心弦。他是个语言大师，剧本中有许多名言警句和精彩对白，例如：“真实的话永远是最好的”；又如“暴君所生的一族人却爱卑鄙的利益。” 他曾被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称为“悲剧界的荷马”。

索福克勒斯在他的著名悲剧《安提戈涅》（Antigone）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流亡者波吕涅刻斯为了抢夺哥哥忒拜王的王位，率外邦军队前来攻打自己的祖国忒拜城。两军交战时两兄弟自相残杀而死，他们的舅父克端翁被长老们推为新国王。克端翁王指责波吕涅刻斯“想要放火把他祖先的都城和本族的神殿烧个精光，想要喝他族人的血，使剩下的人成为奴隶。这家伙，我已向全体市民宣布，不许人埋葬，也不许人哀悼, 比他的尸体暴露，给鸟和狗吞食，让大家看见他被作践得血肉模糊！这就是我的魄力！”“谁要是违反禁令，谁就会在大街上被群众用石头砸死。” 这时候，有一位美丽的少女——波吕涅刻斯的妹妹安提戈涅，勇敢地站出来埋葬了她的哥哥，并因此而获罪而死。

古希腊人认为，在人间的法律之上，还有天条（神律），神律才是真正至高无上的。他们把埋葬死者视为神圣的义务，特别是死者亲人的义务。死者得不到埋葬，便不能渡过冥间，前往冥土，就无法得到下界鬼魂的尊敬。在这里，埋葬死者就是神圣的天条（神律）。

在这部剧中，安提戈涅一出场就面临着生死抉择：是遵守人间的国王的命令，还是信守神律？遵守国王命令是生，信守神律，等待着她的将是死亡。为了遵守神律，安提戈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之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维护天条的神圣地位。剧中当她决定冒死出去埋葬她的哥哥时，曾经和她的小妹伊斯墨涅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伊斯墨涅：“你真的要去埋葬我们的哥哥吗？”

安提戈涅：“我要对哥哥尽我的义务，也是替你尽你的义务，我不愿意让人们看到我背弃我的哥哥。”

伊斯墨涅：“可是克端翁的禁令已经颁布了啊！”

安提戈涅：“他没有权利阻止我埋葬我的亲人。”

伊斯墨涅：“姐姐啊，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如果我们触犯法律，违抗国王的命令，就将被人们乱石砸死，会死得比哥哥更凄惨。我们处在强权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甚至更严厉的命令。因此我祈求鬼神原谅我，既然受压迫，我只好服从当权的人。”

安提戈涅：“我不求你也这样做，你打算做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吧，我却要去埋葬哥哥。我遵守神圣的天条而赴死，我将同我们亲爱的哥哥在一起，亲爱的人陪伴着亲爱的人，我将永远躺在那里。至于你，只要你愿意，你就藐视天神，藐视天条吧。”

伊斯墨涅：“我并不藐视天条，只是没有力量和城邦对抗。”

安提戈涅：“你可以这样推托。不说了，我现在要去埋葬我最亲爱的哥哥！”

于是，安提戈涅从人群中站出来了。她拨开众士兵的阻拦，来到兄长遗体前，跪在哥哥身边，抚摸着他，无助地哭泣着，“她大声哭喊，像鸟儿看见窝儿空了，雏儿丢了，在悲痛中发出尖锐声音。她也是这样：她看见尸体露了出来，就放声大哭，对那些拂去沙子的人发出凶恶的诅咒，她立即捧了些干沙，高高举起一只精制的铜壶，奠了三次酒水敬礼死者。”

就这样，安提戈涅在众目睽睽之下，按照古老的习俗，祭奠和安葬了她的哥哥。可以想见，这部剧作演到这一幕时会是多么凄惨！会有多少人一掬同情的泪水！

看守尸体的士兵们可能也对国王的命令心怀不满，没有人认真地阻止安提格涅这样做，也没有按照国王指令乱石砸死她，只是职责所在，拘捕了小姑娘，把她带到国王的面前。

安提戈涅胆敢藐视人间的法令，“以身试法”，克端翁王自然非常愤怒。剧本是这样描写的：

克瑞翁低头望转她，问：“承认不承认这件事是你做的？”

安提戈涅：“我承认是我做的，并不否认。”

克瑞翁：“你知道有禁葬的命令吗?”

安提戈涅：“当然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这是公布了的。”

克瑞翁：“你敢违背我的法令吗？”

安提戈涅：“我敢！我敢！宙斯从没有宣布过这样的法律，正义之神也没有制定这样的法令让人们遵守，一个凡人的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律条吗？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是永久的！我不会因为害伯别人而违背天条，以致在神面前受到惩罚。我知道我会死的，我遭遇这命运并不感到痛苦，但是，如果哥哥死后得不到埋葬，我却会痛苦到极点！”

她大声讥问克瑞翁王：“你说的话也算是法律吗？”

我相信每当戏剧表演至此处，古希腊的观众都会满含热泪，激动非常，掌声如潮。

以后的剧情是这样的：安提戈涅被暴怒的国王囚于石窟。在“忒拜城的先知”忒瑞西阿斯和由忒拜城长老十五人组成的“歌队”的劝说之下，克端翁王终于觉醒，决定“先葬尸体，后赦死囚”。可惜悲剧已经发生，安提戈涅“站在祭坛前面，用锋利的祭刀自杀”，克端翁追悔莫及，这位终于良心发现的君主不得不懊悔而孤独地活在世上……。

这部希腊悲剧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通篇渗透着对情理与法理、治权与民意的思考，深刻隽永，耐人寻味。安提戈涅的悲剧性在于她敢于藐视非法、挑战权威的那种悲壮和惨烈。她留给世人一个没有定论的悬案（应当说，伟大的作品大都没有定论，而是力求留给人们以思考的空间）：法律是什么？当法律涉及到人的基本权利时，当法律城邦的律令或统治者的意志与当世所公认的“神律”之间发生冲突时，当人们面对着服从“神律”还是服从现存的律令的两难选择时，正义站在哪一边？

安提戈涅给出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人间的法律必须符合“神律”，而神律不过就是天性和公理。她把国王的法令与“神律”、“天理良心”区别开来，告诉人们，国王制定的法律如果违反天性和公理，它就是恶法，甚至连恶法都算不上，而伤天害理的恶法人民没有必要去服从。在安提戈涅看来，死，已经是对人的最大的惩罚。克瑞翁让波吕涅刻斯暴尸荒野，不许收尸，就是违反了神律，也就是违反了人们公认的“天理良心”。人纵有千般恶、万般罪，只要罪不当死，剥夺其生命就是不正义的，即使你说的天花乱坠也是不正义的。而任意侵犯人的尊严，包括人死后遗体的尊严，哪怕此人是罪大恶极的囚犯，也是不正义的。不正义的恶法人民是可以不服从的。这就在统治者的法令之上放上了一个比他更高的神律，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放上了一个第三者，一个无所不能的统治者也不得不顾忌的天条。这就是古希腊的自然法精神，也是西方法学和政治学中所一再阐述的公民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利：“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

古希腊的自然法精神只出现于西方社会，它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这种精神在西方也是源源不断地流动着的、承袭着的。中世纪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纳就在他的著作里深刻地阐述了“安提戈涅式的”神法高于实在法、对世俗权力加以强有力制约的思想。他指出，人民有反抗政府的权利，政府的权力或统治者的权力在获得的过程中不能有瑕疵。正如要惩罚伪造货币的罪犯一样，也要惩罚那些通过不正当途径或的权力的人。对于这种人，人民有权不服从他，甚至可以反抗他、推翻他！

每当我读到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时，内心深处不由得为之颤动！

在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心目中，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法，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百姓”必须无条件服从（在中国，只有缺乏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的百姓，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统治者始终掌握着对百姓的生杀予夺之权。皇帝是“天子”，他的命令代表着“天意”，所有的人都必须无条件地跪倒在皇权的脚下。皇权代表着一切，包括每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没有谁敢去怀疑这一点，天经地义；更没有谁敢去违抗最高政治权力下达的命令，违抗的下场谁人不知？中国历来是“人治”的文化传统，从来没有 “法治”和“法制”之区别，虽然也出现过老子的“天道”说和“无为而治”思想，出现过孟子宣扬的“天听自我民听、君视自我民视”、“民贵君轻”等儒家的“仁政”思想，但整体给人感觉仍然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式的规劝，是一种体制内的忠告，甚至是一种书生式的哀求。这种体制内的学说对于皇权专制制度的恶性发展毫无约束性的力量，人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仁君”和“清官”上。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样的文化存在着先天性的缺陷，这样的制度毫无前途。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安提戈涅》的故事发生在中国，或者由中国的作家来写，那会是什么样子？将《安提戈涅》与中国古典戏剧《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对照着读一读，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

就是在2000年后的今天，如果现存的法律不能保障人民的权利，甚至肆意剥夺人民的权利，我们能不遵守这样的法律，不把它作为正义的标准、合法性的来源吗？我们能像安提戈涅那样指着统治者的鼻子质问他们：“你说的话也能算是法律吗？”我们敢吗？

安提格涅慨然赴死，早就远离我们而去了，但“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恶法非法”、“公民不服从”的观念却在希腊人、罗马人和所有欧洲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反抗王权专制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孕育出现代法学、政治学，孕育出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宪政制度。

如果我有一天去雅典，我不会急着去拜神圣的巴特农神庙，也不会先去游逛繁华漂亮的街市，我将首先来到著名的狄奥尼索斯大剧场。我相信，此刻，我正站在一个人类最古老的民主、法治思想的摇篮中。

我将站在剧场的中央仔细聆听，一定还能听到安提戈涅的那一声慷慨激昂的千古天问：

“你说的话也能算是法律吗？”

说明：本文的主要参考文献是《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罗念生根据希腊文译出。本人对原译文不满意，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按照当代人的阅读习惯重新作了编写。本文还参考了余定宇先生的著作：《寻找法律的印迹》，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