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包车，这是上海的叫法，北京则叫洋车，或者东洋车。的确，它是从日本来的舶来品。最初，是铁皮包的轮子，对石板路面破坏太大，后来改成贴胶皮，细细的钢丝车轮，装上轴承，拉起来，相当轻便。所以，北京人也叫它为胶皮，拉洋车，也叫拉胶皮。在西方国家，人力较为稀缺，所以，作为城市交通工具，无论如何黄包车都成不了气候，不是马车时代，就是汽车时代。但是，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尽管四轮马车引进了，汽车也来了，但黄包车却依然我故，一直到1949年，北京上海天津，黄包车夫照样满世界走。伸手叫黄包车，就跟今天打的似的，游客和市民出行，还真得靠他们。

拉车的人，如果车是自己的，而且有点闲钱，把车收拾的不错，在平地上，拉起来跑得飞快，路又熟，活多一点，生活肯定过得去。好些人，隔三差五，还能就着羊头肉，喝上小酒，改善一下生活。北京过去小饭店，有大酒缸这样一种，当年就是车夫们常来的去处。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里的祥子，就是一直做梦想过这样的日子。其实，如果一个壮汉子没有祥子那样的晦气，在北京过上这样的日子，也不是很难。但是，如果车是车行的，每月得交租钱，那日子就难过多了。如果年轻时还没有攒下钱，买辆自己的车，等到人老了，跑不动了，那就惨了。

拉车的人中，日子最舒服的，当属拉包月的。当年的北京，好多教授，都有自己的包车，有的还不止一辆。根据车主的身价，车也各不相同。以车灯为例，有的人的车只有一盏灯，人称犬字车，有两盏灯的，则是哭字车，最阔的，安了四盏灯，人称器字车。拉包车的车夫，收入不菲，而且不怎么累，也不用太操心等活儿。无非就是接送一下主人，或者主人的家眷和孩子。他们跟主人的关系，有点类似家仆，关系相当固定，对主人也相当的忠心，轻易不会易主的。当年辜鸿铭留辫子，车夫也是辫子党，只是辫子要比主人的粗大的多，拉着主人跑起来，前面一根大辫子晃来晃去，后面一根小辫子，也晃来晃去。而钱玄同的车夫，则是一个前义和团的大师兄，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信主了，人相当踏实。只有周作人的车夫不大老实，替主人买面粉，人家一元一袋，他要两元，自己昧下一元。不过，即使周作人知道了，也没有辞退他。

当然，黄包车这行，最牛的还是车行的老板。《骆驼祥子》里的刘四，只是一个小车行的老板，大的老板，手眼通天。像上海的顾竹轩，顾老大，上海十万车夫，都听他的。因为上海拉车的多半都是苏北人，所以，都属于苏北帮，顾竹轩，就是大帮主。上海的青帮大亨，无论黄金荣、杜月笙还是张啸林，都得给他面子。他一声令下，全上海的黄包车，能都不动了，交通近乎瘫痪。

在过去，人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意思拉车这行的人，没几个好人。但是，总的看来，那个时代的车夫，职业道德还是蛮不错的。碰上外地人，绕远多拉点路，好多弄几文的，也许是有的，但谋财害命的，还真是罕见。其实，即使多绕远的，也属于少数。听老辈人讲，那时候到北京上海，很少担心黄包车夫坑人。拉上你，帮你找地方，找人，非常热心，省下你很多功夫。

黄包车夫，也是城市知识分子同情心最大的释放对象。五四前后，提倡劳工神圣，民粹流行。好多知识分子都选择把情感投放到车夫身上。鲁迅不过是虚构过《一件小事》中的高大车夫形象，而其他人更过分，有的人干脆不坐车了，不忍心让车夫劳累。有的则要求自己拉车，让车夫坐，车钱照付，吓得车夫直求饶，以为碰上了精神病。

黄包车和车夫，在今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在我们小的时候，还能听见做过这行的老人，说起陈年往事，已经恍若白头宫女，闲话玄宗。今天，则这样的老人，也成了凤毛麟角。历史，在一个转型的关口，选择了黄包车和车夫，作为城市的交通工具，昭示了中国的城市化自身的特色。当年，正是这个需要人力的行业，给了成千上万进城的农民，一个最合适的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