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邓命题作文，要我谈“知识生产机器”，委实是强人所为。当下，笔者所服务的高等教育界，满眼看去，净是些制造垃圾的机器和这些机器造出来的垃圾，久而久之，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不仅鼻子都习惯了，连眼睛都麻木了。

眼下，人文社会科学学界有“三多”，文章多，专著多，课题多，老师、学生，海龟和土鳖，大家一起忙活，一眼望去，真是郁郁葱葱，繁荣得紧。不过，这个景象，就跟阎锡山时代，山西的某知县，为了应付老阎的绿化工作检查，满山插树枝一样，当时看着养眼，过后就都被老百姓拣去当柴烧了，不，确切地说，我们这些成果是要被收废品的拣去送到造纸厂化纸浆的，比插的树枝本钱更大，利用价值也稍高一点。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没有人特意制造垃圾的，垃圾实际上是生活和生产的特殊排泄物。如果有人故意制造垃圾的话，那么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他的动机是什么？是谁在后面提供给这种机器做这种无用之物的动力。显然，除了极个别特别自恋的人之外，绝大多数学术垃圾的制造者其实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大家知道了还要埋头从事这种“中国制造”，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的提倡甚至要求。

我们的高等院校，几乎所有的评估指标，都跟所谓的科研成果挂钩。尽管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据说已经是海归当家，但所拿出来的评估体系，却基本上是自说自话的封闭体系，科研成果只看数量不看质量，而且基本上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只要有了数量，那么学校就可以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各种好处，不仅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等等标志学校“档次”的东西，需要科研成果数量来支撑，还有一些由我们的学官们自己炮制出来的名堂，什么重点学科啦，学科研究基地啦，精品课程啦等等，评上评下，除了必要的“攻关”之外，也主要看学校的成果数量。各个高校对教师制订各种考核指标，甚至逼着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大搞土法练钢，小土群遍地开花，主要就是为了拼数量。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大家看重数量，可能是由于学术成果的质量不好评定。不过，我们的学官们对数量的偏好，其实一点都不是由于学术成果质量评估的困难。从根上说，是他们对学术垃圾情有独衷。不信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尤其是重大课题，那些在211换985工程名下动辄资金上百万的课题，有多少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有多少是大而空的无病呻吟。不是“世界”就是“全球”，非“战略”即“规划”。这些东西当然都是各个学校的教授和研究人员编出来的，但只有这样的东西，才入得了学官的法眼，否则，就通不过。

不明里就的人，乍一进中国的教育界，估计多半会疯掉，他怎么也不会明白，为什么一方面有那么多农村的儿童因贫困上不了学，儿童的义务教育还要依赖海内外的善款，一方面政府却大把大把地向高校撒钱，一个精品课，要给50万，一个人文课题上千万，上亿，甚至十数亿。而且做得都是无用功。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学界垃圾生产的动力源，就是有关的行政部门，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央政府手里的钱越多，这种动力就越是强大，目前，已经强大到了可以吞噬一切的地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功用是非常明确的。由于真理是已经给定的，所以大家能做的主要是介绍和阐释真理，可是给定的真理相当明晰，所以，介绍和阐释的工作量必然有限，所以实际上大家做的事情，主要是阐释和解释上面的方针政策，由于方针政策总是变，害得学者也只好跟着变来变去，很是影响形象。好在我们这个学界还有另外一项功能，那就是教化，这个功能很古老，自董仲舒时代就已经开始施展，但在新中国，已经古为今用，旧瓶装新酒了，为了这个功能，人文社会科学所有的学科，教材都是按照几个既定的真理式的口号编写的，一大批人类灵魂工程师，与其说是在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在灌输教条。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三项功能是做匕首和投枪，打击或者反击敌人。按道理说，匕首和投枪原是领袖对文艺的要求，可是因为敌人比较狡猾，经常借学术和理论来攻击我们，如果一色用文艺来反击，不符合兵来将挡，水来土囤的原则，所以，学界有用武之地了。笔者曾经混迹于近代史学界，为了饭碗计，弄过一段义和团研究。当我回顾和爬梳建国以来的义和团研究论文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好长时间，我们的学者写文章的时候比较喜欢用的一个符号是惊叹号；比较喜欢用的一句话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比较喜欢攻击的一个对象是美国。由此悟到，原来我们的学者其实不是在做研究，而是在舞刀弄棒，或者是放土铳，既对着境外的反动势力，也对着身边的赫鲁晓夫，其实是自己不小心说错了话的同事。

当然，后来世界变了，中国也变了。意识形态的诚信不知怎么逐渐褪了色，人们再阐释真理或者解释政策的时候，在进行教化的时候，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饭碗，为了自家头上那教授的头衔，和这个头衔给他们带来的荣耀和光辉。至于匕首、投枪加土铳，就更是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了，因为大家都咸与维新，与时共进，对内对外都不搞运动了，自然带惊叹号的学术大批判就发动不起来了。当然，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也在变，不仅长官土鳖换海龟，而且思想之跃进，令人目不暇接。学官们手中有权，口袋里有钱，脚开始不着地，在现代化的大路上实行跨越式发展。最明显的是大家突然之间对“大”字感了兴趣（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很流行的舒马赫：《小是美好的》都忘了），竞相跳起了大字舞，在实行了大扩张、大升级之后，高校又实现了大合并，一个大城市，十几个高校合并在一起，大学生见面用不着问是哪个学校的，只问是哪个校区的就行了。当大字舞跳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候，我们发现，大课题，大项目连同大手笔出现了。风气所及，刚回国的海归们也迅速地被感染，跟着一起大吹肥皂泡，跳大字舞，一个豆腐块的介绍文章可以说成是专论，没有出版的论文可以吹成是专著，研究人员变成了研究员，会员变成了院士，甚至敢到人民大会堂开庆祝会（有了海归的加入，学界的舞姿果然更加优美，带了洋味了）。到了这个时候，愚钝如笔者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知识生产”的功能，悄悄地变了，从传统的阐释、教化和战斗，变成了制造热闹，而且是大热闹。

热闹不是胡闹，热闹对于当下的政治局面的确是有用的。热闹是用数字和一堆成果堆出来的，我们刻薄一点说人家是垃圾，但人家自己完全可以自我辩解说就科研成果。有数字有成果就意味着事业的繁荣。从小的方面说，数字出官，标志着学官的政绩，可以让他们在每年的总结上，洋洋洒洒地列出一大堆比去年，比上任更多的成就来，更可以让他们升官。从大的方面说，国家就需要繁荣，哪怕是虚假的繁荣，繁荣不仅可以证明现在就是盛世，而且可以对政治合法性有莫大的好处。正因为如此，所以不管对这种现代版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学者们有多少意见，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好官照做，跃进依旧。

不过，现实政治上的道理，尽管有理，也往往是短见的。1958年的全民的大跃进，其实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以粮为纲和以钢为钢，对于一个落后国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大错，快速地在中国建设一个人间的天堂，其实也是非常诱人的一件事情，况且，当年的亩产万斤和土法炼钢，都是得到大科学家证实的事情。可是，结果呢，却饿死了人。今天如果我们继续生产这些毫无知识增量、甚至根本不叫知识的科研成果，而且由国家机器倡导，加大投入诱导，最后，人是饿不死了，但饿死的是学术。

我所服务的单位，负责科研的领导是个很有学术信念的学者，但是不幸的是，按照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他每年要奖励的年轻人中，恰是那些根本不做学问的人，而真正埋下头来做学问的人，受得都是惩罚。他告诉我，每年的年终总结要发奖的时候，他都像吃了苍蝇式的。其实，这位仁兄的不快是小事，严重的是，如果这种局面还在继续下去，我担心我们这些所谓的学者最终都会变成苍蝇的，只有恶心别人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