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50年10月，中国派出大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抗美援朝以来，直到最近朝鲜军方扣押我国渔船和渔民16天，屈指一个甲子多了。回顾60多年来的中朝关系，不知别人如何，反正本人是五味杂陈，感慨万端，心里有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中国无负于朝鲜
据舒云《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中国外援往事》一文披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在战争中，中国军队共消耗各种物资560万吨，其中弹药一项即达25万吨，开支战费62亿元人民币。中国军队共战损坦克9辆、飞机231架、各种炮4 371门、各种枪87 559支（挺）。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昂贵的支出。”
至于抗美援朝的人员伤亡，据1988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统计，“中朝军队共歼敌109万余人（含朝鲜人民军独立作战歼敌13.6万余人），其中美军39万余人，韩军66万余人，其他仆从军2万余人。志愿军战斗伤亡36万，非战斗伤亡41万。朝鲜人民军作战伤亡26万人，中朝方面共损失100万。中国有14万英雄儿女长眠在异国他乡。”又说：“自1950年10月25日参战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共阵亡114 000余人，医院救治战斗和非战斗负伤的伤员383 000余人次，其中救治无效致死者21 600余人，去掉伤员因第二、第三次负伤而造成统计上的重复数字和救治无效死亡以及非战斗负伤者，故最后确定的战斗伤亡减员总数为366 000余人。除伤亡减员外，志愿军还有29 000余人失踪，失踪者中除在美方战俘营中的21
400余人外，尚有8 000余人下落不明，估计多已在战地或在被俘后死亡。如此可以确定，加上失踪，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计战斗损失390 000余人。”
舒云披露的仅是1950至1976年的数字，“文革”结束之后到现在给朝鲜援助的总体情况和具体数字不得而知，但从媒体上偶可见其点滴。如铁血网曾披露一个“中国每年援助朝鲜的钱和物资清单”，从大米、石油、水泥、原媒、机械、车辆到电脑、生猪、啤酒和食用油，应有尽有。而且说“上述皆是官方公布的民用物资援助，大量的军用物资援助更是无从得知，可以肯定不会比上面的少”。具体数字惊人，由于未经核实，就不引用了。
由此可见，为了援助朝鲜，中国作出了多么巨大的民族牺牲！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无负于朝鲜！
朝鲜对中国并不满意
如果没有中国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和几十年来从未间断的“输血”、“供氧”，金氏政权能否存在是很难说的。但是，朝鲜当局对中国并不满意，不仅不知恩图报，反而以怨报德，恩将仇报，时不时地给中国制造点尴尬和麻烦。
在这里，笔者不议论2000年北京申报奥运会导致落败的那一票，也不说网上风传的假币和毒品，更不说2013年4月20日，中国四川芦山发生7.0级地震后金正恩是否发了慰问电，单就近年来朝鲜方面枪杀我边民、扣押我渔船和渔民的事件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2010年6月《凤凰周刊》2010年18期 《凤凰周刊》 漆菲2010年6月4日凌晨，辽宁省丹东市居民在从事越境边贸活动时，遭朝鲜军方未经警告的射击，致3人死亡、1人受伤。6月7日，韩国KBS电视台最先报道朝鲜枪杀中国人事件，并立即引发日韩几乎所有主要媒体的关注。6月8日，中国外交部证实朝鲜士兵枪杀3名中国人的事件，并罕见地提出抗议。 “辽宁丹东四名居民，在本月4日凌晨，因涉嫌越境从事边境贸易活动，被北韩边防部队开枪射击，造成3死1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事发后，中方高度重视，立即向朝方进行严正交涉。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和处理过程中，相信有关部门会适时发布有关情况。”
枪击事件并非历年来中朝边境间的第一次开火，更非第一起造成中方人员（含大陆军人）死亡的惨案，但却是大陆官方媒体首度置于显要位置的报道。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称：“迄今为止，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各种民间死亡案件时，中国政府并没有公开证实，采取安静处理的方式。” “枪击属于自行的行为” 事件的最初报道是由从朝鲜逃到韩国的“脱北者”（偷逃出朝鲜的逃亡者）团体——朝鲜知识分子联盟发布的，韩国《朝鲜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崔有植告诉本刊记者：“因为事情发生在丹东，属于经贸交往比较热闹的地区，所以消息很容易传开。”
据其在丹东的朋友介绍，一般来说在中朝边境地区发生各种民间死亡案件时，中国政府从无公开证实，而是私下处理。据韩国KBS称，以丹东为据点的该走私团伙欲从朝鲜新义州走私铜。而自“天安舰事件”以来，朝鲜已经在中朝边境加强了警备。就这次朝鲜枪杀中国人的动机来说，崔有植认为可能由于朝鲜边境刚刚换防一批边防军，新兵不够了解情况，“看到陌生人闯入，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背后也许有别的原因，但我觉得朝鲜边防部队此次行为或许跟朝鲜中央政府没有联系，属于自行的行为。”
枪击事件发生后，大陆《环球时报》给出的朝鲜方面对枪杀中国人事件的解释是，因为“天安舰事件”朝鲜方面提高戒备，当时中国边民讲朝鲜语，又身穿迷彩服，朝鲜士兵有可能以为是韩国间谍，所以就开了枪。之后，中朝双方共同派出法医进行尸检，确定死因。朝鲜方面表示愿意慰问和抚恤死伤者家属，同时希望不要因为此事影响中朝关系。
中方提出交涉，要求朝方彻查事件，严惩肇事人员，并妥善处理善后。6月10日，朝边防部门表示，经初步调查此系一起偶发事件。朝方对事件造成中方人员死亡表示悲痛，对死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慰问，将严惩肇事者。朝边防部门将对事件做进一步调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对中方的表态，英国广播公司（BBC）称：“中国公开批评其邻国是极不寻常的。”美国《洛杉矶时报》引述朝鲜知识分子联盟主席Kim Heung Gwang的话说：“北京对朝鲜的公开抗议很罕见，通常都只是私下的道歉或赔款，而朝鲜一4日凌晨，辽宁省丹东市居民在从事越境边贸活动时，遭朝鲜军方未经警告的射击，致3人死亡、1人受伤。”
2012年5月8日，三艘中国渔船辽丹渔23979号、辽丹渔23528号、辽丹渔23536号在中国海域捕鱼时，被朝鲜人员控制，29名船员被扣留。对方提出120万元的赎金要求。后又将赎金提至二百七十万。船只被带往朝鲜海域后，对方逼着船长在朝鲜文字书写的文件上签字画押。
直到5月21日，我国被朝鲜扣押的渔船和船员才全部获释，返回大连正明寺渔港。
据辽丹渔23536号船长韩刚介绍，5月8日13时许，该船正在东经123°36′、北纬38°18′我国黄海59区海域进行捕捞作业，一条朝鲜快艇飞奔而来，全副武装的朝方军人上船后二话没说将所有船员打倒后，收缴了手机、对讲机、钱包等，并把船员拖入船头一个3平方米左右的杂物间。就是在这个狭小黑暗的空间里，船员们度过了漫长的13天。
当天夜里，3艘中方渔船被开到朝方海域的一个海岛码头停泊下来。第二天，朝方准备好一份文件，让船长韩刚在上面签字。当韩刚看清楚上面印有“中国渔船在朝方海域非法捕鱼、罚款40万元人民币”等字样时，申辩渔船上的GPS卫星定位系统显示的是中国海域，立即遭到一顿拳脚，在斥责和武力威逼下，韩刚不得不在那份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随后，朝方安排中方船员从渔船上卸载物资，包括网具、工具、箱包、柴油、社会物资等，只留下少量的大米和食用油。“卸货时，谁稍稍慢了点，就会挨打。”据测算，每艘船被强行卸载的物资多达30余万元，不包括各船的渔获。甚至连洗衣粉、洗涤净和船员们的换洗衣服都被洗劫一空。当天，朝方军人还安排船长用卫星电话与各自船主通话，要船主必须在两天内交付赎金40万元，
否则将渔船处理掉。5月20日晚上，朝方让韩刚在一张写满朝文的纸上签字后，释放了他们。
据《南方都市报》报导，2013年5月5日夜间，大连一艘编号为“辽普渔25222号”的渔船被朝鲜方面扣押，船上共有船员16人。该船主于学君称，朝方要求其支付60万元费用。朝鲜方面最后一次与于学君联系是在18日，给出的最后期限是5月19日中午12时。
事发后，船长于学君接到朝鲜方面的电话，于称对方使用的是卫星电话。对方给出的扣押理由是，“普渔25222号”渔船进入了朝方海域。但于学君并不认同，他认为，上述经纬度所处地点，应属于中方海域。同时，渔船夜间并未捕鱼。朝方扣押中方渔船并不合法。
于学君称，对方要求其联系丹东一家公司，并支付费用之后，就释放船只和船员。要求的费用是120万元，因于学君未答应，数字先降到80万元，后又降到60万元。这是于学君目前得到的最后的要求。
据悉， 5月21日，朝鲜无条件释放了该渔船，船上16人全部返航。“辽普渔25222号”渔船船长姚国治称，渔船被扣期间，朝方清除了部分行船记录并殴打了船长。
显而易见，朝鲜枪杀我边民、扣押我渔船、渔民勒索赎金的海盗行为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朝鲜对中国强烈不满的反映。
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不大
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一般都认为，几十年来，中国对朝鲜一以贯之地提供巨大的援助，中国对朝鲜一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每当朝鲜挑起事端时，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总是期望中国对朝鲜发挥“影响力”，促使朝鲜回到理性的、正常的轨道上来。
其实，这完全是错觉。中国对朝鲜没有多大的“影响力”，说白了就是，朝鲜历来都是我行我素，不太把中国的意见当作一回事。
比如，朝鲜分别在1998年8月和2009年4月发射过“光明星1号”人造卫星与“光明星2号”实验通讯卫星。2012年12月，朝鲜宣布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迎接金日成诞辰100周年。朝鲜西海卫星发射场总负责人张明进说，“光明星3号”进入轨道后将播放《金日成将军之歌》和《金正日将军之歌》。
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特别是美日韩反应强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纽兰9日声言，朝鲜发射卫星违反其过去的承诺，将对地区安全带来威胁，被美国视为“挑衅行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赖斯也表示，如果朝鲜“强行发射”卫星，安理会将紧急磋商予以应对。与此同时，在美国海军基地待命的美军宙斯盾舰也已离港，将在东海与日本部署的宙斯盾舰合作。韩国宣布将朝发射卫星的举动视为“重大挑衅”，同时，韩国海警11日起进入全面应急状态。
对此，中方曾多次表态，对事态发展表示关切和忧虑，并呼吁有关各方着眼大局和长远，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外交途径、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但是，朝鲜对中国的“关切和忧虑”置之不理。朝中社12日报道，朝鲜“光明星３号”卫星发射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2012年12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朝鲜发射了“光明星3号”卫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第二，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开始讨论朝鲜发射卫星问题并有可能讨论对朝制裁方案。中方是否认为朝鲜射星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对加大对朝制裁持何立场？”时，洪磊只好说“我们对朝方在国际社会普遍表明关切的情况下实施发射表示遗憾。”
2013年2月12日，朝鲜宣布成功进行第三次地下核试验后，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以及联合国、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国际组织纷纷作出强烈反应。13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北京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就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提出严正交涉。杨洁篪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支持在六方会谈框架下通过对话协商均衡地解决各方关切。杨洁篪要求朝方停止采取进一步激化局势的言行，尽快回到对话协商的正确轨道。
对中国政府的声明和“严正交涉”，朝鲜置若罔闻，一意孤行。2013年5月18日以来，朝鲜又向日本海发射5枚短程导弹。
2002年朝鲜宣布要发展核武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为了解决朝鲜核危机，从2003年8月27日开始，中国、美国、俄罗斯、朝鲜、韩国和日本进行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到2007年9月30日为止，已举行六轮。2003年8月27日～29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中，六方会谈达成4点重要共识，第一点就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从而确保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2004年6月23日～26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轮会谈中，“朝方表示愿意以透明的方式放弃核武器计划，强调核冻结是弃核的第一阶段，愿意为此接受核查。朝方还提出了关于实施核冻结的具体方案。”美方也重申，“不对朝鲜有敌对政策，并首次提出了解决核问题的全面方案。”
2005年2月，朝鲜在官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正式宣布国家拥有核武器，致使会谈中断。5月，美国促使接触开始，六方会谈协议恢复。
7月26日上午9时，第四轮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9月19日，与会各方一致通过《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六方一致重申以和平方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鲜在声明中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回到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美方在声明中确认，“美国在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
在第五轮会谈中，又出分歧。2005年12月6日，“朝鲜称，倘若美国不解除对于朝鲜制裁的话，朝鲜就不参加六方会谈。”2006年1月3日，朝鲜重申，“除非美国解除因有关印制假币和洗钱指称而实施的制裁，否则不会继续参加六方谈判。”尽管如此，最后六方还是达成了“以最终废弃为目标，朝方关闭并封存宁边核设施，包括后处理设施。朝方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人员重返朝鲜并进行IAEA和朝方同意的一切必要的监督和验证”等共识。
2007年9月27日，朝核问题第六轮六方会谈在北京开幕。这次会谈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成效。
2009年4月14日，朝鲜外务省在平壤发表声明，宣布退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并将按原状恢复已去功能化的核设施
2013年以来，朝韩两国的一系列声明和行动激化了朝鲜半岛局势。3月30日，朝鲜宣布朝韩关系进入战时状态，所有朝韩问题根据战时状态来处理。次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实行经济建设和核武力建设并行路线”。4月2日，朝鲜又宣布将重启宁边石墨减速反应堆。朝鲜还声称要对美国及其盟国实施核打击。
这充分说明，朝鲜在六方会谈中出尔反尔，一面承诺实现“半岛无核化”，一面再三单方面声称退出，给六方会谈设置障碍，给力主六方会谈、千方百计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中国出难题。国际社会都认为中国应当对朝鲜施加“影响力”。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朝鲜把中国的意见当作耳旁风，中国对朝鲜不具有多大的“影响力”。
中国对朝鲜的政策亟待调整
由于朝鲜历来一意孤行，在离不开中国援助的情况下，仍经常在中朝边境和海域挑衅，制造事端，破坏中朝友好的大局。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背信弃义，出尔反尔，践踏自己“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继续坚持进行核试验和发射导弹，加剧半岛、亚洲乃至世界的紧张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总是希望中国对朝鲜施加“影响力”，而中国的意见对朝鲜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这样，就使中国经常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另外，国际社会总是认为中国是朝鲜最大的支持者，那么，朝鲜违背国际规则坚持核试验等行为必然是中国背下支持的。这样，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声誉必将受到严重损害。这实际上等于中国被绑架在朝鲜的战车上，为它背着黑锅。
几十年来，教训多多。痛定思痛，中国应当面对现实，与时俱进，果断地调整对朝鲜的政策，以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摒弃“屏障”观念的束缚
长期以来，朝鲜是中国的“屏障”之说甚为流行，乃至成为制定对朝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口号就是根据“屏障”之说提出来的。应该说，这些提法在当时是起到很大宣传作用的。
其实，“屏障”之说是很值得研究的。据有关资料介绍，与中国接壤的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朝鲜是其中之一。我国陆地边境线总长度约2．2万公里，其中中朝边境线陆界45公里，水界1289公里。陆界、水界加起来全长1334公里，仅占我国陆地边境线总长度的6%，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屏障。
而且，现在已不是单一步兵的冷兵器时代了，科技迅猛发展，大型轰炸机、远程导弹、航空母舰……等等先进武器的出现，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袭击一个目标，早已不需要依赖从一块陆地上登陆才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屏障”的作用虽然还有，但已不可能像过去那么大了。
说朝鲜是中国的“屏障”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还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既然你将朝鲜视作“屏障”，那好，朝鲜就会以自己是中国的“屏障”，进而认为他们维护了中国的安全。要知道，“屏障”不是白做的，你中国必须为“屏障”付出代价，向你们要几亿资金、几吨粮食、几吨石油、几套设备……，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军认为，“那些领土纠纷都是与邻里之间发生的，这时谁也成不了中国的‘屏障’，而且有的‘屏障’根本就是麻烦的根源。尤其是经过二战民族解放运动洗礼之后，没有一个周边国家(包括朝鲜在内)会愿意被别人当作‘屏障’。特别是周边国家很容易将那种‘屏障’论解读为中国‘中央王朝’心态的反映，从而心生反感。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朝鲜还是中国的屏障吗？不是，倒是中国成了朝鲜很多冒险行为的‘屏障’，并因此导致自己的安全环境恶化。那里的决策者甚至会认为同中国进行这种博弈是理所当然的，毫无感激之情，因为反正都是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这种认知不仅会成为导致两国关系出现问题的深刻根源，而且会使其他一些邻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心生疑虑，应该承认他们的某
些看法与中国对朝鲜政策是有关联的。”
古今中外，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大国、强国做小国、弱国的屏障，没有小国、弱国做大国、强国的屏障之说。唯独中国例外，将面积小于、人口少于中国一个中等省的朝鲜奉为“屏障”，未免有点荒唐可笑，有损泱泱大国的形象。笔者认为，如果非要说“屏障”的话，恰恰相反，中国才是朝鲜名副其实的屏障——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朝鲜半岛的局势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真正有实力、有自信的大国、强国，根本不需要别的国家做自己的“屏障”，更不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央求一个小国、弱国、国民吃不饱肚子的穷国做自己的“屏障”。美国需要古巴做“屏障”吗？俄罗斯需要拉脱维亚做“屏障”吗？况且，俄罗斯也是与朝鲜接壤的国家，俄罗斯没有将朝鲜视为“屏障”，中国为什么非要将朝鲜奉为“屏障”呢？
“屏障”之说误国大矣，早就应该摒弃了！
走出历史的阴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局部地区的战事尚未完全结束，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国家需要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建设，百废待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展开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号召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织了百万大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投入了惨烈的朝鲜战争。在战火中，包括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在内的18万多名中华儿女牺牲在朝鲜战场。这就是“鲜血凝成的友谊”之说的来源。
早在1950年，中央高层对是否出兵朝鲜是有争议的，后来，在不同意见服从了毛泽东的意见之后才决定抗美援朝的。对这段历史的功过是非，有待认真研究和总结。
正是因为抗美援朝，在国际社会中有一种中国与朝鲜是“血盟”关系之说，以致把中国与朝鲜绑在一起，把朝鲜一切违反国际规则和穷兵黩武的行为都归结为中国对“盟友”的支持。显然，这种说法是严重损害中国形象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能忘记。但是，我们不能沉溺在这段历史之中，老是把“鲜血凝成的友谊”挂在嘴上，朝鲜未必这样理解和看待，那是一段值得认真反思的历史。所以，我们在牢记历史的同时，又要走出历史，与时俱进，在新的背景和形势下，正确处理中朝关系。
不囿于“意识形态”
当年苏联与美国抗衡，形成东西方水火不容的两大阵营。在那个完全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历史时期，我们注重意识形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否认意识形态对国家关系产生的影响，但是，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又不是同一概念，不能以意识形态决定和代替国家关系，更不能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关系之上。
在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和部族之间爆发冲突甚至流血事件的例子很多，如同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部族，长期不和，乃至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类事例并不少见。即使同为信奉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产生分歧和冲突，严重影响国家关系。如中国与“老大哥”前苏联不仅进行过口枪唇剑的“论战”，而且在珍宝岛上兵戎相见。还有与“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也曾发生过“刺刀见红”的战事。这充分说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国家关系是国家关系，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彼此取代。
同样，中国与朝鲜意识形态相同，也是“同志加兄弟”，但不能以意识形态代替国家关系。
牢记“斗恩石（担）仇”的教训
几十年来，中国给朝鲜提供的援助不计其数，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好。究其原因，无它，盖因为援助太多所致。
中国哲人和民众早就总结出了“斗恩石（担）仇”的教训。南怀瑾先生曾说：“ 中国乡下人有句老话，送人一斗米是恩人，送人一担米是仇人。帮朋友的忙，正在他困难中救济一下，他永远感激，但帮助太多了，他永不满足。往往对好朋友，自己付出了很大的恩惠，而结果反对自己的，正是那些得过你的恩惠的人。”
的确，帮朋友的忙，只应在他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刻救济一下，帮助他解除了燃眉之急，他永远感激；如果帮助太多了，甚至包揽起来，那么，他就会产生依赖，认为你给他提供帮助这是理所当然的，永不满足，一旦有一点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会产生不满情绪，甚至恼羞成怒，反目为仇。阿尔巴尼亚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据曾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由于阿尔巴尼亚向中国伸手就能要来，所以对中国援助的物资不知珍惜，随便糟蹋，浪费严重。据新华社前驻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首席记者王洪起回忆：“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这样严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泪。……阿的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的要，填不满的无底洞。阿以小欺大，强我所难，把向我索要援助看做是理所当然，认为援助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饥饿，中国挤出极其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就把进口的粮食送给他们。”“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要知道，这批粮食是在中国处于大饥荒年代，几千万民众被饿死的情况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回想当年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做法，真是蠢到不能再蠢的程度了。
1970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开口，又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感到不妥，最后仍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没有完全满足阿尔巴尼亚的要求，他们感到不快。
197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进一步激化，毛泽东为了制衡苏联，决定改善与美国的关系。1971年7月，在美国总统特使、国务卿基辛格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获悉中国的通报后，气急败坏地以阿党中央名义致毛泽东一封万言长信，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批评中国“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
1974年10月，阿方领导人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经不少，这次要求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无法满足；最终只答应贷款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非常不满，于是在国内掀起声讨中国的运动，说什么“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
阿尔巴尼亚一边批判中国，一边继续向中国伸手要钱。1975年，中、阿又签订了一批长期无息贷款议定书。直到1978年，再度复出的邓小平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
年底，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在公开讲话中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在其《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任领导人。”
多年来，中国勒紧裤腰带给提供的巨额援助，不仅打了水漂，而且最后被他们视为“主要敌人”，验证了“斗米养恩，石（担）米养仇”的哲理。
朝鲜是个相当特殊的国家，他们实行封建专制的世袭制度，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的水晶棺每年都要付出不菲的开支，每逢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的生日、忌日都要挥霍大量的资金，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不仅如此，朝鲜当局对金日成的父母也塑了铜像，乃至对金日成的祖父母也要纪念。须知，各种各样的纪念和效忠活动，都是高规格进行的，都是要花钱的。而且他们实行“先军政治”，首先要满足庞大的军费开支。更要命的是，他们一意孤行，像着了魔似的置千百万老百姓饿肚子于不顾，却斥巨资发射导弹，进行核试验，企图用核武器显示“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形象。我们给他们提供的援助，能有多少用于解决其民生问题呢？如果这些援助不能用在老百姓身上，而是被他们用之于发射导弹、核试验等上面，那么，我们提供
的援助不仅与我们力主的“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原则背道而驰，而且会在客观上产生中国支持他们穷兵黩武、支持金氏封建世袭政权的误解，这样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和反感。
清代著名文学家吴敬梓在其名著《儒林外史》中写道：“郭先生，自古‘一斗米养个恩人，一石米养个仇人’，这是我们养他的不是了！”是啊，长期供养一个桀骜不驯、肆意乱来、动辄翻脸的人，必将反目为仇，当然是养者的不是。殷鉴不远，中国长期供养阿尔巴尼亚，最后他们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中国不能再重蹈这样的覆辙了！
将中朝关系纳入正常的轨道
中国历来奉行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对朝鲜同样如此。朝鲜是中国的邻国，我们希望朝鲜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但是，他们无视民众疾苦，在民众吃不饱肚子、到处求援的情况下，却斥巨资发射导弹，发展核武，这是朝鲜不能摆脱困境的根本症结所在。但是，他们把核武当作“命根子”，不管国内饿死多少人，不管国际社会怎么谴责，他们始终紧紧地抱着核武不放。5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金正恩的特使崔龙海时指出，“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持久和平稳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立场十分明确，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有关各方都应坚持半岛无核化目标，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方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推动局势缓和，重启六方会谈
进程，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东北亚持久和平稳定不懈努力。”短短一席话，3次提到“半岛无核化”。但是。崔龙海只承诺“朝方愿与有关各方共同努力，通过六方会谈等多种形式的对话协商妥善解决相关问题，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朝方愿为此采取积极行动。”仅此而已，对习总3次强调的“半岛无核化”问题避而不谈。这充分说明他们对“半岛无核化”不感兴趣，没有诚意，不愿放弃发展核武的既定方针。
面对一个不讲国际规则，不按套路出牌，不知感恩图报，经常挑起事端，迷信核武器，屡屡将地区局势推到战争边缘，并狂妄地挥舞核武讹诈近邻和国际社会的国家，我们不能再为其倒行逆施买单，不能再被其软硬兼施绑架，更不能掉以轻心，墨守成规，继续为他人背黑锅，作牺牲。我们应当果断地调整对朝政策，没有必要再背历史的包袱，更不要陷进所谓“血盟”关系的泥淖中不能自拔，只须像对待其它国家一样，与之形成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即可。保持正常的官方交往，进行正常的经济贸易，开展正常的文化交流。至于经济援助，我们应该改变过去那种有求必应、大手大脚的做法，树立底线观念，即只有在他们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民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时，我们才能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帮助他们战胜灾荒，度过难关。正常年景，无须提供什么援助，更不能提供有可能用之于发展核武之类的资金和材料，以促进和保障“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早日实现。
如果再发生枪杀我边民、扣押我渔船等损害中国形象和国民权益的挑衅事件，我们不能仅限于“交涉”，而是要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对方道歉，作出经济赔偿，追究肇事者的责任，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让所有的国家知道：中国是爱好和平、维护稳定的，不侵略任何国家，不做任何损害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的事情。但是，中国也不是好惹的，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会被别人随便绑架。如果不知天高地厚，夜郎自大，对中国乱来，那么它就要对中国乱来付出相当的代价。
东汉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意思是说，房子是否漏雨，在屋宇下的人最有感受；国家政策是否有过失，草野之中的有识之士最有见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们都应该敢于直言，竭诚地为祖国分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力。
总之，笔者认为，我们应当痛定思痛，认真反思几十年来对朝政策的得失成败，冷静面对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敢于正视和纠正失误，像邓小平果断处理阿尔巴尼亚问题一样，果断地调整对朝政策，这对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形象、维护东北亚局势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稳定，都是非常必要和急迫的。如畏首畏尾，墨守成规，不敢有所创新，终将自食养痈遗患的苦果，悔之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