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思想解放、开拓创新的年代，在那个开启改革开放新纪元的年代，发生了若干流传后世的事件。1984年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夜中国改革所处的关键时期，由中青年经济学者自己发起、自己组织召开的这次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作为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群体的历史性崛起。这次会议，不仅为此后国家改革开放思路提供了重要的咨议，更重要的是，会议所体现的精神，作为一种思想财富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作者根据自己亲历和保存的历史资料并参考相关文献，在其撰写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之第14章“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基础上，补充新的史料，进行了系统回顾和阐述。
[关键词]莫干山会议 中青年 经济改革 后世影响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思想解放、开拓创新的年代，在那个开启改革开放新纪元的年代，发生了若干流传后世的事件。其中，1984年9月3日至10日，笔者有幸参加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史称“莫干山会议”）就是其中之一。①这次会议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1]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夜中国改革所处的关键时期（是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当时正处在博弈时刻），由中青年经济学者自己发起、自己组织召开的这次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作为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群体的历史性崛起。这次会议不仅为此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某些重要的思路，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隔多年之后，“莫干山会议”一再被提起：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莫干山会议”被称作“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件大事之一”。继之，有专门论者以“莫干山会议”为典型和切入点，探讨并展现“八O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2]2012年8月，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等著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把笔者撰写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列为“史纲”专门一章（第14章），学术界称为《史纲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2012年9月，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和《第一财经日报》等单位，重举“莫干山会议”之旗，在28年前的会议地址举办“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堪称一次新的“莫干山会议”。①
那么，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究竟是一个什么会议？都有哪些中青年学者“上山”？会议当时的背景及过程是怎样的？会议到底围绕哪些学术问题展开了理论争辩？各方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会议的理论成果如何进入中央决策进程？这次会议对后世产生了什么深远影响？这些都是学术界乃至于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一代颇为关心的问题。作者根据自己亲历和保存的历史资料，以及其他与会朋友的回忆，并参考相关文献，再作一阐述。
一、莫干山会议的背景、筹备及会议召开概况
（一）会议的背景
在大会开幕式上，主办单位之一《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先生在讲话中，曾提到会议背景（见图1）。他说，“这次会议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经济科学研究十分活跃的情况下召开的。”[3]笔者当时作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名青年研究人员，此前几年恰好在谷书堂教授带领下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从研究情况看，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实面临“战略转型”的宏观背景。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最初几年，改革主战场在农村，城市只进行了企业层面局部的放权让利试验。到1984年，农村改革已有起色，但城市改革总体尚未起步。随着改革的深化，整个国家面临着如何由农村改革和企业局部试点拓展为全面改革的历史性课题。邓小平适时指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但从当时情况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加上意识形态原因（在1983年“清污”运动中，党内有人把商品经济理论当成“精神污染”来批判），整个改革举步维艰。此时此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1984年春节，邓小平南方视察，返京后于2月24日发表关于特区和增加开放城市的讲话，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如何把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阶段，这一战略任务历史性地落在决策层身上。基于上述背景，中共高层作出决定，拟在1984年10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
从理论上来说，当时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即到底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惯性运作，还是另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路？本来，在1980年代初期，学术界就已经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例如，老一代经济学家薛暮桥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中，就指出“现在我们提出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的挑战。”①但是，这种观点受到党内另一势力的坚决反对。例如，参加中共十二大报告起草的袁木给胡乔木写信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如作此概括，“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胡乔木批转了这封信，此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受到批判。到1984年起草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一重大问题。据史料记载，“这一文件的起草于1984年6月开始。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提出了一个提纲，但这个提纲：没有脱离原来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调子，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因此，重新调整了文件起草班子”。[4]写什么？写“计划经济”，还是写“商品经济”？莫干山会议前夜，国家正面临历史性抉择。
从实践上来说，遇到的问题更多。1984年6月，中央领导提出：“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为此，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拟作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之前，需要社会各方面，包括中青年经济学者能够“大胆探索”，为中央献计献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开始崭露头角，积累了相当多的人才。此时，大体有三支经济科学工作者队伍引人注目。一是高等学校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例如我所在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青年学者办有“读书会”，探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问题）；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地方社科院青年研究队伍；三是在京的中央和国家部委的相关研究机构，以及挂靠在相关部委、具有民间“基因”的研究组织（如“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的青年研究人员。除上述专业研究队伍外，在民间还有大量关心改革的中青年在执着探索。
这些不同系统、不同方面的经济科学工作者，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其中有不少亲身经历过农村生活的磨难），对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有比较深刻的洞察，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及人性遭受的压抑有比较深切的体会。他们思想解放，知识新颖，他们敢想敢说，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例如，1980年代初期，京城青年经济学者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时称“京城四君子”）提出了《关于中国经济调整与改革若干阶段问题的看法》。[5]据笔者了解，当时国务院负责同志曾约见上述几位青年学者，就改革开放听取他们的意见。类似有价值的成果，在上海、天津、广东、浙江、内蒙、陕西等地青年经济学者中，也有显露。所有这些都为召开莫干山会议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二）会议的酝酿和筹备
从笔者掌握的历史资料和亲身经历来看，莫干山会议是由中青年经济学者民间发起、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相关人员参与和支持的一次“民办官助”会议。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现有文献表明，“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名称及会议地点“莫干山”，是由当时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朱嘉明、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刘佑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黄江南、《经济学周报》张钢等最初商议提出，并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支持。
“最初商议”是什么时间？笔者一直在追根溯源。2012年8月27日，笔者在朋友聚会时得知，“最初商议”是1984年2月，地点为浙江杭州。参加者包括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和孙皓晖（陕西三原人，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②照片见图2。
回京后，朱嘉明、黄江南又与张钢、王岐山等商议，并获得支持。这种支持，既包括思想和组织上的，也包括实务上的（如中央书记处农研室所支助会议经费，可见一斑）。
说来也巧，会议的酝酿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青年学者有一定瓜葛。因该所青年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遂引起京城中青年朋友关注。1984年初夏的一天，朱嘉明、黄江南、张钢来到该所进行学术交流，还与研究生见面座谈。所里的李罗力、杜厦、金岩石和笔者（此时四人都已是研究人员），还有其他同仁，出面与之对话，彼此讨论甚欢。讨论中，朱嘉明等露出希望中青年聚会的意思，南开诸君欣然赞同。临别时大家有点依依不舍，南开诸君一直把嘉明、江南、张钢送到天津火车站的月台上。后来得知，正是在“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他们形成比较清晰的构思，并起草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有关材料。[6]
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中青年经济学者民间主办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实有困难。于是采取由中央级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的会议模式。《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先后参与作为联合主办单位。
为保证会议按流程顺利进行，会议成立筹备工作组。从现存文字材料看，组长：张钢；副组长：徐景安（国家体改委）、黄江南；成员：卢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周其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高善罡（经济日报）、崔维德（中国青年杂志社）、陆微微（中国青年报）、朱杏清（世界经济导报）、周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刘佑成、王小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孙祥剑（国家经委财贸综合局）、胡世英（自学杂志社）、周小川（清华大学）、卢迈（北京经济学院）。
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在总编辑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的主持下，发布了一条颇为引人注目的新闻，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消息指出：“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
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以文选人”的模式。尤其是提出：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就是这条“唯才是举”、“英雄不问来路”的征文启事，给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中青年带来不小吸引力，在全国各地引起反响。从6月12日向天下“征文”到8月15日，短短两个月内，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篇论文，平均每天20余篇。论文作者既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也有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士，反映了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愿为改革大业贡献才智的使命感。
会议筹备组日常工作由北京的中青年学者承担。论文评审组任务繁重，该组组长为王小鲁、周其仁，副组长为朱嘉明、卢迈、宋廷明、高粱。其中，王小鲁负责基本理论方面，周其仁负责农业经济方面，朱嘉明负责工业经济方面，卢迈负责财金商经方面，宋廷明和高粱负责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由于来稿踊跃，遂扩大阅稿队伍，张少杰、蒋跃、夏小林、高善罡等先后参与审阅。
在选文章的过程中，执行了“以文选人”的原则。经过两个月的认真审阅和选拔，至8月中旬会议敲定名单。除通过论文入选的代表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发起、组织、筹备会议的中青年学者和少数当时已经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两部分共计124人（笔者现存名单12页，节选开头，见图3）。
笔者曾对这124名代表作了结构分析。按系统分：高等学校38人，占30%；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30人，占24%；政府所属事业性研究机构18人，占14%；党政机关干部20人，占16%（如当时在北京市西城区计委工作的马凯）；企业界12人，占10%；此外还有新闻界等8人，占6%。按地区分：北京53人，占42%；上海11人，占9%；天津7人，占6%；此外来自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代表也较多，如浙江10人、广东8人；陕西、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代表参加，如陕西6人。
除上述124位代表外，另确定邀请中央有关部门代表和浙江省代表。特邀的中央有关部门，主要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农研室、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和宣教局以及团中央书记处等。会议特邀浙江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会前，筹备组成员向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报告了会议的准备情况，获得支持。到8月底，各项筹备工作准备就绪。
（三）会议的召开概况
经过前期的精心准备，莫干山会议如期举行。①1984年9月3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莫干山450号（大教堂，见图4）内正式召开。②出席会议的有前述论文入选作者及一部分筹备会议和受邀学者代表124人、中央有关部委代表8人、浙江省特邀及列席代表19人，加上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新闻界代表、浙江省有关方面负责人等，共计18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在与会者中，有部分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工作的人员，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左芳、中宣部理论局贾春峰、中央组织部青干局闫淮、中央办公厅李英汤等。
除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外，时任浙江省省长、省委副书记薛驹，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罗东，以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的领导也出席了会议。浙江省为此次会议是作出重要贡献的。
在开幕会上，有关各方相继讲话，有的是祝贺性的，有的是实质性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主办单位代表《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的讲话[7]和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的讲话（见图5）。[8]开幕式后，全体会议代表合影留念（见图6）。
为保证会议按既定目标顺利举行，会议期间设有领导小组，由发起单位的领导组成。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共11人，包括《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和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社长冯兰瑞和主编王瑞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副主任张学廉、《经济效益报》负责人刘与任、《中国青年》副总编王文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总编白若冰、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奇、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方民生等。秘书处由张钢任秘书长，刘佑成、徐景安、黄江南为副秘书长，朱嘉明、周其仁、王小鲁等为主要成员。
大会后，转入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专题讨论。在北京筹备阶段，初步构想分为5个组，即基本理论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组、工业经济组、农业经济组、财政金融商经组。到了莫干山上，考虑到改革的全局性和迫切性，加之会议人员较多，故专题讨论组有所拓展，增加到7个，而且顺序有所调整：第一组，主要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性问题———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第二组，主要讨论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问题；第三组，主要讨论对外经济开放问题；①第四组，主要讨论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第五组，主要讨论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第六组，主要讨论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问题，以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接口问题；第七组，主要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商品经济、所有制问题、政府经济职能问题等。
讨论中，打破传统的会议模式，在会上不宣读论文，不作空泛议论，而是紧紧围绕专题，各抒己见，会议还创造了“挂牌讨论”等新鲜形式，洋溢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活力。会议期间，大会会务组印发类似简报类的“会议情况”，交流各组讨论的信息，加上会外交流比较频繁，与会者对其他组的讨论情况是了解的。9月8日，会议领导小组、各组召集人和会议秘书处曾召开碰头会，对会议前一阶段进行小结。会议领导小组丁望、冯兰瑞、王瑞荪、张奇、方民生、王文起、张学廉以及中央办公厅李英汤等先后发言，对会议成果充分肯定，对下一步讨论和总结做出安排。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及进展（上）：价格改革“放调结合”的提出
说来令人颇为感慨，当初在北京开始筹备阶段，原设计的5个组中并没有价格组，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势”，使价格改革问题成为会议讨论最热烈、也最富有成果的专题。那么，是一种什么“时势”呢？后来我在有关文献中找到了答案。1984年9月9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在给中央常委的报告中，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重要问题，其中，价格改革是重中之重。他说：“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近几年来，国外许多不同学派的经济专家，都建议我们在适当时候进行价格改革。他们认为，改革价格最好选在经济发展较顺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时候。现在中国有此条件，正处在价格改革的黄金时代。”[9]
非常巧，9月9日正好是在莫干山会议期间，但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构思应该是在莫干山会议之前酝酿已久的。这就是会议所面临的巨大“决策需求”。而从“供给方”来说，莫干山上恰好集中了一批国内“不同学派的经济专家”。这些青年学者不负众望，在“价格改革的黄金时代”，提出了各自看法，成为会议“亮点”。
关于价格改革讨论的主要观点，我在《1984年中青年经济学家讨论会———“莫干山会议”》中有记载，[10]这里只提纲挈领地提及。
一是关于价格改革的背景及其改革的现实迫切性问题。在会议上，对“价格体系必须改革”，中青年是有共识的。
二是关于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及其理论依据问题。一种主张“以计划价格为主体”同时“放开部分价格”，另一种侧重于强调“导入市场机制”。
三是关于价格改革的路径问题。这是会议讨论最深入、争论也最激烈的问题，形成三种意见：一是主张“以调为主”（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为代表）；二是主张“以放为主”（以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三是主张“调改结合”（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华生、何家成等为代表）。四是价格改革报告的形成、上报及中央决策层批示。在讨论基础上，会后，会议副秘书长徐景安以会议讨论的有关价格改革的思路（加上他自己的考虑）专门撰写了一份报告，题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指出“上述两种思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并不互相排斥和对立，在改革中可把‘调’与‘放’结合起来，能放的先放，能调的先调，互相促进、相辅而行。”[11]
实践表明，在调放结合、双轨推进的改革思路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还是“调改结合”或“放调结合”，都从不同方面、程度作出了贡献。从更大视野审视，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是莫干山会议诸多中青年学者共同讨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讨论的主要问题及进展（下）：其他领域的改革思路
关于其他领域改革思路讨论的主要观点，笔者在《1984年中青年经济学家讨论会———“莫干山会议”》中有记载，[12]这里也只提纲挈领地提及。（一）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问题莫干山会议的讨论，除了价格改革争论激烈之外，还有一组讨论也十分活跃，这就是“对外开放组”，会场设在329牧师别墅（见图7）。大会印发的《会议情况》第一期，就是“第三组(对外开放组)的讨论综述”，题为《以沿海开放地带为先导推动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可见这组在会议上的活跃程度。该组组长是会议主要发起人之一朱嘉明，成员有上海的陈申申、陈平、蔡乃中，天津的杜厦、李罗力、金岩石、常修泽、郝一生、杨海田，广州的张向荣，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梁宪等（除沿海城市外，内蒙的郭凡生、陕西的张宝通等内地代表也曾到组参与讨论）（主要成员见图8）。
由于该组成员总体而言有国际视野，开放意识比较强（有人戏称该组为“当代洋务派”），而且在此前多数成员对深圳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作过实际调查和理论研究，[13][14]因此讨论的焦点并不在于要不要扩大对外开放，而是如何进一步实施扩大开放的战略问题（如前所述，1984年春节，邓小平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问题，本组讨论即是对邓小平广东视察谈话的回应）。
笔者参加了这组的讨论，且有写随记习惯，掌握情况比较详细。一是关于沿海地带的开放战略问题。与会代表提出了许多使沿海地带形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联系的有机结构与系统的建议。二是关于沿海开放城市的改革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沿海开放城市作为中国战略发展的前沿阵地，需要一整套新的经济体制与之适应。不仅如此，沿海开放城市的改革，还可能成为全国改革的突破口。有必要在“区域的整体改革”和“整体的局部改革”两个方面摸索新的改革路子。三是关于沿海地区开放与内地协调发展问题。上海代表陈申申等十分重视沿海地区吸引外资的重要作用，郭凡生（内蒙自治区党委研究室）对经济界长期以来存在的“梯度推移”理论提出了挑战。在上述讨论基础上，朱嘉明执笔的专题报告指出，沿海对外开放，内地也应对外开放。这是一个大宏观决策，需要国家统筹考虑。（二）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与上述价格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问题相联的，是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当时称国营企业）改革问题。会议组织者在确定选题时意识到，价格改革和对外开放需要相应的微观基础，那就是国有企业必须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唯有此，才能对价格信号和国内外市场作出理性的反应。围绕此问题，讨论中要点有三：一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启动点问题；二是关于“利润留成”和“股份制”两种改革方式问题；三是关于国有企业破产问题。
（三）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
也许是与金融改革组曾经聚会的原因，笔者在会议期间一直关注并钟情于金融改革的讨论。这个组有一批金融专家，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的蔡重直、刘渝、齐永贵，广东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沈水根，武汉大学经济系的肖帆等。9月4日，全组首先从宏观上讨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子”。9月5日在蔡重直主持下，重点讨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生产对金融提出了哪些最为迫切的要求”、“我国应建立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当前金融改革主要抓哪些环节”等问题。9月6日在沈水根主持下，重点讨论“区域性金融中心”和“开放金融市场”问题。9月7日在肖帆主持下，重点讨论由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引发的“股份经济”问题。从发言看，这些代表对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银行体制改革和发行股票问题，颇为积极。这是本次会议触及的最为敏感和最有挑战性的议题之一。
（四）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
依笔者在莫干山上之观察，农发组和中央书记处农研室的力量，是本次会议上一支很有影响的力量。由于有一批对农村发展素有研究的学者如王岐山、陈一谘、周其仁、裴长洪、白南生、左芳等代表参加，所以农业和农村改革发展问题讨论比较深入且居于前沿。[15]一是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总体形势判断问题。会议认为，我国农村面临着新的转折。连续几年成功的改革，一方面提出了深入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全面改组农村产业结构的新历史任务，另一方面也为完成这个更深刻的变革准备了条件。特别是整个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酝酿，城市和大工业中长期受到束缚的巨大生产力的初步释放，同农村已经实行的改革汇聚到一起，相互激发、势不可挡。新的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迫切需要在系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可供决策参考的思想认识和解决办法（注意：本组一开始就提出“决策参考”问题）。二是关于农产品（首先是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问题。三是关于变革农村产业结构问题。讨论成果最后由王岐山、周其仁执笔完成题为《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报告，上报中央。3个月后，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农村进行第二步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改革”。
除上述议题外，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发挥中心城市功能问题、关于政府经济职能问题以及基本理论组讨论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等。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阐述。当然，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与“人的发展”相关的公平与效率关系，以及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问题，还没有顾及。笔者在会上结识了浙江大学经济系的姚先国（一天早晨相遇时他正在读德文，准备到德国某大学进修），他曾提交了《社会主义劳动基金的两重性与我国工资改革》论文，会议未能设小组专题讨论，有点遗憾。
四、莫干山会议的效应和影响
（一）直接为中央改革决策提供思路和方略
莫干山会议结束后，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徐景安、朱嘉明、王岐山、黄江南、周其仁等负责起草拟向高层汇报的专题报告，杜厦、蔡重直、田源、华生、蒋跃、刘渝等多位青年学者参与了执笔（或提纲写作）。经过几天紧张的分析和整理，于9月15日完成8份专题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后有两个附件）、《关于沿海对外开放城市的建议》、《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小企业（应有“国营”二字———笔者注）和集体企业起步》、《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改革粮食购销体制与农村产业结构》、《关于我国现阶段政府的经济职能》（原件影印见图9）。①
8份专题报告完成后，遂派代表向主管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张劲夫听后，问了一些情况，于9月20日首先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继之，10月10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人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可以说，莫干山会议从一个方面为中央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
当然，在看到“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历史局限性和给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特别是从双轨价格中套利所产生的寻租行为，导致社会腐败问题的孳生，从而带来新的社会矛盾，对此要有客观的评价。
（二）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研究的深化
莫干山会议除了为中央献计献策以外，还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深入探讨。就在会议开过不久，《经济日报》接连开辟五个专版，以《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刊登会议18篇理论成果（其中1篇原件影印如图10）。9月25日，选登了2篇，分别是郭振英的《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吴克的《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9月28日，选登了4篇，分别是常修泽的《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郭凡生的《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的《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陆丁、张一宁的《引进外资引力何在》；9月29日，选登了3篇，分别是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田源、陈德尊的《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10月4日，选登了3篇，分别是张宝通的《联产承包制适合当前生产力状况》，张太平的《农村家庭经济及其发展趋势》，王长远的《县级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10月11日，选登了6篇，分别是郝一生、杜厦的《搞好沿海开放城市的产业配置》，夏禹龙等的《借鉴特区形式，开发新兴工业》，朱嘉明、何伟文的《引进先进技术与保护民族工业》，金岩石的《内地资源开发与沿海对外开放》，沈水根的《对外开放与人民币汇兑制度的改革》，李弘、蔡重直的《建立我国的金融中心》；其他报刊也有论作发表。上述刊发的会议成果，涉及改革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发表之后引发了对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如宏观经济调节与控制、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所有制关系改革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在研究中开始注意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西结合，洋为中用。不少青年经济学者积极发表文章阐释其观点，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青年经济学者从事深度学术研究的高潮，并对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前期的经济学研究产生影响。
（三）促进中青年经济学者队伍的成长
从历史长河来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青年一代的崛起是必然的，莫干山会议则对当时青年一代的崛起起了相当大的助推作用。
首先，把一批中青年推上历史舞台。此次会议涌现出一批人才，中央领导不仅重视会议的成果，也开始重视这批中青年，并找中青年座谈。会后，一批中青年进入政府部门（比如田源被任命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体改委还专门成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吸纳“上山者”参加，如张维迎就是在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的。这些中青年进入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后，注入了新鲜血液（当然，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应对“体制同化”的考验）。
除中央外，地方政府也注重发挥青年学者的作用。有两个典型事例，一是莫干山会议之后，河南省委书记刘杰、省长何竹康，曾到北京邀请莫干山会议骨干组成河南咨询团，团员包括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等（笔者曾参加了在全国政协礼堂的河南咨询团会议）；二是会议刚刚开过，上海市委、市政府就委托经济日报社组成“上海经济工程组”，探讨上海振兴与发展方略。北京、天津等中央直辖市和有关省份也纷纷成立中青年经济学会。
其次，直接催生《中青年经济论坛》创刊。根据莫干山会上商量的意向，会后不久，由中青年自己创办的刊物———《中青年经济论坛》于1985年4月在天津创刊。它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这家事实上民间的学术刊物，以京津沪为核心，聚集了全国各地有影响和活动力的中青年经济学者。
第一届编委会由36位中青年学者组成，总编辑为丁望，副总编辑为王小鲁、邢元敏、陈申申、金观涛、郝一生，委员中有24位是“莫干山会议”参加者（占全体编委的67%），包括（以姓氏笔画为序）丁望、王小鲁、卢健、田源、刘安、刘佑成、乔桐封、朱嘉明、李罗力、杜厦、杨沐、陈一谘、陈申申、陈伟恕、周天豹、周其仁、金岩石、金观涛、张钢、郝一生、郭凡生、黄江南、常修泽、蔡重直，以及王洛林、王战、左志、邢元敏、孙恒志、刘景林、朱民、巫继学、罗保铭、姚林、张朝中、高铁生等12人。
第二年即1986年，编委会有所调整，朱嘉明改任总编，增加罗保铭、黄江南任副总编，另增加孙衔、朱小平、伍晓鹰、华生、何凌、杨小凯、陈琦伟、张向荣、张炜、张思平、徐景安、袁中印、散襄军等13人为编委，其中，华生、张向荣、徐景安3人是“莫干山会议”参加者。《中青年经济论坛》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刊物之一。
第三，促进新人才进一步涌现。莫干山会议所展现的中青年“闪亮登场”的情形，唤起了更多中青年学者的热情。1985年，第二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笔者受命担任论文评审组组长，与另一组长金岩石等十几位青年学者一起，在《红旗》杂志社地下室招待所内精心审稿，从2615篇论文中，选出125位作者，其中有30多位是“莫干山会议”参加者（戏称“双连冠”），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马凯、田源、贝多广、卢健、孙鸿武、刘安、朱嘉明、华生、李克华、李罗力、李剑阁、李晓西、杜厦、时正新、何家成、陈申申、陈晓梅、周其仁、张钢、张少杰、张向荣、张宝通、张维迎、周小川、金岩石、郝一生、杨海田、郭凡生、高粱、夏小林、徐景安、梁秩森、黄维德、常修泽、蒋跃、楼继伟、蔡重直。总计曾经“上山者”占入选者近三成。
其余七成多的代表，是评审组从全国来稿中新选出来的。其中包括（以姓氏笔画为序）：马飚（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研究员）、马建堂（现国家统计局局长，研究员）、王战（现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冯仑（现万通集团董事长）、刘伟（现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朱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卢中原（现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宋国青（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曾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江帆（现中山大学教授、博导）、李维森（即韦森，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沈骥如（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吴晓求（现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卓勇良（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洪银兴（现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导）、陈琦伟（现亚商集团董事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唐杰（现深圳市政府副市长，教授、博导）、郭振英（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司前司长）、郭树清（现中国证监会主席）等等。
这些入选的论文作者，除个别因事外，都参加了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其论文被收入论文集，书名为《腾飞的构想》。当然，这里的“腾飞”是指国家的“腾飞”，但我想，就个人成长而言，何尝不是他们自己人生中“腾飞”的一步呢。而这一步，是与莫干山会议的牵动效应直接相关的。
（四）形成一股新的会风并影响后世
莫干山会议的会风和文风是比较独特的，这群年轻的经济科学工作者携带一股清新的空气，向长期以来国内盛行的沉闷、僵化的会风和党八股的文风提出挑战。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贾春峰先生当时曾专门写了一篇《理论界，一股新风扑面来》，予以赞扬。[16]
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以文选人”。这是会风最闪光之处。在充斥着“等级制”、“关系学”和“学历至上”的社会氛围中，“五不讲”无疑是一道亮光。此后“第二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125位代表，就是依据“以文选人”原则筛选出来，并在《经济日报》上昭示天下。为此，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题写了著名题词：“济济英才，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
二是自由讨论。莫干山会议除了“以文选人”以外，还特别鼓励学术争鸣，注重维护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王岐山说，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怀才不遇可怕，身不由己更可怕”。会议倡导批评，追求真理，注意“头脑风暴”的作用。贾春峰说：“当我听到那些富有哲理和激情的发言时，阅读到那些来自改革第一线的调查报告时，似乎有一种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17]由于争论非常激烈，会议还发明“挂牌辩论”的方式，并延续下来。这种自由讨论、追求真理的会风对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当然，在阐述莫干山会议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应该进行冷静的思考。当时有学者曾指出，“在这一代经济科学工作者中，应当产生经济学大师。”28年过去了，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大师还没有产生的迹象。或许时间依然短暂，或许条件还不成熟，但这也恰好说明，中国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路程还很漫长，还很艰难，有待于全体经济学人，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矢志不渝的探索和努力。
[参考文献]
[1][3][7]《“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九月三日开幕式讲话稿》，常修泽保存的原始资料。
[2][6]柳红：《八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4][10][12]常修泽：《史纲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张卓元等：《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第14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72、180-185、186-193页。
[5]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关于中国经济调整与改革若干阶段问题的看法》，《红旗》（内部文稿）1981年第10期。
[8]《时代的召唤崇高的责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讲话稿》，常修泽保存的原始资料。
[9]《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14页。
[11]徐景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报告》，《经济文稿》1984年第1期。
[13]谷书堂（主编）、杨玉川（副主编）、常修泽（副主编）、李罗力、马建堂、柳欣等：《深圳经济特区调查和经济开放区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
[14]杜厦、李罗力、常修泽、金岩石、郝一生、马建堂、姚林、张志超等：《对于天津滨海经济开放区建设的一些设想和建议》（蓝皮书），1984年。
[15]柳红：《脚踏实地的农发组》，《八O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7-426页。
[16][17]贾春峰：《理论界，一股新风扑面来》，《红旗》1985年第7期。
责任编辑：张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