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表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向西方学习》之后，一些朋友对于我主张向西方的民主制度学习很有看法。一位叫“我是章子怡”的网友说：“中国古代已经有制衡皇权的成体系方法，建议您认真研究”。其实，这个问题早已有许多朋友提出来过，其中有些人是非常有名气、有地位的。他们并且认为，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说明了我的民族主义理论体系的不完整，或者说是重大缺陷。
其实，我过去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一是因为懒惰，二是因为不愿意得罪持有这种观点的诸多朋友，并不是回答不出来。既然现在我的那篇《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向西方学习》已经开了头，本着“我爱朋友，但我更爱真理”的原则，打起精神，把这个问题回答一下吧。
一.中国古代对于皇权没有制衡只有规劝
中国古代确实有一套相当复杂完整的“制衡”皇权的体系，但与其说是“制衡”，最多不如说是“规劝”，所以我在这里给“制衡”打上了引号。这个制衡体系的完整的具体内容查教科书就可以，根本没有必要再由我来重复，这里我只要举例说明它的性质就够了。
中国古代“制衡”皇权的体系当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史官对于当今皇上的实录，当今皇上是不能阅读的，这样，才能保证史官纪录的客观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环节是与对于皇族，乃至贵族从小就进行的儒家经典的灌输紧密相扣的：这种灌输使得中国的政治精英，包括皇帝，从总体上说还是相当重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的，像法王路易十五那样“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人相对还是少数；同时，如果皇上不能影响（因连看都看不着）史官对于自己行为的纪录，他又担心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行事就不敢乱来。
这种“制衡”的构想够好了吧？可是我要告诉你，这一套根本不行。中国历史上的头号明君唐太宗就破坏了这种所谓的“制衡”。无可否认，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皇帝，但他有块心病，就是他杀害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而且，有很多迹象表明，太子李建成并不像正史和小说上都记载的那样不堪：他在建立唐朝方面的功业并不比李世民小，而且他比李世民更重兄弟情谊，否则，被杀的就不会是他，而是李世民了。李世民心中有鬼，故此老是要看史官对于他自己这段历史的记载，并要史官把记载改得对他有利。大臣们规劝他：第一，你改了很可能没有用，因为史官不记，天下人会记；第二，你是个明君，知道掌握分寸，但如果你开了这个先例，后世子孙或许及不上你这个水平，他们就要乱来了，这会危及你李家皇朝的统治。但李世民坚持要看，要改。改了没有呢？我们今天一般听说的李建成如何如何坏，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李世民想把历史纪录改得对自己有利，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他竟然轻而易举地把这个所谓的“制衡”皇权的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给改了。“轻而易举”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李世民用不着发动一场新的政变，就把它给改了，这就说明了所谓的“制衡”皇权的体系是多么的脆弱！当然，大臣们对于李世民有过多次规劝，就这也还是因为李世民是个素来纳谏的明君。如果碰上个昏君，那就只有“文死谏”了，可又没有这么多人愿意死，于是就只剩下阿谀奉承了，于是昏君愈昏。如果一个“制衡”体系可以由被“制衡”者轻易改掉，那它还是“制衡”体系吗？当然不是，它最多是一个“规劝”体系，听不听，在于皇帝，所以，皇帝根本不是一个被“制衡”的对象。
中国古代“制衡”皇权的体系中的“相权制衡”、监察制度等等，和上面所说的“史官制衡”有本质上的区别吗？没有，都是皇帝——有时不是皇帝，而是皇太后或其他什么名目，总之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自己一句话的事。
而在民主制度下，对于最高统治者的制衡却是硬的。这在古代的希腊、罗马，当今的西方民主国家，都是如此。即使你是最高统治者，要改变这种对于你的制衡，也只有先推翻民主制度。这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制衡”。
平心而论，中国古代“规劝”皇权的体系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否则，中国也不可能在古代创造相当灿烂的文明。我认为中国古代由于有一个设计相当周密、从小实施的“规劝”体系，使得中国的皇权统治在大部分时间比罗马帝国要好。但它与罗马共和国相比，就差了一些；如果是与当今的民主制度相比，那就差得太远，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们不能苛责祖先为什么没有给我们留下最好的东西，我们应该责备的是我们自己：为什么已经看到了更好的东西，我们就是不肯用！
二.民众缺乏尚武精神是中国古代没有对于皇权的制衡的症结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于中国与西方的一些根本性差异评论道：“根本没有武装起来的城里人的政治盟会，这是问题的症结”，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其实，尚武精神不仅仅是对外强大的需要，而且是对内民主的需要。民主制度与尚武精神是密不可分的。民主制度，甚或还称不上是民主制度，仅仅是一种对于最高统治者的制衡，都离不开“武装起来的城里人的政治盟会”或者相类似的东西，因为讲到制衡，就必须有大致对等的力量，没有大致对等的力量，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制衡”。
当然，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造反或起义。但这些造反和起义，不是被镇压下去了，就是胜利后形成了新的一股力量独大的局面，而广大民众则仍是一种安于被宰割的状态，缺乏一种常态的尚武精神，这样，也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常态的以武力为后盾的力量，这样，就永远形不成制衡。
中国先秦文化中，并不缺乏尚武精神。“君子”这个词，曾有“勇士”的意思，春秋越国的“君子军”，实际上就是越王身边最精锐的部队，到了儒家手里，才把“君子”这个词彻底文弱化了。中国文化中尚武精神的被阉割，完全是最高统治者的需要。他们觉得天下大一统了，对外的武力已经用不着了，而尚武精神一旦用于对内，则会形成对于皇权的制约，故此他们就“偃武修文”了。这在秦皇汉武的时代基本上还说得过去，因为当时中国相对于外国的武力极为强大，把尚武精神阉割掉一些，对外也问题不大。但在其他时候，特别是近代，就完全是一场灾难了：没了尚武精神，中国所有的财富就都被抢光了，所有的文化就都践踏了。
阉割尚武精神，是皇帝们为了一己私利而牺牲民族利益的集中体现。所以我就不明白，那些主张民主的“自由派”为什么这么仇视尚武精神。他们就是搞不懂尚武精神与民主制度密不可分的关系。说了半天，他们在精神上也还是几千年皇权的奴隶：看着中国的统治者不够强大了，不愿意被他们奴役了，就拼命去找外国人来奴役自己。总之，精神上被阉割了的缺乏尚武精神的人，不找个什么人来奴役一下自己，就觉得不舒服，而现在的时尚是找外国人来奴役自己。既然这么愿意当奴隶，不愿当中国皇帝的奴隶了就坚决当外国人的奴隶，那你还谈什么“民主”？
三.民族主义以民族利益为宗旨，决不能同意回到皇权去
数落完了“自由派”，我又要数落“新儒家”、“新权威主义者”和某些“新左派”、“新民族主义者”了。我实在不明白有些自称站在中华民族一边的，还有些自称站在弱势群体一边的人，如此热衷于回到皇权去。难道不愿当外国人的奴隶了就非得坚决当中国皇帝的奴隶不可吗？难道你们也是精神上被阉割了的缺乏尚武精神的人，不找个什么人来奴役一下自己，就觉得不舒服吗？难道你们就不能想象一下自己可以谁的奴隶都不当，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吗？
特别是民族主义者，难道我们的目标不是中华民族的强盛吗？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我们就应该什么有利于这个目标就用什么，何必管它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就算中国古代的那一套体系在当时看也很不错，现在西方的民主制度更好，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用西方的呢？中国的书写“体系”笔墨纸砚也很不错（老实说，它们作为一个书写“体系”，比皇权作为一个体系好得多了），我们现在不是在用电脑打字吗？这电脑难道不是西方人发明的吗？还有洋枪、洋炮、飞机、坦克、潜艇、航母、火箭、核弹，都是西方人发明的，如果我们都不用，都用中国古代的，我们又怎么能够富国强兵？
如果有些人鼓吹回到中国古代的皇权去、鼓吹反对民主是为了混饭吃，那我也很理解，也不说什么了——人毕竟是要吃饭的。如果不是为了这个。那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我们的民族需要这样的自尊心吗？我看我们的民族没有这么脆弱：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就是既要有战胜西方人的自信，又不惮于学习西方好的东西。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抛除了它不够好的东西，如皇权专制，好东西还多着呢，需要你们这样去弘扬吗？你们这样去弘扬，难道不是在把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搞臭吗？
民族主义，就其本意而言，其宗旨是为了本民族的每一个个人，而不是皇帝。民族主义以民族利益为宗旨，决不能同意回到皇权去。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沦落到反对民主的道路上去，那么，其前途只有两个：一个是它为公众所唾弃，最后变的无人理睬；一个是把中国带向灾难的深渊。我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反对民主，它几乎肯定会被公众所唾弃，连同它的其他一切好的东西，如它的维护民族利益、爱国、尚武精神等：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很难长久的唤起它的国民热爱它的感情，更不用说为它浴血奋战了。如果这样，我们这个曾经伟大过的民族就真要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