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墨家思想学派》微刊.编者按：
这里的“儒耶之争”，是指2012年年末，因为中国社科院基督徒学者石衡潭所撰写的《孔子与道》独幕剧剧本中，因将孟子所言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比做基督教传统中耶稣基督诞生的“伯利恒之星”，并谓孔子是“渴慕耶稣基督福音而不可得的伟大的慕道友”，从而引发了持续1个月的民间儒者对其“《圣经》《论语》对读班”的口诛笔伐。石衡潭博士甚至因此遭受人身威胁。
“儒墨斗法”主要是指2013年年初，由于“新墨家思想学派”网站的头条，被发现发布了关于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中心研究员李竞恒的《墨家走向通往奴役之路》的系列批判文章，以及被认为带有侮辱性质的漫画，而引发的关于“到底是儒家还是墨家，引领中国走向通往奴役之路”的大辩论。期间新墨家学派组织了上百篇文章，对儒家宪政、儒化共产党、儒式虚君共和、儒家议会三院制进行批评，又相继有左派学者、自由派学者和基督徒加入探讨。
两起事件，网络上转发过几十万，帖子过千，辩论文章极其多。堪称中国大陆自有互联网以来，规模最大的“儒耶之争”和“儒墨斗法”的网络事件。
（本文作者为香港理工大学文化学系的青年学者）
文/香港.雨石
近來國內儒教倡導者與團體漸漸走上前臺，不似前幾年僅局限在學界和書院之中，儒耶鬥法甚至儒墨之爭漸漸成勢，在各大論壇與微博上你來我往，好不熱鬧。所謂“儒教徒”亦開設網站作為其思想陣地，參與社會熱點的議論，甚至在用他們的輿論造出熱點，諸如河南平墳事件、提案採用漢服版博士碩士袍、文廟禮制體系重建等其背後都有“儒門”的影子，他們的影響，按照香港媒體的說法，已經上至官方（蔣慶之“儒家八用”據說受到高層重視，蔣也曾去中央黨校與高層對話，而作為當代大陸新儒家的另一代表康曉光本人是多個國家級智庫的智囊，擁有可觀的政策影響力）下到民間（近來深圳格致書院開展儒學進社區活動與大學生儒學修身營，試圖在書院讀經班之外開創一條更能融入民間的途徑，筆者與格致書院山長吳俊先生有過交流，他的老師是賀麟先生的學生張祥平，自有一套迥異於蔣康陳的儒家哲學系統），這在十年之前甚至五年之前都是無法可想的，這似乎是中國文化復興的前奏，至少很多人樂觀其成。
從思想史意義上講，今天我們看到的儒耶或者儒墨的論爭自有其進步的意義。自八十年代開始學界論爭的主流是自由派與新左派，自由派溯源”五四精神“的科學民主，新左派要保存馬恩列斯毛的火種，兩派對傳統文化都沒有親近的態度，到今天亦如是，八十年代紅極一時的紀錄片《河殤》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對傳統的態度，但實則並未超過五四時期諸前輩的意見。而九十年代開始的“國學熱”和傳統文化的復興使得“文化保守主義”者開始形成和現身，蔣慶即是那個時代脫穎而出的佼佼者。不過在當時這仍是社會思潮的一道潛流，遠不如今天百花齊放的態勢，更沒有所謂“儒耶”“儒墨”的激烈爭論。今天的局面較八九十年代更加開放，議題更廣，不同流派漸次成型，為社會的重建提供著不同方面的意見。從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來看，這種潮流當是一件美事。
這自然讓人想到民國初年，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基督徒、佛教徒摩拳擦掌，以筆為刀，以文為炮，重現了三千年前諸子百家的盛況，每個流派均有其可獨當一面的大人物：胡適之自由主義、陳獨秀李大釗之社會主義、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之文化保守主義、章太炎之民族主義、劉師培李石曾黃淩霜之無政府主義、王治心之基督神學、太虛歐陽竟無之佛學，甚至於每一個派別之內還可細分，每一個學者的思想亦極具變動性，但無疑皆為大轉型期的中國提供了諸多良藥，也為今後中國歷史的軌跡做好鋪墊。今天我們看到論爭以歷史的眼光看是絲毫不用驚奇的，在權威袪魅的時代，各種思想的“復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與民國相比，我們現在的爭論還處在兒童期，可很多人已開始驕傲，想要一步登天，封王拜相，這便是當前國內儒教復興邉咏o外人的直觀感覺，也是最容易遭其他諸家學者攻訐的痛點。更嚴重的是，這種對“政治新儒家”（區別於倡導心性儒學的港臺新儒家）學問和道德的攻擊衍生成了對儒家文化的二次傷害，認為他們不切實際的抱著體制大腿不放的政治儒學正可證明儒家的劣根性，更可說明中國千百年來的政治頑固不化的罪責要歸到孔夫子身上，然後以此來抬高如老子、墨子的價值，為自己贏得應有的輿論響應。
“五四”對以儒家為正統的中國文化的反動有幾個來源，最直接是西方文明的入侵，面對故國文明的節節失守知識份子不得不重構自己的價值觀，以創造一種有益於當下時局的新文化以救亡圖存；而其內部根源是清代中期乾嘉考據學的過分發展，使得儒家經世致用精神的淪喪，為了矯正此偏差，知識份子亦需調整自己的思考路向。反傳統的最強音是譚嗣同的“沖決網羅”與魯迅的“禮教吃人”，儒家禮制賴以存在的宗族社會開始逐步瓦解，而這一套秩序的瓦解直接摧毀了帝制重新複辟的可能，故在”革命“被塑造成正統價值觀的民國初年，任何妄圖復辟帝制的行為都會被各路討伐，至今我們的歷史觀念亦是如此，儘管有的學者會認為中國當初應該成為君主立憲制下的聯邦制國家，甚至認為袁世凱稱帝不見得是壞事，但這種思維還是沒法被一般人的歷史觀念所接受。傳統社會的全面崩盤早已使儒家失去了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礎，這一點從康有為試圖復興孔教卻最終失敗就可看出，難道梁啟超們的傳統造詣和對傳統的情感還比不上今天的蒋康陳？
自康有為之後，再鮮有人將“孔教”當作一回事，倒是太虛的佛教改革邉尤缁鹑巛保?糠址略旎?浇探虉F化的僧伽制度改革在今天的台灣依然可以看到其成果和影響力（如佛光山），而儒教終失去了其重新建製化的可能，按照余英時的說法，成為了傳統的“游魂”。余英時的“游魂說”倒是頗為筆者所認同，他認為儒家的現代意義僅可存在於個人生活層面，而無法亦無此必要成為安排整個國家政治與社會秩序的意識形態，我以為這一點應該成為各方的一種共識。儒家哲學的發展到港臺新儒家開創的心性儒學為止其經世效用就已完結，即對個人的人生修養可有直接的幫助，可作為當今中國信仰缺失的一劑良藥，從這個意義上講開展的兒童讀經班並無不可，甚至以後會成為改革中國教育之弊的生力軍。但靠大政府推廣政治儒學使之成為強有力的宗教組織，這違背了歷史發展的規律，亦違背當前社會的實際情形。若真有一種政治儒學，真有一種高於民主政治的“仁政”，那也是在心性儒學能夠得到充分發展的前提下自然開出的，它決不會依憑政府的強力推行，如同宗族社會亦不可能靠政府重新建立。
所以，今天的文化論戰，若各派以能取得多少政府認可或政策影響力為目的，本身則落了下乘，無法讓民眾客觀瞭解每一種思潮的來龍去脈與現實意義。我們應該首先尋求一種政治上的共識，一種知識份子道德上共識，才能更好進行文化的交流與思想的碰撞。如果仍是回到戰國時代，你罵我是“禽獸”我罵你在“愚民”，或者抱著一種陰终摰膽B度反對外來宗教，那麼我們三千年來的文明到底有何實質進步呢？或許，我們真如龔鵬程教授說的那樣，與孔子比起來，我們現代人的精神世界差得太遠。尚不用說孔子，港臺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素來以“博”聞名（徐復觀先生對唐先生的評價），在他歸宗儒家的哲學體系中，亦保留著基督教、佛教、印度哲學的位置，其心量氣魄之大已非今人可以想像。這才是有真正傳統風範的中國文化之“巨人”（牟宗三先生對唐先生的評價），今天有哪一位可以站出來說“我能和唐先生對話”麼？和先賢比起來，我們要學習的還太多。諸君，珍重且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