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学大庆”是怎样兴起的
大庆会战进行到1963年下半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虽然在石油行业内部早已轰轰烈烈，但在其他行业仍鲜为人知。会战指挥部对外称“萨尔图农垦总场”，下属单位称“农垦分场”。曾发生过有的职工冬季穿“杠杠”棉工作服回家探亲，走出火车站即被警察误以“劳改逃犯”拘留的故事，就是当时的生动反映。
1963年10月下旬，国家经委和东北局经委在大庆召开“东北地区基层工业企业经验交流座谈会”，这是事先派工作组到现场调查后做出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有东北地区大型国营企业的厂长，国家经委、东北局经委的专家与负责人，共100多人。会议由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谷牧、东北局经委主任顾卓新主持。
按照会议的安排，会议代表先轮流参观了20个基层单位，包括钻井队、采油队、施工现场、集油站、家属缝补厂以及“地宫”、油库、新建的炼油厂等等。然后，由副总指挥兼生产办公室主任张文彬汇报“三年石油会战进展情况”、副总指挥陈李中汇报“油田地面建设，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情况”、会战指挥部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宋振明汇报“坚持基层岗位责任制情况”以及副书记吴星峰汇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情况”。通过这些参观考察与听取情况汇报，与会代表反响热烈。大家称赞大庆石油会战是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项创举，赞扬大庆工人艰苦奋斗精神，以及在科研工作、生产管理上取得的成就与经验。会议结束的前一天，余秋里从北京赶来作了一个简短发言，反复强调大庆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必须革命化”。
这个座谈会的情况很快传到北京。国家经委决定宣扬大庆事迹与经验，指定康世恩作报告。康世恩带着我进北京帮他撰写与整理这个报告。1963年11月6日，康世恩在国家经委召开的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上作了这个报告，反响也很热烈。接着，11月19日，余秋里以康的报告为底本，略加增删，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汇报。12月，石油部党组正式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汇报提纲”。12月24日、28日由彭真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先后由康世恩、余秋里向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领导干部数万人又作了汇报。
1963年12月25日，毛泽东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1964年2月5日，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肯定了大庆的经验。从此学大庆的热潮在全国展开。据说，毛泽东听了大庆会战情况汇报后，非常高兴，说政治局的同志都到大庆去看看。后来除他本人和林彪没去大庆外，其余的政治局成员和当时党政军界的头面人物都视察与访问过大庆。有的还不止一次。周恩来就曾去过三次。文化大革命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视察过大庆。根据原石油部副部长、原大庆油田党委书记陈烈民在本世纪初回忆：“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号召后，全国共有125万多人次到大庆访问。”我记得从1964年到1966年文革前，到大庆的参观访问者每天都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大庆油田临时建设了两个巨大的接待站。组织数百人的接待班子，好吃好住免费招待川流不息的参访者。
“鞍钢宪法”与大庆经验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做了评价。他指出：“这个油田的建设，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两论起家’。”“这个油田也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这个油田自始至终坚持了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革命精神和勘探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
至今，我仍觉得周恩来对大庆的这个评价，反映了当时的实际。1960年4月，大庆会战刚开始，余秋里确实指示主管政治工作的吴星峰以石油部机关党委名义起草一份《关于学习毛泽东所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登在油田小报《战报》创刊号上，并指示石油部购置了几百本“两论”单行本，空运到哈尔滨再送到油田供职工学习。
如上所述，1963年10月在大庆召开的“东北地区企业座谈会”是“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发端。康世恩和会战工委极为重视。当时没有招待所，他们搬出自己住的办公室（兼卧室）（也是干打垒，只是稍微高大宽敞些）而住进更加低矮潮湿“菜窖”式的干打垒里。我作为油田的唯一联络员，参加会议秘书组活动。我的任务就是每晚8点至10点，参加秘书组召集的汇报会，收集会议代表参访后的反映。大约在晚11点以后，再赶往康世恩住的干打垒办公室，他和他的同事们急切地听我汇报。在这种汇报会上，康不止一次地讲：参加这个会的都是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龙头老大”工业企业（鞍钢、一汽、哈尔滨三大动力厂），它们都是建国初期苏联援建的。它们的管理都是照搬苏联的一套。我们的石油生产虽然搞上去了，但我们的这套办法跟苏联的不一样，会不会得到与会老大哥认同着实心中无底。当他听到赞扬时也兴奋异常，还谦虚地说：其实，我们的这一套无非是老老实实地按照“鞍钢宪法”办事而已。
何谓“鞍钢宪法”？它是1960年3月毛泽东对“鞍山钢铁公司”一份调查报告的批示。这份调查报告是中共元老、工运领袖李立三在鞍钢蹲点调查后写的。毛的批示指出办好企业有五条要求：政治挂帅，党的领导，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这五条即“鞍钢宪法”成为当时和此后几十年办好中国工业企业的根本大法。
那么，大庆主要经验是什么呢？它全都写在1963年11月6日康世恩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作的报告里。我至今仍大致记得，这个报告共写了九条经验：（一）革命精神，（二）科学态度，（三）群众运动，（四）“三基”工作（基础工作[质量、设备]、基本功、基层岗位责任制），（五）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六）严细作风，（七）思想政治工作，（八）机关革命化，（九）全面关心职工生活。这九条经验，有六条是讲政治讲革命化的。讲技术讲管理讲生活的只有三条，而这三条也多是从政治角度讲的。
拿“鞍钢宪法”（五条）与“大庆经验”（九条）比较，何其相似乃尔。不用细说，“大庆经验”简直就是“鞍钢宪法”的亲生嫡传与具体化。
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回头路
世界工业企业管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管理、科学管理、现代管理。第一阶段传统管理始于18世纪下半叶手工业工场时期到19世纪末。所谓“传统”就是小生产者传统，其标准就是凭经验，师带徒。第二阶段科学管理，始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工业化进程加快，机器代替手工操作，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由美国工程师泰罗提出了“科学管理”即“泰罗制”。他通过对时间的研究，制定了劳动定额与工时定额；通过对作业的研究，提出了作业指导卡片制；通过对单纯计件工资研究，提出了奖励工资制；通过对企业组织结构研究，提出了建立职能机构，即车间科室制。列宁说：“泰罗制”包含有“最丰富的科学成就”。第三阶段现代管理，那是20世纪70年代广泛运用电子计算机以后的事了。
陶潜说：“觉今是而昨非。”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鞍钢宪法”“大庆经验”与苏联做法、东北企业那一套，谁比较符合“科学管理”即“泰罗制”？谁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走了回头路？
大庆为体现党的领导，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对应苏联的一长制，即厂长负责制。
大庆为体现政治挂帅，批判物质刺激，少算经济账，取消计件工资，对应苏联的讲究经济效益，实行经济核算，按劳付酬。
大庆凡事都大搞群众运动，大轰大嗡，视规章制度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会战初期，甚至技术革新技术革命（1960年有股“超声波热”），也搞成“双革”运动。由党委成立“双革办公室”组织领导，对应苏联的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坚持正规的规章制度。
大庆按解放军编制组建会战队伍和运作各项工作。局、处两级在党委集体领导下，设生产办公室（类似军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处），基层单位设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这方面也被毛泽东肯定与表扬，对应苏联援建的东北大型企业的车间科室制。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邓颖超曾兼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她得知工厂设政治部，工会还隶属政治部领导时，很惊讶，认为很不合适。
德国人布莱希特说：“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孩子。”撇开当时的形势背景，超越意识形态的纷扰，历史已证明，大庆油田按照“鞍钢宪法”创造的经营管理经验是走了回头路。
小村镇模式的矿区建设值得商榷
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康世恩传》里引用了康世恩说的一段话：“毛主席听了大庆汇报后曾说：大庆的搞法就是打破了过去的一些框框。”上一节记述的是大庆在经营管理方面以“鞍钢宪法”为蓝本，打破了苏联倡导的一些框框。本节记述的是大庆在矿区建设上又如何打破过去的一些“框框”的。这里先说两个背景：
其一，石油部在矿区建设上有两个旧“框框”：它们是50年代苏联规划设计的新疆独山子油矿和甘肃兰州炼油厂。这两个工厂的建设都是生产区、办公区和生活区相距较远。生活区与办公区基本上在市区。而生产区与矿场基本上在市郊。当时，余秋里、康世恩认为，这种布局脱离生产，脱离群众，是苏联修正主义在矿区建设上的表现。
其二，大庆会战正值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几万名职工肚子饿是余秋里、康世恩面临的首要问题。在黑龙江省支持下，划拨几万亩荒地，抽调部分职工和组织职工家属开荒种地。这一举措收到了奇效，后被周恩来总结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新型矿区建设的典范。现在看来，这种模式的矿区建设在彼时彼地的客观条件下，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办法。但如果把它作为工业企业现代化的样板，就值得商榷了。
基于以上背景，余秋里、康世恩就在“企业机关革命化”“指挥靠前再靠前”号召下，会战总部不仅不设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连安达县城、萨尔图镇都不考虑，硬是要建在油井旁边。所有二级单位离总部少则三五公里，多则几十公里上百公里。二级（处）所属大队、生产队也都分散建在自己管辖的集油站或油井旁。在几千平方公里的油田范围内，星罗棋布地小而全地建成配套的生产生活、教育娱乐以及医疗服务等设施，形成了大庆市（局）、镇（处）、村（生产队）的格局，活脱脱地是个“乡村小农经济城镇”的翻版。
事隔50年后来考量，如果他们具有前瞻性思维，如果他们略微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现代化意识，他们把会战总部设在相距不远的东边的哈尔滨市或西边的齐齐哈尔市，那对这两个市的市政建设与发展，对油田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对几十万职工与家眷，该是多么大的福音。而为此节约的投资将以亿万计，效益将大得无法评估。
还令人感叹的是，新世纪以降，大庆地区连绵的楼宇群、纵横的公路网和不息的汽车流，勃然兴起，蚕食着碧绿草原，且已不可逆转。这为当初始料不及。如是述评，岂是苛责前人，谨为寄语后来者，应特别关注草原的生态环境！
童言无忌：“我长大了要当二号院小食堂的炊事员”
现场实景闪回之一：1961年隆冬时节，我们办公室的几个同事在一房间内聊天。一位科长的男孩，当时八九岁，有人问：你长大后干什么？他不假思索地答：我长大了要当二号院小食堂的炊事员。二号院是会战总部头头脑脑的办公室兼住宿处。二号院的小食堂就在我们住房窗前十几米。它有条下水道直通户外的“泔水坑”。这个坑经常有剩残的鱼肉，因为是冬天，流出不久就冻成一层白花花的猪油——这在当时肉食极度匮乏情况下，是极其珍贵的。难怪不谙世事的孩子羡慕无比哩。
在大庆，从1960年开始在局、处二级机关就办有小食堂。二号院的小食堂，供总部机关十几位局长和三四十位处长用餐。大食堂长年累月只供包米面、高粱米。每人每月定量二十几斤，每天只有8两。一个二两包米面“窝窝头”一多半是大白菜帮子，一两小米稀饭稀到能照出人影。常年没有肉腥。但小食堂全是细粮，精米白面，大鱼大肉不断，每餐做出五六种花样。当时会战队伍从西北来的多，因此，隔三差五地有“凉皮”“活饹”“羊肉泡”“手抓肉”。而且是交够粮票尽饱吃。饭钱也只有实价的四、五分之一。我有幸在4年时间里，混进去吃了两次。一次是1961年冬天帮一位副总指挥写发言稿到下午一点了。大食堂早已关门。他带我到小食堂叫大师傅为我做了一碗“羊肉泡”，吃得我满颊生津，回味无穷。另一次是在1962年上半年一个什么节日，康世恩招待一些头头和专家，办了三桌。我因是会议记录，也捎带上了。喝的白酒，烤羊肉串尽饱吃。因为这两样西北“美食”我这个“湘蛮子”都是头一次尝到，所以至今记得。据传，处、局两级开办“小食堂”，是从解放军学来的。战时及建国初期，军队确实办有小食堂，但它有严格的管理。而大庆的小食堂却疏于管理，把它办成招待食堂，造成多吃多占严重。在一般群众生活极端困苦情势下，形成强烈反差。
现场实景闪回之二：大庆会战期间，局、处两级配秘书成为定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整个石油工业系统。不仅如此，在二号院办公与居住的从石油部来参加会战的三五名司长，不仅配有专职秘书，有的还配有通信员和女服务员。
现场实景闪回之三：二号院没日没夜地召开各种业务会、汇报会，名目繁多。一月之内，有近二十天都在开会，而且这种会议很少在半夜12点以前散过。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只有陪着。而首长们散会后可以先到小食堂吃“夜宵”，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九十点。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只有饿着肚子上床，第二天早晨八点按时上班。更有甚者，余秋里、康世恩还擅自规定，全油田只休息“大礼拜”即每月逢十休息一天。这个规定一直沿用到1976年华北油田会战，并作为石油工人艰苦奋斗的事迹广为宣传。他们不体察现场的石油工人拖家带口的苦衷，连百姓每七天休息一天的权利都剥夺了，实在不近人情。
现场实景闪回之四：会战的头两年，二号院每10天大都在大会议室举办盛大的交谊舞会。据说是从中南海学来的。调来文工团的乐队和一帮年轻貌美的女文工团员。凡处以上干部可以带舞伴前往。一般民众没有份。每次舞会都门卫森严，而机关总有些年轻人趋之若鹜，往往在大门口挤成一团。说实在话，当年现场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最多的是在大饭堂（夏天在室外野地）演场免费电影。那么多年轻人无处消遣。举办这种舞会，唐克、吴星峰在现场时办得最多，因为他俩喜欢。余秋里会战开始后没在现场呆几天。康世恩常年呆在现场而且一呆几年。他在现场时少有舞会，因为他不喜欢。这种舞会我一次都没去过，因为我不够格。主要的还是我不会而且有些厌恶，原因是音响太闹腾，害得住在附近的我久久不能入睡。
以上种种，显示出1960－1963年大庆处以上领导干部生活的特殊化。
夸大业绩与经验遭非议
其一，大庆的油田面积与石油储量的计算。因石油深藏几千米的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通过一些间接手段获取资料，按一定的公式，分析测算。而地下的数据资料是动态的，既定公式随着科技进步也是动态的。用这些在较短时间内获得的资料就公布大庆油田面积、石油储量是世界上第几大油田等等，并大胆宣布：大庆油田的面积与储量计算只用了一年半时间，而美国某油田用了九年，苏联某油田用了三年。外行人听了惊喜不已。而内行人却说，一个像大庆这样的特大型油气田的面积与储量计算，不是头两年可以完成的。准确的计算可能持续它开采的全过程，用几十年时间也不为过。何况那两个美苏油田的储量是多年前的历史资料，拿它作“标的物”来对比，显然很不合适。
其二，1960年开辟30平方公里生产实验区的问题。当年在几百平方公里面积的萨尔图油田的中心部位，划出30平方公里进行开发。这引起了许多学者专家的反对。他们说，这像在一块很高级的西服面料中间剪出一块做了条裤衩，可惜得很。话虽说得尖刻一些，但其本意是：油田开发应在油田勘探基本完成后，按完整的开发建设方案，有序展开，这样才可以取得最佳效果。余、康却打出毛泽东“一切经过试验”旗号，费尽口舌与文字来证明这个举措的必要性、科学性和先进性，把它说成是大庆的一项创造。当时有个背景，即西北几个老油田原油产量上不去，全国年度原油生产计划没法完成。这是关乎政绩的大事，在逮到大庆这块“大肥肉”后，尽管开采条件不具备，也饥不择食，先拿一块打井放油。当时因来不及建设集输储设施，这个实验区遍布大小土油池，放满了黑色原油，污染了草原不说，还造成了巨大浪费。1960年大庆生产原油97万吨，保证石油部完成全年计划，向国务院报了捷。现在评论，我觉得这样搞也可以，但大可不必把它说成是个“创造”。
其三，还有“基层岗位责任制”，也被宣传为大庆的一项主要经验。现在冷静分析，它无非是针对1961年一座注水站火灾引发出来的紊乱局面的一次全面整顿。谈不上什么“创造”，只是明确岗位，分清责任，建立制度而已。吹过了难免质疑声不断。据称，张春桥就私下说过：大庆的岗位责任制不是新鲜玩意儿，《红楼梦》大观园里的丫头们就有岗位责任制。此话有理。不能因人废言。
其四，关于培养石油队伍“严细作风”。这也是大庆的一项主要经验。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1964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石油厂矿长会议上，余秋里作报告，讲到培养队伍作风时，要“严”字当头。他用排比句式，一口气讲了“十五个严字”：“严，可以出干劲；严，可以出责任心；严，可以出战斗力；严，可以出规格；严，可以出高标准；严，可以出好风气；严，可以出好产品；严，可以出技术；严，可以出办法；严，可以使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市场；严，可以把歪风邪气打倒；严，可以避免犯错误；严，可以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严，可以保证行动上一致；严，可以保证团结。”当场就觉得“言”过其实，遭人非议。
现在冷静评论，客观上我们闭关锁国太久，国外情况匮乏，信息不灵，“坐井观天”。从1958年“大跃进”“超英赶美”以来，社会舆论说大话、“放卫星”成风。从主观上讲，余秋里、康世恩确有头脑过热的问题。人们常说，所谓权力，既包括行政权力，也包括“话语权”，即掌握舆论与宣传的“权力”。自觉而有节制地使用“话语权”，不仅需要意志力，更是一种美德。
绝非大庆经验的题外话
第一，大庆经验有显著的时代特征。1959年后，国内“造神”运动越演越烈。在若干则大庆经验中，“大庆靠‘两论’起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大庆取得成绩的根本源泉”成为首则与经典。这条无需检验也无从检验的经验，其作用只有一个，即借大庆的成功来赞颂“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不是大庆的独创，而是当时风气使然，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官场“奏折”的遗风。另者，当时中苏严重对立，国内开展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批判在大庆经验中也有反映。据此，我认为：大庆经验的是与非、对与错、功与过，都属于那个时代。苛责前人，没有意义。
第二，大庆石油会战的实际领导人是康世恩。我跟随康世恩近三十年，对他有深入的观察与了解。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地质系，以后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1949年9月受彭德怀将军指派到当时中国最大油田——玉门油矿担任军事总代表，从此走上了石油工业的领导岗位。1960年他担任大庆会战的总指挥，吃住在现场四年，指挥这场会战，乃至亲自总结出大庆经验。1965年升任石油部部长，全面领导石油工业持续前进，直到1982年。他懂石油地质，懂石油厂矿，懂石油队伍。
第三，经反复思量与鉴别，我觉得“大庆经验”说一千道一万，说到底就两条：一条是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的艰苦奋斗，这一条在“大庆经验”中已有充分表述。另一条或许更为重要，那就是中国几代地质工作者的科学探索。若按行政单位区分，这当中有地质部、石油部、中国科学院、煤炭部以及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还有很久以前的日本、美国的一些同行们。尤其是1955-1959年地质部的专家们，在松辽盆地的艰苦细致工作。而这一条在“大庆经验”中表达的很不够。
1966年初，在北京举办的“大庆展览”（我参加筹备，是主编之一），红极一时。在有几百个延长米的展板中，只在前厅序言部分有一块展板（最宽仅一米）有一幅地质部的照片，底下说明词是“发现大庆油田，地质部也做了许多前期工作”。在上百本参观者的“留言簿”里，有知情者批评这个展览少提地质部实在不公道。这件事儿康世恩应负主要责任。因为这个展览的提纲是他反复斟酌审查过的。
第四，再说说大庆经验的“小姑娘”现象。我的亲身体验是：从1963年底总结出大庆九条经验以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开卷语永远不变，其他的提法则随着形势改变而改变。比如：文革期间，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大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批刘的“你们搞石油的就是要处理好人、技术、石头三者关系”修正主义，大批邓小平的“猫论”。1970年林彪摔死后，又是大批林彪、陈伯达政治骗子。当时大庆刚复职的一把手不知从哪儿弄了一句“咱们大庆再也糊弄不了了”。康世恩大为赞赏，屡次叮嘱我一定要把这句话写进大庆（1974年的）总结里。至于1976年后，捧、批的对象又变了。由此看来，我的感慨是，诚如有人说的：历史犹如一个温顺听话的小姑娘，随你怎么打扮都可以。大庆经验也是如此。
第五，文革期间大庆成了一根“棍子”。1967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有5000人参加的石油职工大会上公开宣布“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1969年又说：“康世恩（到江汉油田）是毛主席点的名。”此后在石油系统内部，特别是文革后期，大庆成了“两派斗争”其中一派的一根“棍子”。凡批大庆、打倒余、康的人，都被说成“反大庆红旗”而受到责难。
我亲眼所见，1967年在石油部机关一次“薄一波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批判薄一波说过的两句话。一句是1960年冬天，薄一波在大庆油库火灾现场批评“大会战是大混战”。另一句是1964年“工业学大庆”高潮，薄调侃大庆得到毛的表扬是“三千宠爱在一身”。造反派上纲上线说这是“反毛主席”“反大庆红旗”言论。可怜薄一波站在那儿，低头无语，尴尬无比。在大庆比较突出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张洪池”，文革前与王铁人齐名，他也有本《日记》人称“大庆活雷锋”。文革中，受军管会支持，张成为大庆首届革委会副主任。在军管会撤离、原当权者复职后，张洪池成为“反大庆分子”而销声匿迹。
把大庆当成“棍子”，这不能不说又是大庆的另一种悲哀。当时我也赞同这种做法，因而现在也有一份愧疚。
（作者为原石油工业部情报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