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5月13日电／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平台期，贫富分化加剧，经济升级乏力，法治与维稳并存，市场化改革面临倒退的危胁。社会期盼新的活力出现，却又担心动荡带来的巨大伤害。社会上呼吁进行与经济改革相对应的政治改革的声音也进一步加强。
据《南风窗》报道，毫无疑问，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仍是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的政治人物。人们不是容易夸大他们的作用，就是觉得他们离得太远，与自己毫无关系。人们期盼着政治人物大有作为，但现实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对社会的管理以及社会改革等等，事实上会在不同的利益群体那里得到不同的反应。
这是一个需要并可能造就优秀政治家的时代。他们必须倾听时代的呼唤，也要保证中国这艘巨轮能够平稳前行。
中国的政治家
在当代中国，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政治家？
有自己的政治原则和信念，不为流俗所惑，对社会发展大势具有判断能力，不取悦民众的短期所好，并能冲破利益集团或意识形态的桎梏，顺应历史潮流，推动有益于民众真实需求的社会变革，这些几乎古今中外通行的标准，仍是我们现成的衡量方法。
一位来自拉美的媒体人曾感慨，中国人很幸运，有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能把握住大的社会发展方向，又能让后继者沿着同一条道路走下去，所以能出成果。“我们国家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前后政策相差过大，几乎每过几年就得连根拔起从头开始一次，这种政策的不稳定性，使得经济社会很难走上正轨。”
美国汉学家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一书甫一面世，便风靡华夏。在历史的关口，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策略，将中国从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并规定了至今仍在实行的“发展经济、稳定政治”的历史性框架。
时下的中国，进入常人政治时代，开始真正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而非如毛泽东、邓小平等个人具有绝对权威。至今，已经实现了第二次10年一次的领导人集体交接班。他们的共性比较明显，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从青年时代起因为某种机缘“学而优则仕”，成为培养对象，总之，有着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历练出来的政治才干，一般喜欢在舆论中保持一种“稳健的开明”形象。
“不争论”，“不折腾”，“实干兴邦”，从这三个重要的政治口号中，可以看出从邓小平到今天的新一届领导人，其治国理政的思路一脉相承。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思路在中国社会，至少是相当一段时期内，有着深厚的民意土壤。
与30年前有所差异的是，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大幅上升，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西方社会造成的负面冲击，中共领导人开始更多地谈论“制度自信”，而非邓小平时代的“摸着石头过河”。同时，他们也明确意识到，过往的发展亦造成了“固有利益格局”，他们声言要打破这种格局，进一步释放社会的活力。熟悉政治发展史的人们都可以敏锐感觉到，这正是政治家有可能要大发异彩的征兆。
具体到政治人物的选拔上，已经有人开始表示，中共这种“培养制”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物，可能比西方通过投票方式选出来的人物更具政治经验。（基辛格就注意到，美国的政治家们更年轻，用于学习的时间更少，更缺乏经验，在政治上有急于求成的倾向。）
常人政治
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多元化非常明显的时期。但倘若你问许多普通的干部，他们作为日常榜样学习的，多半仍是曾国藩之类深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实用主义政治人物。
具有科举和官僚体系传统的中国，在当代也实现了新的科层制度主要体现为政绩考核下的领导干部层层选拔和晋升制度。官僚体系对人志气的消磨，会不会使得人在一级一级顺着这种科层制奋斗到中高层后，失去任何宏远的梦想，内化为毫无自我特征的一枚官僚体系的螺丝钉？这是一个人们常常提及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当前，所谓“体制性障碍”都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政府作为主要推手之一，无可避免地深度介入了经济的各个领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严格划清边界，在路径依赖和官员本人利益、部门利益的催动下，市场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正常发展被极大地扭曲。
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如何能够移动自身所处集团的奶酪？这场被称为自我革命的战役胜负一向难料。真正的政治家需要权衡取舍，而非四处逢源做老好人。
需要提醒的是，常人政治并不等同于政治家的平庸化甚至矮化为官僚体系的“代言人”，只不过是时间的推移和任何制度维持生命力必然会带来的客观阶段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和固定的任期制等。政治家的决断力照样不可或缺，这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责任，正如10多年前的入世谈判一样。今天，谁也无法否认，这一决断深刻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对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做出重大贡献的前总理朱镕基，他推行的大规模行政体制改革，减员分流，是许多人至今怀念的“大手笔改革”。他曾声称，“抬着棺材”也要改革，的确也为时至今日的中国经济打下了框架性的制度基础。大批他所培养的经济管理人才，正处在中国经济的各个关键岗位上。
即使是对“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我们也不能因为过往改革在时间长河中身影日渐模糊，而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当时的改革就是增量改革，容易得很。通过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到，政治家一样时常处于既得利益群体和思想“保守”群体的反对之下，无论恢复高考、包产到户、精简军队和特区实验等，都是如此。政治家的使命是，不能让我们这个社会被既得利益绑架，正如政治家的公共政策有时候也会被其绑架一样。
常人政治时代的另一特点则正是常人政治本身带来的，即政治家的责任更多倾向于利益的平衡和协调，任何“极端”的做法，往往受制于常人政治下的政治框架而变得“行不通”。比如，政治家现在不能不顺应民意，矫正某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同时又不得不在某些领域推进市场化。同样，贫富差距拉大要求政治家促进财富的公平分配，同时也要警惕，非理性的仇富和不以社会整体财富增长为目标的社会再分配，都可能导致社会陷入整体性的退步。
现代政治家追寻
显然，中国的社会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邓小平时代”。经过30多年的迅速发展，中国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那种贫穷的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化中期的初级阶段。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下，政府对于政治和社会领域一直处于被动应对和修补状态。
在这种状况下，如何现实有效地进行综合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成为考验中国政治领导人的一道主要难题。伟人与历史谁造就谁，这个老掉牙的话题，因其社会实用性，必将一再地被人问起。
或许，对于一直对学习新加坡有着特殊爱好的中国决策高层来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本人的形象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同样是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在华人文化圈内，李凭借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政治家。在他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新加坡，一直是中共主流官员学习的重要目标之一。
李光耀式的政治家是一种改良版的传统华人政治家，从技术上极尽细致地学习西方的手段，但从精神上，政治家与民众的关系并非西方现代社会主流所认同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模式。
另外，在以政府为载体的党的政治家之外，随着社会空间进一步扩大，公民意识进一步深化，日益活跃的民间社会中，大批民间意见领袖已经具有政治家的雏形。他们尚主要表现为以言论参政，通过舆论影响各种或宏观或具体的社会事务，但亦已出现一些简单的公民行动。政府如何与民间社会更好地互动，是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
对于掌握施政权力的政治家而言，适时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是难以回避的。问题不在于改不改，而是政治家如何在改革中获取自己的支持力量。不能让政治家获得支持性力量的改革，注定会陷入“停顿”的宿命。而伟大的政治家的一个特点又是，常常会从改革中获取力量的灵感。是时代在推着政治家前行，敏锐的有判断力的政治家又会引领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