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侯维煜同志冥诞100周年，我曾经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朝夕相处达九年之久，回想那些风云激荡的岁月，不禁百感丛生。
（一）初次追随在革大
1949年的秋天，我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以下简称革大）工作时，受命担任侯维煜的秘书。他当时是革大的教育长，负责领导革大的全面工作。
革大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改组而成。1949年初，华北局党校在完成训练数千南下干部的任务后，奉命进北京办学，培养华北新区干部，最初名为华北革命干部学校，2月里更名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址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西苑，那里原来是傅作义军队208师的营房。
革大校长是刘澜涛，副校长胡锡奎，教育长聂真。侯维煜原是教务处主任，1949年秋，胡锡奎和聂真都被调往由华北大学改组而成的中国人民大学，而刘澜涛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第三书记（第一二书记分别是薄一波和聂荣臻），负责华北局繁忙的日常工作，难以兼顾革大，所以，革大的领导责任，便落在侯维煜的肩上。
革大建校之初，我被分配在教务处编研科。未几编研科分为研究室、校刊编辑室、办公室三部分，我分在办公室当秘书，主要工作是给大课大报告作记录，然后整理成文。办公室主任是崔仲远，他对我整理的报告比较满意，在侯维煜担任教育长需要秘书的时候，便把我推荐给他。
从1949年秋到1958年春，将近10年的青年时代，我一直随同侯维煜工作。对我来说，他既是启发教育的良师，也是关心帮助的好友，更是有着共同理念的同志。我1958年春划为右派分子后，离开了他。他也从事业的高峰坠落，先是重病垂危，接着在反右倾运动中遭到批判，以重病之身，经受着党内的残酷斗争的煎熬。
作为侯维煜的秘书，我的日常工作是替他收发文件，处理信函，校级会议的通知、记录、整理纪要等，但最为重要的，还是起草给刘澜涛的情况简报。
侯维煜是一位处事敏捷果断而又缜密细致的实干家。他现在要领导革大的全盘工作，而革大的校长却是刘澜涛。他过去没有和刘澜涛共事的经历，处在如此敏感而微妙的工作岗位，如何取得刘澜涛的理解和支持是十分重要的。他在交代我做这项工作时说：“澜涛同志让我管革大的工作，他没有时间，但我必须争取他的领导。因此，除了重要问题向他书面报告外，还要经常向他汇报学校的情况，你的任务就是帮我起草给他的情况简报。”我理解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把它看作我的首要任务。一些全校性的工作计划和主要活动，除极少数（如教务处的教育计划）直接上报外，一般都通过我的情况简报上报给刘澜涛。包括校务会议的内容、学员的政治思想情况和学习情况、他们对大课和辅导课的反应、工作人员和学员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各处各部的重要活动等等。简报信息的来源，主要是各处各部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报告，也包括我工作接触到的一些情况。起初个把星期报一次，后来逐渐减少，十几二十天才报一次，最后基本上就不报了。我起草的稿子，开始一两次，侯维煜改的较多，但不久我就大体掌握它的规律，起草后他就很少改了。他曾多次对我的这项工作表示满意。
侯维煜鼓励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他说：“你的工作弹性很大，不要局限于我让你做的事情，比如不忙的时候可以写点文章，练练笔。不过有些事情还是要先跟我打个招呼。”记得我写的最初一篇文章，是谈教学方针和学习方法的，主要是根据一次校务会议的内容写的，也加进了我的一些看法，准备投给校刊《熔炉》。写后送给他看。他看后说：“像这样的文章，可以写成社论，就更富于指导意义了。但文字要简练扼要，你可以改一改。”我按照他的提示改写后，他又亲自作了一些修改，让我送到《熔炉》作为社论发表。在随后的一年多里，我大约写了五六篇社论。1979年在北京医院向侯维煜的遗体告别时，原来《熔炉》的编辑党自强还对我说起这件往事。
这个时期我还给《光明日报》投了几篇稿子，记得有一篇是写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文章，在《光明日报》登了大半版。我拿给他看，他大加赞赏。当时正进入“三反运动”高潮，报刊上发表不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性的文章，后来听说毛泽东批评了这些文章的片面性。侯维煜赞赏我的文章，不知道是否有这个背景。
侯维煜不是一个善于写作的人，但他修改的情况简报和我的第一篇社论，对我却有着强烈而深远的启发意义。经他修改之后的文章，简要明快，没有废话废字。我快就很适应了工作需要的行文风格，后来的情况简报和社论，他很少修改就定稿发出了。
1951年12月底，薄一波在中南海怀仁堂作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通知中央和华北的党政机关负责人参加。那几天正逢侯维煜心脏病发作，经医生诊断后在家休息，他让我去听动员报告。我见入场券上明确注明必须由单位负责人出席，便建议他让副教育长陈守中或教务处主任赵征夫去。他说：“还是你去吧，好好记录，把薄政委的讲话带回来。”他又加了一句：“别人做不好这项工作。”
我听了动员报告回来后，连夜整理出记录，第二天一早就把记录给侯维煜。他看了记录后，让我打电话把陈守中请来，两人商量决定，明天就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由陈守中传达薄一波的报告，并且结合本校的情况，进行开展“三反”运动的动员。我把他们交谈的有关内容记录下来，整理出一份动员报告稿，当晚交侯维煜审定后送给陈守中。所以陈守中在大会上宣读的两份文稿，都是我及时赶出来的，侯维煜、陈守中都很满意。
不料，这件事却引起了二部主任王唐文的不满。他不知从哪里听说薄一波的动员报告规定必须由单位负责人参加，有一次在侯维煜的办公室里向他提出意见，说，“上级规定怀仁堂的报告要由单位负责人参加，你和大陈去不了，别的同志可以去嘛。我们革大部处科的领导人中，地委级干部多的是，为什么让一个新干部去？”侯维煜说：“杜光是代表我去的，因为他能够原原本本地把薄政委的动员报告记下来。大陈的传达和动员，都是他操作的。如果换了别人，我们的动员大会就不可能这么及时，这么圆满。”当时我正好在隔壁房间，两室中间有门相通，所以听得清清楚楚，深为侯维煜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所感动，也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
过了不久，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取代陆定一。他上任后在怀仁堂发表第一次讲话，侯维煜也让我去。我回来后整理出讲话记录给他，他在校务会议上做了传达。内容我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习仲勋说，做宣传工作他不如胡乔木，但毛主席既然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他，他一定认真去做。
（二）华北局的短暂岁月
1952年初，侯维煜被调往中共中央华北局担任秘书长。大概是刘澜涛对他在革大的领导工作比较满意，赏识他的才能，才有这次调动。
当年2月，春节刚过，我就随侯维煜到了华北局，住在前圆恩寺原来蒋介石的官邸。中间二层楼住着刘澜涛夫妇，东院平房住的是华北局组织部长刘秀峰和侯维煜，我住在侯维煜旁边一间由大厅通道改成的小房子里。办公则在东边的一座新盖不久的大楼二层，离住处约有百十来米。
侯维煜的工作，一是负责安排华北局的各种会议和同五省市区（河北、山西、平原、天津、内蒙）党委的联系，这项工作他主要通过办公厅处理，让我插手的不多。如有一次他主持召开华北地区信访工作会议，从筹备、讲话到总结，都由办公厅替他操办，我只是接接电话、转转信息。第二件工作是批阅文件，刘澜涛经常把下面报来的文件批给侯维煜，包括各省市区的请示、汇报，有些地县和国营工厂的经验总结，华北区各类组织（如团委、工会、青联、妇联、文联、新华社等等）的请示和报告。有些只是让他看一看，有些还要他提出批复意见，或直接就让他批复。这项工作主要由机要处经办。但有些各地报来需要电报批复的文件，往往是由侯维煜口授批复内容，我把它记下来，抄在电报纸上，由机要处送刘澜涛批阅后发出。这类文件不多，一个月也就几件或十几件，而且内容简短，多半只有几十个字，超过一百字的很少，但侯维煜非常重视，非常认真，特别是有些请示报告，有时要思考很长时间或征求组织部、宣传部的意见后才作出答复。我在抄写电报稿时也特别用心，一笔一划，工工整整。有一次刘澜涛来到侯维煜的办公室，谈完事后出来，经过我的办公室，我正在抄一份电报稿，他见后站住问：“老侯这里的电报稿都是你抄的？”我忙站起来回答：“是的。”他说：“很好，一笔不苟。”接着说：“不过注意不要‘顶头点’。”原来电报稿纸是一字一格，有时写满一行正好一句结束，我就把标点点在第二行的头一格，这就是“顶头点”。写文章不要“顶头点”——这个事情不大，我却记了一辈子。
侯维煜还有一项工作是兼任华北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下属十几个支部，除华北局各部的支部外，还包括华北区群众团体的党支部。侯维煜到华北局不久，便让我联系各个支部，请他们分别来汇报一次。汇报期间，他决定以机关党委办公室的名义，编印一个交流情况、指导支部工作的油印刊物，由我来编，每个支部推荐一位通讯员。在一年的时间里，大概一共编了二三十期。可惜，我一期也没有留下，以致刊名和内容都想不起来了。
信访工作会议后，新华社发了消息，说会议由华北局秘书长侯维煜主持，这就引来了一些群众来信。有申诉合作化强迫命令的，有控告基层干部的，有反映亲人牺牲后得不到抚恤的，有说明自己被误斗误判要求平反的，等等。来信不多，在我们离开华北局前的将近半年时间里，大约收到二三十封。这些群众来信，一般都在侯维煜批阅后，由我转给有关部门，同时以他的名义给来信者发去回信。当时党风政风较好，转去的群众来信，多数能查处答复。
（三）首度劫波
在华北局工作的一年时间里，发生过一件对我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事件。
还在革大工作期间，全国党政机关开展忠诚老实运动，刘澜涛到革大做动员报告，说我们共产党员襟怀磊落，在党组织面前，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私，个人历史上的问题，都应该向党坦白说明，取得党组织的了解和信任。我听了很受激励，在随后开展的忠诚老实运动中写的自传里，交代了入党前的几件事情，除了说明全家信基督教，大哥是牧师现在美国外，还记叙了：1、在抗战胜利前夕和一个中学同学印发了一份传单，传单内容和用的是什么组织的名义，都想不起来了。2、抗战刚胜利不久，我所在中学的初中物理老师找到我，让我替他写一份报告，说他是地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这几天每天挎着枪去接收，最近上面派专员来审查他们，要写一份报告，说明自己信仰三民主义，愿为三民主义奋斗终身。我按照他提示的要求，写了几百字的材料给他。3、1946年夏中学快毕业时，国文老师让我写一篇关于《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及《中国之命运》的读后感，说是为一个大学生代写毕业论文。我认真地读了他给我的几本书，写了几千字的文章给他，暑假里他派青年会的工友给我送了点钱。4、1946年末在北大先修班时参加基督教青年团契，被选为总干事。
到华北局大约半年多后，一次党小组开会，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支部书记也来了。小组长宣布开会后，说今天的会议是帮助杜光同志搞清一些历史问题。我对这个突然袭击毫无思想准备，有点莫名其所以，我说我的历史在自传里都已经写了，没有什么隐瞒，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搞清楚。他们一一点出需要我说明的，就是自传里交代的几个问题。他们点出一个，我就说明一个，当然比自传里写的详细。但他们对我说的都很不满意，或插话，或质问，都认为我隐瞒了事情的真相，没有说实话。一开始我还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怀疑我什么，几次小组会开下来，我才明白，原来他们认为：1、自己起草印发的传单，怎么会想不起来呢？肯定是反动组织的反共传单，才说得那么含糊。2、地下三青团员怎么会找别人代写报告，不近情理，会不会是你自己申请参加三青团的报告，参加了没有？有些什么活动？3、中学毕业生替大学毕业生写论文，也不近情理，这里还有什么隐情？那几本反动书籍给你什么思想影响？4、团契是基督教的核心组织（？！），除了一起去做礼拜、复习功课、圣诞晚会等以外，不可能没有政治性的活动。我虽然一再说明事情的前因后果，但仍无法解除他们的怀疑，特别是写传单一事，他们总批评我态度不老实，而且说要召开支部大会来查清我的问题。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局面，看来只有照着他们的设想去说，才能摆脱这种难堪的局面。于是我承认那传单内容是反共的，他们还想挖出组织背景，我就没有办法捏造了，因为传单后署名的组织名称是当时随便想的。
我从来没有想到共产党的组织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几次会下来，压力很大，不知道他们还会逼我说些什么。我平常工作总是高高兴兴的，但那几天却高兴不起来。侯维煜发现了我的变化，问我有什么心事，我开始说没有什么事，在他再次问起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说了。当我把几次会议情况告诉他后，他说：组织对党员的审查是正常的，要正确对待；同志们的猜测难免，但最后总会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的，我可以找你们支部书记谈一下，你思想上不要有什么负担。
这次谈话虽然使我颇感安慰，但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等待着开会的通知。好几天没有动静，我问党小组长什么时候开会，他说最近大家都很忙，以后再说吧。不久有一位同小组的党员告诉我，前几天支部书记找他们开会，传达侯维煜约她谈话的内容。侯维煜对她说，对于党员同志交代的问题，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他有所隐瞒，就应该相信他的交代，不要无根据地猜测。延安抢救运动就因为无根据地猜测逼供，使许多同志受了委屈，这个教训要记取。支部书记说，侯秘书长的意思，对杜光就不要再追下去了，我看审查会就不用开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如释重负。
这件事是我在党内生活里的第一个劫波，虽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反右运动时我从会上对我的批判中得知，在我的档案里有“对党的审查不老实”的记载，所以实际上并没有不了了之），但对我的思想却冲击不小，在我的心头留下了很不愉快的记忆。同时，对侯维煜出手干预，使我得以摆脱困境，则铭感在心，终身难忘。
（四）来到共产党最高学府
1953年2月，侯维煜被调往马克思列宁学院（以下简称马列学院，1955年改名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任副院长。
马列学院成立于1948年8月，主要任务是培养党的高级理论人才，院长为刘少奇，副院长陈伯达，教育长杨献珍。日常工作由杨献珍主持。1952年“三反”运动中，杨献珍受到排斥，被认为是杨献珍亲信的副秘书长刘元士被打成“大老虎”。刘少奇在外地视察时见到有毛泽东批示的党内文件《关于马列学院打“大老虎”刘元士的经验》，急急忙忙赶回北京，问杨献珍究竟怎么回事。杨献珍诉说刘元士有缺点，但被打成“大老虎”是逼供信的结果。刘少奇批评杨献珍缺乏原则性，接着让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派人检查处理。事后杨献珍一再要求刘少奇派一位政治上原则性强的同志来主持马列学院工作。刘少奇让安子文选派，安子文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侯维煜。因为安子文在延安中央党校任教务处主任时，杨献珍和侯维煜先后担任过副主任，他对杨侯二人的优缺点都很了解，认为这两个人搭配，取长补短，是最理想的领导结构。在取得刘少奇的同意，并且说服刘澜涛后，安子文正式宣布了侯维煜的工作调动。
确定调动之后，侯维煜仍在华北局滞留了一个来月。在这一个来月里，他一方面继续华北局的一些未了工作，同时，多次到马列学院和杨献珍商谈，听取各处的汇报。根据商谈和汇报的意见，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关于马列学院今后发展计划的报告，让我誊清后送往马列学院。两三天后，杨献珍和几位处长来到华北局，在侯维煜的办公室讨论这个报告。我按照讨论记录修改报告后，他带我到马列学院参加几次有不同层次人员参加的会议，反复征求对这个报告的意见。最后定题为《关于马列学院的教学任务、教学方针、组织机构、组织领导及党务工作的报告》，用杨献珍、侯维煜两人的名义，于5月23日上报中共中央。在这个报告里，他们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教学方针：“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后来成为他们被康生迫害的一大罪状。
我就是在这个报告的修改过程中，在4月末随同侯维煜到了马列学院。
到马列学院前，侯维煜同我谈了一次话，说他到马列学院，主要是协助杨献珍，把日常的行政、组织、党务和政治思想工作管起来，让杨献珍可以专心抓理论教学。那里有许多他所尊敬的老同志、老学者，除杨献珍外，还有王学文、艾思奇、张如心等，还有党外专家郭大力。“所以，到了马列学院后，我们都要谦虚谨慎——我要谦虚谨慎，你也要谦虚谨慎，尊重那里的教员和工作人员，帮助我做好工作。”
我到马列学院一两个月后，中央批准了杨、侯的报告，正式任命凯丰为马列学院院长，杨献珍、侯维煜为副院长，还成立以胡乔木为召集人的马列学院管理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连一次会议也没有开过，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凯丰很少来，不久就去世了。接着任院长的李卓然，也很少管事，连会议都很少参加。所以马列学院在教学以外的日常工作，一直由侯维煜主持。
侯维煜到马列学院后，按照中央批准的报告，协助杨献珍建立起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党史、党建、语文、历史等7个教研室，为加强教学和研究，打下了扎实的组织基础。与此同时，他还分别召开了教学人员、一般干部和公勤人员的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工作的意见，了解到由于过去对思想工作不够重视，在各类工作人员中都存在苦乐不均的现象，有的人工作繁重紧张，有的人却松散逍遥。如当时图书馆编目组有一位来自老区的人员，工作吊而郎当，每天只抄几张卡片，却总是发牢骚，嫌自己级别评低了，应该安排更重要的工作，等等。侯维煜决定开展一个“反**（这位同志的姓名）思想”运动，批判不勤恳工作，却计较名誉地位的错误思想。先让图书馆就他的思想表现整理一份材料，让各单位讨论，然后开大会分析批判。在批判“**思想”的基础上，要求各单位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表扬埋头苦干、积极工作的同志，批评消极落后现象，进而针对本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重点和计划。这项活动持续了将近一个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等于进行了一次全院工作的大检查，大改进，有效地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整顿了工作秩序。被批判的**会后没有受到处分，工作态度有很大转变。
“反**思想”开展后，侯维煜让我编印一份机关工作小报，以交流情况，指导工作，密切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系，“从而推动大家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思想，改进工作。”小报名称就叫《简报》，请孙定国题写了报头，还成立一个简报编辑组，请各单位派定通讯员。从1953年6月到11月，共印发了38期的打字油印版，表扬好人好事，介绍工作和学习的心得体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来改成十六开的铅印小报，出了二三十期后，学校成立校刊编辑室，创办校刊《实事求是》，《简报》才结束。
1954年全国取消大区，华北局撤消后，华北局党校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并入马列学院。华北局党校1949年初改组为华北革大，1950年秋恢复，与革大同时存在，一个单位，两块牌子，但工作和教学的重点，已逐渐向党校转移。1952年革大结束后，就纯粹是党校了。1954年8月华北局党校并入后，马列学院的教学力量和行政工作都有所加强，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极少数在马列学院学习后留校工作的同志，怀着宗派主义的情绪看待华北局党校来的同志，称他们为“革大派”。侯维煜经过调查，把说怪话最多的两人请到办公室，先检查自己工作没有做好，接着批评他们不该散布影响团结的言论。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同根据地分散的客观环境有关。七大被称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和克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是分不开的。团结是胜利的保证，现在全国统一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更应该团结一致，做好工作。中央把我放在马列学院，主要是协助献珍同志，为他分担行政杂务，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教学方面。我在革大工作过，但绝不偏袒革大来的同志。我的工作中有什么毛病，欢迎你们随时提出。
这一番既有自我批评又有批评的谈话，对刚出现的宗派主义起了灭火的作用。其中一位同志后来对侯维煜十分敬重，1979年侯维煜逝世后，他到北京医院向侯维煜的遗体告别，在遗体前痛哭流涕。另一位虽然也收敛了一些，不再提“革大派”了，但仍然心怀不满，对党委布置的任务，常啧有烦言（他是一个单位的支部书记）。文革结束后党校复校，他担任一个部门的领导工作，仍以宗派情绪来对待领导，不过这与本文无关，就不多说了。
我在马列学院的工作，除了收发、保存侯维煜的文件、信件外，主要是各种会议（如校务会议、党委会议及侯维煜召开的专题会议、座谈会）的通知、记录、整理纪要等；根据侯维煜的授意，起草工作规划和向党中央的简报和报告；起草以马列学院或杨献珍、侯维煜二人的名义答复的来信；各处室日常工作中的一些需要请示侯维煜的问题，有时也由我转达或答复。此外，根据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有关规定，我为校部办公室起草了文书工作条例和档案工作条例。这些工作一般都比较顺利，同志关系也比较融洽，我的生活紧张而愉快。
1954年7月9日至15日召开第一次全院党代表大会，侯维煜在会上作了党委工作报告。会前他把报告的轮廓和主要内容告诉我，让我为他起草报告稿，接着他就到北戴河休假去了。我写出初稿后，他来电话叫我把草稿送到北戴河。侯维煜修改报告的时候，我就到海边去游泳、检贝壳。侯维煜在修改报告的间隙里，还带我游览当地的名胜古迹，印象最深的是一座盖在树上的小楼。我在北戴河呆了两三天就带着报告稿回到北京，誊清送杨献珍过目，然后付印。
这次我的北戴河之行，大概是侯维煜看到我的工作过于紧张而有意安排的，因为那份党委工作报告待他回来后再改也来得及。在我追随他的九年里，这是唯一的一次借工作之便随他出游。党代会后发生的一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事情，改变了我同他的关系，同时，对我的思想产生剧烈的冲击。
（五）再度劫波
党代会后不久，我收到中直党委发给侯维煜的一份绝密件（当时他是马列学院党委书记兼中直党委书记）。按照侯维煜1949年对我的规定，凡是发给他的文件，包括绝密文件，除纪要处直接送他阅批者之外，一概由我收拆、送阅、保管，过去一直如此。但这份绝密件却不一样，它是中直保卫处关于中直内部人员审查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到有三人不适宜于担任领导干部的秘书，应该调离机要工作岗位，包括陈伯达和帅孟奇的秘书，还有我，因为我信过基督教，父母都是基督徒，大哥还是现在美国的牧师。
这份文件对我的思想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我放弃基督教而接受共产主义，参加了共产党，并且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这个伟大事业，而这个党却认为我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异己者。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
这份报告送给侯维煜后，当天晚上组织处长刘子正就找我谈话。我向他坦承这个文件引起我的思想震动，他说他告诉过中直党委办公室，这个报告不要经过我，以免引起我情绪波动，但由于他工作不细，还是让我看到了报告，以致造成我的思想不安，应该向我道歉。他劝我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审查，他说，保卫处是按照组织原则来审查的，对于在机要岗位上工作的同志，审查当然更加严格。但他们只能根据你的档案来审查，提出他们的处理意见。你的情况，组织上还是了解的，对你是信任的；侯副院长对你的工作一直比较满意。所以，你的工作不会有太大的变动，还是协助侯副院长，做他的助手，另外调一位同志当他的秘书，把你原来担负的一些琐事接过去，如收发文件、处理私人信函等等。接着，办公室主任于子元找我谈话，说办公室要成立一个秘书组，由我担任组长，但我的主要任务，还是继续帮助侯副院长，办好全院性的有关会议准备、文件起草等大事，完成侯副院长交办的各项任务，同时也兼顾办公室的文书档案、内外联系等工作。为了减轻我的负担，还把我在北大和华北局党校的同学、当时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林丕调来当副组长，另调秦国轸来当侯维煜的私人秘书。
侯维煜没有为这个问题专门找我谈话，他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了我一句：刘处长和于主任都跟你谈了吧，好好工作，不要有思想负担。这句话听来有些轻飘飘的感觉，他大概也知道我不可能没有思想负担，但又不能不这样说。不过我能体会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良苦用心，刘子正、于子元同我的谈话，无疑出于他的授意。刘子正后来对我也特别关心，1956年成立秘书科，准备由我和刘方明任副科长（林丕到师资训练部学习去了），在给中组部的报告里，刘子正特别标明我是第一副科长。我思想上感谢他的好意，但还是坚决要求侯维煜去掉“第一”二字。同年五六月间召开全校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刘子正在筹备方案里，把我列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作为全校青年党员的代表。在调整工资的时候，他在给校务会议报告的提级名单里，把我从16级提到15级。这些有点特殊的照顾，使我感受到他们的爱护和关切，内心深为感激，但仍很难抚平我思想深处的创伤，在我同党组织的关系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六）七年建设规划和《蒲公英》
1955年8月1日，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马列学院更名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杨献珍任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侯维煜为副校长，兼党委第二书记。校名改了，但一切工作照常进行，只是加强了同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的联系，每周一次的校务会议，邀请他们派员参加。中组部常来的是干训处处长陈野苹，中宣部常来的是理论处副处长葛震。一般由我在会议前打电话把会议内容通知他们，请他们来。高级党校的文件材料，凡是发给党委委员和校务会议成员的，也发给他们。中组部和中宣部的一些决定，凡是与党校工作和理论教学有关的，他们都会在会上传达。
1956年初，全国进入“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高潮，我经侯维煜同意离校参加国药业的公私合营工作，但去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召回。因为学校准备制定七年建设规划，从2月初起就连续召开校务会议、党委会议和一些座谈会，最后形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956—1962年建设规划》。侯维煜协助杨献珍主持了各次会议和规划的制定，我也参加了规划制定的全过程，从各次会议记录、起草并修改规划，到最后定稿，我都参与其中。这个建设规划对培养教学干部的目标、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建立学衔制度、加强教研室的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逐步实现这些规划，将会大大提高教师的水平和教学的质量。
5月28日至6月8日，高级党校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上杨献珍就高级党校七年建设规划作了说明，侯维煜代表校党委作工作报告。会前侯维煜把我和林丕及校刊室的编辑力平叫到一起，要我们为他起草报告，由我统稿。会议期间，我还为大会起草了决议。
7月初，杨献珍、侯维煜向刘少奇汇报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情况和七年规划的内容。刘少奇赞成这个规划所提的设想，并就扩大教学队伍、课程设置等问题，做了些指示。他特别指出：学习苏联要分析研究，要学先进的东西，不要学落后的东西；讲课不要怕讲错，错了就承认错误，不要停留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过去的观点上。刘少奇的讲话，侯维煜虽然认真记下，也只能记个要点。他回来后，让我马上到他家里，根据他在小本子上记的要点，把刘少奇的话复述一遍，由我记下并整理出来，第二天，他就根据我整理的刘少奇讲话记录，在校务会议和党委会的联席会议上作了传达，在全校掀起了落实七年建设规划的高潮。
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所以，响应这个口号也就成了落实七年建设规划的一个具体内容。我同校刊编辑室的两位编辑郑海天、李郁荪在会前曾商议在校刊上办一个文艺副刊《蒲公英》，并且向校党委正式提出申请报告。侯维煜在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时，还特别提到我们的报告，鼓励大家“向科学进军”。我们非常高兴，会后就出了创刊号，我写了简短的发刊词，其中有一句话：“我们的笔触将伸进人们灵魂的深处，探索心灵的秘密。”初意在于通过文艺形式，去描画人们的心理活动，把平时不敢说或不便说的话，在作品里表现出来。到了反右派运动后期补课时，这句话就成了我向党进攻的罪行了。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打断了一切正常的工作秩序，教学和各项工作陷于混乱，高级党校七年建设规划刚开始实施就停顿下来，我们的《蒲公英》也不得不落入夭折的命运。
（七）反右运动之一：侯维煜开始从事业的高峰坠落
反右运动使侯维煜和我都面临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侯维煜在领导普通班和新闻班的反右运动中耗尽了充沛的精力，也磨去了坚强的活力，心脏病和精神的压抑，加上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使正处壮年的侯维煜几乎丧失了全部用武之地，从事业的巅峰坠落。我则在学员反右派运动结束后的补课中，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沦为贱民。侯维煜在我遭遇前两次劫波时保护了我，但在我面临第三次劫波时，他虽然作过努力，想帮我度过劫难，结果却没有如愿。
1957年的中国，是政治风云激荡的一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3月12日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起初，高级党校组织全校学工人员利用每天晚上和每周半天的“党日”时间学习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侯维煜和杨献珍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个“整风工作两不误”的计划，在5月7日晚上向刘少奇汇报，得到刘少奇的同意。刘少奇还让他们特别注意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多样性问题，他主张要利用、限制自由市场，要允许有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工业、地下工厂，农业上要有家庭副业、自留地，希望他们回高级党校后“大声疾呼地提倡大家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侯维煜回来时已经很晚了。第二天一上班他就让我去记录他复述的刘少奇讲话。刘少奇要杨献珍、侯维煜回校后“大声疾呼地提倡大家注意研究”的问题，在当时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杨侯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安排学员的学习计划上，刘少奇的讲话虽然都原原本本地作了传达，而研究部署的却是整风学习计划。他们计划把原定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的教学，改为以整风为主题，用10周时间来学习经济建设的理论政策和党的历史经验。
这个时候，社会上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大鸣大放。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极少数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布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社论和指示，在全国点燃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漫天大火。而在高级党校，却依然坚持着“整风学习两不误”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5月21日至6月13日，邀请薛暮桥、邓子恢等7人作了8次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
全国范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派，引起了广大学员的极大关注，大家议论纷纷。教务处长张震寰给侯维煜打电话，问他是否考虑修改学习计划，增加反右的内容。经过延安整风的杨献珍和侯维煜，都不希望在高级党校学员中开展反右运动。何况“整风学习两不误”的计划有了刘少奇的同意，就意味着已经党中央批准，没有必要改变原定的计划。他们经过商量后，决定计划不变，但可请些负责同志来作几次关于反右运动的报告。5月26日、6月17日，彭真和杨尚昆先后来高级党校作报告，计划邀请的还有陆定一、康生。
6月15日，根据一些省市负责人的要求，并经过安子文请示刘少奇同意，校党委决定普通班、新闻班、研究班、新疆班提前毕业，以便他们回原单位领导反右运动。但一个意外事件扭转了这个安排，使杨献珍、侯维煜和广大学员不得不走上反右运动的不归之路。
事情是这样的：整风学习开始后，侯维煜组织各教研室和教务处、组织处的部分干部到各个学员支部，参加学习讨论，每天晚上安排几个下班干部或学员支部书记汇报学习讨论情况，包括学员对反右运动的反应。我那个时期的主要工作就是安排会议，记录汇报内容，会后整理出《整风简报》，上报中央常委，同时也发给计划邀请来校作报告的领导人，以便他们在作报告时能联系学员的实际情况。6月17日晚上，准备来高级党校作报告的陆定一带着《整风简报》去征询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听了陆定一介绍《整风简报》里的情况后，断定一些学员的思想反映了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说明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要开展讨论批评，不能让他们带着这些错误思想回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政治局19日专门开会讨论高级党校的问题，决定全校学员留校继续整风，不解决问题不能回去。
杨献珍、侯维煜列席19日的政治局会议后，已经意识到高级党校不可能置身于反右运动之外了。他们一方面调整整风学习计划，组织学员讨论前一阶段学习中提出的方针性、政策性较强的八个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考虑在学员中划右派的问题。经过校党委反复研究，决定把普通班学员、入学前为《广西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谭和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徐盈列为反右的批判对象，在小组和支部的范围内进行批判。 7月22日，他们把4名学员的材料上报中央书记处，报告提出，拟将王谭、徐盈划为右派，另两名学员，全总海员工会国际部长肖鲁和劳动部的副司长王善玲则定为思想右倾，只在小组里检查批评，不划为右派。
当时中共中央已经成立反右领导小组，由邓小平任组长。在反右以前，由于刘少奇曾经是马列学院的院长，有这个历史渊源，杨献珍、侯维煜遇有重大问题，一般都是向刘少奇请示。现在反右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任组长，有关反右的材料当然只能上报书记处，刘少奇就不便插手了。邓小平看到杨献珍、侯维煜的报告后，认为肖鲁、王善玲都应该划为右派，并让书记处工作人员通知杨献珍、侯维煜。
这对杨侯来说当然是很大的冲击。如果肖鲁、王善玲划成右派的话，普通班、新闻班的学员要划右派的就多了，这些学员都是司局地厅一级的领导干部，在各地各部备受重用，把其中的任何人划成右派，都难以对各地各部的领导人作出交代。把王谭、徐盈划为右派分子，已经是勉为其难了，现在还要把更多的学员划成右派，他们实在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当时反右派运动已在全校普遍开展，工作人员各单位的运动由校党委委员、组织处长刘子正等组成的一个领导小组负责，师资训练部由师训部分党委负责，研究班、新疆班不开展运动，以杨献珍、侯维煜为首的校党委则负责领导普通班、新闻班的反右运动，但实际上主要是侯维煜在谋划安排。在邓小平的强大压力下，侯维煜迅速作出反应。他主张从研究班抽调一些学员参加校党委的反右领导小组，主要理由是为了加强对普通班、新闻班反右运动的领导，但据我观察，更重要的潜在因素是为了分担责任。记得参加领导小组的研究班学员，有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典桃、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景云、教育部长何伟、军委总后的邱会作等七八个省部领导干部。领导小组经常开会，最紧张的时候，几乎是每天都要开会，听取汇报，研究问题。
领导小组经过反复研究，在8月17日的会议上决定在全校各部班学员中划出9名右派分子，其中普通班4人，新闻班2人，师训部3人，这里面没有包括肖鲁和王善玲。对于这两个学员是否划为右派的问题，领导小组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有过多次讨论分析。开始时有的人认为可以划为右派，但多数人不赞成，认为他们的错误只是思想认识问题，不属于右派的范畴。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不把他们划为右派。
8月23日，杨献珍、侯维煜应召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小平、彭真等严厉地批评了高级党校在反右领导工作中的“右倾”思想。邓小平说：“肖鲁的问题，你们第一次上报他的材料时中央就批准把他划为右派，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犹豫？”“如果这样的人不划为右派，党内就没有什么右派了。”彭真也插话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肖鲁是不是右派，而是你们两个是不是中右的问题。”
杨献珍和侯维煜回校后，在领导小组会上传达了书记处会议的情况，会上空气显得十分压抑、沉闷。接着，领导小组和党委会连日开会，重新研究普通班、新闻班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如果肖鲁和王善玲划成右派的话，同他们情况类似的一些学员也难以幸免。杨献珍在8月28 日的会议上说：“右派要搞出，但面不要太宽，既要从严，又要慎重，要保存元气。”
在邓小平的高压催逼之下，高级党校进入反右运动的高潮。到11月底运动结束时，共有63名学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的1530名学员的4.12%，其中普通班24人，占全班898人的2.67%，新闻班5人，占全班94人的5.32%，师训部34人，占全部538人的6.32%。
作为高级党校反右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侯维煜在运动中承受着沉重的思想负担，特别是7月下旬邓小平首次提出肖鲁、王善玲都应划为右派之后，他意识到扩大反右势在必行。他既无法抗拒邓小平的指示，又为即将有更多学员被打成右派而担忧。在双重压力的煎熬下，他一方面请一些研究班学员参加反右领导小组，以分担重负；同时尽量避免学员右派的面过分扩大。侯维煜的这个思想状态，同杨献珍完全一致，所以在将近一个月的运动里，学员右派从2人只增加到9人，并且拒绝将肖鲁和王善玲划为右派。在杨献珍、侯维煜的思想里，把9名学员划成右派，已经是迫不得已了。至于肖鲁和王善玲，由于反右领导小组一致同意不划，而领导小组里有着七八位省部级学员，这就增加了他们向书记处申述不划理由的分量。他们把肖王二人称为“标兵”，是阻挡反右高潮的“防波堤”。但邓小平、彭真等斩钉截铁地要把肖、王划为右派，丝毫也没有考虑的余地。这就彻底摧毁了杨献珍、侯维煜的“防波”设想。他们不得不执行邓小平的指示，要知道，这是中央的决定啊。最后在他们直接领导运动的普通班和新闻班学员中，有29人被划为右派。从只整风不反右，到划出两个右派，再增加到9个右派，最后是划了29个。从这个过程可以想像，身在反右最前列的侯维煜，在这五六个月里，经受着何等激烈的思想煎熬。他有着长期心脏病的病史。在华北局时，有一次病发几近昏厥，我赶紧给医务室大夫打电话，请他们来抢救。这次反右运动使他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他居然没有发病，真可以说是奇迹。但运动一结束，他就发病躺倒了。我去看他时，他对我说：“各地把一些领导干部送到高级党校来学习培养，现在这么多人被打成右派，我们怎么向各地负责人交代！”这大概是他在反右运动中的一个心病。可是，据我在整个反右运动中对他的观察，他还有更为沉重的思想负担：他是一个组织观念极强的人，虽然一直怀疑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必要性，但他所处的地位却迫使他不能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这确实是他不堪负荷的重担。
侯维煜在高级党校工作的时期正处在大有作为的壮年——调到马列学院时他刚40岁，反右结束病倒时也才45岁，他这五年的工作可以说是达到了事业的高峰。反右运动不仅耗尽了他的精力和活力，也使他丧失了进一步施展才能的机会，从巅峰坠落。他后来虽然担任两年多的中直机关党委第一书记，但实际上已经无所作为了。
（八）反右运动之二：我沦为右派贱民
我在运动期间的主要任务，还是围绕侯维煜召开的会议和文字工作。那个阶段会议很多，除了频繁的党委会和领导小组会外，更多的是下班干部的汇报会，有时上午、下午、晚上都有会议。我几乎承担了所有会议的通知、记录工作。文字工作方面，反右前报送中央的《整风简报》，反右开始后给中央的报告，都由我起草。但最大量的工作，还是对右派材料的文字加工，从王谭、徐盈开始，每个划为右派的学员的材料，都需要我在支部报来文稿的基础上加工整理，最后送杨献珍、侯维煜审定上报。由于会议多，记录量大，文字工作往往忙到深夜。办公室主任于子元见我过于紧张，特地为我配了一位助手，帮助我整理文字材料。此人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地下党员，1949年曾和我在革大教务处共事，多次一起记录并整理大报告，关系密切而融洽。我离开革大后，听说她肃反时因历史问题受审查，我比较同情。这时她来分担我的重负，我当然十分欢迎，且因过去就很熟悉，再度共事，有一种亲切感，在一起整理文字材料时，难免对过手材料中的问题发些议论。如有的学员对统购统销、合作化中的问题及延安整风表示不满，对民主人士有职无权、高等学校里年轻的党员助教领导老教授等现象提出批评，我都认为对这些缺点提出意见是对的，不应看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不止一次地表示，不能把这些正常的批评，甚至一些开玩笑、发牢骚的话，都说成是右派言论。有一次甚至还对她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成了右派了。”在我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她一般是点头微笑，或附和我的观点说上几句话，但有时也主动发表一些相当激烈的看法。我到人民大学听了林希翎的讲话，回来后对她说起讲话的一些内容，她也认为林希翎是一位很了不起的青年。
学员反右运动结束后，工作人员的反右也已接近尾声，但我们这些参加学员反右工作的人，包括十几个下班干部，却必须从头“补课”。补课的程序，首先是在小组会上作自我检查。我主要检查三条：一是思想上有些右倾，同情社会上的某些右派言论，举了两三个例子；二是对党的工作缺乏热情，一再拒绝担任支部副书记，想写点属于自己的东西，反右前已写了几篇小说的初稿和提纲；三是在小说中反映了我的温情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意识。我检查完后，其他同志提了些一般性的批评，快散会了，那位协助我整理材料的女同志说我避重就轻，把我同她谈的都抖搂出来，这下子显得问题严重了。小组长宣布散会，明天再继续讨论。同小组的支部书记说，你可以把你写的小说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我说好的，下午一上班就把四五篇小说初稿和提纲交给他了。
当天刚吃过晚饭回家，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说小礼堂里贴了好多你的大字报，快去看看吧。我到了小礼堂，只见四周墙上贴满了揭露批判我的大字报，有的说我同右派沆瀣一气、同流合污，有的说我支持右派向党进攻，更多的大字报则是批判我的小说初稿和提纲的，他们居然从那里提炼出我的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诬蔑老干部，丑化党的领导，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等。我被这么些大帽子吓懵了，这些平常对我似乎很亲切、很敬重我的人，怎么一反脸就把我当做仇敌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对我的批判不断升级，从小组会、支部会到联支大会——因为本支部的批判火力不猛，他们把老干部占多数的组织处支部请来参加，甚至威胁要召开全校干部大会来批判。我无法忍受如此残酷的精神折磨，知道他们不达目的必不罢休，最后只好承认我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带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但连这样也不行，只有承认向党进攻才算过关。
这个时期侯维煜心脏病频发，两度住院。对我的批判结束、我的右派罪行已成定论后，侯维煜的病也更严重了，甚至一度病危。杨献珍等接到病危通知到医院探望时，侯维煜对他说，杜光在这次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但他还年轻，过去工作很努力，希望不要把他划为右派，让他以后能继续为党工作。杨献珍满口答应。
当时凡是重点批判的对象，是否划为右派，最后都要报送中直党委审批。关于我的问题，中直党委的答复是：中直机关划右派很不平衡：有的人问题比杜光严重，没有划成右派；有的人问题没有杜光严重，却划成右派。杜光是否要划成右派，由你们校党委决定。
过去校党委开会，一般都由第二书记侯维煜主持，侯维煜有病时，由第一书记杨献珍或一位副书记主持。那位副书记在马列学院三反运动将要结束时调来，同杨献珍有过一些摩擦，二人关系不很和谐。侯维煜来后，为协调两人的关系，对他有所批评。我工作中同他接触较多，有时听他爆出几句冷言冷语，使我感到他对侯维煜有所不满，心存芥蒂。讨论我的问题时，会议就是由他主持的，杨献珍可能没有参加。传达中直党委的意见后，会上出现短时间的冷场。那位副书记请一位党委委员发言。不知道他们事先是否有过默契，那位党委委员正因一件小事对侯维煜和我颇为不快。事情是这样的，学员反右将要结束时，党委会上讨论要给中央上报一份学员反右运动的总结。过去这类事都是由我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和侯维煜的思路来起草的。在讨论总结的党委会上，那位一向自负为高级党校第一支笔的党委委员自告奋勇由他来起草。侯维煜看了他写的初稿不大满意，让我修改。我用铅笔修改好交给侯维煜，他看后让我送给那位党委委员征求意见。
我把我修改的报告初稿送给那位党委委员后，他翻了一下，见修改的铅笔字很多，脸上就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问道：“这是谁改的？”我说：“是我改的。”他再问：“侯副校长看过了吗？”我说：“他看过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他说：“你们既然改好了，还征求什么意见！我不看了。”说罢把文稿还给我。
“第一支笔”的作品被别人作了很大修改，这大概很伤他的自尊心。讨论是否划我为右派时，他第一个发言说：杜光长期担任校党委的机要工作，现在有那么多右派言论，如果不划为右派，大家会认为党委包庇他，有损党委威信，我看以划右派为好。
在一般的会议上，如果出现两难选择而又不涉及个人利害时，第一个发言往往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有了那位党委委员的倾向性发言，加上副书记的诱导，其他委员就都随声附和，于是我的命运就如此这般地被决定了，随之而来的是21年的贱民生涯。
在这种形势下，侯维煜要保护我也无能为力。他虽然从病危中脱险，但我被划为右派的事实可能也影响了他的康复。一方面是对我的怜惜，另一方面是自己身边出现一个右派所带来的政治影响，这对于一个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在过于繁重的工作中耗尽精力和活力的人，无疑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
（九）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侯维煜是一个有着丰富政治工作经验的人。他早在中学时期就是学生运动领导人，1934年9月入党后，1935年担任北平朝阳大学党支部书记，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建，“七七事变”后，回山西任太谷县委首任书记，创建太谷人民抗日武装，先后任八路军独立支队政委、一二九师十旅政委、晋冀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作为七大代表赴延安，因七大延期，入延安军政学院、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留在中央党校工作，1947年作为中央党校土改工作团团长，在陕北葭县和山西崞县领导土改工作，后任晋绥六地委书记，到革大前是解放军一野一兵团七军政治部主任。这个丰富多彩的履历，装点了他那聪慧早熟的人生，造就了他出色的领导才能。但在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下，不断花样翻新的政治运动，使任何杰出的人才都难以避免这架政治绞杀机的绞杀。高级党校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把杨献珍对大跃进的批判，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联系到高级党校的工作，侯维煜也成了批判的对象。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根据中央书记处关于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当时担任中直党委第一书记的侯维煜挺身而出，抱病回党校主持校党委工作，组织对党校工作进行群众性的全面总结，为杨献珍平反。毛泽东在当年10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反五风”，侯维煜又一次心脏病发作住院，此后不断发病，绵延多年。1964年康生组织批判高级党校的“右倾翻案风”和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诬蔑杨献珍、侯维煜进行“阴谋宗派反党活动”，进而罗织成“杨侯反党集团”，侯维煜被诬陷成为反党集团的头目之一。接着是文化大革命的折磨，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六年多，流放安徽两年多，1977年9月才回到北京。
1958年五六月间，在一个枣花飘香的季节，我们这些右派分子被送到山西太谷农村，在下放干部和贫下中农监督下劳动改造，每个下放干部小组带两三个右派。1959年秋，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党校重新招生，继续办学。杨献珍决定从在太谷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中召回13人，他认为我们这些人比较年轻，经过改造摘帽后还可以继续工作。
我回校后去看望侯维煜，他病了一年多，已没有以前那种生龙活虎的锐气了，但对我仍很亲切。他夫人郭坚说：“杜光，你就在这里吃饭吧，我给你烧个狮子头！”饭后她说：“以后晚上没有事情就来吧，到我这里看电视。”当时电视机还很稀罕，家里有电视机的很少。
过了不久，高级党校开始了主要以杨献珍为批判对象的反右倾运动。我们虽然不许参加运动，也不许看大字报，但有时从一起劳动的工人和干部的谈话中，多少也了解一些运动情况，知道侯维煜也受到批判，心脏病复发住院，我很替他担心，但也不敢去看他，怕给他带来更多麻烦。
回党校的右派分子先后在水泥厂、林场、稻田、猪场、农场等处劳动。除5人陆续调走外，其余8人在1960、61、62三年的国庆前夕分批摘掉右派帽子。我因为多次流露不满情绪，被认为表现不好，是最后一批摘帽的。我在摘帽前后通读“十三经”和先秦诸子书，很希望能到哲学教研室或文史教研室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事务管理处处长郝沛霖对我说，他们处里的科长们都是大老粗，缺个做文字工作的，动员我到他那里当办公室秘书。
1963年林枫接替王从吾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在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和“翻案风”的同时，清算高级党校的“组织不纯”。我们这些摘帽右派和出身不好或历史有点问题的二十几个人，先后都在1964年被清洗，由民政部送回原籍。我的原籍是浙江温岭，本应回温岭分配工作，正好此前高级党校组织处处长刘子正也被排挤出高级党校，到浙江担任省人事厅厅长。他对我一直很赏识，过去多次让我帮他修改组织处的文稿，有一次甚至把我修改的文稿交给科长们，让他们学习怎样写报告。我在太谷劳动改造时，他去看望下放干部，竟替我请了一天假，让我帮他修改一篇文稿，使下放干部大为惊讶。这时他听说我发配回浙江原籍，就不顾高级党校和民政部的规定，把我截了下来，让杭州市人事处分配我在杭州工作。
1964年9月离北京前，我前往侯维煜家里，向他告别。当时康生和林枫发动的批判翻案风和“合二而一”的运动渐入高潮，作为替杨献珍翻案的主角，侯维煜也受到严酷的批判。运动正在朝着“杨侯反党集团”的方向发展。我到他家时，他正在客厅里等我，见面时他虽一露笑容，但我很快便觉察到他的忧郁和无奈，寒暄几句后，相对而坐，黯然无语。我默默地喝着郭坚为我泡的浓茶，九年来的喜忧愁乐，一齐拥上心头。作为他九年工作中最亲密的助手，我对他唯命是从，敏捷而圆满地完成他所托付的所有任务。他对我则严肃而慈祥，从未声色俱厉地批评过我。在我遭遇前两次劫波时，他都伸出援助之手，使我免于厄难。在他患病危重的时刻，仍然力图使我摆脱第三次劫波的灾难。虽然结果未能如他所愿，我还是被划为右派，但他的关切之情，我却永生难忘。现在，我们两人都面临着吉凶叵测的前景，命运将如何安排我们的后半生？谁都难以判断。在那个制度下，即使是像侯维煜这样有着三十多年党龄的部长级干部，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更何况是我，就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了。
我起身向侯维煜和郭坚告别，这一别就是14年。1978年秋我为要求平反从杭州到北京，听说他已回到北京，正在住院，就去北京医院看望他。经过十几年的折磨，他显得十分苍老，原来丰腴红润的脸庞，轮廓依旧，却变得苍白而瘦削。我心头涌起一阵凄楚感，甚至盖过了重逢的喜悦。我谈起到党校要求平反，他说：“前两天石天行也为这件事情来找我，我对他说，这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当然应该平反。至于你的平反，大概也不会有问题，申诉了总会有结果，但也不要心急。”（石天行是被划为右派的普通班学员，入学前是中共江西省委工业部副部长）
他出院后，我还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他的住处去过两三次，见到了郭坚和他们的孩子。我在北京共逗留十来天就回杭州了。
（十）最后的亲密接触
1979年初，我接到中央党校的正式通知，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在此以前，我的女儿和儿子先后考上大学，全家都沉浸在劫后重生的欢乐之中。4月初，杭州市委突然给我来电话，说中纪委通知他们，中纪委委员侯维煜已逝世，他的家属要求杜光到北京去协助处理丧事，让杭州市委告诉我赶快去。
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几个月前我还在侯维煜家里同他们全家欢聚吃饭，侯维煜虽然身躯老弱，但精神还好，思维清晰，说话吃饭都很正常，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
我到北京后，住在万寿路侯维煜的家里，代表侯维煜的家属参与了丧事的筹备，往返于万寿路和中纪委之间。我起草的悼词，经过中纪委一些老同志的反复推敲修改才定稿。4月21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侯维煜的追悼会，参加者有胡耀邦、宋任穷、康克清、王任重、王震、黄火青等七百余人。追悼会由胡耀邦主持，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宣读悼词。追悼会前几天在北京医院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参加者有胡耀邦、康克清、杜润生、习仲勋、刘宁一、王光美、宋任穷、王任重、薄一波、王震、李维汉及中央党校和原华北革大的同志约三百余人。刘宁一在侯维煜遗体前流着眼泪说：“老侯，我们都是不幸之人啊，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那位在马列学院工作时曾因“革大派”问题受到侯维煜批评的同志，后来出任某高校负责人，与遗体告别时痛哭流涕，几乎站不住了，我赶紧把他扶出灵堂。
追悼会后，我为郭坚和她的孩子们起草感谢信，向参加遗体告别和追悼会及送花圈、来唁电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接着，连续几天走访同侯维煜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起草纪念文章《坚持真理，坚持斗争——悼念侯维煜同志》，分别送给刘澜涛、安子文、王从吾、杨献珍、聂真征求意见，几经周折，才在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第四版上，以他们5人的名义发表。这时，我早已回到杭州了。
奔赴北京为侯维煜办丧事，是我同他最后的亲密接触。对九年的恩情、友情、同志情，全都融化在近两个月的奔走中，凝聚在起草悼词、感谢信和悼念文章的笔端。岁月倥偬，34年过去了，侯维煜如果还键在的话，今年就有百年高龄了，依照他那天赋智慧和正直品格，他会如何应对当前共产党所面临的危机？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我曾经设想了不止一个的答案，似乎都不很准确。不过，这里就不谈论了，以免惊扰他的在天之灵。在他百岁诞辰的时刻，还是让他的灵魂安息吧。
2012年11—12月初稿，
2013年1—2月修改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