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是人的思维器官”，这个结论现在已经成为简单的常识，即使是一个小学生也能够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人类并不知道思维的器官究竟是什么，很多人都把心脏误认是思维的器官，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人类才找到正确的答案。人类思维的器官究竟是什么？是脑，还是心？围绕着这一问题，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场持续数千年的大争论——心脑之争。
在古代，绝大多数人都认识不到脑与思维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到脑的重要性，他们把脑看成无关紧要的器官。古埃及是人类文明的四大发祥地之一，但古埃及人却认为，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它是精神与智慧的“寓所”，而大脑则是无用的器官。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们在制作木乃伊时就把死者的心脏小心地放到陶罐中，等待灵魂的复苏；而把死者的大脑挖出来随手扔掉，视若废物。同古埃及人一样，古印度人也认为脑不是思维的器官，他们认为思想并非是产生于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而是整个身体的功能。同古埃及人和古印度人一样，古代的中国人也未能认识到脑与思维的关系，他们同样也认为心脏才是思维的器官。《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医学名著，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多年来，几乎每一个学习中医的人首先要学习的第一部经典教材就是《黄帝内经》，所以它在中国的医学界、哲学以及思想文化界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黄帝内经》就认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心者，神之舍也。”它的意思是说，心脏就像“君主”一样是人体的最高器官，而“神明”即精神、智慧以及思维活动都出自这个器官；不仅如此，心脏还是精神与智慧的藏身之地，精神与智慧就藏身于这个“舍”即房子中。《黄帝内经》是中医的一部经典，所以“心主神明”的观点也长期被中国人尊崇为不容置疑的真理。
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把他尊称为“亚圣”，孟子也认为“心之官则思”，他老人家也断定心脏就是主管思维的器官。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圣人的观点就是经典，就是权威，很少有人敢于质疑，更不用说反对了，于是这种错误的观点就在中国流行了两千多年！错误的观点谬种流传，在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就连中国的语言文字也不能幸免。例如我们经常见到的“心领神会”、“心烦意乱”、“心心相印”、“心想事成”等等，都是把“脑”误认为“心”，直到今天，我们在口头用语和书面语言中还不得不重复老祖先们的错误。
古希腊的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曾经正确地认识到人的感觉产生于感官，但他对思维器官的认识就不那么正确了。恩培多克勒认为，思想过程主要发生在围绕心脏的血液之中，心脏处于来来回回奔腾不息的血液的海洋之中，这个海洋是思想所在的场所，围绕人们心脏的血液就是他们的思想。按照恩培多克勒的观点，心脏就是思维的器官，血液就是思维所产生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也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为了找到思维的器官，他曾解剖过海胆、大象等40多种动物，但结果并未能找到产生思维与存储精神的器官，于是他便主观地臆断：心脏是感觉、灵魂及智慧的活动中心，大脑是湿冷而无感觉的，所以大脑仅仅起到分泌黏液和冷却血液的作用。
认为心脏是思维器官的被称为“心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心派”的观点，他们的势力很大；但也有人不赞成“心派”的观点，他们认为思维的器官是脑而不是心。例如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曾天才地认识到脑是思维的器官，并认为思维是脑中原子的运动。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虽然对灵魂观念进行过论证，但他对脑的认识却较为正确。他认为脑是“不灭灵魂”所在的器官，推理的功能在头部，脑能够记录智慧、经验和印象。当然，他并不认为脑是灵魂存在的唯一器官，他认为灵魂由三部分组成，固定在大脑中的只是理性部分，而感情部分在心脏，食欲部分在肝脏。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被尊称为西方医学之父，他确实不愧为医学之父，他对脑的看法相当正确。他在一篇著名的论文“关于圣病”（所谓“圣病”就是指癫痫，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癫痫是一种十分神秘的病，所以把它称为“圣病”）中曾这样写到：
“有人说，心是我们进行思考的器官，心感到痛苦和忧虑。但是这并非如此，……人们应该知道，惟有由于脑我们才有烦恼、痛苦、忧虑和悲伤，以及愉快、欢乐、嬉笑和幽默。脑是一种特殊的器官，通过脑我们才能想、能看、能听，能辨别美和丑、善和恶、恨和爱。同时大脑也是疯狂和谵妄、恐惧和惊慌的场所。失眠、梦游、记忆缺失、遗忘和各种怪癖也是脑内原因所致。……对于意识来说，脑是信使，脑是意识的译员。”
希波克拉底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60～前377年，他在两千多年前就能产生如此正确的认识，非常可贵！
然而在我们中国，情况就不太理想。由于古代经典与圣人之言的束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很少有人敢于怀疑错误的经典，敢于站出来质疑、反驳圣人之言的人更是寥若晨星！一直到了16世纪，明代名医李时珍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了与古代经典相左的观点：“脑为原神之府”“泥丸之宫，神灵所集”。同代医家金正希也提出了“人之记性皆在脑中”的观点。到了清代，中国医学界终于出现了一位勇于独立思考的医学家——王清任，他重视实践，不盲从经典，具有革新精神。他亲自到坟地和刑场实地观察人体结构，历时12年写成《医林改错》一书。在书中，他批判了古代经典中的谬误之处，指出“灵机、记忆不在心在脑”，明确指出了思维的器官是脑而不是心。在《医林改错》中，他还对《黄帝内经》中“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这句话进行了直率的质疑与批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为了让朋友们共同欣赏这段奇文，特把原文摘录如下：
“其论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意藏于心，意是心之机，意之所专曰志，志之动变曰思，以思谋远曰虑，用虑处物曰智，五者皆藏于心，既藏于心，何得又云脾藏意智，肾主伎巧，肝主谋虑，胆主决断，据所论，处处皆有灵机，究竟未说明生灵机者何物，藏灵机者何物，若用灵机，外有何神情，其论心如此含糊！”
王清任这段话的大意是，《黄帝内经》说心是主宰全身脏器的器官，并且能够产生出精神与思维，诸如意愿、志向、思想、谋略、智慧这些精神现象都产生于心。既然这些精神现象都是由心而生，那为什么《黄帝内经》又说脾可以产生智慧，肾可以决定伎巧，肝可以决定谋略，胆可以主宰决断呢？如果照此推理，那不是说所有的器官都能产生精神与思维了吗？如果所有的器官都能产生精神与思维，那也就很难说明究竟是什么产生了精神与思维，也很难说明精神与思维究竟藏身于何处。这样来论证心是精神与思维的器官，岂不是太含糊不清了吗！《黄帝内经》是中医的一部经典，几千年来人们都对它顶礼膜拜，不敢有丝毫怀疑，可是王清任却勇于独立思考，公开指出经典的谬误之处，这种精神十分可贵！
“心派”与“脑派”之争，虽然观点不同，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大致是相同的，他们的结论都是通过思辨的方法，即通过主观的猜测与推理而得出的。这种思辨的方法存在着极大的缺陷，这是因为辩论的双方都进行了推理与论证，当然也都能说出各自的一番道理来，这样很容易形成“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的局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究竟是仁，还是智？由于缺乏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所以只好无休止地争论下去。
思维的器官究竟是心，还是脑？如果这样无休止地争论下去，恐怕很难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为了找到正确的答案，有一些医生和生理学家开始采取新的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就是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用事实来检验观点。盖仑是古罗马的一位伟大的医学家，也是一位技艺精湛、观察敏锐的解剖学家，他是西方仅次于希波克拉底的第二位著名医生。思维的器官究竟是心，还是脑？盖仑为了验证前人的观点，进行了大量的动物实验。在实验中他发现，当用钳子夹挤动物的大脑时，动物就会立刻失去全部感觉与随意运动；但用钳子夹挤动物的心脏时，动物除了出现急促的喘息和吼叫外，并看不出有明显的感觉和运动障碍，于是盖仑就得出了结论：人的感觉和运动都产生于脑，而不是心。在今天看来，盖仑的实验简单而又粗糙，但是一个简单粗糙的实验却胜过无数空洞浮泛的争论，所以盖仑的实验具有很大的价值。1664年，英国牛津大学的自然哲学教授汤姆·威利斯出版了《大脑解剖》一书，首次提出了大脑皮层是记忆的中心，纹状体是接受所有感觉的部位，胼胝体是想象功能的所在。威利斯对大脑功能的定位虽然不尽准确，但他关于大脑是思维器官的结论，在人类认识大脑的历史中却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18世纪，德国解剖学家高尔、法国神经病学家弗罗伦斯也在大脑是思维器官问题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经过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最后终于以铁的事实证明了大脑就是思维的器官，持续数千年的心脑之争这才尘埃落地。
持续数千年的心脑之争尘埃落地了，但这场争论却给人们带来许多启示，盖仑的实验其实很简单，然而这个简单的实验却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两千多年来，哲学家和医学家们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进行理论之争，去大打口水仗，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去作一个简单的实验呢？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观点用事实检验一下呢？那些脱离实际的虚假空洞理论，也可能会风光一时，也可能会被捧为“经典”， 但它们终究逃脱不了事实的检验和历史的评判！
写于2005年11月
2013年5月重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