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元，袁世凯做了总统。一天，他跟他的英文秘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顾维钧，谈起公共生活的问题。袁世凯很失望地说，中国人不懂怎么过公共生活，北京胡同的大妈，自家院子里收拾得挺干净，一出门，就把垃圾倒在街上。
从晚清到民国，这个问题的确困扰当年的北京。新组建的警察，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阻止市民随地倾倒垃圾和随地大小便。但是，公共垃圾的问题，在同时代的农村，却不是问题。因为那个时候，粪便自不必说，是农家的宝贝，人们的生活垃圾，多半也是可以化为肥料的。那时没有化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肥料是个宝，没人会乱丢。同时，在那个时代，城市跟今天不一样，不是文化的中心，相对于城市，农村的文化更多一点。很多在城里做官的人，生了孩子，会把孩子送回乡下接受教育。同样，农村社区的组织资源，也比较丰富，人们在宗族和乡社组织下，是有公共生活的，社区的公益，也有人做，或者说有组织在做。然而，进了城的人们，脱离了自己原来的宗法血缘纽带，脱离了原来的宗族和乡社组织，变成了一盘散沙。而他们的生活，又跟农业生产没有关系，所以，连粪便和垃圾处理，都成了问题，如果没有农民进城拉粪，就得依靠城里的粪头。粪头的掏粪组织，是要收费的。为了避免缴费，人们则能偷则偷，随地方便。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大批的农村人先后涌入城市，但新的城市社区形态没有形成。每个人所居住的社区，无非是自己住的地方，甚至仅仅是睡城。很多在城市里居住了多年、甚至几辈子的人，他们的归属，依然是工作或者工作过的单位，对于居住的小区，没有多少认同感。多数人，对门住了十几年，根本就不认识，真格的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正因为这个缘故，很多人其实已经退休多年，每天都在自己居住的社区待着，但对于社区的认同却相当的弱。社区的公共事务，没有人过问，很多涉及每家每户利益的事情，完全听由小区物业操纵。明明是自己花钱雇来的管家，却变成了骑在小区居民头上的老爷。一个小区的认同，尚且不能凝聚，超出小区的公共事务，就更难有人过问了。这些年来，社区的维权事业，虽然在一些热心公益的人的推动下，有点进展，但总的说来，跟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很低的层次。
中国的现代化，到今天为止，才不过150多年的历史。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形成不过100年。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最自豪的上海人，其实推上去不到三代，都是乡下人。而乡下人进城，不是学会了坐公交，用抽水马桶，或者跟城里人一样穿戴打扮，就变成城市人了。随地丢垃圾，随意过马路，有了汽车，能不遵守交通规则就不遵守。更重要的是，没有学会过公共生活，不知道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维护社区的公共利益，还就是乡下人。我们关于人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自然，这个过程，需要学习，每个进城的人，打算在城市生活的人，都需要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