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唐树备作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领事部主任，第一次接触来自岛内的台湾同胞。1989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台办副主任，1990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1991年兼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他亲自参与和见证了上世纪90年代两岸关系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海协会成立，“九二共识”的确立，“汪辜会谈”、“汪辜会晤”，反对李登辉访美、反对“两国论”。回顾从前，已经78岁的唐树备谦逊地说：“我有幸作为中国人的一分子，作为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领导集体的一员，执行中央的对台方针、政策，为推动两岸关系做了一些事情。”
或许，我这一生注定要与台湾结缘。
早在两岸关系还没有打开之前的1978年，我就开始与来自岛内的台湾同胞直接接触。那时我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任领事部主任，领事部的职责之一就是办理各方面人士到大陆的签证，这其中就有台湾同胞。尽管当时台湾当局限制民众到大陆探亲，但是那些思乡心切的台湾同胞还是甘愿冒着风险，绕道这里偷偷地办理到大陆旅行的签证。1978到1982年我在东京工作期间，经领事部手就办理了几百个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的旅行证件。
无巧不成书。1988年，我任外交部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正式负责对台工作。1989年，我又调到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任副主任。
这期间，我参与和经历了两岸关系史上的一些大事，如1993年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和1998年的“汪辜会晤”等。
李光耀促成“汪辜会谈”
为什么“汪辜会谈”选在新加坡？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资政玉成了“汪辜会谈”。
这要从1992年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新加坡说起。杨主席在与李光耀会谈时说，海峡两岸谈政治问题，条件还不成熟，但是可以先谈经济。李光耀立刻问杨主席，能不能把您的话转告给李登辉？杨主席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之后，据我驻新加坡大使馆转达李光耀的通报称，他专程到台湾，将杨主席的话带给了李登辉。一段时间之后，李光耀又告诉中国大使馆，李登辉同意两岸对话，由两会会长辜振甫和汪道涵谈经济，地点就在新加坡。我们同意了。
“汪辜会谈”是在1993年4月27日至29日举行。作为“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的主谈人，我4月23日就飞赴新加坡，与台湾海基会邱进益副董事长磋商会谈的有关事宜。
但是，两岸开创新的交流局面的道路是极其艰难的。这从当时双方对一些细节的处理可以看出来。
因为举办“汪辜会谈”是我们主动邀请辜先生的，出于礼貌，海协方面建议汪先生在辜先生抵达新加坡时，到机场接机。但是当时李登辉主张到新加坡谈有一个目的，即，要在国际上体现两岸对等，所以海基会非常强调这一点。海基会方面认为，双方都各自来到新加坡，不必由谁接谁。因此对我们的建议，海基会没有同意。
李光耀资政也想举办一个招待会欢迎两会会长。在北京，新加坡驻华使馆特意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没有异议。但是，我当时就感到台湾方面不一定接受。例如，两会的领导人谁先到谁后到，谁坐在李光耀先生的右边或者左边，恐怕台湾方面都会计较，很难弄得非常妥当。不出所料，台湾方面果真没有同意。这样，细致周到的李光耀先生改成分别会见两会领导人。
4月27日早上，汪先生和辜先生第一次见面，新加坡方面安排在海皇大厦26层的一个房间。令人意味深长的是，两位领导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其话题竟是从中国的国粹——京戏谈起。
76岁的辜振甫先生从小就会唱京戏，对京剧研究甚笃，他曾对我说他锻炼身体的秘诀就是一个礼拜唱两次京戏，因为唱京戏可以增加肺活量。笑容可掬的汪道涵先生虽然不会唱京戏，但他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深厚。两位老先生显得十分相熟，相谈十几分钟后，新加坡方面请双方下楼到四层会场。为了体现两岸的“平等”，新加坡特别安排双方分别乘坐两部电梯。
那天会场上的热烈场景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脑海中。
因为两老已经在上面握过手，因此进入谈判会场，他们在谈判桌前落座，准备开始会谈。但记者们希望他们先握手照相。我马上向汪先生转达了记者的意思。汪先生高兴地站起来将手伸向对面的辜先生。当两位先生隔着长方形会议桌相视而笑，相互伸出手——终于实现了两岸高层人士四十多年来的首次握手。那种经过战乱后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欢的场面，让我有一种“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围在四周的记者们兴奋了，他们使劲地拍啊。两位老先生就面向不同的方向握了四次手。汪老还开玩笑地说“我们当演员了”。自此，汪辜二老开创了两会商谈必先握手之风。
日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有当天晚上的宴会。在新加坡董宫酒店，汪道涵伉俪宴请辜振甫伉俪。饭店巧妙地将两岸同胞之情嵌入九道菜名中，两会人员在一起出席宴会就是“情同手足”，双方同是“龙族一脉”，今夕是“燕语华堂”，“琵琶琴瑟”合鸣，谱一曲“喜庆团圆”，祝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并祝“兄弟之谊”能“三元及第”、“前程似锦”。
在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海基会的朋友兴致勃勃的拿着这张写有“汪道涵伉俪宴请辜振甫伉俪”字样的菜单，请双方代表团的成员签名，留作纪念。大家都在菜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大家在谈判桌以外非常和气，友善。毕竟大家同属中华民族，都讲中国话，都有同样的爱好：喝白酒、饮茶、吃中国菜。记得大家在一起喝酒时，当年海基会的副秘书长，现在是凤凰电视台主持人的石齐平先生，因为酒量大，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十七瓶”；曾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的焦仁和，则获得同名字谐音的“叫人喝”。
不过，“汪辜会谈”也并不总是这般喜气洋洋，而是一波三折。
海基会方面希望海协会同意签一个台商投资保护协议。海协当然赞成保护台商投资的正当权益。事实上，国务院早在1988年就颁布了鼓励和保护台商投资的法规。但是，如果要由两会签相关协议，两岸双方都应当允许直接投资。而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当时来大陆投资的台商都是间接投资，他们是作为新加坡、美国、日本、香港等法人来大陆投资的。因此，我要求台湾方面首先要开放直接投资，并且取消对台商投资的许多限制。但由于李登辉实际上并不希望台商来大陆投资，因此海基会不同意开放直接投资和取消各种限制。所以，双方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陷入僵局。
此时，汪辜会谈已接近尾声。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28日下午，两位会长开始“拐弯”。辜先生说，我们两会商谈已经开了个头，很多事情还需要再谈，这次就到此为止吧。汪先生也表示，可以再会、再议。二老的雍容大度，智慧果决，终于使会谈柳暗花明又一村！
根据两位先生的意见，我和邱进益先生以及两会的同事们为起草此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绞尽了脑筋，特别是在写两岸经济交流要遵循什么原则的措辞上，因为要照顾到双方的立场，费尽思量。
例如，《共同协议》中写进了“互补互利”四个字，作为两岸经济交流的原则。这是因为汪先生和辜先生在第一场会谈时，都表达过类似的意见。我们就建议把这四个字写入，海基会接受了。终于做到双方满意，皆大欢喜。《汪辜会谈共同协议》规定：“双方均认为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这是1949年以来，除了《金门协议》，除了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以后，第三个最重要的协议。在这个协议之后，在大陆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到大陆投资的台商一浪高过一浪。
4月29日上午，两会领导人郑重地在双方达成的《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上签了字。
在签字时，台湾方面仍然要突出两岸的“对等”。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右为尊。两位老人要签四个协议。因此，根据海基会方面的建议，在签了两个协议后，两位老人互换位置。站在他们后边的两会成员换不换位置呢？如果站在后面的一二十人也跟着换，现场就乱了。我跟邱先生商量后，双方就原地不动了。
这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辜先生后面站着的是海协会的我，汪先生后面站着的是海基会的邱进益。有一张照片记录下了这个特殊而珍贵的镜头。
在“汪辜会谈”之外还有一个小插曲。在“汪辜会谈”举办之前，十几个民进党人也跟到新加坡。他们每个人的西装里边穿着的T恤衫上，都写了字。他们分散在会场的大楼的前，汪老的车队一到，他们就立刻排成队，将穿的西装外套一脱，露出了每个人的T恤上写着的一个字，连在一起是“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新加坡警察发现后，很快就将把他们驱散了。
我的第一次台湾之行
“汪辜会谈”之后，为了落实《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问题，1994年8月，我受时任海基会驻会副董事长焦仁和的邀请，率海协会的同事访问台湾。那是我第一次到台湾。离京前，有一些台湾朋友打电话来北京称，民进党想藉机闹事，你可能有人身危险，最好暂时不来。我当然感谢这些朋友的关心，但还是按经中央台办报请中央批准的海协访问团赴台方案，按原定计划启程赴台。
飞机降落在台北的桃园机场，我一出了天桥，几十个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就在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对我高喊“唐树备滚回去”，而且亦步亦趋，我一路走，他们一路跟着在我耳边叫喊。我知道他们这批人是想激怒我，希望我发脾气，有的记者也想拍下我发火的镜头。但是我没有上他们当。记者们一路拍，却始终没有拍到我面露怒容的镜头。
这时，在机场大门口，几百名民进党组织的群众，举着台独标语，要在我出机场大门时，拦我坐的汽车闹事。他们还带着鸡蛋、西红柿，准备丢我。与此同时，由台湾中国统一联盟组织的几百名台湾民众，举着“欢迎唐树备先生”的标语，在机场大门附近集结，准备热烈地欢迎海协代表团。民进党组织的群众，看到中国统一联盟的成员高举欢迎我的标语，竟出手打人，中国统一联盟的多名成员因此而受伤。
据说，台湾方面为我们准备了三个离开机场的方案。第一方案是走机场大门出口。第二方案是走出天桥后再坐电梯下去，重回停机处，直接从跑道附近离开机场。第三方案是坐直升飞机，飞往下榻的饭店顶层阳台，为此在机场停放了两架直升机。最后台湾方面实施了第二方案。
在我走进下榻的饭店，台湾的警察排成两队，形成夹道，每人都持着一人高的长棍。我就在他们中间走进电梯。据说，当天台湾方面一共出动了3000名警察，保护我和海协代表团。
我在饭店的大堂里，看到带着孩子去饭店吃饭的父母们，他们客气地向我点头打招呼。
进入房间后，焦仁和先生赶来，代表辜先生向我道歉。
在当天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机场上发生的事，不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我还说，饭店大堂里向我点头打招呼的台湾民众，更能代表多数台湾民众欢迎两岸关系改善的心声。
第二天开始会谈。民进党组织的群众，用高音喇叭对着会谈场所大呼台独口号。我在会谈开始时即兴道出了肺腑之言，我说，两岸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有人想剪断，是不可能的。
由于受到西方某些政治势力支持的少数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的人欺骗宣传的影响，由于国民党过去长期对台湾民众的高压统治和“反共”宣传，再加上大陆方面几十年来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曲折、失误，这使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对大陆不了解、有疑虑，甚至受到台独思想的影响。这需要时间来化解。但是，两岸要走向和解，要走向统一，尽管需要花很大的力气，但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关键在于把大陆自己的事办好。对此，我深信不疑。
1995年5月，经中央台办报经江泽民总书记批准，我第二次率海协代表团访台。我和焦仁和先生达成了同年7月在北京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的协议。但因李登辉访美，两会的接触商谈被迫中止，第二次汪辜会谈也无法举行。
以后，焦先生离开了海基会。焦先生的夫人后来到北京来旅行，我请她吃饭，谈起往事时，焦夫人说，一天，焦仁和在看电视，得知他被免去海基会副董事长的职务。而在此之前，焦仁和一点也不知道。
在自家地方实现“汪辜会晤”
1998年10月14日，81岁的辜振甫先生偕夫人严倬云踏上久违53年的大陆土地，他将与汪道涵进行“汪辜会晤”。因为与过去双方事先商定议题的汪辜会谈不同，这次只是交换意见，没有商定的议题，只算是会晤。但这次是在中国自己的地方谈，就自己的问题交换意见，而不是在外国。
“汪辜会晤”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双方达成了四点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共识是两岸可以进行政治、经济对话，另外一项共识是邀请汪老访问台湾。较之过去只可以谈事务性问题，现在两会可以谈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这对两会和两岸关系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我和夫人到上海接机，参加汪辜会晤。辜振甫一如上次“汪辜会谈”中一样幽默风趣、儒雅健谈。
“汪辜会晤”结束后，我和夫人陪着辜振甫先生及夫人从上海到北京。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参访、会晤活动。55年前，辜先生曾到过北京。经过两岸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如今再访北京，辜振甫不禁感慨万千地说：“无论如何，总算是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钱其琛副总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义会见了辜振甫。双方的谈话集中在台湾的国际政治活动空间。我记得辜先生对钱其琛说，台湾目前的国际空间是大陆打压的结果。钱其琛则告诉他，不是大陆打压台湾，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因为中国大陆发展了，在国际影响大了，很多国家要和我们建交，自然就和台湾断交。这个趋势还会发展。
江泽民总书记是在钓鱼台的四季厅接见的辜振甫，十月的北京正值最好的季节，从四季厅放眼窗外，一片片的树林层林尽染，各种树木的叶子呈现出绿、黄、红的色彩，非常富有立体感，美不胜收。在这样的美景中，江泽民和辜老先生愉快地交谈了两个小时，在平静、坦率的气氛中对涉及两岸关系的重大问题交换了彼此的看法。
酷爱京剧的辜振甫，在大陆方面的安排下，先后在上海的兰心大戏院和北京的长安大戏院，出席了名家荟萃的京剧晚会。辜先生也粉墨登场，走到台上唱起浑厚、激越的京剧《洪羊洞》，“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赢得满堂喝彩。
在上海期间，受在美国纽约的蒋宋美龄女士之托，辜振甫夫人还去靠近虹桥路的公墓，为其父母扫墓。大陆有关方面对此给予了协助。
19日上午，辜先生和夫人圆满结束了大陆的参访、会晤，我和夫人一直将辜振甫一行送到北京首都机场。在候机室里，辜先生再次感谢大陆方面的盛情接待。他还对我说，希望有机会到北京大学演讲。分别时，我们双手相握，相约汪道涵会长访问台湾时再见。但是，终因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两岸关系再度出现停滞。汪老最终没能去成台湾。而这次分手竟成为我与辜老先生的最后诀别。
作者:口述／唐树备 整理／张 桦
来源: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