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杀与捧杀，原是中国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在 1934 年写的一篇杂文的题目。该文警醒世人：

过分吹捧，其实和恶毒咒骂一样，都具有致人败亡的“杀人”功效。只不过，世人对于赤裸裸的骂杀，容易引起警觉和反弹；对于乐滋滋的捧杀，却难免虚骄自傲，不知危险将至。据说，捧杀的典故源自东汉应劭的《风俗通》：“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赞马快者，竟能刺激骑手喜极策马狂奔，终致人倒马毙，如此捧杀，着实比骂杀更为奏效。

当今的中国与世界，同样回荡骂杀与捧杀的噪音。西方政坛一再响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类的骂杀，已经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和反驳。不过，来自外国尤其是西方的捧杀，则还未引起全体中国人的足够警觉。西方部分人士热心倡导与着力鼓吹的“中国模式”论，其实就是捧杀中国的一把软刀子。

西方学者吹捧中国将会取代美国世界主导地位的预言，将盛赞“中国模式”的外国言论推向辉煌灿烂的顶点。然而，面对宣称“中国模式”将会取代西方模式、中国将在国际上恢复古代朝贡体系的极端吹捧，有心人不难醒悟，西方这类极端吹捧，其实正是“中国威胁”论出台的前奏铺垫。当“中国统治世界”的预言震撼国际社会的时候，“中国模式”的外国捧杀绩效，已经昭然若揭。

就宏观经济而言，“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下的外向型经济。在“中国模式”形成、发展和定型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中国招商引资促使经济高速发展的机遇，通过对华转移本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实体经济运作，以及要求中国履行相应的“大国责任”的外交施压，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政治利益。发达国家从中渔利的行径，可以称作“中国模式”的外国消费。

2009 年，英国学者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全球新秩序的诞生》预言： 到 2027 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将超过英国，2050年的时候将达到美国的两倍。这就意味着到那时中国就真正的统治世界了。这种对中国模式极度的吹捧，可以说外国学者在这方面是提出了相当多的方案。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了较为严峻的事实，即西方国家在利用中国模式进行消费。这种消费首先表现为：

中国发展从宏观经济的路径来看，可以说是利用劳动力密集型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这条道路使中国最终成了“世界工厂”。“世界工厂”就意味着西方把大量低端的、污染性强的制造业转到了中国，而他们从中国拿走了绝大部分的GDP 利润，将污染留在了中国；另一种表现就是西方国家极力要求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的效果就是他们可以转移国内危机产生的民众不满，然后它还可以使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缩水。

除了在经济上对中国模式消费，西方国家还希望中国能出手援助处于欧债危机的欧洲国家。同时，他们将对中国模式的赞美推到一个极端以后，实际上是将“中国模式论”和“中国威胁论”衔接起来。《当中国统治世界》这本书甚至预言中国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中国很可能在未来恢复传统的中国古代朝贡体系，这种言论实际上已经和“中国威胁论”密切结合，将中国“威胁”展示于西方国家面前。

值得注意的是，在贬抑“中国模式”的西方论调当中，已经出现将“中国模式”等同于“中国威胁”的主旋律。“中国崩溃论”的首倡者章家敦和美国及西方战略界的一些人士，就径直将“中国模式”称作是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威胁。“首先，他们认为，中国模式处于美国模式的绝对对立面，与西方世界所看重的价值观、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具有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冲突。其次，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正有意识地将软、硬实力相结合与西方世界进行抗衡，特别是对外出口中国模式已成为中国崛起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他们认为，中国模式的流行势将损害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最终有可能颠覆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种观点可以称作“中国模式威胁”论。它将西方对华的捧杀与骂杀紧密联结在一起。至此，“中国模式”的外国消费暴露出西方对华策略从经济牟利到政治施压的真相。

虽然西方舆论对“中国模式”及“北京共识”的赞美乃至溢美，至今仍然颇受中国媒体的欢迎、赞同和转载，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始终对来自西方的“中国模式”论保持警醒的态度。

中国官方的警醒态度主要表现为：尽管西方部分人士热衷赞颂“中国模式”将取代“华盛顿共识”，将促使中国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但是，中国领导人始终强调和平崛起中的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的国家，无意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别国，中国永远不会称霸。2011年 3 月 14 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会见中外记者，特地向中外记者公开说明：我们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可是“中国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中，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

中国学术界的警醒态度主要表现为：尽管已经有相当多的中国学者发表赞颂“中国模式”的大量论著，可是中国学术界对于到底有无“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能否持续发展等关键问题，迄今仍然存在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双方意见截然对立，并未达成任何共识。这意味至今仍有相当多的中国学者对这些问题抱持否定、质疑的反对态度，并未因为“中国模式”论风行中外而陶然自乐，也没有被西方舆论开涮、消费、捧杀而浑然无知。

综上所述，由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鼓吹的“中国模式”论，与其同时散播的“中国威胁”论一样，分别具有捧杀和骂杀的异曲同工之妙。“中国模式威胁”论便天衣无缝地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中国模式”日渐显露的内在弊端和不良后果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开涮、消费和捧杀，正在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醒觉：中国长期驾驭的外向型经济的骏马已经人疲马乏，倘若听信吹捧者的赞美、溢美之词而继续狂奔，东汉应劭在《风俗通》讲述的寓言就会重演。只有改革与改变“中国模式”，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政治增进民主、社会实现和谐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