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大城市都像一件华美的大衣，大衣里可能也都长满了虱子。对一个过路的客人而言，他不太有机会翻开大衣，看见衣缝里密密麻麻的虱子，但是，大衣扣不严整，里头露出不怎么好看的破絮，却是大城市的常态。在万商云集的纽约，到处可见眼睛红肿全身酸臭的男人，裤裆的拉链坏了，脏骯的毛发露出来，脚上趿着别人的鞋子，手里拿着喝空了的酒瓶。在开阔大气的莫斯科，每一个街角都有拽着长裙的吉普赛女人搂着睡着的孩子街头乞讨。孩子永远是睡着的，使你怀疑他是否被喂了药。在官气十足的北京和灯火辉煌的上海，无家可归的人用各种眼神看着你，逼你毫无退路地看见他的一无所有，也看见你和他之间险峻的阶级对立。在台北，这个带点文人的懒散气质的城市，你得特别到夜市里或地下道，才能看见几个少了腿或胳臂的人坐在地上用头磕地。

香港的「大衣」华丽得不寻常。中环的大楼有的雍容优雅，有的气派恢弘。内部装潢讲究设计的艺术美感，外部大楼和大楼之间的细节衔接，讲究实用效率，整个城市基础建设的完整和绵密，可能是世界第一。如果只看表面，台北跟香港比起来，像个初初进城的乡下村姑，刚刚学会抿着嘴擦口红。

然而任何初到香港的人，走在中环高楼与高楼所形成的深谷窄巷里，都不会不看见她们：很瘦，很老，用那布满老人黑斑而且青筋暴起的手，推着很重的东西，她们的背脊因为用力而弯曲。都是祖母或曾祖母年龄的人，做的却是苦力的活，沉默地穿梭在高楼的阴影中。这是香港一景，只是观光手册里没写。

做为过客时，不理解为什么外表如此高贵华丽的香港会有这一面，好像一个全身皮草、珠光宝气的人脚上穿着塑料拖鞋，露出脚指头，指甲缝里全黑：这些被人们轻蔑地称为「垃圾婆」的老妇人，曾经为人妻，她们的丈夫在哪里？曾经为人母，她们的子女在哪里？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历史过程，使得她们在体力最弱、生命最末的阶段里，不能在家里做慈祥的奶奶，却在街头做牛做马挣一口最后的饭？

住到香港来了，我逐渐明白，「垃圾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里：

在香港，六十至六十九岁老人中，每十五位有一位要依靠政府的救济金生存。七十至八十四岁的老人中，每五位有一位要靠救济金生存。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四个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线下。

在香港，八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每两位就有一位活在贫穷线下。

数字不说明全部，但是它总在复杂的一团黑暗上打上一道光，我不再惊奇，为什么，在富裕的香港，每到冬天慈善机构发放救济米时，会有上千的老人勾偻着背天还没亮就来排队，排上几个小时之后又总有几个老人家在拥挤的人群中晕倒，为了一袋五公斤的白米。我也不再惊讶有很多香港老人住在「笼屋」里──一张床，锁在一个竹笼里，就是他一生的家当。我去看望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他住的是比「笼屋」阔气的「板屋」，木板隔出的四公尺平方，没有窗。公用厨房里脏得可怖，进入「板屋」，空气令人窒息；但是床以外的空间，竟然一落一落布满灰尘的全是古书：史记、后汉书、资治通鉴、全唐诗、苏轼全集、韩昌黎全集。问他最喜欢谁的文章，老人低着头说，「韩愈」，我同时听见天花板上老鼠隆隆奔窜的声音。

如果老，而且还是个女人呢？

在香港，从八十年代起，服务和金融业取代工业成为主要经济命脉，以往稳定的劳工工作由零碎的散工、外判工、临时工替代，产生出大量的工时超长而工资超低的工作，集中在非技术和低增值的行业领域里。在这类非技术的工作人口中，女性几乎占了百分之六十，而这些女性的工资却只有同工作的男性员工的百分之五十三。临时工除了工作时间长，还得不到法定的劳工保障。

在香港，七十七万多个女性的主业是家务，只有九万三千个男性是「家庭主夫」。家务的操劳，可以做一辈子，但是没有工资，没有退休金，也没有社会福利，更没有社会地位。

在香港，月薪低于五千元的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女性。月薪超过一万元的，只有百分之三十是女性。

巷子，因为楼高而显得深不可测。老妇人的推车上堆着一大迭废弃的压扁了的厚纸箱，推着推着纸箱就散落下来摊了一地；她弓下身来一只一只捡。我也蹲下来帮着，然后我们合力将纸箱固定，用绳子绑紧。她又摇摇晃晃一跛一跛地推着车向前走。那是一个穿着黑色唐衫的老妈妈，脑后梳着发髻。我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渐行渐远，想着，这样的发髻啊，老妈妈，是应该簪着一朵乳白色的玉兰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