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转折期，我们预计未来收入会从人均5000美元向1万美元挺进。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他们会在这个阶段出现举步维艰的情况。对中国来说有三个独一无二的因素可以渡过中等收入的转折期。
过去10年，中国经济令人瞩目，平均增长超过10%，贫困大幅度被削减。中国的中产阶级预计在未来10年中会从现在的2.3亿人增长到6.3亿人。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概是美国或者欧盟经济体的一半之多。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抵抗性也是非常强的，也成为世界经济恢复非常重要的环节。中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的国家主席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成为富有创造性、有创新精神，以及更加公平的社会，让中国能够回到工业革命之前全球领先文明的地位。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努力解决主要的、比较大的挑战。
在过去取得成长的基础上，中国把自己融入全球体系中，从而进行了机制和体制性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现有的增长模式需要进一步改革，需要在多个领域进一步扩展改革的力度，市场的力量让经济转向不同结构，增长的驱动因素在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过去35年不是仅仅依靠市场做出今天这样的成就，重要的是进行了主要的机制和体制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作用的变化。政府需要扮演公平裁判的角色。政府的转型已经发生了，同时我们也看到技术力量的变革，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不断向上移动。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众多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带来收入再分配的过程。
现在，我们需要务实的精神和前瞻性的眼光来进行全面的发展变革。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转折期，我们预计未来收入会从人均5000美元向1万美元挺进。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他们会在这个阶段出现举步维艰的情况。从数据上看，发展阶段可不是一个简单可以逾越的阶段，也有一些特例，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原先的贸易领域，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会逐渐失去相对优势，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可能就会填补这个空白。这个过程中，需要开发更多附加值的功能和产业，而公司的退出机制以及创新活力被进一步激发，是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来源。如果推出的政策姗姗来迟，或者是不能出台，可能就无法实现相应的调整。结构调整不成功，可能也会带来很大的代价。
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来说有三个独一无二的因素可以渡过中等收入的转折期。第一，规模效应。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在全球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对于中国来说，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在这么大范围之内进行这么全面的变革。第二，全球环境。之前其他国家发展的案例是在全球环境问题上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占到全球经济非常大的比重，现在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第三，规模带来的结果。在转折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现在在全球体系中具有这么大的重要性。
这个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关注国内的增长和发展，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关注如何把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全球其他的地方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有效平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需求面的变化，供应面的变化要同样重视。中国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未来更多的会受到消费的驱动，而不是投资的驱动。根据已有的表现，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应低于40%，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知道对于一些高回报的投资进行有效挑选，需要根据改革的轻重缓急进行挑选。首先要进一步扩大由市场决定的相关要素，以及资源市场的范围。在这个过程中同样也需要进一步优化政策中的关键点来走正确的方向。当然，这些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需要花时间。
另外一个关键是，进一步提升生产率和创新能力。我想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长期增长的驱动因素是竞争，我们仍然听到在经过几十年的经验和研发之后，如果有太多竞争，有些人会说会不会带来效率低下，是不是要限制一点竞争。这样的趋势和看法实际上是人们误解了所谓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的关系。静态效率主要是由现行的成本和价格决定的，如果存在规模经济，那些大公司的成本自然就会低，就会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定价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成本是什么呢？规模效应带来最大利益的公司，他们会限制竞争的出现，他们会进一步去除潜在的竞争，同时也让那些潜在的新的市场进入者，以及其他现有的竞争力量进一步得到削弱。一个基于精英制的竞争体系，不管是在职位还是在资金方面的竞争体系实际上可以增加公共部门投资的效率，尤其是在产出的基础之上，可以带来成本的降低和新产品和服务的推出。
另外一个问题是，社会分配的问题。结构变革以及竞争所带来的自然动荡也需要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提供支持，这样可以给绝大部分公民带来净收益的结果。社会保障可能在实施过程中并不是要去保护特别的工作、特别的工厂、特定的公司或者行业，不管他们是国有的还是其他类型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这么做，就会让速度放缓下来，或者进一步减少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如果要保护特定工作，可能会带来一些就业上的问题，最终不能保全这些工作。我想最重要的是，要进行一些有益的实践和学习的过程，在设计社会保障项目时，尤其要学习北欧国家的经验。
建立国内消费市场过程中如何发挥最大的经济潜能呢？首先需要拆除各种各样的壁垒和优惠待遇，很多都是地方性的保护或者是优惠政策，同时提高人员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包括农民工的地位问题和城市化相辅相成地解决。我过去花了一点时间进行城市化方面的研究，实际上融资方面的工作也很重要。中国的国有资产包括外汇储备已经占到GDP的一半以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公共债务比较低，低于GDP的一半，这样中国能够在宏观层面保持经济的稳定，哪怕内部出现不平衡、不稳定的情况，同时也能承受巨大的外部冲击，也能够持续进行公共部门的投资来支持增长，确实也扮演了具体的角色。比如说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避免了人民币的贬值，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经济和宏观审慎的稳定。
中国的领袖和政策制定者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把政府的预算平衡表进一步缩小下来，同时也很难忍受一些相关的政府支出方面巨大债务的不足，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些挑战。第一，进一步扩展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会造成太多资金的负担或者是跨际成本的负担。但是，在中国进行相关资产管理中，还有一些有效的方式可以对中国的公共财产进行有效管理，同时不会影响竞争的扩张、市场效率的提高，或者市场活力的迸发。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可能会有一个大辩论发生，主要是对于管理公共资本以及对于国家在这个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什么样的进展模式、收益成本方面的分析和讨论，这是非常重要的讨论，因为中国可能会选择这样的模式。这个模式可能并不是最优的、带来竞争、创新以及增长的模式。
最后还要说，在中国有精英治国、精英治市的优秀历史传统，同时如果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人们是愿意接受市场最后的判断和结果。
作者系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本文是作者3月24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所作的演讲，本刊根据录音整理。
·问答·
提问：我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我想问朱主任一个问题。最近，中国的光伏产业处于严重危机当中，领头企业无锡尚德已经处于破产程序中。我们知道过去十多年，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以产业政策的名义，给这个行业和这些企业大量的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这个危机与政府的产业政策有关，或者一般地讲，就我观察，我们的产业政策本身很多是不成功的，今天我们很多产业生产能力过剩是过去产业政策导致的结果。我们也进一步看到，产业政策已经成为普遍腐败和寻租的重要根源。朱主任，在新一届政府下的发改委，会不会重新反思我们的产业政策？会不会重点放在怎么创造更好的公平环境，而不是在某些产业，某些企业利用国家的钱、财政的钱对他们进行补贴？发改委全名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发改委过去十年其实只关注发展，不太关注改革。根据朱主任刚才的讲话精神，是不是新一届政府的发改委会反思自己的功能，特别是刚才张高丽副总理讲的，给市场放权，给企业放权，而大部分权都在发改委手里，发改委决定怎么去放权，发改委自身怎么去改革？谢谢！
朱之鑫：谢谢张维迎教授的提问。我想做一件事情得看政策，看它的过程和最后的结果，是不是所有的产能过剩是由于产业政策造成的呢？我想这个恐怕值得商榷。是不是所有产业政策中产生了大量腐败？也值得商榷。产能和需求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大家都知道很简单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搞好供需之间的问题，所以咱们读经济学的时候都讲供给和需求这对矛盾。一个时期供给多，就需要有调整，而这个时候怎么样看供求的平衡，完全达到100%的平衡我说是一种理想主义，可能是我们原来计划经济的想法。按照现在来说，可能不同的产业有着不同的市场满足率，我看我们可以研究。奥肯定律也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设备开工本身的有效率问题，这个问题上，不能只看到某些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就否定它，而应该看到它在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作用，我们怎么看待在世界产量中，500多种产品中有220多种达到了世界第一呢？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又怎么和国外的企业携手共进呢？我想在这一点上来说，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说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张高丽副总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在发言里也特别提出了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干成一件事情必须要有政治勇气。我们讲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看出了我们对改革的认识。同时，我们还是要在实践中摸索改革的办法。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国有中国的道路，完全照搬是不行的。中国的改革是不是没有做，这一点也值得探讨。因为每年发改委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这个年度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的路线图，而且都是以国务院的文件下发的。实际上，我们的很多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同时并举的，可能社会上有些人不大了解这件事情，这一点我们将在新的阶段，更好地发挥发展改革委的作用，把改革和发展推向前进。
说到行政管理体制，国务院已经有了明确的要求，十八届二中全会也做出了明确的决定，我们也会按照中央的精神坚定不移地来推进改革，把能够交给市场的交给市场，能够交给社会的交给社会，能够交给企业的交给企业。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就像我刚才讲的，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
提问：我是诺华诺德的，我有一个问题问朱主任。我们知道医保改革是2009年开始推进的，当时是跟“十二五”规划做了一个相应的配套，我想中国在进入2020年小康社会建成的时候，医保改革会以怎样的速度进行，最后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朱之鑫：关于医保改革，整个医疗体制改革，我们当时有一个总体方案，很形象地说，像搭房子一样，四梁八柱，四个支撑，八个重点方面，文件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今天因时间关系，我就不讲大的内容了。当时考虑到医改的情况，这么大的房子，总得有一个入手的地方，所以提出了三年要重点抓好的五项工作，是以2012年6月份作为一个节点，应该说这五项任务都基本完成了，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十二五”规划的中期评估，对这一段时间整个规划执行情况要有一个总结，而且要按照原来的“四梁八柱”进一步推进我们的改革。整个“十三五”期间的设计还要逐渐做。我想在“十二五”期间，我们重点还是把公立医院的改革，全民医保的覆盖，逐步提高保障能力，同时要考虑到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统筹起来考虑推进这项改革。总的一句话，还是要按照我们讲的“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这一原则来进行。谢谢！
提问：我是经济日报的记者，我想问迈克尔·斯宾塞教授。我的问题在你今天讲话里提到，中国可能是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一块有一个条件，很大的规模。我想问，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你能不能跟我们更具体地讲一下，或者说给中国政府来提一些具体的建议呢？
迈克尔·斯宾塞：我会讲得短一点。在一个国家朝着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政策使用有效性都会达到一个终点，所以对于行业的保护，或者说是人民币汇率自由兑换这方面的政策需要改变。我想人们有这样的倾向，由于这样的政策在过去有效，所以你就会一直沿用这样的政策。我觉得这不是非常理智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分散化的体系。当然，我觉得在中国不会这么快铺开，但是中国有这样的承诺，就是要改变中国的一些机制，正如刚才朱主任讲到的，中国有自己特有的问题。在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些经验里面，如果需求没有很快赶上，内需没有赶上，在外部经济环境乏力或者疲软的时候，国内的需求就不能起到顶梁柱的作用。我在讲话中也提到，国内需求缓冲剂、抗震剂的作用更强，所以要使居民储蓄率下降，同时有更多可支配的收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使我们真正摆脱需求方面的束缚，这样才能从需求方面和供应方面都能够促进消费。我想要设计这样的模型需要做很多工作。
提问：朱主任，我是香港铁路的钱果丰，昨天午餐上丹妮尔·卡内曼教授说在政策改革方面，如果会影响到很多既得利益，改革就不容易实行，最近看到中国铁道部改革的成功例子，是不是中国政府在政策改革方面已经想到了一些良机或者办法，怎么样去应付既得利益根深蒂固的抵抗？
朱之鑫：铁道部的改革应该说是政府实行的一项非常重大的决策，执行的情况怎么样，我觉得还要看，第一，满足了国民经济的需求；第二，是不是满足了人们更好更舒适的出行愿望；第三，是不是这个企业得到应有的回报。我想不能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衡量它。但是我想铁路有一部分还是属于公益性的，某些方面也应该得到补偿。我相信随着铁路总公司的建立，在企业改革方面，还需要不断加强公司制改革，使它更好地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
这里我要澄清一个问题，中国的铁路总里程大体上相当于全球总里程的1/8，但是它的效率是世界上整个运力的1/4，我一直认为总体上它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经过改革，我相信它的效率会更高。
提问：我想问一下朱主任，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特别是在美国遇到了哪些问题，有哪些挑战？另外是否有一些支持的方案、政策，特别是私营企业对外投资有没有一些好的政策，财政上的补助？第二，最近中国的房市，特别是居民部门的一些投资很多都是受到信托公司或者是理财产品的介入，你觉得在不动产、房地产这一块是否有泡沫，是否会破裂，谢谢！
朱之鑫：我想，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在不断学习和培养的基础上逐渐成熟起来的，尽管我们2012年有七百多亿美元的对外投资，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和世界各国比较起来还是有差距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我们的股份制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就是要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在这一点上来说，不会采取特殊的财政支持，更多的希望建立大家都能遵守的、公平公正的投资环境。当然，这方面中国也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从全球来说，可能不同的地域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同样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想过多的讲特殊的优惠政策，而是要讲平等来使用生产要素。在这一点上，坦诚地讲，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认为中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综合优势还是有的，无论是资金、管理、技术，还是大家都在广泛议论的劳动力成本，我觉得这种综合优势还有，这就为我们对外投资创造了比较好的基础。
您提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复杂，还是一句话，房地产应该说在我们国家是重要的领域，很多人都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性行业，我查了一下文件，没有这句话，我们提出来是把建筑业作为支柱性产业。在这个问题上，房地产业牵扯到居民的是五大需求：生存性需求、改善性需求、舒适性需求、投资性需求、投机性需求；又牵扯到五个方面：投资者本身、住房者本身、银行、地方政府、中介机构。一对一的矛盾好解决，一对二的矛盾也好解决，一对五的矛盾，甚至五的N次方的矛盾，这就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要统筹考虑，最重要的一条是要首先保障好生存性需求，尤其是要保障好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而其他的，或者说一部分有连接点的，还是逐渐要让市场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想政府和市场本身都会为需求提供不竭的动力，而政府更多的是政策上的支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对于房地产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至于你刚才讲的有无泡沫现象，还要很好地进行分析和研究，我很难用一句话来答是还是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