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怀二胎之前，吕清敏去当地的计生委申请准生证。她所居住的湖南小村是自己丈夫的老家，当地的官员拒绝了她的申请，尽管如此，她还是把孩子生了下来。她可能最终要被罚款10,000元人民币——这差不多是她在广东涂料厂做采购工作两个多月的工资。“大家都让我躲起来，这样的话负责计划生育的人就找不到我，但我还是哪儿都去，”吕清敏说。“过去，那里的计划生育政策十分严格，但现在政策开放了。干部们担心独生子女太多了。”我问她政府政策是否影响了她要第二个孩子的决定，她回答道，“没想过这一点。”
我在工业城市东莞为一本书搜集材料时遇到了吕清敏，她是我在那里遇到的农民工中的典型。他们出生在一个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又和来自第三个地方的人结婚，他们和经常飞来飞去的世界精英一样，在不同的世界之间灵活穿梭，唯一不同的是，这些农民工从来没有出过国。中国政府擅长将命令层层下达，从北京到省，然后到县，再到乡，但对于那些不在意地域边界的人来说，中国政府也就束手无策了。已婚的女性农民工被要求每年往家寄送一份证明，来表示她们没有怀孕；吕清敏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她在附近的城市深圳工作的姐姐也有两个孩子。2005年到2006年间，我租住在东莞时，我的房东有两个孩子；一个领我参观东莞卡拉OK厅的商人也有两个孩子。“我朋友中大多数人都有两个孩子，剩下的就是有三个孩子的人，”伍春明告诉我。“现在在农村，生两个孩子很正常。”她来自农村，但已在城市生活了19年。
长期以来，中国针对大多数家庭的独生子女政策一直是这个威权国家最高压一面的象征。上月，政府宣布要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卫生部合并，前者在过去30年里负责监管独生子女政策。此举实际是默认，控制生育已不再需要过去的那种监管与执行力度。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废除计划生育的第一步。随着人口流动性不断加强，财富增加，同时人们也感觉严格的控制不再那么必要，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变得有些无足轻重。富裕的中国人可以跑到美国生孩子，这样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孩子可以获得美国国籍。在经济条件上稍差一点的夫妇可能会到香港、澳门或者新加坡生二胎。在中国数百万漂来漂去的经商者中，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十分普遍；而据估计，1.5亿农民工也享受着同样的自由。即使在农村，官员们也在放松控制，虽然那里在过去常会出现高额罚款和强制堕胎。过去几年，通过和农民聊天，我逐渐清楚地认识到，那些曾经过高的罚金已变成了小小的负担——数额只是几个月的收入，而不是一辈子的积蓄。
有一个群体仍然在严格遵守相关法律，那就是这个国家的传统精英群体：在当地有户口的城市居民。他们有很多人在政府部门工作，如果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将面临罚款并可能丢掉工作。在东莞，对一个有当地户口的家庭生二胎的罚款可高达20万元人民币；已有一个孩子的女性必须每三个月做次B超，来确保她没有怀孕。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在生了女儿后的几年内，做过两次流产。“很多企业家，包括一些我的朋友，都有两个孩子，”她告诉我。“但我和丈夫都在政府单位工作，所以我们不能要两个孩子。”
从官方规定来看，现行政策维持不变。2004年，一些社会学家请求政府放宽独生子女政策，最终允许所有家庭生育两个子女。他们认为，这项政策在执行了30年之后已经降低了生育率、提高了生活标准；目前，中国面临着相反的问题，那就是人口的老龄化，以及过度缺乏赡养老人的青壮年人口。政府拒绝了这项提议，担心放宽政策会引发人口爆炸。2009年，这些专家再次请愿，这一次，他们提交了证据来证明，任何政策上的放宽都不会引起人口的激增；去年，他们再次向政府提出请求。政府仍没有同意对现行政策做出任何变更。
然而，这场旷日持久却没有结果的辩论却在产生着意想不到的结果。一年前，我去重庆时，一名当地官员突然告诉我说北京可能很快就将宣布在全国推行双生子女政策。“我们热切盼望着政策的出台，”他说。而在东莞，一个人告诉我说，只要相隔五年，就可以要两个孩子；另一个人则表示，四年后，任何一名现在有个女儿的大城市居民都能再要一个孩子。这些说法都不是真的。但它们反应出在官员和普通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感觉，即严格的控制政策已不再必要。“中国人口在快速老龄化，所以未来的独生子女将会过多。因此计划生育政策不必像过去那么严格，”我的外地移民朋友春明告诉我。春明是一家传统风格连锁茶楼的销售员。她没有结婚，也没有必要了解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她听上去像个政府发言人一样，极具权威。
我问她，“可是他们还没有正式改动计划生育政策吧？”
“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还没有被正式改动，”她说。然后她补充道，“我的感觉是，中国的计生法律从没有那么严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政策。”这也确实属实。独生子女政策源自一份1980年的共产党官方指令，该指令敦促党员，“鼓励”各家各户只生一个孩子；在大城市，这项政策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在那里，独生子女家庭很快成为了标准的家庭模式。不过，由于种地需要壮劳力，以及传宗接代的原因，农民们坚决抵制该政策，有鉴于此，各省获准可按自认合适的尺度，变通地执行这项政策。在第一胎是女孩的情况下，一些农村地区允许夫妇们生育第二个孩子；有些地区则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我认识的所有东莞农民工都是在该政策执行后出生的，没有一个是独生子女。
伍春明把我介绍给了徐湘，他是一家乳胶生产企业的销售代理商，他有两个女儿，分别是11岁和7岁。“只有政府官员才生一个孩子，”他对我说。“对他们来说，违反这个法律就像美国人违宪一样。”不过，他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想要两个以上的孩子，在我努力了两天，设法与他的两个女儿会面却以失败告终后，我开始明白其中的原因。她们太忙了，忙于接受数学家教的辅导、忙于绘画课、钢琴课和跆拳道课。她们在一所私立学校就读，在那里，从一年级起，除了语文课，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授课。两个女孩中的老大即将就读该省最好的中学。她想到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或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去上学。
在东莞待了20年的徐湘，其户口依然还在广西老家，这意味着，没人会监控他家的人口数。“可是，假如你不能给她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就算养了七仙女又有什么意义？”他问我。这种态度解释了政策的变通实施没有引发生育热潮的原因。在中国，一个理想的家庭就是一对父母热切地推动自己的一个、或许是两个子女过上出人头地的生活，这种家庭模式已经被人们奉为了标准的家庭模式。
人口学家预计，目前，一个中国女性一生平均会生1.5个孩子，这是全球最低的生育率之一。在东莞，我遇到一些绕过政策生了两个孩子的夫妇。而相反的趋势正在其他地方出现。即便是政策允许生两个孩子的夫妇——比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依然选择只要一个，或者不要孩子。江苏省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符合二胎条件的夫妇中，只有10%要了第二个孩子；其余的夫妇说，要两个孩子太花钱了。“人们的生育行为已经变得多样化了，一如市场经济里的其他事物。”位于北京的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学教授顾宝昌说。“一些人根本不想要孩子。一些人就是强烈地想要两个孩子。还有一些人想要两个以上。”
从1998年到2007年，我住在中国。我待的时间越长，就越感觉到，政府管理就是为了竭力跟上现实发展。邓小平推出的经济开放政策实际上始于一群安徽农民，他们把公社的农田非法地划分成了个人耕地，此举提高了效率，并导致公社制度土崩瓦解。在改革年代，政府的角色往往是通过法律来“合法化”业已存在的实体组织（例如外国互联网投资人或私营出版商）。政府最近的举动暗示它将取缔独生子女政策，但当它最终这么做时，它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决定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吕清敏生于1986年，当时，距离独生子女政策生效已过去六年。她是五个孩子中的老二，这反映了在她长大的河北农村地区，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相当宽松。(吕清敏的父亲对我说，村里有一户家庭有六个孩子；而另一个养了七个孩子的男子曾是该村的村长)。吕清敏自己、以及她认识的每个人都有两个孩子。当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由国家掌控的生育社会实验走到尽头时，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承担了不成比例的后果。精心打造的执行机制几乎根本触及不到吕清敏。处于边缘地带的她被政府忽略了，在中国，这往往是最好的境遇。（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