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98年、2008年向全国"两会"上书之后，这是我向"两会"的第三次上书，前两次上书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次上书则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提出亟须破解的十大改革问题，其中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

从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而伴随发展积累的矛盾也是世人共见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一定领域的民生进步，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不少国人津津乐道的。但与此同时，中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代价的沉重性已超过了这个民族能够承受的极限。有些代价是永远无法挽回的，因而成为这个民族的永久之痛。有些代价则转化为中华民族长远发展难以化解的障碍。我们所能做的是：大声疾呼改革，希图尽可能终止或减少代价的继续付出，尽可能遏止恶的发展，而为善的发展开辟道路。这或许只是一个天真的梦想，或许能感动上苍，触发我佛的大慈大悲之心，也未可知。一切的一切只好尽人事而待天命！

一、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重要、最根本、最至上的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我已在长达十几年的多次上书及其他文章中从各种角度作了论述，特别是在向十八大的万言谏议书中作了在我看来是十分详尽和透彻的探讨，以至于在这个问题上感到再多说一句话都是多余。何况国内众多有识之士对政体改革已有那么多洋洋精彩的高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可替代的意义和迫切性，已成为国人的共识。现在的症结是敢不敢改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有关政体改革的议论都是空话。然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也难有实质进展。因为政体改革是瓶颈，制抑着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使其难以突破和深入。政体改革已成为众矢之的，万变之扼，万流之闸。政体改革延迟一年，社会深层积弊就积累一年，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而要解决敢不敢改的问题，关键是执政层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走出来，超脱于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顺应浩浩的历史潮流，一切从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出发，就能举重若轻，将政体改革的帅旗高高树立，迎风招展，万众向心，必会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二、计划生育体制改革

对人类和国家而言，没有比人口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没有人，就没有世界，其他万事万物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而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决定着国家、民族、世界的现状和未来。我对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关注已久，对中国人口问题严重性和计划生育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有切肤之感。为此专门写了《关于中国人口问题钩沉和对计划生育体制改革的建议》、《面对1.18总和生育率的忧思--中国改革计划生育体制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等文章发在了网上，以唤起社会公众和决策层对此问题的重视。就观点而言，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对上述文章的重复--而且是十分片面的重复，没有什么新意。但作为一大改革要题，又非说几句不可。直到今天，国人对人口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中国人口问题的严峻性、计划生育体制危害的沉痛性以及对这一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认识得并不是那么清楚，许多人甚至还沉浸在中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少生了几亿人的"巨大成绩"之中。更不用说对人生命的尊贵性、自然生育权利的无上性、代际传承和家庭亲情不可替代性的敬畏了。中国人口问题的严峻性不仅表现在多年的超低生育率、严重失衡的家庭结构、人口质量的劣化、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军队战斗力的脆弱，而且意味着中国社会活力、民族活力、发展活力在不太远的将来呈现全面衰退。这是十分可怕的。而造成这种严峻性的就是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计生体制的危害也不仅仅是造成严峻的人口问题，而且在于它将最神圣的生命延续纳入权力操控的"计划体系"，居然把最大国度最自然的传宗接代行为"产品化了"，从而挑战了宇宙生命的延展法则，构成了反自然、反人道、反人类的行为。所以，对计划生育体制的改革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是维护人类自然公理所在。改革建议要点：取消计生委，代之以人口社会平衡发展促进委，废除《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及各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代之以促进生育自然平衡的引导政策。

三、土地制度改革

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土地问题。先后写了《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叩问中国土地问题及其解决出路》、《21世纪中国最重要最亟须的产权变革-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的系列探讨》、《建立中国公民土地所有权的建议》等一系列文章，大部分发在网上。这些文章的核心观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农民（公民）土地所有制。如果说土地是所有物质和精神、所有历史和现实、所有发展和创造的承载体，那么土地所有制就是所有这一切的开启之器和归属之所。好的土地所有制是万善之基，坏的土地所有制是万恶之源。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土地所有制已是再也无法迴避、无法绕过、无法模糊的一道横艮大坎。从农村看，举凡土地强征、耕地流失、灭村运动、农地被流转、农民被上楼、农村被城市化等种种违背农民意愿、伤害农民利益、侵占农民土地的行为，无不根源于虚悬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从城市看，举凡恶性拆迁、摊烙饼城建、垄断的土地批发、官商勾结的地产寻租、城市布局的随意改变，无不根源于虚化的城市土地国有制。农地集体所有和城地国家所有使农民和居民失去了本应大部分归他们所有的丰厚的地产利益，使其除培肥土地财政外，还流向形形色色的地产商、开发商、不法官员、圈地圈房者的腰包，从而创造了一批又一批和土地关联的大富豪。近年上上下下强调惠农惠民，而土地作为最大的不动产财富，却又将农民和居民长期排除在外，使人不得不怀疑这是不是新版的叶公好龙？温家宝总理说："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然而实践已一再证明：不解决土地虚悬的集体所有和虚化的国家所有，不犯历史性错误是不可能的，不遗祸子孙后代也是不可能的。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应从传统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实行第二次土地改革，废除土地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公民土地所有制。以安人民，以安社会，以安国家。

四、农村城镇化改革

农村城镇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来了。几十年来，农村城镇化特别受到官方和一些学者的重视，从提出就地城镇化到发展小城镇，再到放宽向中小城市转移的政策，体现了政策导向变化的轨迹。但遗憾的是，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出台都是单向的，一厢情愿的，很少考虑作为城镇化主体农民的意愿。其实，农村城镇化这一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纵观世界城镇化历史，即使是城镇化指数最高的国家，也不可能使农村城镇化。农村城镇化这一提法的实质就是限制农民的城市化，是城乡二元结构思维的变种，目的就是要将农民框在官方设定的所谓城镇化的模子中。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农民的城镇化或农民的市民化。提法的错误、理论的混乱、政策的走偏导致实践上的灾难，诸如浪费大量资源不切实际的小城镇建设、骇人听闻的灭村运动、农民被上楼的荒唐做法，大批极具乡村特色颇有传统人文价值村庄村镇的毁灭，无不是这种灾难的表现。几十年来，农村城镇化的导向加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悬虚，不知牺牲了多少农民的利益，毁灭了多少极具特色历史价值的村落；从另一方面看，几乎是随着官方和学者们农村城镇化提出的同时，农民们就按自己的选择走上了城镇化的道路。他们选择的城镇化是走出去的多方位的城镇化，不但向小城镇转移，向县城转移，也向大城市的卫星城转移，还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转移。而支撑他们转移出去的主要生存方式就是打工。但是几十年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政策的障碍，加上农村城镇化政策的错误导向，使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从而成为当今世界上罕见的、庞大的、边缘化的、候鸟式的农民打工大军。这支打工大军伴生的附产物，还有大量的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当一部分家庭已连续几代人打工，却始终是城市里的陌生人。这些人既无法回到农村（有的已不适应农村的生存方式，有的是失了地无法为生），又无法融入城市，境遇特别悲哀。城市对打工者的疏离使部分打工者转而报复城市，又催生了打工犯罪群体，村落黑社会组织。所有这一切说明，要从农村城镇化的误区走出，从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改革与之有关的一切藩篱、政策和思维方式，代之以从农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农民非农化的大趋势着眼来制定新政策，构建能包容农民工、农民工家庭，能使农民工和农民工家庭有机融入的新体制，培育对农民工和农民工家庭一视同仁的新环境，使他们能得到和城市人一样平等的就业、居住、教育、医疗、养老待遇，和城市人一样生活和工作，将他们彻底融入城市。庶能从根本上解放农民工及其家庭，解决农民城市化问题。

五、城市建设改革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而且一直延续下来（这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这种古老的文明，加上近代西风东渐留下的文明，在中国千姿百态的城市中有过集中反映。中国曾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内容最繁富、个性最鲜明的大大小小古老传承和近代成长起来的城市。但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神马烟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旧城改造为牵动，以城区功能再造为龙头，由房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共同主导的城市建设运动席卷全中国，包括一些中等城市、甚至小县城都宣布要在几年内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于是高歌猛进，一路狂飙，大拆大建，终于以旧貌换新颜：大小城市马路宽阔，高楼林立，中心广场气派，主题公园鲜明，高档酒店、商贸大厦、豪华写字楼、堂皇洗浴中心、超级商场竟显风流。然而千姿百态的古城风貌流失了，悠久传承各具鲜明特征的城市历史和文化几乎在一夜间中断了，代之以千城一面的鲜亮、壮观和冷颜。从此以往，人们面对的是到处都差不多的仿外国建筑，丢失的却是永远找不回的色彩纷呈的民族家园。如果以另一种思路、机制、方式来搞城建，在逐步改善城市人居住、生活、出行条件的同时，中国本来可能成为全世界内容最丰富气势最恢弘的人文历史博物大国，但现在却只能以数量有限的盆景来展示自己人文积淀的贫乏。当然，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确改善了不少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但突飞猛进、没有什么制约的大拆大建付出的代价更是极其沉重。除了悠久人文历史景观的毁灭性破坏成为中国人永远难以抚平的伤痛外，还有大批被拆迁户利益和精神受到的双重伤害，不少中心城区的住户由于买不起原地段开发楼而被抛到偏远住区之痛，不断攀升的高房价对众多低工薪阶层的折磨，至于庞大的农民打工群体更是望楼哀叹，还有多少年形成的城市生态突然改变，造成原在各色行当营生的城市底层民众就业困难，高房价对高物价、高服务价格的拉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影响。等等。问题是，按照现有体制和机制的惯性，经过近二十年的大拆大建之后，各地城建并没有停下匆匆的步伐，相当一部分城市在对原有人文景观破坏殆尽后，又异想天开的计划实施仿古工程，诸如打造"宋代汴京"，建造"春秋古城"，群起效尤，不一而足。还有的城市开展新一轮基建大跃进，其投资的气魄史无前例，规模令人咋舌。照此看来，中国的城建似乎要陷入挖了填、填了挖，拆了建、建了拆中难以自拔，这是非常可怕的。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先例。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土地国有使政府永远有理由对城市土地及其建筑物单方面行使处置权外，还有"一把手制度"造成城市规划的随意、开发商对政府的绑架。等等。所有这一切说明，对现有城建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除应建立城市公民土地所有制外，还应开放城市规划，让人民参与和监督规划，由人民主导城市建设，从而改变大拆大建、不停折腾的城建模式，促进城市生态逐渐成长，大度包容，良性发展，为全体市民提供安居乐业的环境。

六、生态环境体制改革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依托。这个依托遭到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会遭到极大威胁；这个依托破坏殆尽了，人类就无法存活。所以，拿一句时下强调性的话来说，人类生存对生态环境的依赖，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关系怎么说都不过分。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在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生态环境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者说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当然，不能把生态环境恶化的账都归于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改革之前的破坏性活动及全球气候变暖都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变化有重要影响。但改革以来几十年经济的迅速膨胀和各种经济主体在寻求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确是前所未有的触目惊心。对于我国生态环境变化和脆弱的程度，官方、学者、公民已通过各种形式、从各种角度揭示了出来。我在2002年向十六大的上书中曾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全面褪化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提出了补救的新思路。十八大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我国生态环境的欠账已经到了极限或超过了极限，其补救和治理的前景不仅不容乐观，而且相当渺茫。水生态是最重要的生态环境，但我国水生态的全面褪化不仅不容置疑，其严重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大多数中小河流显干枯之势，长江、黄河等等大江大河的干枯形势在明显加剧，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即使丰水季节也频现干枯。太湖水量也是在明显减少，调水成为其重要的水源补充，其蓝藻生长斩不断理还乱，几近一湖污水。至于江河湖泊水生态链的损害和渔业资源的枯竭程度更是令人无语。实际上，江南水乡风光的好景已经不再，"苏湖熟，天下足"的好光景已成为永远的历史记忆。别的不论，单水生态的全面褪化对我国生态环境影响的深重后果就是难以估量的。造成水生态的全面褪化当然有自然气候方面的原因，但在"发展开发"的旗号下人们肆无忌惮的经济活动可能更"居功至伟"：当一条河流被工程大坝节节斩断时，即使从普通常识看，它对整个水系不可能不带来严重影响，下游水源不可能不干枯，生物链不可能不断灭。而有的河流人的工程活动竟然达到如此疯狂的程度：在两千公里的河流上面居然修了1000多座发电站，让这河还怎么活？所有这一切说明，尽管前景难卜，但在调整人和生态的关系、改革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方面必应做一些大文章了：要从强调经济开发向优先保护自然环境转变，要从后发性治理向前置性保护转变，要从支离破碎的人工治理向着眼于维护生态环境的原生性、自育性、完整性的全面建设和恢复转变，要对一些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的工程进行排查和逐步清除，要坚决制止新的危害生态环境的工程上马，要对现有薄弱、分隔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建立社会性、综合性、强有力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要使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深入每一个经济活动体、每一个国民之心。只有形成持续性、全社会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动力及机制，在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持续不懈的努力，我国严重恶化的生态环境或者才有可能改观。

七、国有垄断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从性质方面看，当今中国国有垄断企业和古代的盐铁官营没有多大区别。两者都是凭借行政权利进行排他性的垄断经营，依靠垄断经营获取超额利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加快和民营经济的崛起，国有企业普遍陷入困境。其历史包袱沉重、经营效率低下、缺乏市场竞争力成为国人的共识。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因此提上日程，一场史无前例的国企改革攻坚战拉开序幕。按照抓大放小的改革路径，通过重组、兼并、转制、破产、关闭等步骤，一大批中小型国有企业退出国有行列，剩下一批"大中型国有企业"作为扶持搞活的对象。专门成立了国资委对这些企业进行管理，确定了整体脱困的时间表：1998年-2000年底。到2001年3月，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宣布：200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92亿元，为1997年的2.9倍，三年脱困目标基本实现。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所谓脱困是在降低贷款利率、冲销银行呆坏账、债转股（剥离不良资产债务由金融资产公司接收）、斥专项资金支持重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等政策性支持的情况下实现的。单降低贷款利息一项就使国有企业3年少付利息费1.5万亿元；其他几项政策性扶持资金合计达6221亿元左右，超出同期利润2300多亿元。因此，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脱困当时就遭到社会质疑。但不管怎样，经此改革和脱困，国有企业确实开始轻装上阵了。当时有识之士对于这些轻装上阵的企业未来并不看好。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经过十多年的拼博，以当年国有大中型企业为基础的国有企业竟然独领风骚，成为实力最强、赚钱最多、工资最高、最为人们艳羡的中国领军企业，一些企业还进入世界500强。近年来国有企业更是表现不俗，咄咄逼人，向各个行业展开进军，以至造成一种"国进民退"的趋势。国有企业真的经过改革和脱困的洗礼脱胎换骨了吗？非也。公正的说，国有企业的经营能力是有一定提高，但更为根本的是，国有企业已经演变成行业垄断企业，同时还享受着国家额外政策性扶持。从政策性扶持看，包括财政直接补贴、信贷补贴、地租补贴、资源税补贴，这些补贴转化的利润在国企利润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从行业经营看，国有企业一方面依靠政府授予的垄断权利进行独大排他性经营；另一方面利用价格、服务等手段盘剥消费者，包括垄断企业间订立价格同盟，而消费者除了接受外别无选择。如三大石油巨头不但控制了油的提炼、批发，而且连加油站的零售都控制了，他们之间搞价格同盟，使中国人只能享受高油价。电力垄断集团通过控制输电网，一方面压低上网电价，提高销售电价，尽量多赚取差价；另一方面排拒（不愿让）上网的新增电量和新兴电能，制造电荒。三大电信巨头一方面利用免费的无线频谱（在国外使用无线频谱是要交牌照费的，欧洲拍卖3G无线频谱运营牌照的人均价格是219欧元）做着稳赚不赔的生意；另一方面利用掌握"主干网"的垄断权利打压排挤下游服务商，使他们不敢给用户提供太便宜的价格，或给太快的网速，否则就会受到清算，甚至断网。金融垄断集团一方面不允许民营机构进入银行业，以"非法集资"罪名频频打击民间互助信贷，另一方面尽量压低居民存款利率，想法设法提高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利率，赚取高额利息差。其他如航空、铁路、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企业都存在垄断资源、垄断价格、服务低劣的问题。至于公立医院既享受国家巨额补贴、又赚取病人高额医疗费以至贿赂公行、服务低劣更是为人诟病。所有这一切说明，对国有垄断企业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方向是：向社会开放行业自然资源，如油田、无线频谱、航线等；实行行业准入管理，允许社会资本包括民间资本进入；加强第三方监管，建立超然的监管体系；建立国家性的反垄断组织，随时调查、审查、实施反垄断。

八、教育改革

教育是国家的精神命脉，是民族文明的基础。一个民族的智力、知识、管理、科研能力，决定于这个民族的教育方式和水准。从相当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出什么样的人才。古语云："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不亦乐乎。"可以把此语改作："育之有方而成天下英才，不亦更乐乎"。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出了对后世深有影响、构成中国文化源头的诸子百家，若群星璀璨。包括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孙武子，都是那个时期出的。这和当时自由的私学盛行有很大关系。换句话说，是开放争鸣的私学教育培养了诸子百家。秦始皇及二世以吏为师，焚书坑儒，钳制舆论，实行愚民政策，使精于吏法的赵高脱颖而出，导致秦朝灭亡。西汉直至明清时期，政治上皇权统一，学术和教育上独尊儒家，科学发明被成为淫巧末技，儒学精神集大成的五经四书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因而忠君孝亲、科举求仕在两千年间成为教育和读书人的唯一目标。但在官学与私学、太学与书院、乡学与学馆教育并存的情况下，也培养了一批敢言直谏、思想开明、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和一些有异端思想的学者，如东汉的王充、明代的李贽、清代的王夫之等。宋明两代书院发达，私人讲学盛行，培养出一批知名的理学学者，如周敦颐、朱熹、张载、程颐、王阳明等。东林书院出来的东林党人，如顾宪成、高攀龙、左光斗等成为明末官场直臣的精神领袖。近代以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黄埔军校为反袁护国战争、北伐革命、抗日战争培养出一批有现代眼光、有革命精神、有专业军事素养的军事领袖。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在兼容并包、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教育环境熏陶下，培养出一批革命学者、救亡领袖、民主斗士和具有世界眼光的科学家。从国外看，近代以来大多数具有开拓、奠基意义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学者主要产生在欧洲，除其他条件外，和欧洲深厚的民主、科学的教育传统有绝大关系。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经济学家最多，也和美国开放、自由、群星汇粹的大学教育分不开。反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关系：一方面教育为国家建设、经济发展输送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包括一批有卓越贡献的尖端科学人才，所以才有"两弹"爆炸、卫星升天、飞船数度遨游太空。另一方面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专业有余而通识不足、成绩高而能力底、知识多创新少、学业好做人差、聪明频显而智慧贫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热衷名利而缺少责任、勤于钻营而懒于钻研、重科技而轻人文、重物质而轻精神、重关系而轻道义、重服从而轻自由、重等级而轻平等、重权威而轻民主、重相互提携而轻自立自强，慕虚荣而轻实干、慕短出彩而轻长结果、慕前台光鲜而轻幕后流汗。如此等等。因而许多当时看着闪亮登场、人们寄于厚望的人才往往后来成为庸才、混才，而很难成为大才、奇才。至于世界级的人才更是难得。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我国以行政权力主导的教育体制、以灌输为主的教育方式、以服从为原则的教育标尺、以考试论英雄的教育导向所致。所以，要培养面向世界、能和世界对接的人才，就应对教育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其方向是：由行政官员管校转向老师、教授治校；由全国统一教育转向因地因校因院系制宜的教育；由灌输教育转向启发引导教育；由考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由选拔成绩精英的教育转向因人因材施教的教育；由器识教育转向通识教育。开放教育体制，公平分配教育资源，让更多的教育资源用于嗷嗷待哺的多数孩子，而非少数精英，用于学生的精神培育而非学校的物质建设。少一些富丽堂皇的大学城，多一些就近就便的小学校。基础教育的重点是全覆盖，从繁华都市到偏僻乡村不让一个孩子失学；中级教育的重点是文理通育，逐步提升，不让一个学生轶业；高等教育的重点是建全人格，提升综合素质，给予科学方法，培养学识、胆识、专识、德识兼有的人才。着力培养民主、自由、包容、负责、开放的教育环境。得人而育之，育人而化之，化人而伟之，有教无类使其独立、才识、创造、合作精神喷涌而奔流之。庶此方可铸文明之基，树民族伟业。

九、税收改革

税收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命脉，是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的输油管，也是调节各阶层收入，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均衡发展、良性发展、持续发展不可替代的杠杆。税收最能说明当政者和民众关系的本质。中国历史上的明君贤相经常强调轻徭薄赋，徭是劳役，赋就是纳税，通过轻徭薄赋以达仁治。通观中国历史，但凡真正能实行轻徭薄赋、规范税负的朝代，必是社会清明、国家富裕、政通人和、普通老百姓日子比较好过的时代。如汉代的文景时期、唐代的贞观时期、清代的康乾时期。反之，凡是横征暴敛、税负杂乱无章的朝代，必是政治昏暗、国家穷困、两级分化，导致社会一派乱象，最后往往在民变蜂起中倒台。西方国家政府和民众都把征税和纳税看得很重，视为大事。政府十分重视纳税人的权利，而民众强调"无代表，不纳税"。著名的英国近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都是由政府增税、民众拒税的矛盾激化起来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我国，工业主要上缴利润，农业征收农产品，寥寥税种既单调更单向。其调节作用既不被重视也很难发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种经济成份的出现，收入层次的拉开，地区差距的拉大，税收的重要性以及税收调控作用的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识。一些新的税种陆续出台，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财政分灶体制的建立，增值税的出台，中央和地方税收权限的划分，中国的税收体制基本建立起来。这一体制经过二十年的运行，一方面对新时期整个国家的运行包括经济建设民生保障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可概括为：税收负担总体较重，压抑了生产、经营、消费的积极性；中央税体大，财力强，地方税体小，财力弱，使地方热衷于以种种变通手段扩大税源，带来很大副作用；国有大型企业税负轻，民营中小企业税负重；资源开采企业税负轻，加工经营企业税负重；高收入群体税负轻，普通工薪阶层税负重；税收的调控作用在加强，但对群层收入、地区收入、行业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发挥的不好。等等。更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税收的制定权限高度集中于国家行政部门，地方、基层、企业、民众无权参与，而作为中国式国会的人民代表大会，对税种的出台和调整基本发挥不了作用。这既与国际通例不符，也违背征税是国之大事，税收反映着国家和民众最实质的关系这一宪政精神。所有这一切说明，要对现行税收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给予民众和企业在税种出台和调整方面的参与权，人民代表大会应对有关税制的国务发挥作用，体现纳税人的意志；在协商基础上，调整和划分中央、地方、基层的税收权限，加强地方和基层的财力，达到事权和财权相适应；降低总体税负，刺激企业生产和民众创业、消费的积极性；减轻民营中小企业特别是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企业的税负，提高对不可再生资源开采的资源税率；提高个税的起征点，强化对民营企业老板、演艺明星、职业化体育明星、电商、著名作家等高收入群体及其他高收入者的个税征收，开征财产税、遗产税，对资产过10亿的富豪征收特别税，加大税收对群层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对小微企业、创业企业免税，鼓励创业，鼓励小微企业吸纳就业；提高国企给国库的利润上缴率，每年上缴国库的利润应占到国企税后净利润的三分之二，国家用国企上缴净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廉租房、安居保障房建设，另一部分用于对国企下岗老职工和年龄六十岁以上老农民（曾为工农产品剪刀差长期做过贡献）的补偿。

十、高速公路改革

高速公路收费改革和前面其他的改革相比，显然不属于一个层次。我所以并列提出，第一是因为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公路收费已广为国人诟病，几乎成为众矢之的。第二是导致高速公路肠梗阻的收费问题折射出我国社会发展和改革的肠梗阻。如不少领域的改革已形成社会共识，但就是推不动，动不了，这和高速公路的收费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妙。过去西方有句名言："条条道路通罗马"。现在可以把这句名言改为："条条道路通高速公路收费站"。据《南方周末》2011年1月20日调查报道提供的数据：中国收费公路达到10万公里，占全世界收费公路的70%。交通部某领导称："没有收费公路的政策，就没有中国交通的现状"。确实，收费政策对高速公路建设乃至整个交通状况的改善功不可没。但问题是，任何一项出台时的好政策如果一直沿用，都可能走向反面。高速公路收费政策就是这样。它当初出台的目的就是为了用"以贷建路、收费还贷"的方式，加快高速公路建设。这一目的无疑达到了。但相当数量的收费公路在事实上已还清贷款又多收了很多费以后，还要继续收下去。把本应交还社会的公益路变成了私家坐收渔利的"幸福路"。这就违背了当初收费政策的初衷，把当初的"善"转化成后来的"恶"了。另一种情况是：收费公路不是"还贷公益路"，而是"收费经营路"。可这"收费经营路"已超过了有关交通条例规定的最高收费年限（按照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原则，最长不超过25年，中西部地区可放宽至30年）时，却照收不误。还有一种情况是：本来是"还贷公益路"，在几年还清贷款后，就自觉申请转为"经营路"，得以继续收费。有的高速公路经营者几经转手，几次续期，一来二去就很难弄清它的本来面目了。当年养路费改燃油税时，国家承诺不再收养路费。但现实是燃油税照征不误，收费站的费一直在收，实际上等于双重征税。高速公路收费背后是收费公司的暴利，公司职工的高工资（年人均10万元以上）、高福利，交通官员前赴后继的腐败。由于该费，中国成为世界上物流成本最高的国家，运输者、经营者、消费者深受其害。也成为城市菜价、食品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所有这一切表明，对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公路收费改革应尽快提上日程。具体建议：①以省为单元 ，建立高速公路收费清查小组，清查小组由发改委、交通厅、第三方人员共同组成，对全省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公路收费情况进行清查。②通过清查，分清哪些是"还贷公益路"，哪些是"收费经营路"，哪些是由"还贷公益路"转的"收费经营路"。③按照清查后的三种情况，分别加以对待：属于"还贷公益路"的，未还清贷款而还贷期限没有达到规定年限的，可以继续收费，已还清贷款的停止收费；属于"收费经营路"的，凡已达到规定年限的停止收费，未达到规定年限的继续收费；属于"还贷公益路"转"收费经营路"的，只要贷款已还清，就应取消收费资格。当然，实际情况会更为复杂，包括停止收费后公司去向及人员安排问题，都是难题。但只要从大局出发，痛下决心，弄清始末，分清情况，按照有关法规条例分别对待，就一定会妥善解决。总的目标是逐步取消收费，还高速公路的公益路真容。当全国高速公路的"肠梗阻"全部消除时，中国经济和社会才会走上通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