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发现，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尤其是托派分子和极左分子[1]中，最有趣和最吸引人的是“资产负债表”的思想。资产负债表是用来合理解释利润和亏损的——这是资本主义的任务;但在左翼风潮中，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词语被挪用并转化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话题——形势分析、对发挥作用的力量进行评估、斗争的结果、社会主义的前景。例如，从1933年起，资产负债表就是“意大利共产党中的左派和被流放的波尔迪加分子的理论公告”，其中不断尝试“绘制战后事务的资产负债表……为一切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创造条件”。?
今天，我们会制订出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资产负债表呢?我认为，在后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和后后现代主义之后，对社会主义生活和时代的反思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卢西奥·马格里(Lucio Magri)认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一垮台，许多寻找答案的尝试，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非社会主义的，都是非常肤浅和自私的：不是否定就是遗忘。我想他是对的。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结束，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对社会主义做了重要的、深刻的、有时令人动容的个人思考，我们发现调子普遍发生了变化。从萨米尔·阿明到斯拉沃热·齐泽克，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的杰出人物。[2]?
这些人是如何描述社会主义的?这种描述主要的思想模式是什么?循着神奇的“1968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思考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前景，这种描述远不止说明欧洲的幽灵那样简单。大约在1968年，政治上形成了三种响亮的社会主义声音：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
首先是佩里·安德森思想中的悲观主义。在《新左翼评论》进入新千年之前，安德森在制定任务时指出，《新左翼评论》产生的环境——苏联集团、作为普遍理想的社会主义、作为主流左翼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工党政策——已经“完全消失了”，这使得多数社会主义者选择了适应或自我安慰。对此，安德森呼吁“坚定的现实主义”，一种“对历史性失败的清楚记录”。这种现实主义意味着，承认“西方思想界”没有重大的反对声音，承认可与资本相对抗的集团的瓦解，承认新自由主义作为“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意识形态”的地位。安德森在他最近对世界历史状况的考察中冷静地退守到社会主义的瞭望塔中，强调“资本控制的扩大和深化”、美国在新的“大国协调合作”中的霸权、新自由主义主导地位的持续以及世界文化对没有真正的替代模式的深切认同，但同时也充满了愤怒的辩驳。?
在文章结尾，安德森转向了对左翼前景的一些不同描述，其中之一是哈特和奈格里截然不同而又广为人知的乐观主义。当然，我们在此看到了流畅而引人注目的理论构成、对“作为共产主义者难以抑制的轻松和喜悦”的极力赞美，以及最新的自治观点，即认为资本追随并实际服从于大众——正在我们眼前建构起一个“反帝国”(counter-Empire)——创造性的和全球性的对抗。?
最后，雷吉斯·德布雷的描述似乎在超然的记叙与沉痛的遗憾之间摇摆，他认为社会主义的黯然失色——“像倒下了的巨大橡树一样的政治事业”——表明了划时代的媒介学的变迁。社会主义的生命周期是1831年到1968年，它随着视觉统治时代这一影像新时代的到来而终结;影像战胜了过去那些无形的巨人(上帝、历史、进步)。书籍、报纸、学校——这些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传播者——面对重大的视觉统治的转变难以幸存：在群体理想方面(从全体转向个体);在航向方面(从未来回到现在);在权威的生成方面(从成人转向青年);在精神阶层方面(从知识分子转向媒体);在合法性的证明方面(从理想转向实效);在推动力方面(从法律转向意见);在个人地位方面(从公民转向消费者);在神话认同方面(从英雄转向名人);在象征性权威方面(从可读转向可视);在主体的核心方面(从意识转向身体)。德布雷的结论(他的语调是茫然的还是充满不祥之兆的呢?)是：视图时代的思想网络对社会主义文化是致命的。?
我认为，这些资产负债表和我将要谈到的三种描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三种描述没有令人沮丧的退缩，没有苦痛，没有迷茫，也没有不切实际的乐观：阿兰·巴迪乌(一个前毛派分子)、萨特、阿尔都塞和拉康的信徒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斗争和1968年五月事件具有无畏而坚定的忠诚;戈兰·瑟伯恩——《新左翼评论》的重要一员，也是激进的60年代、尤其是结构主义时期(在对科学、意识形态和国家大胆而广泛的早期贡献中)的产物——近来将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和理论眼光转向了现代性和当代理论的变迁;彼得·贝尔哈兹——澳大利亚《论题十一》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和编辑——像瑟伯恩一样从资本主义转向了现代性，但这种转向主要是受了卡斯托里亚迪斯、海勒、鲍曼这些马克思主义圈子之外的学者的影响。?
我想探讨一下这三种资产负债表中有关社会主义的描述。我认为，大问题包括：20世纪是属于谁的?如何评价1968年?从1980年到2009年的30年意味着什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和未来，我们能说些什么?社会理论的现状和任务是什么?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将时间大致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让这些资产负债表围绕这些迫切的问题展开碰撞。?
昨日——谁的20世纪?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近期的回忆录加了个显著的副标题——“我的20世纪人生”。这个世纪是属于谁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极权主义的、美国的世纪，还是完全是别的什么东西?阿兰·巴迪乌的《世纪》迫切而令人鼓舞地直面了这个问题。忠诚是巴迪乌的重要取向，他一直坚持早期的左倾主义。有两个例子说明了这种持续的斗争精神：在回应新闻界对反犹太主义的谴责时，巴迪乌表示，作为直接行动的坚定支持者，他将以一记耳光作出回应，而不是采取法律行动;在《世纪》中，巴迪乌要求我们想一想“直接行动”[3]的乌尔里希·迈因霍夫(Ulrich Meinhof)和纳塔莉·麦尼哥(Nathalie Menigon)。?
巴迪乌的20世纪自1914年或1917年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它属于共产主义。1890年至1914年这特别具有创造性的20多年构成了它的序幕。巴迪乌说，这个世纪始终保持着这几十年的激情和破裂。重要的是，19世纪所宣示、梦想和承诺的，正是20世纪所努力实现、获取和塑造的。“对真实的热情”是理解这个世纪的钥匙，这种热情使这个世纪既富有创造性，又充满危险、暴力和独特性，并成为一个以激进开始的世纪——它力图“将世界历史一分为二”。巴迪乌摒弃了对20世纪——一个使我们背弃现代性的元叙述的世纪——广泛的后现代性的批判，他提醒我们要认识并接受其英雄史诗般的品质，即新人的创造、造就历史的意志、完成这一使命的必然的恐惧、决战的情形、无所不在的分裂：“该世纪的主体性受追求真实的热情左右并被置于决战的范式之下，它在破坏与奠基之间造成了非辩证的对抗。为此，不管是整体还是最微小的碎片，都被认为处于对立的状态;它还断言，真实的奥秘就是这两个方面。” ?
追求真实的热情说明了该世纪被表象、意识形态、伪装和误识所困扰;它也说明了它的猜疑——真实果真是真的吗?它说明了无处不在的清洗或净化。行动(其核心是革命)也与此联系了起来。人们可以在先锋艺术中看到这一切——在这方面，布雷顿和德波是英雄。?
这个世纪对伟大的坚持先于幸福，巴迪乌对此表示赞赏。他还强调了这个短短的世纪对友爱的热切渴望——与竞争的个人主义相对的“我们”。与人们近来对独特个性的再次强调不同，巴迪乌回顾了结构主义的问题：个体的可变性，个体本质的缺失，个体在“我们—主体”当中的消失，个体对追求友爱——新世界和新人类的真实反映——这种“形式上的自由”的摒弃。这种反人道主义反过来又与该世纪对有限之上的无限的渴望联系在一起：我们置于有限个体上的无限;党的坚不可摧，“直到永远”。?
另一方面，巴迪乌认为这个世纪思想的一大弱点是与“真实的呈现”相悖的合法性概念，即在背离民主的情况下强调政治。这种政治是“达成共识的断裂”，或者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的，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它遵循某些原则，实际上旨在使受事物主导状态压制的新的可能的后果得到发展。在巴迪乌看来，比较而言，民主对任何内容、原则和信念都漠不关心，它只是数字问题;普选造成了无数可憎的人和事——希特勒、贝当、阿尔及利亚战争。?
这个世纪的残酷、刽子手的恐怖、共享的重要性、人类企图歪曲历史的后果和追求真实的热情是怎样的呢?巴迪乌不为这些问题所动。在寻求自由政治和总体解放的过程中，我们会在“绝对的当下”发现无比的热情。这超越了善和恶：“极端暴力行为因而是与极度的热情相关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对所有价值观进行重估的问题。”?
这样的话语全部来自彼得·贝尔哈兹在《社会主义与现代性》中所说的“温暖的社会主义”(warm socialism)。这个标题的第二个名词已经表明，这种描述与巴迪乌的解释及描述的重点是存在差异的。贝尔哈兹一生都强调从社会主义到现代性、从马克思主义到批判理论的激进主义话语的变迁。但这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贝尔哈兹认为，我们仍然是传统的动物;他将自己思想的形成放置在多元化社会主义潮流的环境中——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议会共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费边主义和英国的伦理社会主义。?
这种多元主义很关键。与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无视差异的做法不同，贝尔哈兹强调多元性，同时，他坚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各种社会主义潮流和马克思主义潮流，甚至马克思的多元性，例如，贝尔哈兹认为马克思有五种不同的乌托邦。贝尔哈兹受费赫尔(Ferenc Feher)和赫勒(Agnes Heller)早期的现代性作品——认为现代性是三种逻辑的复杂交织——的影响，后来又受多个现代性和文明的理论工程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说多元主义是现代性取代资本主义成为分析对象的原因。?
这种多元主义意味着，作为现代性的他我(alter-ego)或反文化，社会主义仍然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也仍然重要，但贝尔哈兹不会将20世纪奖赏给它们。20世纪是谁的世纪呢?贝尔哈兹让人觉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美国、自由主义将共享这个世纪。重要的是，20世纪也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世纪——“灾难的时代”、“庞然大物与尸体”的时代。贝尔哈兹似乎是在回答巴迪乌，他说道，本世纪过后，人们为个人庆祝，为残暴担忧，情愿接受自由主义，这没什么奇怪的。对于《新左翼评论》认为20世纪终究是苏联的世纪的说法，贝尔哈兹觉得难以接受。这种说法不大对头，一方面是因为它包含了不假思索的反美主义——而我们有如此之多的现代性是美国的或依赖美国的，包括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贝尔哈兹将极左和极右都视为极权主义，这是巴迪乌所绝对摒弃的。在贝尔哈兹看来，至少是对议会形式的敌视和对计划的共同热情，使二者在20世纪30年代联系了起来。这种极权主义的联系不是经由塔尔蒙(Jocab Leib Talmon)、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布热津斯基等冷战战士的传统建立的，而是由卡斯托里亚迪斯、赫勒和鲍曼等人受极左思想激励的作品建立起来的。贝尔哈兹认为鲍曼尤其重要。他指出，我们应该将《立法者与阐释者》看作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姊妹篇，可称之为《现代性与共产主义》。这种看法令人瞩目。?
这样看来，贝尔哈兹认为纳粹和苏联的经验“惊人地相似”。与此类似，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反政治的乌托邦，并错误而危险地想象了一种历史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终究是生产之镜(鲍德里亚)，并在对无限的理性统治的想象中成为资本主义的伙伴(卡斯托里亚迪斯)。然而，多元主义再次占了上风。贝尔哈兹想提醒我们，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仍然与我们在一起。贝尔哈兹的社会主义太过热情、慷慨和包容了，它不允许将思想家和传统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例如，在有关澳大利亚共产主义的篇章中，他问道：“共产主义者到哪里去了?”共产主义者造就了狂热型和管理型的人，同时也造就了好公民。这些好公民不太喜欢多元主义。我们终究不能眷恋毁灭性的冷战，但他们选择了;他们对鲜明的共产主义准则和价值观的忠诚与“20世纪90年代浮夸的自我放纵”看上去相距甚远。?
在这里，贝尔哈兹似乎首先要将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伟大的现代文化思潮结合在一起并保持其张力，而将革命(巴迪乌的主潮流)这第三种潮流放逐或搁置起来。1880年到1980年的这个世纪部分地是与社会问题、公民权、经济一体化、大众、核心家庭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这其中有些不得不被视为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因为它开启了新的地下活动，并且新的世界正在新的野蛮状态上建立起来;但另一方面，韦伯说得对，苏联经验使社会主义倒退了100年。最后，剩下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不断地互相碰撞和摩擦——这就是我们的现代性，没有任何可行的或者可以防止类似“大清洗日”行为的解决方案。?
在某些方面，瑟伯恩似乎与贝尔哈兹相似，尽管他们所受的思想影响存在差异——《新左翼评论》的人们显然不想要任何卡斯托里亚迪斯、鲍曼和赫勒的东西。与上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瑟伯恩雄心勃勃地概述了当前左翼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但他强调的常常是现代性而不是资本主义。最近，瑟伯恩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多元现代性的观念，以及一个明确的新的想象空间——全球化——在理论上的来临。像贝尔哈兹和巴迪乌一样，瑟伯恩承认20世纪的激进终结和变迁：“全面的工业战争、共产主义革命和专政、法西斯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期望和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世纪……已经结束”，“21世纪的社会经济、文化、地缘政治空间与20世纪截然不同”。在瑟伯恩看来，20世纪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凸显了出来——20世纪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纪”。作为“现代陛下忠实的反对者”，马克思主义是独一无二的。它认为现代性就是解放与剥削、进步与灾难的统一。它的竞争者没有一个“有它那样的影响力和坚定性”，它超越了它们。而且，从1880年到1980年，只有它成了两种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和反殖民运动——主要的知识分子文化。?
我将很快回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来，但要继续资产负债表的这个部分，我们要问，对瑟伯恩来说，在从19世纪80年代到1980年的一个世纪里，左翼主要的成功和失败是什么呢?就成功来说，成绩很大。这可以用瑟伯恩提醒人们的很重要的几点来说明：种族主义的声名狼藉和殖民主义的崩溃;在有关福利国家的争论中取得胜利;60年代以来“不敬”(irreverence)的力量的发展;女权主义观点的影响。就失败的一面来说，有“1968年的一代”(68ers)与劳工运动的“失之交臂”，右翼使用暴力的能力，共产主义的以恐制恐，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业已表现出的不公平的薪酬制度。?
这样，关于20世纪有三种不同的资产负债表，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的某个阶段，这种状况结束了。从这时起，某些潮流和思想似乎已经——用巴迪乌的话说——“饱和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坚持认为，面对新的后现代文化逻辑的泛化和马克思主义者有时漫不经心的应答，使一个历史时代道德化并没有多少意义——我们必须同时从进步和灾难两个方面评价事物。对此，我表示赞同。我们当然仍旧需要将逝去的东西中真实的损失记载下来，就像冷战时期那代伟大的自我教育的共产主义好公民一样;我们也需要思考什么可以纠正或重新再来。?
当代?事件的和时序的?
当代是怎样的呢?如果社会主义至少部分地拥有过去，那么发生了什么?出了什么问题?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为什么减弱了，又是如何减弱的?当然，在描述社会主义进入当代的际遇时，1968年作为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中期的抗争的标志性时刻，一直被认为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在德布雷看来，1968年是视觉时代来临的时刻。同时，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这一“世界革命”表明了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开始终结，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等“反体系运动”发起的各种抗议也结束了。与此类似，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将1967—1973年的时段解读为解放(第三世界的开端)与统治(资本的渗透与“自然界最后一点残余”的殖民化)重要而辩证的结合期。当然，对巴迪乌来说，1968年依然是他需要表现忠诚的事件，而在1966—1976年共产主义关于旧世界的广泛论争中，它也是一个节点。同样，瑟伯恩坚持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一代——他本人是其中的一员——拒绝投降;如上所述，他为没能在60年代的文化主义抗争和玉质主义抗争之间建立起联系而感到遗憾，而且，在思考社会主义的重构时，他清楚地回顾了那个时期的乌托邦和日常生活革命的情形，这些情形在超当代时期(ultra-contemporary period)可能会以新的方式被重新发现。?
围绕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1968年事件的斗争几乎立刻就开始了——霍布斯鲍姆指出，到1968年底，出现了至少52本关于法国事件的书。就法国的情况，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在《1968年5月及其后岁月》中对这场追寻意义和归属感的斗争进行了很好的说明，她的许多见解可以延伸到更广阔的论战当中。对罗斯来说，1968年五月事件已经“被埋葬、诋毁、平凡化或妖魔化”。工人运动的显著特征是具有鲜明的第三世界色彩(以阿尔及利亚战争为背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越南战争)，其主旨首先是平等——这在社会失忆的宏大进程中完全发生了变化：它被剔除了暴力，表现为温和的、富有诗意的代际反叛，它是走向文化现代化的必经时刻，它以个人解放为中心，等等。工人和殖民地的激进分子这些60年代论战的关键人物，很快就被新哲学家、“平民”和“异见者”所代替。更有甚者，极权主义话语和古拉格集中营开启了从政治向道德的退守、一场反马克思主义的战争(整体=极权主义)以及从激进的第三世界主义向受害者、人道主义援助及人权等话语的转变。?
无论我们如何认识1968年事件(它意味着什么?胜利、失败还是分水岭?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和结束的?)，在这三位思想家看来，到20世纪80年代，20世纪似乎结束了——按瑟伯恩的话说——一场“巨变”，罗斯同样指出了这一点并为之惋惜。在瑟伯恩看来，自70年代结束以来，我们见证了国家、市场以及他所谓的参与者的社会模式的变化。尽管人们认为全球化势不可挡，但只要国家可以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它们就仍然能够做自己的事情，福利国家也仍会矗立在那里。另一方面，权力大变迁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海啸”到来了：私有化、产业空洞化、资本的集中、市场的发展——贝弗利·希尔弗(Beverley Silver)称之为“国家的去社会化”——以及偏离北大西洋组织的世界统治一起“压缩着”左翼的文化空间。也是在这个阶段，工人阶级运动“不敬的集体主义”(irreverent collectivism)发展到了顶峰，然后衰弱，接着逆转;我们见证了进步的学术文化的衰落、学生的非政治化、世俗的反殖民民族主义的失败;而更令人迷惑的是，我们也目睹了其他运动的兴起和新型(以媒体/影像为中心)政治的出现，新的“不敬”产生了。?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对瑟伯恩来说，这意味着“‘社会主义道路’的旧图式已经失去了意义”，左翼思想和政治的境况发生了变化。如果看一下当代左翼在理论的一极(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的一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各种位置”，我们会看到真正的多元化的后果：后社会主义(吉登斯、贝克)，非马克思主义左派(布迪厄、昂格尔、塞尼特)，马克思学(德里达、卡弗)，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墨菲、卡斯特、鲍曼)，新马克思主义(齐泽克、哈特和奈格里)。这样看来，左翼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还没有停止，虽然——在一个耐人寻味但却遗憾地考虑不周的时刻——瑟伯恩宣称，它“最辉煌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了”。?
瑟伯恩对多元化的强调得到了贝尔哈兹的响应，尽管是以一种明显不同的方式。此外，可以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这一多元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论题十一》创办于1980年，澳大利亚共产党早在1984年就“关门”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的工党思想和劳工党变成了澳大利亚的，而新西兰工党则成了新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的先锋，费赫尔等人的《对需要的专政》问世于1983年，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问世于1987年，柏林墙于1989年倒塌。主要是贝尔哈兹，将1980年以来的多元化转向与马克思主义这一关键社会理论的崩溃联系了起来：方法论多元论的重新发现和“通过自由主义对民主的重新发现或重新审视”。?
如果说瑟伯恩对当代、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结束后的发展时期所作的评价大都有点衰落主义的倾向，那么贝尔哈兹的评价则是谨慎的，但最终，这种评价似乎得到了人们的认可，甚至欢迎。在野蛮的20世纪之后，这些变化(清楚地记录下了认识论上和政治上的限制)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理解和值得称道的。然而，丧失了改革意愿的“随便怎么都行”的后现代多元主义是一种满足于只是说不而缺少社会主义行动观念的自由主义情感——只有这些东西是不够的;我们仍然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倾听。?
在巴迪乌一针见血的描述中，充满着对当下深深的不满情绪，这不足为奇。1980年以来，我们得到的实际上只是简单的恢复(restoration)。与20世纪相比，目前缺少的是一整套的措施。我们处于一个和解和注重道德的年代，而不是政治的年代;我们看到了从上世纪激进的质疑向“金钱、家庭、选举”的保守回归;我们今天的“虚假的个人主义”代替了“我们—主体”和上世纪塑造新人的计划;我们今天自相矛盾的“炙热”代替了那个世纪的建构主义和未来导向;我们的庆祝活动代替了游行示威;我们以宗教权利和人权(人首先是一种可怜的动物)的回归代替了政治——新政治;我们现在拥有恐惧和战争的辩证法。现在的情况是：“文化”在取代艺术，“技术”在取代科学，“管理”在取代政治，“性”在取代爱。这样看来，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失败的时代……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反思的时代，但反思什么，怎样反思呢??
预见未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理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理论——未来拥有的会是什么呢?我们的未来会是后共产主义、后社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吗?我们要超越旧的社会批判方式(在有些人看来，它已“耗尽了蒸汽”)吗??
有趣的是，瑟伯恩对有些问题并不清楚。在前面，瑟伯恩将马克思看作一个仍然“在完善中”和“令人鼓舞的伙伴”，并三次向他表示敬意：首先，是作为“解放理性”(emancipatory reason)的倡导者;第二，是因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瑟伯恩认为，这是一种要求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以及权力的经济实质和政治实质”的“明确指示”，这种解读虽然着墨不多，但令人信服;第三，是因其对矛盾和冲突的敏锐。我非常喜欢这一点。这些持续的优势会使我们对有关后马克思主义情形的断言感到不安：不仅广义的左翼仍然具有知识上的创造力，而且在世界政治的当代讨论和广泛的社会分析逻辑方面，新马克思主义左翼与其后马克思主义的竞争者们相比仍然有足够的底气。?
在一次用现代时态讲话时，瑟伯恩似乎承认了这一点，他宣称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观念中是没有对手的”，看来，无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处于上升中还是衰落中的研究方案，瑟伯恩都愿意继续留在马克思主义的阵营里。但紧接着，瑟伯恩指出，“政治领域的变量已经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的三角”已经被打破。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三角”(首先包括关注资本主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社会科学;其次包括矛盾的哲学;第三包括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破裂了，阶级不可能恢复其中心地位，任何未来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奇怪的是，瑟伯恩对马克思主义失宠的原因并不清楚。例如，他避开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选择的路线，这似乎很奇怪;后者坚持认为，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会继续与资本在新的曲折中并驾齐驱，并以新的和令人惊讶的方式继续蓬勃发展。在瑟伯恩看来，问题是阶级的重要性下降了。这里并没有出现希尔弗和蒙克(Ronaldo Munck)等人提出的那种关于阶级的持续重要性的深奥论点，对此不能不再次令人感到惊讶。瑟伯恩还提到，布尔什维主义“被证明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现代主义”。此外，后现代主义的转向似乎很重要，它造成了“社会文化思想的裂痕……这种裂痕直到现在仍未克服”。但是，后现代的“雪崩”首先被不屑地视为“前左翼力竭和觉醒的表现”。这种状况有可能得到扭转吗?瑟伯恩指出，到20世纪90年代，现代社会理论“对未来的信念已被根本粉碎了”，但是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了吗?它会持续下去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又会产生怎样的政治文化影响?后现代化和过去几十年间对多元主义、文化、道德和复杂性的再三强调当然改变了社会理论。在其他地方，瑟伯恩指出，关于社会宇宙观、社会方向和认知模式这三个关键问题，最主要的答案从7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段时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70年代的对抗结构、解放、意识和科学变成了今天的战略、偶然事件、理解和对话。从表面看，这些不同的内容显然是非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网络和联系而不是结构和体系;偶然事件而不是进步、发展和确定性;将理解和对话而不是大科学的愿景作为认知的模式;描述而不是解释和评价;世界的去中心化而不是古典社会学的欧洲中心主义——总之，是转向了“后社会的”理论领域，例如拉图尔(Bruno Latour)、德兰达(Manuel De Landa)、罗斯(Nikolas Rose)、厄里(John Urry)等人。就这个问题，瑟伯恩发现了新左翼理论的一些变化：欧洲的后世俗转变;新美国乌托邦主义(詹姆逊、奥林·怀特、沃勒斯坦);阶级的变化;对国家理论的放弃(政治哲学、全球化、公民社会);性的回归(巴特勒和酷儿理论);向网络的转向(卡斯特、哈特和奈格里);以及新政治经济学(布莱克本、布伦纳、阿瑞吉)。?
这其中有些变化似乎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治不利;看来，与瑟伯恩准备要做的相比，需要对这一切作出更多的评价和再阐释。如上所述，瑟伯恩没有为马克思主义辩护，没有认真评价这些变化与马克思主义框架的一致性，但同时，他似乎也没有改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瑟伯恩所做的是将注意力转向政治，他断言会有不断的斗争和变化，并谈到了未来的“超越社会主义”(trans-socialism)。这种“超越”一方面承认了马克思主义曾经“主要是欧洲的运动”，同时也意味着对熟悉的社会主义战略和制度的超越，对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超越，对公有制和大规模的集体工业计划等观念的超越。这些观点涉及广泛，而且显然超出了这部著作的范围。瑟伯恩选取了尤为突出的四个要点或问题。第一，资本主义不断挑起论战。第二，瑟伯恩指出了轰轰烈烈的边缘族群运动的重要性。第三，他承认道德对话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围绕人权和暴力的对话。最后，他认为，这种“超越社会主义”将或者应该“致力于普遍的快乐”，回归60年代的游戏精神，走向“普遍充满乐趣和快乐的社会”。?
瑟伯恩对“社会主义从科学回到乌托邦”进行了积极的评价，这也突出说明了当代与20世纪60年代的相似;他试图使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再度受到关注。贝尔哈兹有可能喜欢瑟伯恩宽泛意义上的“超越社会主义”，他似乎也强调从科学到乌托邦的积极的社会主义之旅，但他认为这种乌托邦是试验、诊断和批判，是准则而不是实然。在引言中，贝尔哈兹似乎也承认他仍然钟爱马克思主义，后来又说很难想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社会主义也是作为反文化存在的。但是，是以什么特别的方式吗??
在贝尔哈兹的描述中，乌托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有时似乎更多地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也许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复杂性、多元主义、差别化显然有了普遍的影响。例如，就马克思主义而言，过去对历史唯物主义权威的坚实的科学地位的幻想无疑破灭了。但是，正如弗洛伊德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现在成了我们常识的一部分——用“躯体死亡后的批判精神”解读卡斯托里亚迪斯，普遍承认经济主宰一切。高度抽象的、反对经验主义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特点之一，对此，贝尔哈兹并不留恋。他采取的理论方法要保守得多，更加接近于鲍曼——或者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这样的人——的温和方式;对他们来说，理论无非是帮助我们处理“糟糕事情”的工具。?
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对于鲍曼和伯纳德·史密斯(Bernard Smith)这些从政治走向文化的社会主义者，贝尔哈兹承认他们的影响;苏联的试验——它在各方面都被认为是“前现代的”或又一个现代文明工程——结束后，社会主义本身被重置于文化和道德的领域。与马克思不同，贝尔哈兹认为社会主义的存在是因为主仆关系的辩证关系不会终结，这里，贝尔哈兹的文明转向显然受到本雅明观点的影响——文明总是建立在野蛮和阴谋之上的。鉴于此，充满活力和多元的社会主义传统带来的物质和财富是值得向往的。贝尔哈兹回顾了社会民主主义和费边主义传统，以挖掘可用的材料。贝尔哈兹展现了韦伯的乌托邦的多元性——表现在不同的领域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上，但他真正赞同的(尽管他受到激进的议会共产主义传统的影响)是1914年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将社会主义作为准则而不是目标;承认未来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承认公民权;承认知识和行动的有限性;一种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政治现实性，认真对待思想，向往后浮士德的未来”。?
就此而言，贝尔哈兹远比巴迪乌更具“现实主义”——有人会说是“失败主义”，但他们在忠实于社会主义这样的事情上是有共鸣的，这也许会令人惊讶。贝尔哈兹认为，为了反对后现代对真理、判断和批判的放弃，以及自由主义对乌托邦的摒弃和对社会的厌恶，社会主义应该继续为我们指明方向，提醒我们斗争、改革和价值观的必要性，迫使我们“相信自由和尊严仍然可能”。?
在巴迪乌尖锐的、引起争议的《萨科齐的意义》一书中，他对“共产主义假说”的忠诚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共产主义假说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私有财产、金融流通、专制国家等”，它出现在两个伟大的时段——1792—1871年和1917—1976年。在这两个时段之间，是40年的反动;而在1976年之后，我们处于相似的境地，即“被敌人所主宰”。巴迪乌并不怀念过去，这也许令人惊讶。巴迪乌坚持认为，我们并没有回到第二个时段。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群众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的这些发明将不再为我们服务。事实上，与20世纪及其取得胜利和保卫胜利的问题相比，我们更接近于19世纪：??
19世纪的各种现象正在重现：富裕国家和被忽视或被掠夺地区非常普遍的贫困区，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劳动人民——或失业者——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急剧分化，政治权力完全融入到为财富的服务当中，革命者的解体，广大青年虚无主义的绝望，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奴性，一些试图以当代方式表现共产主义假说的群体坚定但却受到极大限制的试验活动。??
在巴迪乌看来，现在的关键是使这一假说以一种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巴迪乌在近期的著作中谈到了这可能会意味着什么——纪律、勇气、在不可能反对财富服务原则的情况下的坚持、忠诚、现实的真相和真实、某种新的回归。?
这三种描述有很多是值得赞同并令人鼓舞的。这再次表明，社会主义仍然具有生命力。对于那些仍然认同巴迪乌、贝尔哈兹和瑟伯恩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假说在一般意义上是正确的——的人来说，未来“有纪律的创造和不确定的游移”所需要的忠诚和勇气可能是个关键。我想，这三人也指引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关注转向了地下活动，转向了新形式的和算不上新形式的社会隔离。在这些描述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影响因素——列宁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义者、议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等——都强调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巨大的和不可超越的(?)财富。?
我们再回到极左派和“资产负债表”上来。今天看来，面对恐怖、金融危机、变化着的霸权、新的宗族主义、全球化、生态威胁、技术变化、新的不敬，在左翼中——更广泛地，在文化中——似乎出现了“软灾变说”( soft catastrophism)的回归，而且人们感到，适宜重新讨论社会主义的变化似乎已经出现了。一方面，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贝尔哈兹。他说：“那些仍然认同社会主义目标和传统的人实际上应该试着澄清那些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些传统表现在哪里，又在哪里保持缄默。”另一方面，马格里近来在反思共产主义时，认为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有责任说明它”，而且不管怎样，这一集体事业都必须从总体上加以说明。也就是说，只是试图以各种经验实例挽救社会主义思想已经不够了。马格里敦促社会主义者说，我们应该将社会主义当作家庭的事情和我们必须负责的事情来面对，既分享骄傲，也分担耻辱。在任何情况下，当我们想到社会主义和灾难时，我们也必须想到现代性和革命——这些东西仍然相伴而生，尽管形式有所改变。正如瑟伯恩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这两个概念表明了与过去的决裂，对当今创新能力的肯定，以及对未来广阔前景——在那里将发现新的土地，建造新的房屋，这是前所未有的——的认同。”这些资产负债表包含着传统留给我们的工具和智慧，它们要求我们要面向新事物，并勇敢地面对前路。
注释:
[1] 列昂·托洛茨基(1905年)和罗莎·卢森堡(1910年)是较早使用这个词语的人。?
[2] 例如，塔里克·阿里、乔瓦尼·阿瑞吉、大卫·哈维、霍布斯鲍姆、克劳德·勒弗尔、安东尼奥·奈格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3] 1979年6月，巴黎一批怀着激进思想的青年集结到一起，决定成立一个用具体行动而非空泛言论来对法国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的组织，他们把这个组织命名为“直接运动”(Action directe)，他们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行动，对国家和社会的黑暗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而是用暴力来铲除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众多极左派组织一样，“直接行动”也是通过暗杀政治领导人、制造爆炸、破坏计算机系统等暴力活动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1986年2月，“直接行动”的四名首犯被捕，该组织从此一蹶不振。 ——译者注
([新西兰]凯姆西?艾尔-奥杰里 著 张永红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