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初年，河南一些地方匪患严重。出于加强治安工作的考虑，各州、县纷纷扩大胥役（现在叫城管）队伍的规模，有些人口众多的大县，胥役人数竟多达数千，庞杂不堪，许多土匪组织（现在叫“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成员也就得以光荣上岗，厕身其间，取得了一身合法的外衣作为伪装。个别县的总胥（城管大队长）甚至由当地黑社会头子出任。而作为主管部门的府、县衙门即使知情，也往往睁一眼闭一眼，乃至包庇纵容。土匪的气焰因此更盛。
南阳府镇平县的总胥胡体安，就是当地黑社会的领导人。光绪五年（1879）的一个深秋之夜，他策划了一次惊天大劫案，率领部下长途奔袭数百里，奇袭了某府一位当时号称“河南首富”的大款宅邸，抢劫财物无数。而该地巡捕房（公安机关）竟然久久未能破案。大款自己雇佣了私人侦探，探知是胡体安干的，便把状直接告到了河南巡抚涂宗瀛那里。涂宗瀛以巡抚的名义，对胡体安发出了特别通缉令。
胡体安见到通缉令，便与团伙成员密谋，把自家的帮厨小工王树汶改名“胡体安”，拉出去顶罪。王树汶当年只有15岁，矮小瘦弱，一看就不像强盗。但是知县马翥收了贿赂，不问青红皂白，屈打成招，便上报南阳知府任恺说大盗已经被捕，草草定案，把王树汶问成死罪。
当时的死刑犯都要在秋后押赴省城集中执刑，巡抚亲自到场监刑。直到开刀问斩前一刻，王树汶才在刑场上大声疾呼：“我叫王树汶，不是胡体安！你们许诺我罪不至死，如今为何食言杀我？”涂宗瀛听到这话大惊，急忙下令停止行刑，重新审理。
王树汶于是翻供，自称是邓州农民，父亲名叫王季福。为了核实情况，涂宗瀛便通知邓州知府朱光第携王季福到省城开封来进行验证。
按说，只要朱光第和王季福一到开封，案情马上就会出现转机。然而正当朱光第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涂宗瀛却奉召升任湖广总督，离开了开封。
新任河南巡抚李鹤年，是由东河总督（略相当于水利部长，驻地山东济宁）调任，他提拔了一批“自己人” ，其中，有权管辖王树汶一案的陈留许昌道道员，正是原南阳知府任恺。如果此案翻案，按照《大清律》规定，制造冤案的官员要遭到杖一百徒刑三年的处罚。任恺因此拼命阻拦朱光第的行程，威胁利诱种种手段都使出来了，无所不用其极。幸亏朱光第是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好干部，始终不为所动，坚持把王季福带到了开封。经过当堂对质，王树汶的身份得到了确认。
此时案情已经真相大白，按常理来讲可以结案了，但是，这毕竟不是在现代的法治化市场社会，事情的变化有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冲突反而更加剧烈了——
任恺找到了李鹤年寻求庇护，李鹤年也担心一旦翻案，对自己不利，于是死抠法律条文，大做穿凿附会的文章，说王树汶虽然不是胡体安，但是也是同案盗贼，按律当斩。于是再次严刑逼供，把王树汶问成劫案的主犯，依旧定成死罪。而对于任恺、马翥的制造冤案、胡体安的在逃，竟然都置之不提。
案情的如此发展，对于力主平反的朱光第是不利的，而朱光第是前任巡抚涂宗瀛的人……
于是在涂宗瀛的授意下，李鹤年遭到御使（相当于中纪委的处级检查官）弹劾，说他包庇任恺。事情捅到了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那里，成了受到全国人民关注的大案要案。
慈禧太后命东河总督梅启照为钦差大臣，重新审理此案。梅启照当时年事已高，老眼昏花。而他所能依赖的办案助手，都是前任东河总督李鹤年的故吏。昏聩不堪的梅启照在李鹤年及其故吏们的关照之下，作出了维持原判的裁决。
这时事情的真相早已大白天下，梅启照的裁决激起了公愤。“平反派”们把官司打到了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潘祖荫那里。潘祖荫与李鹤年和涂宗瀛都素无瓜葛，积极主张由刑部复审此案。潘祖荫特意委派以公正著称的刑部郎中（相当于司长）赵舒翘专门办理。赵舒翘前前后后忙了几个月，顶住了多方压力，以实情上报潘祖荫。
然而，就在这几个月中，潘祖荫的态度却发生巨大的转折——他已经被李鹤年买通了！潘祖荫表面上嘉许赵舒翘的工作，实际上却暗中销毁了他的案卷，仍然按照原来的审理结果上奏慈禧。赵舒翘闻听此事心急如焚，几乎与潘祖荫决裂。正在事情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潘祖荫却因为“丁外艰”（母亲去世回家守孝）而回了老家。继任的刑部尚书张之万是涂宗瀛的朋友，案件因此才最终得以翻过来。王树汶获释回家。李鹤年被降职两级。任恺等革职并移交刑部办理。酿成冤案的知县马翥等人遭到了“发配边疆充军”的惩处。
此时已经是距案发五年之后的光绪九年（1883）了。
这个案子原本案情并不复杂，而且在王树汶父子当堂对质之后，原委已经清楚。可是此后事情不但没有结束，反而闹成了牵连众多高官，前后延续五年之久的晚清大案，这是什么原因呢？
可以从故事中看到，在王树汶父子当堂对质，隐情昭明之后，决定事情发展方向的，早已经不是事实的曲直、正义的准绳，而是有关官员实实在在的利益计算！最终的平冤昭雪，也不是法律的力量，而是利益博弈中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制造冤案的官员，不是看不到案情的真相，也不能说他们天性本恶。而是真实的利益使他们不能面对真相，否则自身难保。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什么，并不依据真相如何，而是依据利益的所在，这就是“屁股决定眼睛”。
因此，在现代的法治（rule of law）社会中，在制度设计上，对于裁决者自身利益对审判公正性的可能影响，是要竭力避免的。最行之有效的制度，便是司法与行政分开的“司法独立” 。在行政体制之外建立以正义为终极目标，业绩只关乎荣誉而无关级别升迁的法官体系，是使得审判可以依据真相，而不是利益的根本保障，也是现代市场社会正常运行的根本保障。
行政官员从事司法，最终的结果必然像王树汶案所呈现的那样，裁决取决于利益格局的需要，而不是正义。要看到，他们激烈冲突了五年，最终却忘记了本案的真正主犯——胡体安。他在干吗呢？他已经改名易姓，到另外一个县继续做“总胥”去了，并且逍遥法外直到终老。
《证券时报》2004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