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治经济现实的变迁，群体不断重组，社会成员不断产生新的自我认识，历史在辩证中演化，对于既有的群己关系不断地加以否定。变迁的群己互动终会累积成脱离既有模式的压力，而要重新建立群己关系，靠的不外乎斗与和两端，有时通过斗争，有时通过调整。在建政之初，党得以建立并领导群体的原因，是仰赖在民族求生存的反帝斗争中顺天应时。之后几次发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机，是靠党自身的组织重整与精神建设而度过。现在进入多元化时代，群体意识不但日趋模糊，甚至因为自由主义话语的流行而失去正当性，以至于次群体或个人显得不可一世。自由主义者或谓以美欧民主化取代党方能维系群体，并消解民族主义，但党之不存，群将焉附 而没有群的意识，民主化进程中的内部矛盾即刻会上升成敌我矛盾。可见，认识“以群护党”的新政治，应是刻不容缓。

党作为中国人的群体象征，与民族主义是分不开的，与其照外国专家说党需要民族主义来巩固统治的正当性，不如按照自己历史经验说是近代史上维系群体的需要，赋予了党作为群体象征的必然角色。即使在当前政治经济现实里，党很难还维持超然，却继续是传承群体意识所不可或缺的精神核心。多元化时代里这样的传承如何演进，是党的建设必须回答的思想挑战，在与时俱进的答案浮现之前，民族主义有其临时功能。

所以，纵使民族主义未必是全球化时代里中国人理解群性的妥适方案，且任何人若想刻意动员民族主义也未必有效，但是更重要的仍然是，群之所系以及因而衍生的对群的需要及对党的期盼，不容日益流行的自由主义者将民族主义单纯贬抑为由上而下的政治操作。认为中国未来只能靠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在临摹美欧话语之际不察，总是靠抽象逻辑就想将群性抹煞，他们才是导致中国民族主义遭到去历史化与工具化的始作俑者，而使民族主义有沦为纯粹政治动员工具之虞。

以整党、建党巩固群体意识的党，过去似乎总能在危机中自觉纠错与改革，脍炙人口的例子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何领导群众，是党的历史中贯彻始终的命题。从十三届六中全会发布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议，到十六大将“三个代表”作为重要思想列入党章，十六大后接着推动保持先进性教育，再到十七大在党章中加入科学发展观，均是从理论、制度与知识上提升干部素质。而其间较少反省的则是，多元化的群众对党具有的强烈依赖之心。

党在调解群众或利益集团间的冲突时能具有威信，其前提在于无产阶级政党没有采行局部利益立场。改革开放以来，干部身先士卒参与示范而受益在所难免，身居要津上下其手而寻租发迹者不乏其人，权钱交易如鱼得水而更上层楼者也并不鲜见，这些均不时重创党的威信。党的群众化与多元化于焉发生，党内民主的呼吁甚高，与党的建设并驾齐驱，前者主张改革决策机制，后者重视党的纯洁性。

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当代中国群己关系的基础。随着利益多元化与持续改革，这不但是党的建设目标，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群体未来发展所不可绕过的重要事件。也就是说，在社会利益结构不断分化、强人领导时代一去不返、民族主义不足以因应内外变局等等形势中，党介于如春笋般分化的利益群体与八方流动的社会成员之间，因其所处的历史脉络，须作为群体最高象征，传承精神与制度上的共同寄托。

长期以来，党的建设主要是在党作为权力主体的政治前提下进行的，因此重点常在思想建设与道德建设上。如今十八大召开，党的建设进一步向制度层面迈进，把政治民主提上议程，首先是深化党内民主，接着是提高人民民主。唯历史经验与港台经验显示，民主对于群己关系的挑战至巨。是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思索民主如何有助于群的维系。准此，人民民主必不同于自由民主。

试想，党若不再是作为权力的主体，则民主化带来的人事与政策折冲，就不会以党为范畴，也不会针对党，如此党员便不必在利益分配中进行争取选票的讨好与交易。一旦党作为领导阶层调和利益冲突的超然性与纯洁性免受质疑，反而能赋予党至高的道德权力。这样的道德地位维系了党作为群体象征的地位，从而能在民主化带来的媚俗、私欲的政治交易游戏中，满足群体的文化心理需要，维持社会稳定。

因此，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与和谐世界，指向的不仅只是政策原则，而更是群的维系。唯有充沛的群体意识，才足以缓和民主化带来的局部与短期思维，保留从大局、从长远出发的超然性，进而制衡民主竞争的堕落倾向。由于贫富分化带来的群己关系的流动与变迁，有赖民主化加以释放梳理，则党的建设就需要针对民主化来改造自己，以退为进、以虚为盈，以释放人事与政策权，掌握道德与调和权。

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更大的权力意味着更大的责任。相对而言，在党的思想史中，民主政治是群体政治，更大的权力意味着代表更多群众。在多元化的新世纪，权力集中的群己关系落伍了，而新的美欧式的民主话语则威胁着群体的维系。以党护群的时代不再，新时代要求的是以群护党，也就是群体成员自动认识到社会分化与矛盾，保护并呼唤党在制度上转化成超然的群体象征，领导群众维系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