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兜里的钱最保险？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个不次于“To be or not to be”关键性问题。我们的古代社会，农民兜里的钱无疑是最不保险的，谁都想从里掏，而且也能掏到。明清两朝，衙役是士大夫所不耻的贱民，但却偏能骑在农民头上拉屎，农民上了街，见到他们得側着身子走，尊一声“爷”或者“翁”什么的。这些基本上不拿国家工资的“公家人”，吃香的喝辣的，都是从农民兜里掏出来的。地主的钱保险吗？没有身份的土财主，有的时候比农民还惨，属于各方伸手的对象，刀客最乐意绑的，衙役最喜欢敲的，就是这些人。商人的钱保险吗？也不行。漫说商人有市籍即被打入另册的时代，就是商人具有正当身份的朝代，让商人“出血”，也是最正当的政府行为之一，有灾害，修河堤，要出征，都要商人掏腰包。有的时候，只要皇帝不高兴了，什么理由都不用找，商人的家私并脑袋就都没了。明代江南著名富商沈万三，捐修了城墙又捐军饷，却偏因为这个惹恼了光棍出身的朱元璋，龙颜一怒，沈老财的脑袋没来由地就要落地，幸亏旁边有人说情，才算保住首级，远谪云南，到那人迹稀少的烟瘴之地吃老米去了。沈万三何罪？怀璧其罪。兜里钱多，地位又不高，实在是最不保险，无怪乎商人挣了钱，无一例外要广置田产，课子读书，让自家变成乡绅。

那么，乡绅应该是比较踏实的啦？其实也未必。乡绅中最多的是秀才，秀才们虽然也算是绅士，但真要是惹了地方的“父母官”，同样要吃憋。古人说“灭门县令”，据说有个秀才不服，就是跟父母官斗气，人家告诉他，你没有听说过“灭门县令”吗？他说我没有家，光棍一条。于是县令给他安了家，置了业，然后这家伙就循规蹈矩了，见了县太爷像老鼠见了猫。至于乱说话，沾惹上政治问题，那就更惨。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子金圣叹，因为一次小小的“学潮”，居然被地方官杀头抄家，临死的时候感慨说：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人瑞（金的名字）以无意得之，不亦奇乎？奇吗？其实不奇，混成了绅士，只要惹到了人家，人家只要找个借口，身家性命还是不保险。金圣叹是个文名远播，连顺治皇帝都知道的人，命运尚且如此，何况其他无名之辈。高层的乡绅日子显然要好过一点,轻易地方官不敢上门来欺负，但也难保没有政治风波的牵连，一旦被政坛哪根神经刮上了，闭门家中坐也会祸从天上来。方孝儒的老师惹谁了，可是方义士跟非要夺侄子皇位的朱棣硬抗，累得他也杀头抄家。那么，做官的人兜里的钱要保险啦？也不然。虽然据马克斯·韦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员是个风险最小、获利最大的职业，但实际上变数却大得很。老百姓讲话，千里做官只为财，当官不捞钱的绝少，多数只有过分不过分之别。但是捞了钱，想要太平地把钱传给后代，却也不是毫无风险。

做官的钱多了，如果让皇帝看出来，如果这个皇帝恰好又需要钱，那么就有点麻烦。都说和珅是历史上的巨贪，其实他比起今天的不少官人来强多了，既没有什么索贿，也没有公开的卖官，他家的钱财虽然很可观，但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多（后来公布的显然有很大夸张），他的罪状，更多是所谓礼仪上的，所谓无君臣之礼，就是这种借口，实际上也大半是后来罗织的。这个特别会察颜观色、乖巧了一辈子的可人，最后倒霉就倒在传说中的家产上。在乾隆还在世的时候，因为镇压中南五省的白莲教起义，国库早就为之一空，但嘉庆又不敢让自我表现感觉太好的太上皇老爷子知道，等到老爷子翘了辫子，嘉庆皇帝东挪西补总算是弄出银子平了叛乱，但国家上下已经穷得要当当了。一个一直靠收田赋支撑的国家，想要补亏空实在不容易，所以，传说中的和珅家产就格外惹眼了，加上嘉庆对这个父亲的宠臣又印象不佳，于是，已经成了皇帝亲家的和珅就这样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主持抄家的钦差见抄的东西不够多，于是提审和珅家人，大挖“浮财”，为找“隐寄”（隐藏和寄放在别人家）的财产，不免动静过大，结果本来心虚怕人议论的嘉庆反而不高兴了，说：你以为我是个好货（贪财）之主吗？真是此地无银。当年，老百姓都传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其实，扳倒和珅，嘉庆也没有真的吃饱，否则，他不会不敢学他父亲南巡享乐，连非练不可的木兰秋祢（去承德和木兰围场避暑连带安抚西北少数民族），也是能拖就拖，甚至以帝王之尊提倡穿补丁衣服。

说起来，一直生活在父亲影子里的嘉庆，这招抄家敛钱也是跟他父亲学的，乾隆当年也喜欢找茬子抄肥官的家，两淮盐运使是当年最肥的肥缺，跟当时最有钱的盐商打交道，干不了多长日子就能捞得脑满肠肥，可是这官当长的不多。主持编篡《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亲戚卢见曾做这个肥差多年，积了不少家底，终有一天皇帝要拿他开刀了。可是，圣眷正隆，出入南书房的“上行走”纪晓岚提前知道了消息，于是派人给亲戚捎去一封信，一个字没写，只放了点盐和茶叶。卢见曾一见就明白了：皇帝要严查了！于是赶紧分散家产，速作准备。等到钦差来抄家的时候，剩的东西已经不多了。跟臣子一样爱财的乾隆扑了个空，当然心有不甘，左查右查，纪晓岚终于露了馅，总算乾隆还念旧情，只是将他发配到新疆。

写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其实，对人们兜里的钱最大的威胁，不是土匪刀客，不是梁上毛贼，而是政府权力，权力越是专制，威胁也就越大。我们的文化里，有一对支配性的“公—私”范畴，不幸的是，落到政治领域，皇帝和他的政府，或者王朝和天下，就成了当然的“公”，而任何一个家族或者个体，相对而言都是卑微的“私”。只要属“公”的认为必要，随便找一个具有道德意味的借口，小到代表县太爷办案的衙役，大到皇帝的钦差，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每个属“私”的门，无论这个门是朱红的大门，还是矮小的柴门。轻则讹钱，重则抄家。这种道德借口可以是“犯上作乱”，也可以是“为富不仁”，或者“抗粮不交”，或者干脆什么借口也没有，一句“有人把你告下了”！就等于全部。

古往今来，“抄家”成了我们国家应用频繁的政治术语，连阿Q这样的小民都知道，犯了事要“满门抄斩，嚓，嚓！”其实，对于把家当成终极归属的中国人来说，家都抄了，人就是不被“嚓”掉，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古罗马时代，《罗马法》已经有了私权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即使对于现代的中国，也没有深入人心。古老的中国文化固然也承认私的一方拥有财产，但从法律上却没有对私有财产的尊重，极而言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才是人们对财产权的最终认定。皇帝把所有人的财产都收回去，当然不可能，但收掉某个人和家族的财产，却具有充分的合法性。结果等于是说，皇帝和他的政府，对任何人都拥有最后的财产权。自打人从原始洞穴里走出来，从来人的生命权都是跟财产权息息相关的，财产权既得不到尊重，生命自然也就变得卑微了。老百姓是草民和蚁民，做官的也是草官和蚁宦，只不过前者是相对于官，后者相对于皇帝罢了。

当然，相对于现代中国，古代人即使摊上皇帝昏暴，也未必成天提心吊胆，随时担心被抄家灭门。因为古代即使号称专制，对社会的控制程度也有限，手伸不了那么长，管理不会那么严丝合缝，而且政府中人一般都有点长远打算，知道留着摇钱树的好处，慢慢吃，长久地吃。只有到了乱世，才大家一起乱抢，然后一起遭殃。但是，即便如此，古代社会还是留有不尊重私权的巨大隐患，没有在文化发展上实现这一关键性的飞跃，为某些时段政府的竭泽而渔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能，毕竟是一种过于巨大的遗憾。

有意思的是，对于不法的人，或者大家公认的不仁之辈，无论皇帝和政府用什么样的手段剥夺，大家都会拍手称快。全然想不到，其实对不法者的剥夺，也同样要遵从法律程序，合乎正义原则，否则，这种“不法”和“不仁”就会变成一种飘忽不定的道德借口，说不定落在哪个无辜者的头上。进一步，即使有钱人没有“不法”，或者并非不仁，也一样会有人希望他们倒霉。无庸讳言，我们中国人的确有这种“爱好”，但凡看着富人兜里的钱被掏出来，不管是否以“均贫富”的方式撒在自己头上，都会有莫名的快意。其实，从历史上看，凡是均贫富的时候，都是绝大多数老百姓最悲惨的岁月，大快意之后必定是大离乱、大贫穷。梁山山寨，男营女营，书上说说固然畅快，但在实际生活中决非百姓之福，如果这一切由一个强大的权力机构来推行，那就更是老百姓的晦气。

古代中国曾经有过多次的工商业繁荣的时光，发行过世界上最早的钞票，有过闻名中外的商帮，但由于文化上障碍，始终发展不出私权的概念，过于集权的大政府，却总是挟“公”以令“私”，工商业的“猪”，一旦养肥了，就有被杀掉的危险。结果我们的“资本主义”就总是停留在萌芽状态上，两汉时就出现了大规模手工业工场，到了明末，类似的工场，还是那个样子，市场经济，总也发育不起来。于是当西方打破大门进来的时候，还得向侵略我们的人学现代化的A B C D，一学就学了百多年。其实，我们学的都是人家的E F J K，真正的A B C D，其实就是对人们兜里的钱有起码的尊重，不管他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