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国民经济呈现良好运行态势与欧债危机引发国际金融体系动荡局面交织并存的特殊形势下，要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构成要素及问题

一是教育产业化。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校学生的数量一直保持一个庞大的动态守恒态势。在教育产业化的引导下，一方面，国内许多小学、初中、高中在没有经过教育局许可的情况下巧立名目擅自收取择校费、片段费、借读费、赞助费等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分析近十年来高校的持续扩招对广大中国家庭教育负担的影响就不难发现，每年几百万大学新生入学和几百万高校毕业生离开校园意味着，几千万个中国家庭要为他们的子女负担着高昂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这些经济支出对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无疑是一个长期而又沉重的负担。不排除部分大学生在校读书期间通过勤工俭学来减轻其家庭经济负担，但实事求是地说，大部分青年学子勤工俭学的所得报酬对于缓解学费压力而言仅仅是杯水车薪而已。

二是房地产开发。过去十年间如火如荼的房地产开发极大地充盈了中央国库和地方财政，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惊人地攀升到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和高度繁荣对提高和巩固中国的国际地位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依靠房地产开发推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其本身并不具备可持续性。高度繁荣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泡沫经济为依托，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已经被过去十年间的房地产经济严重超支。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的GDP构成中曾经一度占到13%的高比重。客观看来，楼盘炒作与房价居高不下一方面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有关，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国民众安土重迁、一心求稳的整体国民性格。在这一整体国民心态极为明朗的形势下，各地炒房团的高调鼓吹和联袂出演自然也就不乏受众。住房内需无须政府出台政策加强宏观调控，也曾一度呈自然扩大状态。中国土地幅员辽阔，农村人口远远多于城市人口，按照常理，不应出现全社会的高强度住房压力，然而住房压力确确实实一览无余地赫然呈现在国人面前，不容规避。究其原因，是庞大打工群体的人口流动和中国社会的陌生化造就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奇观。

三是国家财政投资建设。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难以化解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投资依赖症。来自于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多年以来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6到8个百分点，换句话说，投资促成的经济增长点在中国经济增长点中占到了三分之二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过后，为了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国家每年启动的经济刺激计划项目总额度动辄数万亿，除了涉及铁路、公路、桥梁、隧道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包括各个地方政府申报的庞杂项目，其中不乏低水平同质化的重复建设，从而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与可持续发展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同时，部分地方官员为了凸显政绩，以消耗大量财力和资源为代价，对城市基础设施屡拆屡建、屡建屡拆，在任期间无休止地大兴土木，以此拉动地方GDP的表面高速增长。从长远考量，这些都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

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策略

首先是抑制房地产炒作，完善住房相关政策。安居才能乐业，民生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而经济的发展向来要以社会的稳定为前提。房地产泡沫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业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府主导也好，市场调节也罢，房价的下跌本身并非偶然现象，实则是泡沫经济难以持久的必然。国家有意识地减缓GDP增速，正是为了引导中国经济归位到稳健有序发展的常态轨道上来，由此产生的GDP增长下行不过是一个极为正常的经济现象。至于与房地产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因为房地产式微、房价下跌而受到影响并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太大影响。这些依托房地产派生出来的产业、产业链及合作项目原本就带有投机或随机性质，即便部分行业如钢铁业、建筑材料业等暂时出现行业性亏损，也要服从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大局。

抑制房地产炒作的同时，国家必须完善保障房购买、廉租房租赁政策，并加大监察力度，确保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惠民利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惟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广大人民群众在住房问题上的窘境。法律以迁延为失效，人心以积久为灰冷。迅速完成住房持有者由开发商向国家的过渡，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决条件，也是诸多策略展开中的关键环节，更彰显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国家一以贯之奉行的对人民负责的原则。

其次是加强对地方政府建设项目的监察审批力度。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尚未厘清、国资与民资的平权仍须努力的客观形势下，尽管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会制约束缚市场秩序的原始生成，但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投入财力进行项目建设本身无可厚非，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缺乏大局意识和长远意识，盲目地申报建设项目，加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进行的国情调研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相对片面性、滞后性、主观性和随机性，造成上情下达和下情反馈不够明畅，影响了中央对于地方申报建设项目的审批监察和全局统筹。

以上种种，造成了中央财政的大量消耗和国家资源的极大浪费，许多地方政府因为住房拆迁、土地征用以及借贷融资而负债累累，不仅没有带动地方经济的转型升级，反而背上了沉重的枷锁，使原本循规蹈矩的发展步伐变得更加缓慢。无独有偶，铁道部也是债台高筑，因此国家相关部委联合出台了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政策。与地方建设项目不同的是，铁道部的建设项目能够在实质上为国人谋福祉，不能单纯着眼于民用交通层面，其基础设施建设对巩固国防而言意义重大，影响甚为深远。至于地方政府所进行的部分建设项目与国家下拨财政款项专款专用的初衷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

以创意产业为例，近年来全国大大小小的创意园建设项目纷纷上马，但入驻企业中不乏鱼目混珠，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心存侥幸，购买廉价土地，希图日后牟取暴利。即便是真心实意希望在创意产业上谋求发展的地方政府和创意产业园区，也因为交通闭塞、人才稀缺、产业链不完善、理念落后等因素造成其发展举步维艰。此等现状或结果足以证明，未经深思熟虑就轻率上马的建设项目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极大浪费。

再次是强化精英教育，提高科技水平，转变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已经刻不容缓，因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优秀的人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说到底还是为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的国际背景下，发展经济的目的不外乎两点：从国家层面而言，自然是为了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从国民角度而言，无疑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让人民安居乐业。这二者原本就是相辅相成和谐统一的，但人民的幸福安康必须以国家的富强为依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国家的富强靠什么 靠人才。当前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当年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战胜之后，将清政府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款一半用来发展军工，一半用来发展教育，极大地促进了民智开化。日军在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初期之所以气焰嚣张，一方面与中国的积贫积弱、人才匮乏有关，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日本数十年间大力兴办教育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的教育师法苏联模式，力图培养出大批“全才”以适应笼罩着战争阴云的国际环境，这在当时绝对是明智之举。时过境迁，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时今日，精英教育对中国而言越发凸显出其重要性。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足以说明中国的智识精英依然极度匮乏，而现实问题是，中国人口如此之多，虽然高校扩招也在不遗余力地实行，硕士博士的培养也早已形成规模，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教育的初衷和结果并不和谐，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教育产业化和高校去行政化姑且不论，单说课程改革的参差不齐和顾此失彼就已经成为问题。在此种教育环境下希望培养出相当数量的智识精英又谈何容易。

历史和现实足以证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尽管这个转变还需要一个过程，但其美好前景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