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中国政府当局犹豫不决于政改难题之时，一个比较典型的处境就是：政府往往表现得相当的颟顸狼亢，官员总是显得特别愚笨粗野，充分流露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当权者的横蛮优越性。例如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就说过这样充满机巧而荒谬得无法证明的谰言：“如果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光荣正确，那为什么，十四亿生命愿意投胎到中国来？”又有一例：2012年年末，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面对港人就“国情灌输教育”的抗议风潮，竟然大发雷霆，掷地有声地说出“不想当中国人可以放弃中国国籍！”的惊世恐怖蛮语，却哪知如同火上浇油，即刻引发港人各方复杂情绪之反应，反弹之重，超出话事人之预想。再举一例：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透露，从2012年3月份开始，他们以公民个人身份向42家部委机关申请公开“人均办公经费”信息，仅有9家公开了自己的信息，其余33家部委均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其中央行的理由是：人均办公经费是“国家秘密”，拒绝公开。毋庸置疑，中国政府从上到下至今还睡在一家独霸的卧榻之上，他想怎么翻身就怎么辗转，他想睡谁就睡谁，论不到别人来置喙。几十年以来说话都那么横，习惯了，根本无需考虑任何人的感受。归根结底而言，他们今天始终还在这样的一种意识里面徘徊：如何巩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来的江山，最多是把管治做得形式上体面一些，然而权柄是不能假手于人的，有旁证于此：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风波以后，邓爷爷和陈爷爷就很有共识地对王美人说道，还是我们的子弟信得过！以后要大胆大量任用自己的子女，至少他们是不会挖祖坟的。又据说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这些领导人一家子女之中至少产生一名副部级。在这种意识圈里兜着，横一点蛮一些，是青天大老爷正大光明的作风，至于你们奢谈那么多民主人权，一时半会不收拾你们，也算便宜着哩。
然而形势已然不太一样了，火山罩不住，毕竟有海啸。老爷子们相继撒手西去，铁帽子王已经垂垂老矣，败家子弟太过疯狂无度，极少数冲锋队打理朝廷的本事也就一目了然黔驴技穷，制度漏洞千疮百孔。尤其是近年来，官民关系摩擦陡然变大，其基本原因是，目前正处在转型时期的尖峰时刻，利益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动辄戏剧性发展，而信息媒体已然高度发达，可惜老大狼亢的政府对此缺乏相当的政治敏感性反应性甚至谦逊诚意与政治智慧，政府总是只考虑GDP以及狼吞虎咽吞噬种种泛滥的边际利益，根本不考虑整体社会权益与一般百姓的生存状况。当普通民众聚集起来向某些官商勾结的集团申诉社会权益时，政府总是一下子就把心态推向动乱思维，以维稳的名义实施驱赶镇压，甚至采用警察、特务、政工和行政暴力系统相结合的方式对民众实施专政与制裁双打击的手段。不同社会群体诉求缺乏与政府进行沟通的渠道，政府处理事态的机制特别缺乏弹性，导致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这是今日非常态的官民关系星火燎原的不可回避之常态。好在中国人民的中国特色是：中国民众毕竟受过太多的历史教训和犬儒教育，何如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现在的中国民众竟然比政府要有教养得多，理智得多，比官员更有智慧。这是值得深思熟虑和慢慢考量的好事：老爷不改革怎么办？一，咱们也不暴力革命，绝不以暴易暴，绝不像“被组织”的愤青砸日系车那样玩心跳激情游戏，我们必须坚持始终正常的谈判、协商、妥协和寻求双赢的方式；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靠我们自己走公民社会的道路，坚持冷静宪政的方式，一点一点通过合法程序和智慧细节，打造中国常识政治的基层民主社会制度，由下而上让民间的渐次成熟影响上层的缓慢变化。在我看来，任谁进了官家衙门，那副嘴脸都是不相上下的，天下乌鸦一般黑，狗改不了吃屎，如果你想与虎謀皮，看来没有点列那狐的智慧肯定不成。诸位肯定知道中世纪法国民间长篇叙事诗《列那狐的故事》，讲的是代表新兴市民阶级的列那狐在面对狮王的强权、公狼的霸道、雄鸡的弱小无助时，总是能以自己的聪明机警左右逢源。诺布勒狮国王横行霸道，独断专行；依桑格兰狼和布伦熊为非作歹，强取豪夺。列那狐并非是一只强力的猛兽，却是一个讲究战略技巧的理智主义角色，在与官僚狮王的周旋和与蠢笨的依桑格兰狼的游戏中，列那狐是那么的温文尔雅、心地和善，其实这家伙从来也不会放弃对颟顸狼亢者的暗算，力大无穷的依桑格兰狼一次次地遭到列那狐的知性款待，稀里糊涂、 一步一步地陷入列那设计好的游戏中。列那的胜利标志着市民以智慧战胜封建暴力的典范。依我的观点来看，假如有权蛮横的强势人物不愿意和我们谈判，那么我们只好要做一做列那狐的。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政府现在还是强势得很不屑于和我们讲道理的，可惜一个“讲道理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连民间企业都已经学会了美国人的“罗伯特议事准则”，在乡村里都开始实施公民议事程序，某些大学已经借鉴实施美国人训练学生如何讲道理的课程，我们的网络不断出现呼吁冷静知性“讲道理”的声音。我相信凡是政府都肯定要比民间市场要迟钝野蛮很多的，这就是“颟顸狼亢”的本义（颟顸：糊涂又马虎；狼亢：傲慢又暴戾）。所以哈耶克正是在“知识分工”的知识观基础上反对社会主义的集权制。这是两个否定性命题：第一，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分散在其他行动者之中的为自生自发秩序所利用的全部知识，“知识的分散性，当会扩大个人的必然无知的范围；第二，任何行动者对于自己行动时所利用的知识并非处于完全“知道”的状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可能获得其行动所需要的全部知识，所以必然无知，或者称之为理性不及。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所带来的信息膨胀和种种社会力量的错综交集只会加大而不是缩小政府无知的领域。对于政府来说，承认自身的无知，乃是开启善治之门的钥匙。所以政府的行政谦逊、明智适度、冷静聆讯和延缓判断，特别是善于吸取社会各界的建议、策略与技术对策，是最有智慧的管理模式。可惜目前中国各级政府依然还是革命军队的指导员和乡公所所长的水平层次。正因为中国政府拥有超级而毫无限制的强制性权力，这种颟顸狼亢性质则会越加严重。基于此，我们这些列那狐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政府扩大信息视野和迅速掌握形势真相，狮子和狼以及熊都有一个特点：比较漠于和钝于计较别人的实质性战斗力，因为他们傲慢的本质使然。假如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致命之处没法制胜，那么处于形势格禁的关头，他们才会稍微喜欢谈判、妥协和双赢的局面的。换句话说，帮助政府从无知和糊涂、迟钝和傲慢、急躁和疯狂的困局中走出来，是列那狐们应尽的义务。
下面叙述一个案例分析说明这样的道理：2009年年底，广州番禺业主反对垃圾焚烧运动取得了一个阶段性成果。原来地方政府的态度极其强硬，强硬的标志是11月22号的新闻发布会，一个部门负责人当场宣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垃圾焚烧，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商量余地，就这么着了。然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地方政府却宣布，垃圾焚烧项目推迟上马，先拿一年时间做垃圾分拣试点，一年后再来讨论焚烧项目上不上，怎么上，总共差不多三年缓期。所有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都说明，垃圾分拣能否成功首先取决于政府的诚意，因为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必须政府做，比如说跟公民的垃圾分拣相对应的一整套基础设施，垃圾运输车、垃圾分拣箱，诸如此类。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投入，如果没有政府建设的一整套基础设施，仅仅是公民自己一厢情愿，这个事情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中国地方政府都是公司化的，都是利益主体，做任何一件事情跟商人是一样的，要考虑投入产出，而且投入产出都是非常短期的。垃圾分拣不像垃圾焚烧那样马上就能来钱，可能从经济效益上讲，只有投入很少产出。那么番禺政府为什么妥协了呢？第一个公民社会的元素“媒体介入”立马使到番禺事件成为了全国事件，全国的媒体尤其中央媒体以空前的规模介入番禺反烧舆论之中。其次是当地居住的中产阶级业主全部团结起来集体采取平和的理性行动。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刚开始是封闭的，不对社会公开。9月份披露之后，当地媒体马上就爆炸了。巨大舆论压力让广州环卫部门顶不住了，赶紧表态说，你们不是责备我们不透明嘛，不尊重民意嘛，那好了，现在起我就尊重民意，我11月23日上午开门接访，有意见你们都可以来提。结果很多番禺业主就借着这个机会去城管委散步，最高峰时约有1500多人。不是冲突，不是对立，而是那么大的一个事情，双方都那么平和，那么理性，那么放松。就民众一方而言，他们的理性和放松是难以想象的，没有走上大街，没有影响整个交通，没有踏草坪，离开时连一张纸片都没有留下。民众一方没有戾气，更重要的是政府一方也没有戾气。当时没有交通管制，警察都抱着两只手在那边笑嘻嘻的看，根本没有很严重很紧张，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意味，双方看起来都像是一场游戏。媒体评论员笑蜀这样叙述道：“那天我看到的最惊险的镜头是什么镜头？我估计是村民围堵镇干部。我看见一个镇干部模样的人似乎要急速离开现场，估计他是想说服但没能说服散步的村民，反而被村民围堵。然后他害怕了，转身就走。村民尾随不放，一路尾随一边喊：打倒贪官，打倒贪官。但是旁边的警察都不干预。村民一边喊一边走，但都走在人行道上。 这整个现场跟我们通常看到的动不动跳桥、动不动堵路那些抗议方式，有一个本质区别，他不影响公共秩序，不绑架公共利益，他只是和平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也是广州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他的戾气比内地要少很多，一般情况下，都是好说好商量。”（From一五一十部落 公民社会周刊，笑蜀演讲记录）
我要说明的关键道理是：你必须要帮助政府以及全社会提升一种政治知性，要比政府更理性，比官员更有智慧。笑蜀的分析印证了这一点：“刚开始的时候，番禺业主的反应是条件反射式的，基于本能的一种反应，就是不准在我家后院建垃圾焚烧厂，因为不知道风险多大。但是很快麻烦就来了，麻烦在哪呢？广州当局就利用了这一点，放大了这一点。他没说那么明显，但就那个意思：番禺这批业主很自私，不在你家后院建，那建在哪？建到别人的后院？这个代价让别人来承受？所以广州当局反复强调，番禺的垃圾只能在番禺处理，不要指望到别的地方处理。这样反复宣称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把番禺业主跟广州其他市民对立起来了，就把你分化了，把你变成少数了，从而给你一种巨大的道德压力或者舆论压力。后来番禺业主发现不对，就慢慢调整，调整的过程就是一个提升的过程。他们现在再不强调选址问题了，再不谈垃圾焚烧对自己后院的影响了，他们现在谈的都是垃圾焚烧对公共安全的影响。因此他们现在的口号叫什么呢？叫做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广州。已经不是建在哪的问题，而是建在广州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反对的问题。哪怕你建在省府大院我也反对，这不仅出于我个人的利益，更出于我的一种公共关怀，开始了个人利益跟公共利益结合的这么 一个过程。到了现在，它已经不是策略，而是成了很多番禺业主的潜意识，他刚开始可能只是策略，但是慢慢的，很多业主就把它当真了，一旦当真之后，他就觉得 自己有一种超越感，有一种满足感，觉得我比原来高尚了，有点精神贵族的味道了。”（同上，From一五一十部落 公民社会周刊，笑蜀演讲记录）
还有一个政治技巧或者说是政治策略是笑蜀简单提到的：就是媒体介入的方式。之前我就发现广东媒体的聪明地方，他们总是报道他省的负面新闻（本省负面消息总是被本省新闻检察官枪毙），这样就惹得他省官员牙齿痒痒的，恨不得磨刀霍霍向猪羊。那时候我在国内的时候也早发现这个问题，我们省的负面新闻，本省媒体一个字不漏风声，一片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莺歌燕舞的祥和状况，把本地人糊弄得傻了吧唧的。那年我们市里投毒案，死亡人数超过32人，事件一发生，立即戒严，医院门口就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报纸电视全哑巴了，究竟死了多少人，市民完全不知道。可是第二天广州的媒体就立即报道出来了，于是本市市民才知道究竟事情的真相如何，死了多少人。还有一次，我们市的教育局长在异地嫖娼被抓进了局子，本市当然没有新闻故事，但是第二天羊城晚报第一页的右下角就赫然登出了消息，于是咱们全城皆晓。这些事情说明，每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都是不许媒体报道自己的负面新闻的，他们美其名曰保障社会稳定，维护政府的公众良好形象，其实就为了老子可以抱着小三安生睡中午觉！那么在我看来，要打破政府的黑幕政治，让公民掌握更多的真相，然后也帮助政府获得更好的常识政治心理，帮助政府更好地纠错和依法行政，“互相揭短”就不是阴暗心理或者政治恶作剧的下流手段，而是中国媒体一种巧妙的媒体介入政治生活的良性公开机制，非常富于“列那狐智慧”！笑蜀指出广东媒体他们和全国媒体朋友有很好的互动关系，借助合作的方式，把信息公开化，当全国的媒体都介入的时候，政府想以纸包住火，基本上就是痴心妄想。事实证明，近年来中国凡是全国公民一起在网络上发声呼吁的正义诉求，没有不取得胜利的。我更看重的价值在于：通过更有理性和更有智慧的公民行动，它会在最感动每一个人良知和常识理性的层面，引导一个中国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公民社会的意义在于，必须明确地告知政府：政府实施强制必须依据人人适用并众所周知的一般性的正义行为规则，并仅仅限制在实施这些一般性规则上，而不能依凭个人特定行为采取强制。后者是滥用权力并导致特权的表现。政府必须尽可能告知公民这些一般性规则的内容，以便于公民在行事之前知晓自己何时将会处于一般性规则的限制之下。一般性规则必须是公民在绝大多数情形下不会触犯到的，并且除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否则个人不会遭到政府强制。在这种情形下，私人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空间， 并依据现有社会规则决定和处理自己的事务，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个人理想。同时， 政府必须向公民提供最大努力和最周到尽责的公共服务。（哈耶克）
中国现代化运动越是发展到今天，大家应当越来越深切认识到胡适和鲁迅的天渊之别，我们纵然再有鲁迅的辣笔于万有，也无法以激进极端否定和打倒的方式来撼动铁壁江山之万一，毛先生在上海就轻轻松松地说过，假如鲁迅还在世，不是老老实实收笔就是在监狱里呆着。但是在上述著名的番禺垃圾焚烧厂争议事件中，番禺周边10公里范围内的众多小区居民纷纷联合起来，通过集体签名、派发传单、口罩秀等多种形式进行反抗运动。小区业主还 自发组成“垃圾焚烧站考察团”前往白云区李坑垃圾焚烧站厂实地考察抵制建厂。新兴中产阶级的成熟与理性，公民参与方式的多样与智慧，周边选址居民、网民、媒体等各类公民的积极参与和表达，共同促成集体行动，引发公众舆论，最终引起政府对公意表达的尊重与支持。结果，居民保护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公众增强了社区意识、环保意识，媒体维护了自身的新闻品格，政府学会了协商与对话，由此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公民社会在具体时空的运行。（引自《“2009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十大事件”及上榜理由》，共识网2010-1）这个事件以及更多的中国公民社会近年来的发展运动，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胡适所说的通过公民社会的计划政治和常识政治，以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方式所推进的社会进化，才是中国政治制度与社会进步的根本道路。我们敢于大胆地断言：在政治制度和社会进化的层面，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公民社会群体，要比政府更理性，比官员更有智慧！
总之，当前我们不是仅仅焦急地期待政府实施政治体制改革而无功无奈地发出一声又一声的叹息，改革从来没有自动自觉的，从来没有！但是也实在不应当把一切都打烂之后重建，因为粉碎一个家的人，应该与强盗无异，他与前者的流氓品质实属一体。我绝对反对一切无产阶级式的革命暴力行为，包括为了爱国而焚烧汽车的傻蛋，我更讨厌高高在上的那些无产阶级流氓官员贪婪浪费蛮横粗暴不讲道理拒绝理性的政治作风。但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把一批流氓赶下台之后，能够保证新上台的不再是流氓。除了我们大家都成为公民、建构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逐步让权力受到公民社会的强力监督，别无他法。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问题”遍地都是，只要我们多着实地解决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避免高来高去的空洞议论，中国事情绝对不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所以结论就是：何妨做一做列那狐，比政府更理性，比官员更有智慧。一切进化全在细水长流的常识政治的操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