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举世瞩目，甚至可谓是影响中国未来的关键会议。很多人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中共领导层的代际交替上，事实上国际舆论与政策专家更关注的是：此次会议是否能为中国解决既存问题指明方向，是否能够有力地推动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
日前，美国著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围绕中共十八大和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组织了一场中国问题专家三人谈。参与讨论的有该基金会研究副总裁道格拉斯·帕尔（Douglas H. Paal）、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艾丽斯·米勒（Alice L. Miller）和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等。讨论会主要围绕中国的社会问题、政治改革、军队建设、外交及未来发展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关于中国的社会问题，他们谈到两个方面。
第一是腐败问题。他们认为过去十年间，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已经使房地产领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强拆事件频发引发诸多群体性骚乱。各个领域的贪腐也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差距。当然，相对于俄罗斯与印度，中国的腐败指数并不算严重，但是权贵资本，特别是红色家族控制大量资产严重阻碍了开展进一步的改革。
第二是群体性事件的增多。近几年，中国每年平均发生18万起群体性事件，其主要触发因素是贫富差距扩大、公平缺失、官员贪腐，以及忽视人民的利益。由此导致的极端仇富、仇官心态被"新左派"所利用，从而方便其鼓噪集权体制与民粹化的民族主义。
胡温领导体制已经感受到以上问题的严重性，也意识到单单靠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所以相对增加了对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民生项目的投入，不过，与此同时市场化改革却在倒退，比如难以对低效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物权法》的产生步履维艰。三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些倒退主要由于"新左派"的消极影响。目前，虽然薄熙来已经倒台，但"新左派"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退。
在政治体制问题上，主要围绕威权政治的衰落，集体领导体制的运作效率，以及薄熙来事件给中国政治改革提供的契机进行了讨论。
首先，他们认为，由于政治强人邓小平的影响越来越弱，高层领导的凝聚力日渐式微，步调不再一致。尽管如此，他们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某些规则仍然运行良好；不成文的退任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官员退而不休的现象很难避免，退任与不退任的界限比较模糊。
其次，他们认为，尽管中国政府在官员晋升方面作了一些制度性建设，但晋升的规则还不够透明。比如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并不是全部来自于替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并非都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选出，这就为恶性竞争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最后，他们讨论了中共集体领导体制运作效率的相对低下。传言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将从九人减到七人，主要就是因为九大常委很难在常委会上达成一致，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政策推进的停滞与问题的堆积，比如国进民退，对外协调失败，政改不力危及经济改革等等，这都说明常委会无法为解决各种问题提供清晰的宏观指导。
当然，他们不会不提到薄熙来事件。薄熙来为不满社会现状的左派人士代言，这涉及社会问题。三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新领导层如果要继续推行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必须回应"新左派"的指责。在"新左派"看来，改革就是要推行西方的政策，特别是民主化政策，这意味着将削弱党的力量。这样的指责让新领导层很难名正言顺地谈论改革。至于纯粹的经济改革，虽然过去几年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决心遏制了国有化趋势，但由此滋生的新的问题是，既存的国企已经成为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进一步改革难上加难。
虽然存在以上困难，但薄熙来事件确实为政治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因为要想避免薄熙来事件的重演，必须在既有体制下推进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发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公开预算等等，这些措施可以让地方领导层对民众更加负责。三位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浪费了十年，现在正为此付出代价。
在军队问题上，他们认为，虽然中国的有些军事评论员的看法带有民族主义色彩，且咄咄逼人，但军队的不同部门、不同领导对于一些重大议题的看法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并非都是那么激进。在军队的建设方面，技术的现代化步伐已经放缓，因为军费分配竞争机制的引入让三军发展很不平衡，现在经济前景堪忧也将导致军费的削减，这样中国就无法像前几年一样大力发展军事。
在外交问题，特别是中美关系问题上，他们分析认为，中美双方正试着开始接受对方，消除不信任，奥巴马政府试图表明他们并不想遏制中国，而是希望更好地与中国合作。但是中国的政治传统让民众很难真正知晓美国到底对中国做了哪些事情，这导致民众无法理解美国政府行为的实质，始终对美国抱有偏见与敌对心理。他们希望中国新领导层可以建立更和谐的中美关系，两国领导人更加坦诚相待，不要太过脆弱敏感、遮遮掩掩。
最后，针对中国政府未来的发展，三位中国问题专家集中进行了探讨。
关于高层决策效率，他们认为，习近平在地方与党校的工作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这使他的设想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由此可以比较顺利地实施自己的计划。他的个性强势也可能提高决策效率。另外，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领导层中，不少官员具有法学或经济学背景。由于如今不少政治问题都是之前的技术官僚推行激进现代化所导致的，因此法学或经济学背景对解决这些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两岸关系问题一直是中美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福建省在两岸关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它与台湾的贸易关系密切，福建民众对台湾的态度一直是非常务实与灵活的，而习近平在福建为官17年，应该很懂得如何与台湾打交道，他可能会更灵活地处理两岸关系，即使不能进行实质的政治对话，至少可以建立比较牢固的关系。
总体而言，三位学者对中国的某些问题看得比较深入，对中国前景的设想也贴近实际。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并没有相对全面地分析中国的现状，即使对于他们指出的问题点，也没有给出足够的建设性建议。因此，他们的探讨虽然可以让我们加深自我认识，但却不具有相当的启发性。
【原文信息】
评点文献：Douglas H. Paal, Alice L. Miller, Joseph Fewsmith " China and the Pivotal 18th Party Con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ctober 18, 2012. Transcript by Federal News Service Washington, D. C.
来源：中道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