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重申了十七大提出的“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并增加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同步翻番的新要求。从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现在的发展势头上看，这一振奋人心的“翻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经济指标的增长和“翻番”，而应该特别注意，报告还强调了“翻番”的基础和前提，那就是“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为了全面科学地实现“翻番”目标，应该对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倡导的“翻番”进行必要的回顾和盘点，以从中吸取必要的经验和教训。

一、大跃进时期的“翻番”闹剧

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在15年之后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主要是钢产量），不到半年，又把超英的时间缩短为两三年，还提出15年到20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同时，在多次会议上严厉批评其他中央领导的“反冒进”，斥责主张稳步发展的邓子恢为“小脚女人”。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压力下，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翻番”指标纷纷出笼。如，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确定：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62年），钢产量达到8000—10000万吨，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57年）的产量增长13.9—17.7倍；粮食产量实现13000—15000亿斤，增长2.5—3.1倍。

在这种疯狂的高指标和不断反右的政治压力下，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各地“翻番”口号和指标令人眼花缭乱，“放卫星”的消息令人瞠目结舌。黑龙江省阿城县于1958年11月提出“亩产三万斤，粮食翻百番”的口号，并确定全县合并为一个人民公社，之后组织大兵团会战和农户大搬家，短短十几天，有4800多户农民被迫搬家，占农户总数的11％以上。结果，损失粮食10万多斤，冻坏鲜菜百万斤，杀掉猪、鸡3万多头(只)。各供销社收购社员砸碎的缸、锅和箱柜，堆积成山。江西省玉环县在放卫星过程中制造了亩产水稻13万斤的神话。

不着边际的“翻番”目标当然不可能实现。1960年全国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不但距离预定指标仍想去甚远，而且一半以上是废品。以后连续十年又大幅度下跌，直到70年代才才爬到2000万吨的台阶，80年代中期超过了5000万吨，1992年达到8000万吨，比当年的跃进计划晚了30年。粮食产量从1959年开始，连续下滑，一直到1965年，才达到3890亿斤，接近1957年水平。直到今天也仍远未达到当年确定的跃进指标（2011年实现11424亿斤）。

“大跃进”不但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大紊乱和大倒退，而且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

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大跃进的教训进行了初步反思，会议通过的决议在肯定总路线和“大跃进”成绩的同时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30多年来，虽然有些学者对“大跃进”的危害和成因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在党和国家层面，对这段历史的灾难揭露得还不够充分，对其中的诸多教训总结得还不够到位。因此，片面追逐高速度、高指标和急功近利、虚报浮夸等“大跃进”遗风始终没有根除。

二、文革结束后的“翻番”设想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重新举起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旗帜。当时，全国上下都希望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因此，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国务院的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中相继出现“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开始”等字样。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也强调步子再快一点。

从1977年底到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十年规划纲要》，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翻番“指标。如，到1980年，农业机械作业率要在1977年10%的基础上达到70%（等于3年翻三番）；“建设十来个大庆”，到1985年，石油产量要由1978年的1.04亿吨增加到2.5亿吨（7年翻一番多）；钢产量由1978年3178万吨增加到6000万吨（7年翻一番）。据说，按照规划，从1978到1985年，8年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总和，所需设备都要从国外引进。1978年签定22个大型项目引进合同，所需外汇远远超过当时的承受能力。所以，后来，更换中央领导人时，这段时间的工作被称为“洋跃进”。

有关资料反映，“洋跃进”中的多数项目已经成了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企业，但也有不少引进项目决策草率，建设中又不按基建程序办事，造成相当大的浪费。“洋跃进”的后果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建规模超过了国力，国际贸易连年逆差，不得不从1979年开始进行连续3年的经济调整。

应该说，对七十年代末的“洋跃进”，批评和纠正得比较及时，因此可能实际危害不很大 ，但是，给人们的感觉似乎是过分强调当时中央主要领导的责任，从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特别是体制上查找根源远远不够。

三、“三步走”战略和翻两番目标的提出和实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随后，邓小平提出，到20世纪末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国民人均收入增加三倍（即后来所说的翻两番），达到一千美金，也就是达到“一个小康状态”。

1982年，中共十二大指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我国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在战略步骤上应分为两步走，即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为下一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步是到2000年使工农业总产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1987年，中共十三大按照邓小平的构想，在党的文件中将“三步走”发展战略正式表达出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上实现现代化。

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第三步奋斗目标和步骤进一步分成了三个具体的阶段和步骤：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快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本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应该看到，党和国家提出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对于调动全国上下、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加快经济发展，确实起到很大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在改革开放方针和政策的推动下，中共十二大确定的翻两番目标顺利实现，国家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但是，由于脱胎于集权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健全，权力过于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对上负责的领导体制尚未从根本上改变，片面追求增长速度以及虚报浮夸等倾向屡纠未果。90年代初，笔者在某地区工作时，参加了一个所辖县（市）的“翻番”动员会，各县（市）委书记争相上台表态，有的表示要翻三番，有的要翻三翻半，均超过中央提出的目标。会后纷纷大上乡镇企业，有的县乡镇企业产值一年增长110%。几年后，半数以上的乡镇企业都垮了下来。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果，但也付出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重复建设、社会分配不公等方面的巨大代价。

四、本世纪以来“翻番”目标的演进

2002年，中共十六大指出，2000年我国已经胜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为实现第三步战略部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依据“三步走”的战略，这次大会明确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关键发展阶段。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4.3亿元，人均超过3000美元。

2007年，中共十七大强调，“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在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前加上“人均”两个字。

本世纪以来，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更加注重转变增长方式、遏制投资规模、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能源等问题，而且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是，科学发展观得到多大程度的落实？经济增长方式是否真正实现转变？都不应做过于乐观的估量。

翻开各级党委书记的工作报告和重要会议讲话，可以看到他们虽然强调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好”字为先，但仍特别看重速度、规模。“突破”、“赶超”、“跨越”、“超常”、“腾飞”、“升位”、“翻番”、“弯道超车”等词汇最为常见。类似“五年再造一个新县城”、“综合经济实力每年前进一个位次”、“三年实现倍增”之类的口号随处可见。在县（市）一级，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这几项大指标，每年的增速都定在10%以上，有的高达30%。有的县（市）领导“满怀豪情”地说：“发展县域经济，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地球是圆的，哪里都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圆心”。一些省级媒体高调宣传“晋级升位”的典型，并大力鼓吹：摒弃“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旧观念、树立“干多大事就能筹集到多少钱”的新思维。

笔者认为，实现2020年的“翻番”目标，仅就经济总量而言，尽管存在基数高、全球经济回暖慢等不利因素，但经过努力，还不是特别困难的。但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有几个问题必须解决好：一是数据应该力求真实。人们都清楚，“翻番”，应该按“可比”口径计算，这就有个统计口径和技术的问题；统计数据是从基层单位采集的，这又遇到一个真实性的问题。2009年，笔者在某市调查时，中小企业负责统计综合的同志坦言，2008年的销售收入只有80多亿元，但却上报148亿元，“水分”高达46%，主官部门和市领导都想挤掉“水分”，但挤少了不解决问题，挤多了会影响工业增加值、生产总值等诸多经济指标，上级不答应。二是应全面兑现十八大报告的诺言，真正把“翻番”建立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三是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平均水平的同时，必须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好分配不公的问题。应该说，这些问题在最近几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上均有不同程度的阐述，有的问题还阐述得非常精彩动人。但实践证明，不通过扎实有效的改革解决体制上的障碍，再好的设想在实践中也会走样变形，大打折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为“翻番”目标而欢呼的时候，认真反思几十年来的“翻番”教训，可能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