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政改有着自己的步伐和节奏。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推进，海内外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关注和期待也越来越高。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进入“深水区”，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再次站在了改革的关口。

“政改滞后是深化改革的最大拦路虎”，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改革不能光靠经济领域的“单兵突进”，为避免改革目标的低效率重复，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多次论及政改，他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一直以来，中国政改的官方议程是明确而清晰的。从“政治文明”写入十六大报告，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大会讲话中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论述，“政改”一直是中共政治文件和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

舆论对于中国政改的鼓与呼也已持续多年。2010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人民日报》曾连续刊发署名“郑青原”的文章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

当今中国正面临深刻转型，社会利益格局日益复杂，阶层思想观念趋于多元。当改革向纵深推进时，面对民众多样的诉求，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和社会成本已不可同日而语。

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但国民经济指数与幸福指数的增长却并不协调，社会变革的“喜气”与“怨气”并存。改革链条环环相扣，不少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经过长期积累，似乎碰到了“天花板”。

“当利益格局被扭曲，就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同时担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的汪玉凯说，改革不能惧怕“伤筋动骨”，要敢于动既得利益的“奶酪”。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则公开指出，改革攻坚，难在对改革者自身的改革。

中国式政改不是“改不改”，而是“如何改”的问题。面对体制机制的瓶颈，改革的难点也成为中共决策层“攻坚克难”的突破口。

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看来，党政关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而解决的途径“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汪玉凯也特别强调，中国政改必须找准“顶层制度建设”的切入点，同时“要防止公权力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

为此，中共高层已经勾勒出一条“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从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到十七大报告的“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中共对于政改的论述不断深化，但不变的是“积极稳妥”的基调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方针。

全面推进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改革有困难，不改革会更困难。”《人民日报》在十八大前推出的“锻造我们时代的精神气质”系列评论指，“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关键环节、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在总结建党90周年的历史经验时，中共高层将“精神懈怠”列为长期执政“第一位的危险”，直指各领域中的“改革疲劳症”、“麻痹症”。其在深化改革凝聚“共识”的同时，意在扫除部分人“在河中央”徘徊的犹疑和顾虑。

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两会记者会上所言，“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中国式政改绝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将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面对13亿人口的现实国情，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如何攻坚克难，在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之间找到平衡，将在今后一段时期考验中共执政者的智慧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