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在官方话语中一度占据着重要位置，主要政治领导人反复提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会丧失，会拖累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冬天，这句话正在得到验证。
但人们今天有意忘记了当年的名言。政治体制改革在二十年前突然从官方的话语中消失，政治改革的话题变得敏感，讳莫如深，随后"中国特色"论大行其道，在近几年，"中国模式"论又喧嚣不已，它宣扬的是，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同资本和市场的结合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那个曾经被官方认为需要马上予以改革的政治体制，摇身一变成了一种极其可贵的巨大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断追逐低廉劳动力的世界跨国公司从欧美来到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地，一路展转，在1990年代来到了中国，这里有吸引众多世界跨国公司的条件：廉价的劳动大军供不应求，人口大国的市场巨大潜力，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颇有成效，并向外国企业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中国大陆一时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畅销全球。随着千千万万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城市也在急剧扩张，房地产业兴旺发达，不但推动GDP快马加鞭，而且给政府带来滚滚财源。千年盛世图给权力以前所未有的无穷自信。官员们追求增长数据每年都要快速上升，却不在意一般大众的生活窘境；只顾着城市规划如何现代和超前，却很少弯下身去关注队伍越来越庞大的城市贫民；只重视政府和国家实力的增强，全力增加财政收入，却忽视普普通通的个体生存状况。这个社会最大的制度特点就是按权分配。官员的孩子成为"官二代"，穷人的孩子仍然是"穷二代"；公务员享受各种国家优厚待遇，成为世界一等公民，广大农民依然老无所养。
尽管社会上一直都不乏对盛世的明智忠告，指出其缺陷，分析其风险，但全能政府更为大胆地介入宏观的和微观的经济活动，介入社会各个方面。在权力的绝对优势面前，一切都是渺小的，学术是渺小的，思想是渺小的，真理是渺小的，公民是渺小的，社会是渺小的。大学，科研单位，专家和学者，只有纳入官僚体系中才能取得应有的地位。已彻底官僚化的大学、科研单位成为争权夺利的场所，沦为腐败重灾区。外部的崛起和内部的坍塌，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沦陷，在同时进行。
中国经济因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快车而繁荣，终将因制度落后而失去繁荣。在中国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时，国际资本连同它的技术自然也开始向劳动力更加低廉的下一站转移，进行它们新的迁徙旅程，这对中国制造业是一个极其沉痛的打击。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都是由于抓住世界产业跨国转移的时机实现了产业和技术升级，跃向了更高的产业平台上参与世界经济竞争，但中国却没有在同样的过程中实现技术升级。原有的劳动力优势已经丧失，新的科研和技术优势却没有形成；原来以加工和低技术生产为主的产业平台正在失去效率，新的以技术和思想创新为主的产业平台却无法搭建起来。中国制造业上不能同发达国家竞争，下不能同拥有更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竞争。
虽然这次经济衰退是全球性的，不但发达经济体深陷衰退之中，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土耳其也都正在经历增长放缓，但中国经济的困难与其他国家相比，在性质上并不一样，造成困难的原因大为不同，导致的结果也会不同。对于体制健全、管理得宜的国家，不会有社会动荡之虞，经济复苏也会更快，但对于中国，衰退的程度可能要深刻得多，经济周期的结束和转换可能也是社会周期的结束和转换。经济衰退会不会引发整个社会秩序的大变动，"中国奇迹"会不会成为"中国陷阱"，这正是当下社会都在关注的问题。
那么，如果照邓小平--被官方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想法一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当前这一切就得以避免？从总设计师那里寻求改革支持的人们撰写的大量文章都力争表明，总设计师绘就的系统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才是中国永久繁荣的保证，现有的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都是因为后来的决策者没有按照他指明的方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当笔者再次查阅那些并不遥远的、零散的改革论述和回顾当时的实际时，发现情况并不那样乐观，它们不可能拼成一幅完整的可操作的改革路线图。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其改革思想最核心的部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则构成核心的两翼。在逻辑上，三个目标之间无法一以贯之，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不但实现党政分开是不可想象的，政企分开也十分困难。"摸着石头过河"则更能表明改革的基本特征，即临时性，非计划性，非整体性，它是改革者无法实施互相矛盾的改革目标而显现的困境。政治，从领导策略上说，它是一门艺术，你可以表现个性，挥洒自如，但从制度安排上看，它却是一门严谨、精确的科学，在目标和路径选择之间有严格的一致性，彼此限定对方。总设计师反复提出要克服现行制度中的官僚主义，但在他的所有关于改革的言论里却找不到任何有关权力制衡和自由选举的表述，相反，他一再坚持，那些制度是决不能照搬的西方模式。离开了自由选举制度，离开了以权力对抗权力的制度，要克服腐败和官僚主义只能是缘木求鱼。这是常识。
中国80年代的政治经济改革都是对毛泽东时代作出的反应。改革者们亲身经历了由一个人统揽大权的种种磨难，大吃苦头，他们的命运和沉浮决断于一人。主席可以尽情抒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政治豪情，而其他所有高级官员包括国家主席都必须看他的脸色行事，而他又是如此地不同常人，其性格喜怒无常，其感情捉摸不透，其语言难以揣摩，以至于常常会看错他的脸色，理解不到他话语中的意旨。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着父亲般慈爱的伟大领袖，在他的下级、政策的执行者面前，却常常是严厉斥责和龙颜大怒。被毛打倒或被批过的党的高级官员，对政治改革最容易达成的共识就是实行集体领导，结束由一人独断朝纲以及由此引起的"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状态。
对改革者来说，他们的第一课就是要破除民众对毛泽东的极度神化和绝对迷信，为此，他们特别强调民主，要民众敢于讲话，敢于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限制。这里的民主，与包含了自由选举、议会制度等内容的一般民主概念毫无联系。这里的集体领导，也不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元老院领导，它只是变一人统治为多人共治。一开始，获得参与共治资格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具体组成人员并无正式宣布，也不以党内职务为依据，而是以党内资力和获得同僚认可的个人实力来确定的。
集体领导体制是对权力现实心照不宣的承认，即毛泽东之后党的最高领导圈内已经没有人能够独享大权。集体领导给权力集体带来了更大的安全，权力集团的成员不会像毛时代那样大面积地遭受运动式清洗。80年代最成功的政治改革要算是在形式上结束了国家最高权力的终身制，实现了任期制。
根据总设计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能做的，总设计师都做了；做不到的，总设计师自己也做不了，他的政治传人就更是做不了。80年代尚未破题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只是涉及管理体制上的些许改动。政治体制的继承是主要的，对它的改革是次要的。在既定框架下，能够改革的东西事实上就很少。
改革在一开始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走远。以民主的名义发起改革的人，其改革共识形成的基础更多的是自己被批、被夺职的共同遭遇，而不是出于对民主原则和民主理念的共同坚持。当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对公民追求自由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容忍时，他受到了改革派的攻击，并失去了权力。改革不但夹杂着改革者各种自身利益的算计，也裹挟着一些个人恩怨。比起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才触及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才是改革的最大难点。经济改革使改革者获得的是净收益，而政治体制改革将可能减少改革者的收益。政治老人指望把难办的事、棘手的事、自己不能完成的事交由后人去完成，不但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也会使问题越拖越复杂。政治上的惰性、缺乏远见、得过且过，将引发无穷后患。中国南海和钓鱼岛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正是当时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拖延战术，才有今天爆炸性的局面。
二
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革命性的政治管理制度的改革，一次是秦始皇改革，他确立了绝对的中央集权体制，一次是辛亥革命，目标是推翻秦始皇的集权制，代之以分权与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真正能被称为改革家的人，他们的改革必须经过了时间的检验，而且具有或部分 具有正面的历史开创意义。这样的改革是一场革命。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毛泽东有开创性的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由于不具有正面意义，也未能经受时间检验，因而他不能列为改革家的行列。纵观他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曾多次自比秦始皇，在制度建设上也没有超越秦始皇。邓小平的改革也没有突破前人的地方，他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改革者，缺少对历史的开创性贡献。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创立中央集权，是对国家管理体制的一次深刻变革。他的改革无疑是开创性的，但既成功又失败，既有益又有害。
秦始皇扫除六国，使天下归一，威震四海。此时他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采用周朝确立起来的分封制，把征服的领土分给兄弟、儿孙、亲戚和战争功臣，并让他们世代相袭。但这些以亲情为纽带维系的国家，随着代际推移，亲情关系疏淡，各成独立王国，不但置天子于不顾，而且相互撕杀，天下永无宁日。一是采用战国时期各国为更能有效地集中资源进行战争而开始建立起来的集权制。秦始皇选择了第二种方案，他把全部领土划分为36郡，郡以下设县，由皇帝委派官员进行治理，官员都对皇帝负责，职位不能世袭。
秦始皇建立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而统一的国家，普天之下已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力量。只有他的中央政府才有能力集中和调动全国资源，并有能力把一切反对势力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对始皇帝来说，最大的政治就是全面加强皇权安全，确保天下万世不替。对外，他南征百越，北却匈奴，修筑长城，消除外敌入侵的威胁；对内，消除造反隐患，收缴和销毁民间所有武器，使百姓再无反抗之力，对六国旧的统治者除了杀一批，就是大强迫他们大量迁徙到首都咸阳，置他们于朝廷的直接监视之下。使用严刑峻法对付犯上作乱、作奸犯科者。帝国政府还大力加强军事设施建设，在修长城之外，努力修建以帝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公路，以利于迅速集散军队。他还夷平可能为反叛势力提供据守的军事要塞、工事、城墙、险阻。最后，通过焚书坑儒，将最有可能形成反叛思想的源头彻底根除。
帝国的一切部署、布置、准备，看起来周密细致，无隙可击：制度优越，国力雄厚，军事强大，强敌就范。皇帝毫不怀疑，千秋万代的基业已经奠定。
但是，再周密的计划，再挖空心思的设计，比起变幻莫测的世界来，都不过是挂一漏万。帝国政府在对未来和形势的种种研判中，肯定不会想到过大泽乡那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更无人知晓，也没有兴趣知晓陈胜、吴广为何许人也。帝国建国的第12个年头，也就是秦始皇死去的第二年，也就是二世元年，这里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陈胜、吴广两个农民带着900余人去今北京附近地区戍边，不想路上遇到暴雨，耽误了行程，按法律，这些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赶到的人都要被处死，于是他们抱着反正都是一死的想法起义暴动。这数百农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农民，敲响了史上最强帝国的丧钟。各种力量乘机而起，不但六国的旧贵族纷纷起事，如楚国的世家子弟项梁率部参战，这支部队后来在项羽的指挥下成为一支最大的打击力量，而且体制内的势力也应声而起，地方基层小吏刘邦刘亭长率一帮囚犯起于沛县，杀死县令，开始打天下的事业。反叛武装很快在各条战线上节节取胜。奇怪的是，不久前横扫六国、身经百战、所向披靡的帝国大军，仿佛已人间蒸发！命运沉浮，缘起缘灭，殊难预料。最煊赫的势力可能一朝垮台，而最不起眼的人物也可能横空出世，一切好象既是定数，又不可思议，既有悖常理，又实属必然。
刘亭长登上大位，国号汉，虽然仍然沿用了秦的郡县制，但他遇到了一个还将令今后的中国统治者始终纠结不已的难题：到底是把国家交给自家人和自己人治理更可靠，还是交给代理人管理更可靠？秦帝国二世而亡，这不能不引起汉高帝的高度警惕。如此短命的前朝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成为汉初官方讨论的热门话题，文帝时的大才子贾谊在《过秦论》里认为秦乃亡于自己的暴政，但在刘邦看来，秦失其鹿，是由于在面临强大的反叛势力时没有自家人即同姓诸侯做中央的屏障。汉朝建国伊始，皇帝分封了七个异姓功臣为王，那只不过是对战争中既成事实和有约在先的不得已承认。这些王占据王朝半壁江山的事实，使高祖如哽在喉。随后几年，皇帝使用各种招数基本摆平了异姓诸侯（让地处偏远、对刘氏江山不会产生威胁的长沙王继续保留其领地），将收回的大片土地分封同姓诸侯，并下令："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在刘邦眼中，管理国家还是自家人最为可靠。儿子不会反老子，这是其一；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是其二；其三，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天下，本来就应该由子孙享受。因此分封制对王朝保持着长久的吸引力，直到唐朝建国时，唐太宗还认真考虑过分封皇子和功臣的问题。
确保刘家人掌控了全部的国土，刘邦心中的石头也就落地，但这块石头很快又会回来。刘邦死后，经文帝、景帝两朝，诸侯王和皇帝的亲属关系渐行渐远，地方同中央愈加疏远，中央对诸侯愈加难以驾御。当中央设法要削弱诸侯实力的时候，各诸侯也在力求加强自身的独立性，景帝的削藩行动终于激起了吴、楚等七国的联合叛乱。叛乱平定后，中央集权才又逐步加强。
朝廷必须依靠代理人即官员对国家进行实际管理，官员掌握着王朝的各种实权，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国家管理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管理和控制官僚，使他们既是皇帝的好管理者，又是安份守己的朝廷忠臣。在高级官员相互制约方面，汉代的制度经过改革比秦更加缜密。丞相在签发和下达命令时必须通过御史大夫，或者朝廷同时任命左、右两位丞相。对地方官的监督办法更是显得深谋远虑，更为老道。政府在全国设立监督区，它的长官刺史负责监察郡守等地方官，一方面行使监督之权的刺史被赋予很大权力，但同时又只授予其较低的级别，他们的级别远低于被监督的郡守，这种以低制高的策略真是别出心裁。
即使是最成功的统治述也仅能收一时之效，现实中的新情况随时会使过去的成功策略失效，汉王朝还是死在体制内的官员手里。西汉政权被大将军王莽所颠覆，东汉死得更加痛苦，王朝权力在传递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内部危机，如宦官、外戚专权，以及黄巾军叛乱给它造成的强烈危机，完全打乱了既有秩序。董卓、吕布、袁术、袁绍，曹操，刘表，孙坚等，或是朝廷掌兵重臣，或是地方要员，他们利用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机会，或作乱于上，或起兵于下，割据一方，征战讨伐。野心与阴谋，出卖与背叛，一直是最高权力争夺战中的基础内容，而在王权失控和军阀混战时代就更是政治常态。
中国政治在汉代以后把两种完全不容的传统奇妙地统一起来，天下一统的稳定观和改朝换代的变化观同样正统，同样深入人心。
统治者走进了一个永远也走不出的死局，无论是分封制--把国家直接交给家人治理，还是集权制--由官员即代理人负责具体治理，都不能解决政权稳定的难题，更不要说江山千秋万代永世传承了。
晋复辟分封制速死。鉴于汉朝失败的经验，司马氏建立晋朝后重新回到古老的分封制，大封宗室王，再次把王朝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自家人身上。晋建国仅21年后，轰轰烈烈的"八王之乱"开始，统治集团内部的这场大混战是一次相当彻底的彼此毁灭，西北少数民族势力趁虚进攻，王朝寿终正寝，宗室王的一支在江左建立起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才使晋朝香火勉强得以延续。
隋采用集权制也速死。晋朝的失败，使隋朝把制度的钟摆再一次调回到中央集权，撤郡并州的改革结束了南北朝以来行政区划混乱的局面，在权力牵制、军民分治、建立监察体系等方面全面学习汉朝的制度，但像秦帝国一样，隋帝国亦二世而亡。
自秦至清，统治集团为谋求万年江山的长治久安，一直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包括行政改革、军事改革和财政赋税改革，但却徒劳无功。这些改革是否真正延长了其统治时间都是个问题，有的改革与其说有利于统治，还不如说有害于统治。秦始皇以为实现了中央集权，就能保证江山万世不易，但他对事情的考虑过于简单了。一统体制的确有利于集中最多的资源，最多的人力，形成最大的打击力量，最无敌于天下，但这些太过表面，两千年中，它屡陷失败。力量和强大的假象欺骗了统治者。垄断政权所引起的挑战和风险太多太大，它完全不可持久。秦始皇给中国只是带来一个中央集权体制，这个体制延续到二十一世纪，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是非常成功的；但集权制并没有给他和他所有的衣钵传人带来他们想要的江山万世流传，也从来没有给帝国带来过稳定，相反造成周期性的动荡和战争，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是完全失败的。秦帝国自身的短暂历史也昭示了帝国体制的虚弱本质。
三
中国围棋最富于智慧的技巧是弃子求胜，懂得放弃对获胜至关重要。极而言之，围棋乃是一门放弃的艺术，高手知道如何放弃，何时放弃，知道放弃和获取之间的交换，知道最大程度利用弃子的价值。高手的对弈，最后的生死对决往往在"打劫"之役。打劫，就是利用弃子攻击对手的薄弱地带。围棋技艺的极至，就是放弃的极至。相反，围棋新手不懂得放弃，虽然他也知道需要放弃，但一进入实际操作，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去尽力守住每一颗棋子，他怕输。越是怕输，越是要看紧自己的棋子，当然，他的结局只有一种，就是输掉整盘棋。即使是两个新手对弈，赢棋的一方也一定是更善于放弃的一方，双方棋艺的高低就体现在放弃上。
政治上把放弃的智慧发挥到极至的，非华盛顿莫属。英国古老的王室存续至今，也完全得益于它放弃的智慧。绝对占有，绝对危险，寻求安全的惟一之策就是放弃绝对占有。中国的统治者却从未表现出放弃的智慧，他们一直模仿秦始皇，但从未超越秦始皇。一次又一次地全盘输掉，一次又一次地建立新朝，后来者没有从前人失败中学到一点真知。他们依然象前代的帝王一样，尽最大努力把守每一个棋子，把任何一个棋子的丢失都看成是巨大损失。他们从历代王朝失败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决心比以前的统治者更加努力地去死守棋子。结果是再次重蹈覆辙。
政治比围棋当然复杂得多。一盘围棋的对手只有一个人，但在一个政治棋盘上，则有很多对手。民主政府中，政治对手都在明处，双方都按照明确的规则博弈，彼此不会给对方造成不能承受的伤害。而专制政府中，政治却是一场毫无规则的游戏，出其不意，诡计和奇谋，在这里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对手通常都在暗处，即使在身边，他也可能浑然不觉，虽然也许隐约感觉到危险的迫近，但仍然不知道危险具体何在，这时，当然要做足种种准备应付可能的事变，结果很可能只是瞎忙一通，不得要领。在自以为危险会出现的地方大力加强戒备，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实际危险却完全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当它出现时，却猝不及防。花大价钱、大力气修筑的政治、军事工事，有如法国耗费巨资建成的马其诺防线，虽固若金汤，却根本派不上用场，原来德国军队绕过了法国的防线，突然从法国人意想不到的阿登高地突进。
统治的安全不取决于严防死守，而取决于对抗力量的发展。释放部分统治权力，是释放社会对抗性压力最有效的措施。世界历史上，凡在懂得放弃权力的地方都不会也没有发生过血腥的暴力革命，而死不放弃权力的，特别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必定会成为权力的陪葬品。
专制王朝必须在很多条战线上同时防范和进行作战，既要防民，又要防官；既要防范身边的危险，又要防范远处的危险；既要防止内乱颠覆，又要防止外敌入侵和吞并。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统治者又必须去完成不能完成的事，没有选择。他们把国家当家业，而家业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但这份家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从来就没有获得天下人的认可，毋宁说，它是一份无主的家业，所有人都可以去占有它，就看谁有占有它的实力。这样，中国政治的实质就是连续不断的武力赌博，每一个政权既是这种赌博的结果，又必须参与下一场赌博。赢只是暂时的，输却是绝对的。再强大的政权，智力、财力、人力总是有限，可挑战、危险、敌人则无穷尽。以有限应对无限，顾于此，必失于彼，严于内，必疏于外，这就是所有独揽天下大权的统治集团永远没有安全、永远不会长久、永远不会成功的原因，他们永远守不住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家业，在他们自认为找到了可以长治久安的可靠制度保障时，却意想不到地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持续受到边境民族巨大压力的唐王朝，被迫去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防御体系。在北边和西边边境地区建成的九大藩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能力，确实加强了应付外来挑战的力量，但不详的是，藩镇制度同时也形成了远离中央、难以制约、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一个个力量中心。自安史之乱开始，藩镇演变为地方割据，决定性地改变了唐代的国内政治，动摇了王朝的权威。到了行伍出身的宋太祖，前有唐朝的教训，后有自身发动兵变的经历，不但深知军队的重要性，更深知军队的危险性，为了严防于内，新政权刚刚安定就对军队管理体制实行改革，强化皇帝对军队的领导权，削弱武官的地位。减少了内患，却增加了外忧。有宋一代对外虚弱不堪，它在同北方辽、夏、金的军事斗争中屡吃败仗，割地赔款，宋朝的两位皇帝徽宗、钦宗父子连同他们的女人、百官被金人虏获，终其一生都受尽凌辱。
世人都只看到皇帝无比风光的一面，看到他们权力无边，享尽荣华富贵，当代电视剧极力渲染帝王们的丰功伟绩和浪漫生涯，人们便以为每个皇帝都想再活五百年，何曾去想还有多少苦命的皇帝。秦二世屈服于宦官赵高指鹿为马的淫威，蜀汉后主、南唐李后主都成了敌国的俘虏，汉献帝作为军阀们争夺的目标，被反复劫持，以便后者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崇祯皇帝在李自成的队伍包围京城之际让皇后贵妃自尽，又挥刀砍杀15岁的长公主，埋怨她"何生帝王家"，最后自缢煤山。
不幸的皇帝何胜枚举。他们中虽然有秦二世胡亥这样残暴愚蠢、不堪造就者，但如果以为都特别无能特别昏庸，则不符合事实。刘禅与 诸葛亮君臣融洽，可见既贤且识大体；崇祯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开局良好。总的来说，他们的悲剧是他们自己无法逆转的，是形势所定，即使诸葛亮再世，也不能挽回蜀国的失败。当明王朝受到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和充满锐气的清军两面夹击时，已然无回天之力。王朝自兴盛而没落，所呈现的轨迹是一条平滑向下的直线，而不是一条起伏有致的曲线。中兴只是虚幻的假象，是短暂的回光返照。一般情况下，他们在出生或继承大位时，时局已经紧张，危机正在到来，不但社会显现乱象，朝廷内部也变得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往往始于最高权力的继承危机。在特殊情况下（实际上屡见不鲜），比如帝位出缺，新皇帝要经过朝廷中主要实力派别的协商、斗争、甚至发动一场政变才能产生，而这可能只是随后更激烈的权力争夺战的序曲。皇帝位于权力体系的核心和中枢，身不由己，大权旁落，王朝危机深重的时刻已经到来。
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开始于农民起义，它如果不是直接把王朝送进坟墓，也是为王朝掘墓的第一批力量。农民起义一开始就直奔地方官府，杀死官吏，即使没有对王朝造成最致命的威胁，它也打开了致命的魔盒，那些原本处于蛰伏状态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各种势力此时乘机崛起，形成滚滚洪流扑向王朝。
在秦帝国之后，王朝都把稳定农村和农民作为基本国策，鼓励生产，控制农民的实际税负，因此财税体制改革也就成为王朝改革的重要内容。唐太宗时期的一项稳定农村的重大改革措施，是在全国各州建立常平义仓，积谷以备荒年，增强民众的抗灾能力。但更多的时候，改革的目标与现实经常产生冲突。改革通常是在危机形势下采取的对策，这时候，国家的财政一般都遭遇了相当严重的困难，财税改革一方面要减轻农民负担，一方面又要增加政府收入和充实国库，两个冲突的目标在难以调和的情况下，政府增收的目标自然就是要优先保证的。王安石改革是朝廷为了缓解恶化的财政状况才实行的，宋王朝不但每年要向辽和西夏交纳巨额款项，而且长期对外用兵也耗资极大，国尽民穷。朝廷需要培植更多的税源，以满足政府更多税入的迫切需要，但王安石改革的结果，无论青苗法，还是市易法、均输法，这些起初意在救济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变法图强的措施，变成了夺民之利、与民争利的政策。
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征收赋税，断案和维持地方稳定。征税和维稳时常是矛盾的。在农业社会，土地和劳动力是国家的经济基础，财政收入只能依靠地税和人丁税两大主要税种。十分有限的财政资源，使税收难以满足政府开支就成为一种常态，加上官员普遍地贪污，纳税人负担不可避免地呈加重趋势，地方政府便要经常性地同农民开展征税斗争。当农民觉得不能承受负担时，他们会采取各种办法逃税，主要办法就是逃避户口调查，比如唐太宗末年，全国总户数还不到隋代的三分之一，清朝从1660年到1730年的人口统计数也仅略有增加。官员要对皇帝负责，他们必须动用一切手段完成征赋税收任务，这样就使地方基层官员经常地、直接地同农民发生冲突，当起义发生时，地方官衙和基层官员成为首要的进攻和镇压对象。
四
清朝集历代管理体制之大成，从专制管理制度上看，它已是十分完善了。在民生政治的管理方面，它在1712年宣布从此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是那个时代政府所能给予人民最大的福利了。在权力制衡方面，朝廷对官员的监管和防范相当严密，全国十八个省由督抚共管，一般来说，总督管辖两到三个省，巡抚管辖一省，官衔分别为正二品和从二品，但总督和巡抚并不是上下级关系，他们都直接向皇帝负责。监察机构负责对官员进行纠察弹劾。在基层控制方面，全面推开保甲制度，每十户为一牌，每十牌为一甲，每十甲为一保，保甲成员的责任就是监视邻里，发现犯罪或密谋造反等行为必须及时向保长举报，保长则向县衙报告。
中国经济在清代达到了世界顶峰，当1793年乾隆皇帝以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为由拒绝英国特使通商要求时，所说并非虚言。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传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对劳动力的投入，它使人口众多的中国长期保持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1800年前后，清国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出所占比重达33%，加之人民的消费水平一直处在很低的水平上，大清国民对西方工业品几乎无所需求，以至在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中，中国一直保持着贸易顺差，直到白人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一种中国人有强大需求的物品--鸦片，才扭转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并使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和外来政权统治着人口庞大的汉人，对汉人防范汉严厉到病态的程度，它不能容忍对其权威的丝毫挑战，连男人的发式也成为检验其政治上是否忠诚的标准，违背规定的发式都视同谋逆，某句诗文一旦被认定讥讽满人，便大兴文字狱。然而，即使采取最严密防范的措施，清朝的统治还是从根基上被动摇了：秘密会党反清于南，白莲教造反于北，消耗着王朝的生命。等到洪秀全的太平军兴起，完成了给清政府的致命一击。仅仅是由于湘军将领的善意，没有抢班夺权，它才又继续挣扎了半个世纪。
1840年的鸦片战争并没有让朝廷那些饱学之士看清形势，要在又吃过西方人的几次败仗之后，他们才认识到中国正在面临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帮形体污秽的西夷完全不同于过去到天朝来的贡使，他们不来朝贡，而是在国家武力的支持下强行开展贸易，其船坚炮利，又远非天朝所能比。虽然变法图强的思想在朝廷中逐步占据了主流，但政府的图强，就是造船造枪，办厂开矿，增设一些必要的国家管理机构；政府的变法，只说不做，改革派官员和保守派官员围绕要不要变和如何变而争论不休，最后"中体西用"的观点获得统治者的一致认同。一直在注视着中国危机的日本很快进行了按西方模式改造政治的明治维新，并开始变得强壮和渴望对外进行军事冒险，它选择在朝鲜--大清的保护国--向衰老的清国发起挑战，于甲午之战大败之。中国同日本在近代的第一次灾难性交手，不但将它的极度虚弱暴露于世界，引起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更是此后数十年间遭受日本带给它一系列灾难的开始。中国政府20年的自强运动就这样收场。这时，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独立的主角登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士子强力推动西方模式的制度改革，并最终获得了皇上的支持。这次仅仅维持103天即遭镇压的变法，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近60年。灾难和变故似乎永远都不能让统治者下决心振衰起弊。
西方人的到来，第一次给中国政治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即民权和宪政的视角，尽管这个过程来得相当缓慢。1905年日本在中国东北赢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清政府认为这是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并开始考虑立宪改革事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革的开始，而是一场新的马拉松式的宣示改革的开始：考察立宪，宣布准备立宪计划，发布宪法大纲，颁布宪法，在政府的时间表上，完成这一系列的立宪准备动作要到1916年。它在拖延时间。西方政治对于清政府始终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它的立宪不过是又一次变法图强，它要做的就是把西方政治体制嵌入自己原有的集权体制中，把议会、宪法这些西方政治元素当作维护皇权、使大清强大的有用手段，从而建立其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清政府最大的失算，是忽视了这个社会有多种多样的力量存在，而不是只存在政府一种力量这样的基本事实，它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只按照政府的意愿发展，以为在社会舞台上只有自己是唯一的演员，并按照自己编排的剧本演出，而其他所有人都不过是看客。独角戏演出时间一长就要栽跟斗，要为自己对事实的漠视付出代价。
民权和立宪政体成为年轻一代的革命者追求的目标，"三民主义"是当时中国提出的最具有普适价值的政治观，包含了立宪政体的精华。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者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从器物层面最终推到了制度层面，开启了现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先河。
辛亥革命标志着改革的新方向在中国出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纲第一条是"中华民国由中国人民组织之"，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约法还明确了人民拥有自由权和选举权，确立了国家权力之间的分立、制约和平衡体制。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实现政治改革，但为中国政治改革设定了新的目标。这一宪政民主目标，也就是孙中山的理想，为他所缔造的中国国民党所继承，最后在它的第三代领导人蒋经国手里得以实现。执政台湾的中国国民党还政于民，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三次具有开创意义的政治改革。
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政治改革，可以把所有的政治改革都归纳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权力的自利性改革，它的宗旨和归宿是加强自身权力，确保权力集团的利益，它们都只是修补秦始皇确立起来的大一统的管理体制。改革是利益集团的内部事物，排斥大众参与，除了以失败告终，它没有第二种前途。另一类是增加民众福祉的改革，核心目标是实现主权在民，它代表着世界政治发展的大趋势。
权力现象和所有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经济现象一样，由生到死，有自己的周期，西方政权以改革顺应权力周期，中国政权则以改革来抗拒权力周期。前者在和平中不断获得新生，后者只有在血泊中死亡。两种改革根据各自的逻辑在两条平行线上发展，永远不会形成交集。前一种改革不会自动转换为后一种改革。当代一些史学者在论及清末的政府改革时，常有断言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打断其进程政府将逐步将中国带入政治民主，即是混淆了两类改革不同性质的改革。虽然它们都有改革之名，却毫无共同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