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
一
我们该对这个浅薄，衰朽，物质化的时代说些什么呢？早在1970年，没有自由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就在他对外发表的演说词中坦率地说：“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索尔仁尼琴是有权力这样说的，因为他终生都在为反抗一种专制的境遇而斗争，进而为正义挽回了一个可贵的说话空间。可在同一时间的中国，人们正在举着红宝书，用拳头，唾沫，手榴弹实践着一个昏昧的有关偶像崇拜的理想。全国上下都在说一样的话，都在用一个脑袋思考问题，而且，其中不乏留学多国、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几十年以后，当我读着一些记述“文革”磨难的文字时，依然无法抹去我心头的困惑：为什么偌大一个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会在那些愚蠢、荒诞的问题上达到可耻的一致？看来，一个缺乏理性启蒙，一直处于蒙昧之中的民族，是很容易落到自身的非理性的危险之中的。
我常常在想，作为一个思想家和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在那个集体造神的岁月里，岂能不知“一句顶一万句”、“万寿无疆”这类话的荒唐呢？可是那些被蒙在鼓里的人，还在监狱，牛棚，医院的油灯下，写着糟蹋自已、奴颜卑膝的长篇检讨。我真的感到悲哀。拿三十年代就被鲁迅说成是“奴隶总管”的周扬来说吧，1975年当专案组通知周扬出狱时，周扬则提出给毛泽东的检查还没有写完，要在狱中多呆几天，写完再回家，结果他比同狱的夏衍晚一个星期出狱。我不知道周扬写的是什么，但我期望有一天谁能够将“文革”时期所有重要人物的检讨书结集出版，那一定是最珍贵的精神资料，也将是鲁迅所说的我们这个“不悟自己之为奴”的民族的生动说明。鲁迅还在《坟·灯下漫笔》中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当我读着这些先知般的文字时，我的确是觉得鲁迅太伟大了。
由此，我又追忆起童年所读的童话《皇帝的新装》，直到今日，我才读出里面含示的令人震惊的深刻，它像一个预言，不断地应验在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时期。只是，在我们这个民族，还很难找到《皇帝的新装》中那个道出真相的“小孩子”，以致谎言遍地。“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写的《革命军》中说的没错：“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这样，由一些被奴役而缺乏精神自觉的人所写出的中国历史，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可言也值得怀疑了。张爱玲说，历史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胡适则说，历史像一个小姑娘，你怎么打扮她都行。这些话背后都透着一股无奈，是的，为了让后人能够摸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灵魂，需要有一些人在怯懦者的残骸中勇敢地站立起来，把我们所遭遇，所忍受，所看见的劫难与耻辱写下来，用我们的心灵与道德将它写下来。今后的文学若还有什么意义的话，我想就在于此。我们再也不需要谎言，再也没有时间在风花雪月中逍遥了，我们渴望在真实中进入二十一世纪。索尔仁尼琴有一句名言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正是为了保存这份真实，巴金才倡导要建立“文革博物馆”，我想，我们还需要有勇敢的人去写一部真正的文革史，从而让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有机会了解事实的真相。
这就需要所有在这场劫难中活下来的人，都来反思自己的怯懦与罪行，这是苦楚而辉煌的。每个人都要告诉自己说，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可是，当这样一个话题摆在有关的人面前时，我们所听到的都是一片托词，诸如“大家都这样”啦，“迫于无奈”啦，“心有余而力不足”啦，等等，在这些托词的背后，我们只有无奈和悲哀。它又让我想起契柯夫的短篇小说《变色龙》中所揭示的那个叫奥楚蔑洛夫的见风使舵的小人。《变色龙》，《皇帝的新装》，连同鲁迅的小说，是我最敬重的文学段落之一，我惊异于作家们能够在那么简短的篇幅里，把人类生活中某种阴暗的境遇表达得那么充分。也许，文学所能达到的辉煌，大抵就如此了。应该引导人们来重新认识这些文学的警世意义，以成为我们当下贫困心灵的精神资源。
也偶尔有一些让人欣奋的段落。不久前，我在李辉编的《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中读到一篇当年一个北京女中学生写的回忆文章，题目叫《吴晗同志，我向您道歉》，文章以忏悔的心情叙说了自己在批判吴晗的运动中的蠢行，诚挚感人，读过之后，我们不单可以原谅她的错误，还会为她那敢于面对自己错误的勇气而肃然起敬。还有，郭沫若的六子郭世英在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X小组”，大胆地讨论了在当时来讲是惊世骇俗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他们的小组后来被打成反动组织，郭世英也于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今日我们也许会忘记郭沫若的诸如《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这样的粗陋诗句，（见《人民日报》1967年6月6日）但我们不会忘记他的儿子郭世英为那些属于当时有良知的人所思索的问题而死的场景。还有，我们时代最正直的知识分子顾准在武斗逼供，妻子自杀，儿女与之绝交的难以言喻的孤寂处境里，面对某些挂羊头，卖狗肉，趋炎附势的“左”派理论家时，他仍然义正词严地宣告：“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地走向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郭世英，顾准，还有那个当年北京的女中学生等少数的人，是一些逐渐告别了怯懦的勇士，他们让我想起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去自信心了吗》中的一段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遗憾的是，像顾准这样有骨气的人在中国是太少太少了，他们所发出的正义的声音，比起盛大的批斗场面及狂热的崇拜热潮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尤其是受了“大鸣大放”期间“引蛇出洞”而遭致“右派”苦难的人，经历了“文革”期间飞来横祸的知识分子，如今更是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有丝毫异议了。苦难的人生使他们知道了该怎样游刃有余地生存：尽可能地抹杀自己的独立精神与意志。可以说，“文革”中专制主义的噩梦，使怯懦得以大规模生长，如今它几乎要淹没我们这个民族了。
难怪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很肯定地说，怯懦是人类最可怕的缺陷。如同中国的许多作家在“文革”时期被下放劳动一样，布尔加科夫一生也在贫困，饥饿，羞辱中度日。所不同的是，中国作家都在违心、谦恭地改造（实际上是糟蹋）着自己的思想，以期有一天能回到体制中，而布尔加科夫却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尊严，即使在作品被禁，生活贫困交加的时候，他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也没有改变自己的骄傲面容：“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苏联政府以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当他得到斯大林的帮助，得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担任艺术顾问一职时，他立刻回到内心，开始写作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出版的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狗心》，《火红的鸟》等。他在《狗心》中说：“人的本性只有通过怜悯和仁慈才能改变，恐怖，强制，和各种各样的暴行，无论它们是红的，棕的，还是白的，都无济于事。”从这样的文字中，你读到的依然是坚强的心灵。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他死前一年，即1967年曾抱怨道：“一些微不足道的书籍（在苏联）都被当作是杰作……而优秀的作品却束之高阁，直到写出这些作品的二十五年以后才重见天日。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假如像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之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但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还是无愧于世界的，即使在那些专制，屈辱，失却自由的年代里，她依然向我们贡献了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别尔嘉耶夫等一大批伟大人物，以及《日瓦戈医生》，《大师和玛格丽特》，《古拉格群岛》等一大批伟大的文学。然而，在同样境遇的中国，情形却让人寒心，几亿人民完全失去了任何创造性，除了能够读到浩然的《金光大道》，汪曾祺的样板戏，郭沫若的诗（诸如“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倒退”等，见《诗刊》1976年6期），就剩下铺天盖地的“毛主席语录”了。造成这种贫瘠得让人窒息的局面的原因，还是只有一个：昏昧与怯懦。
二
1995年，当我看完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名单》之后，心潮起伏，我不单为辛德勒这个让人尊敬的形象，更是为了导演斯皮尔伯格本人。我没想到拍摄《外星人》，《第二类接触》，《侏罗纪公园》等商业巨片的导演，也会拍摄出具有深刻人性力量和道德关怀的《辛德勒名单》。而在中国，通俗艺术与高雅艺术之间总是泾渭分明的。当斯皮尔伯格说，《辛德勒名单》是“用血浆拍成的”时，我深信自己读懂了他内心的冲突和希冀，他为这部影片准备和期待了八年时间，就是为了能够在废墟上追求将人性重新建立起来，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别无选择。几乎在同样的时刻，我还看了奥立弗·斯通的越战电影《天与地》，它是斯通的“越战三部曲”中最震撼人心的一部，可以跟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相媲美。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只死了几万人的越战可以引发美国人长达几十年的反思，并将继续反思下去，可残酷性不知比越战要强多少倍，死的人也比越战多得多的“文革”，我们却由于各种外在和内在的原因，一直保持缄默，偶尔触及，也只是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更让人悲哀的是，一直有人撰文怀念红卫兵的理想，却没有人敢站出来承认自己曾经把善良的老师打得头破血流，或者追思自己与父母划清界限给父母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精神苦难，更不用说把人批斗致死的暴行了。“布拉格之春”至少孕育产生了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文革”的苦难除了在“伤痕文学”中稍纵即逝外，从未得到过有力的表达。我们对历史是有愧的。
鲁迅有句名言说：“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鲁迅当然明白，反省是意味着揭开过去的伤疤，以照亮今天的现实，它同样需要勇气，需要根绝怯懦的习性。为罪而忏悔有时比犯罪需要更大的勇气。索尔仁尼琴也说：“人类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个人都把每一件事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地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可是，一个怯懦的民族，一个好了伤疤就忘了疼痛的健忘的民族，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把每件事当成他自己的事”的。说这话的索尔仁尼琴却这样做了。1968年，当苏军的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以后，索尔仁尼琴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个字：“作为一个苏联人我感到耻辱。”他想把这几个字送给一些社会名流，请求他们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联合签名的声明送到地下出版机构，由他们想办法向全世界广播。索尔仁尼琴说自己“是从下跪的状态渐渐直起腰来，是由被迫沉默到一步步自由自在说话的”，他固有的正义感，使他付出了被流放，被攻击，被驱逐出境的代价，但他依然不愿与怯懦结盟。他在写作《古拉格群岛》之初，一些人有意和解地摊开手掌说：“别这样嘛！……不要翻旧帐了吧！……牢记过去，你将失去一只眼睛！”索尔仁尼琴紧接着说，这句谚语的下半句却是：“忘记过去，你将失去两只眼睛！”
想起索尔仁尼琴，布尔加科夫；想起斯皮尔伯格，奥立弗·斯通，我就发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精神质量的确是有差距的。中国的鲁迅最认识他自己的民族，并在彷徨中呐喊，试图唤醒那“铁屋子”里的人，几十年之后，鲁迅依然没有找到他的同路人。产生了鲁迅这一伟人的民族并没有很好地承接鲁迅的反思精神，硬骨头精神。这也许不单是中国的困境。当苏格拉底面带笑容为真理献身；当耶稣为拯救罪人在十字架上默默无声；当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当美国为越战痛定思痛；当德国人至今还在努力赔偿犹太人的损失，至今还在丛林中追索纳粹战犯的时候，日本民族的许多人，到今日还在为铁证如山的侵华罪行辩解，甚至还有人矢口否认；在中国，我们所听到的大多也是在沉痛诉说历次政治运动中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却很少听到有人扪心自问，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自己是否坚持了作为一个人最低限度的尊严。拍出了深刻的电影《霸王别姬》的导演陈凯歌，在他的回忆录《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中说过一段同样深刻的话：“无论什么样的社会或政治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打碎了神灯的和尚诅咒庙宇，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政治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
“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继续容忍这样的局面存在下去吗？是继续接受欺骗，自私，怯懦的折磨，还是大喊几声，闯将出去，从“瞒和骗的大泽中”（鲁迅语）惊醒过来呢？我想，每个有良知的人都要思索这个问题，并作出选择。昏昧与愚忠已经叫我们的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该是清醒的时候了。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热情被经济冲动所取代的物质主义时代里，知识者回到忏悔的立场上，对我们过去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作出有力的反思，将是我们关怀未来的基础。在这方面，德国人的确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战后所作出的反思就是很好的代表，他说：“我们全都有责任，对不义行为，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呢？”
中国的思想界经历劫难后没有人说出这样动人的话，原因没有其他，就在于中国人的心中多数只有进步的思想，明哲保身的思想，而很少有悔改的观念，也很少有罪恶的意识。不以忏悔作精神基础的进步是危险的，它无法对真理和正义负责。这也是达尔文的进化与选择理论让人感到厌倦的地方。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意思是，政治清明时，尽可言直行正，假如天下失道，行可正，言论则要变得圆滑一些；又有话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些骑墙思想被后来的人实践成了为自己的怯懦行为辩护的理由，成了奴性心理的一种来源之一。有些人更是把它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得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背道，愚忠，见风使舵，委屈求全，陷别人于不义的荒诞剧，就连正直而善良的巴金当年尚且违心地写文章批评胡风，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鲁迅之所以能超越民族的悲剧，把社会批判精神、硬骨头精神贯彻到底，我以为内在的原因是鲁迅在本质上是反感中国的“乐感文化”，而欣赏、接受西方的“罪感文化”的。这非常重要，同时这也是鲁迅劝人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的原因所在。
与上述圆滑思想所不同的是，俄罗斯知识者的始祖拉吉舍夫追求的是良心至上，他说：“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地上的某种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义，强迫你违背自己的良心，你要成为不屈不挠的。无论凌辱，无论痛苦，无论苦难，甚至死亡本身，都不会使你害怕。”拉吉舍夫不愧是十八世代俄罗斯最卓越的人，他的思想与中国固有的主流思想之间的差距乃是信仰的差距，若不找到我们自己所信的，并在精神上实践它，是决难跨越的。拉吉舍夫显然接受了圣经中悔改能使人良心坚强的思想。
悔改在希腊原文里的意思是，心思改变，生出懊悔，转移目标。他能够使人察知自己的有限，不足，罪恶，使之生出赦罪的渴望，并最终可以把人从这种境遇中拯救出来。所以，西方有写忏悔录的传统，圣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维特根斯坦等人都写过《忏悔录》，而且影响深远。只有活在忏悔中的自我才是真实的自我。这些忏悔录的作者们是真正认识自己的人，因着他们对自己的深刻认识，使他们也由此真正认识了人类──
一个有缺陷，并对自己的缺陷有自觉的群体。圣奥古斯丁在追思了自己的一生后说，我的心就是我的仇敌；马丁·路德也曾说，最大的教皇不是在罗马，而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以为，只有站在精神巅峰上的人，才会说出这种真知灼见。他们的谦卑与自省是留给我们的真正财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以《忏悔录》为题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记述了两件他终生为之痛苦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件是他在一个乡村当教师的时候，体罚了一名学生，可这名学生的父亲事后当面向他质问此事时，他却予以否认；第二件是在二战期间，他由于担心会受到迫害，隐瞒了自己的犹太血统。
就这两件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让一个大哲学家懊悔了一生，这对于一些善于遗忘和原谅自己的中国人来说，肯定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是很少承认自己有罪的，他们最多承认自己曾经有过错误。有罪需要公义者的赦免，有错误则改正就可以了；有罪是指存在本质的污秽，有错误则指存在偶尔被一次过犯所胜──这两种认识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一个有罪但没有罪恶意识的民族，他们在受到伤害时的血性与愤怒也是很稀少的，逆来顺受惯了，从来就没有追问过什么叫做正义，尊严，高贵，这样的人永远也不会成为《忏悔录》的真正读者。比如，“水门事件”造成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后，毛泽东面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满脸困惑地说，我就是想不通你们美国人是怎么搞的，几盒录音磁带怎么就把一位总统赶下台了呢？毛泽东不理解尼克松的下台，就像尼克松不理解一国主席刘少奇可以不经任何手续而被批斗致死一样。“水门事件”在毛泽东看来是太小的事，可在另外一个民族的人看来，却足以失去对一位国家元首的信任。又如，胡风出狱后，对胡风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周扬握着胡风的手说，责任由组织来负。一句话，就把胡风莫大的冤屈推到了一个空洞的组织身上，没有人去追问、承担个人该有的责任。这些细节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细节的本身，它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个可疑的心灵，中国式的心灵。每当我面对它们时，我的内心就会涌起一股深深的惆怅和厌倦。
三
我们离那个忏悔的心灵到底还有多长的路途？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在阻碍我们迈出这重要的一步？我又想起了鲁迅，这位孤独的精神战士，想起了他在早期的论文《摩罗诗力说》的结尾所发出的呼喊至今不绝于响：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