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夏天对于中日两国来说都很不平静，在对外关系上中日两国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群岛”）问题上的外交鏖战不已的同时，中日国内的政治变动可能更值得关注。43岁的大阪市长桥本彻在9月12日宣布成立新的全国性政党“日本一新的会”（the Japan Restoration Party, JRP），承诺将一扫现存的政治秩序。
在中国，9月28日中共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则被正式宣判政治生命结束。薄熙来倒下和桥本彻崛起看似没有什么关联，但是都隐含着民粹主义政治的影子，战后日本作为唯一长期经历一党独大的治理模式的民主国家，可能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借鉴。
薄熙来与桥本彻的比较
首先，两人都采用了将复杂问题成因极度简单化，解决手段极度单一化的政治手法直接讨好民众。桥本彻认为日本问题的根源是中央集权过强，立法权限过度集中在参众两院，地方政府和地方议会权力过小，导致想做什么都做不成，结果是经济失去活力，国民失去信心。按照这个逻辑，桥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地方分权，削减众议院议员人数，废除参议院。薄熙来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是道德沦丧导致向钱看成为社会普遍风气，结果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官员腐败，政府专政不够造成社会治安恶化，黑社会横行，弱势群体得不到保护。按照这个逻辑，薄熙来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唱红打黑”和“分蛋糕轮”。这种将民众的积怨高度简单化和抽象化的做法是民粹主义最常用手法，很能够吸引民众眼球。
第二，两人都采用将打击对象集中化、图标化的政治手法，希望在短时间内聚集人气和集中权力。桥本彻主张打破官僚主导的治理结构，承诺削弱官僚决策权，他经常在电视转播前展示同官僚们对话时严厉批判对方的镜头，日本民众们心中的“官恶民善”的潜意识被他的这种手法最大限度得到了肯定回应。在此基础上，桥本还提出，要求首相直选和赋予首相更大权力，虽然桥本表示此次不会参加大选，因为作为大阪市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可以认为他是在为首相直选铺路，因为很明显他会成为受益者。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桥本彻新党的支持率竟然超过了执政民主党。该党提出将推荐300名候选人，估计可能会赢得30至70个席位，如果自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很可能会邀请公明党和桥本彻的新党结成联立政权，这样桥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登上全国政治舞台。与此相对应，薄熙来“打黑”则把矛头指向“贪官”和“恶富”，无论是文强死刑还是黑社会“恶富”的专案取缔都满足了老百姓潜意识中“仇富仇官”的心理。如果说有些薄熙来粉丝是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投机者，那么很大一部分可能真的是他的信徒。让我们做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如果进行直选，薄熙来很有可能成功了。
第三，两人的出现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两国中央政府的权威不足。日本的中央权威缺失状况令人吃惊，石原慎太郎购岛闹剧本身就是明证。日本主流政治的领导力薄弱，执政党民主党内斗不断，小泽一郎率众离党，最大在野党自民党虽然掌握参议院多数，发挥的作用似乎仅仅是反对任何执政党的议案，结果造成国家政治僵局和不能决定的民主制（indecisive democracy）。正因为日本的中央政府权威不足，桥本才能够如此大胆地提出非常极端的改革口号，矛头直指东京。中国的中央权威情况比日本好得多，至少此次处理薄熙来案件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也有理由质疑为什么在从2007至2011的三年多时间里，中央对于薄熙来的做法和所谓的“重庆模式”的问题没有能够提前察觉和防范于未然呢？如果说这是中央的观望期，是不是意味着最高层的意见统一遇到了阻碍呢？这些当然都是需要等历史去回答的谜团，然而同革命时代领导人相比，“权威递减”的挑战可能是影响最高层共识形成速度的重要因素，革命时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合法性在于战功，和平时代领导人的合法性则在于选举，而目前中国领导人产生机制的合法性不足，就是政治权威递减的原因之一。
第四，两人都属于从地方挑战中央。在日本，已经有九位国会议员从民主党和自民党以及其他政党转到桥本新党的麾下，一些著名的学者和媒体人也积极向他靠拢，英国的《经济学人》甚至将桥本彻建立新党形容为地方政治的叛乱（a local political insurrection）。在中国，薄熙来的做法要含蓄得多，至少没有公开挑战中央权威，但是他的具体操作则又是另一回事。虽然薄熙来一直说只关心重庆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却积极推动红歌进京。
第五，两人都看到了民众求变和自身诉求难以反映在政策上的焦躁心理。这种心理的最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对崭新的领导人形象的渴求。日本民众对于传统的不苟言笑，没有新意，不善言辞，以及太子党出身不知民间疾苦的传统政治家形象已经厌倦，桥本的普通出身，衣着休闲没有官架子，喜怒形于色，说话直接敢言都获得了民众的好感。在中国，中规中矩，神秘莫测的领导人形象似乎也已经接近了民众的政治消费期限，相反薄熙来表现出来的幽默、亲民、健谈的形象满足了人们一定程度的需求。
党内民主的滞后催生民粹主义
如果说到两人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是否涉及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桥本彻对于日本的战争暴行和慰安妇问题倾向否认态度，在修宪问题上积极，主张集团自卫权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右翼的倾向。薄熙来基本上没有利用外交问题来争取民心的表现，最多也就是邀请例如基辛格、施罗德等前外国政要到重庆访问，以提高重庆模式的国际认可而已。
薄熙来和桥本彻仅仅是两个个案，更重要的是探究催生他们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虽然日本被认为是一个自由民主政体，但有意思的是战后从1955年到1993年为止，自民党始终保持了一党独大的单独执政地位，1994年以后自民党尽管不能单独组阁但通过同其他政党的联合组阁到2009年，始终保持了最大执政党地位，这样算来，日本自民党执政时间长达54年之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直到三年前日本政治属于一党执政的威权主义政体，这样的经历就给同样长期一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从日本自民党的失败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有效的党内民主，导致日本政治精英开始不得不选择直接讨好选民，结果出现的就是民粹主义的产生。
1955年体制建立后，日本自民党内部形成了派阀政治，党内民主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尽管1994年选举制度改革后派阀的力量有所削弱，但是党内民主仍然没有得到重视。上个世纪末，小渊惠三原首相突然病逝后，自民党党内元老们小圈子内定后决定让森喜朗上台的“密室政治”就是明证。但在另一方面，日本老百姓已经对经济发展乏力情况下的旧式自民党政治相当厌倦，日益强烈地渴望政治决策更大的透明度和打破旧治理格局。遗憾的是，从1993年大选失利到2009年完全下台的16年时间里，自民党没有能自我革新发展。一方面是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滞后，一方面民众迫切要求诉求反映到政治上，结果是日本在没有经过执政党党内民主充分发展的阶段就被推向了直接的民意民主状态，民粹主义政治家开始登上政治前台。
2001年，在自民党内没有派阀根基，依靠“打破自民党”为口号登上首相宝座的小泉纯一郎可以看成是引领日本进入民粹政治的第一人。在内政上，他把邮政改革作为主要政策，在外交上则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中日关系恶化，政治简单化和政策口号化是他的主要手段，并为小泉赢得空前的支持率。但当日本人回过头来看小泉五年的执政时期，似乎没有留给他们什么。2009年，首次执政的民主党并没有能力抵御民粹主义的诱惑，上台后以反对官僚为旗帜，进行所谓的“事业划分”对国家预算确定在现场直播的状态下进行，有很大的作秀和讨好选民的嫌疑。这些表演政治并没有给民主党带来持久的支持，相反三年内首相更迭三次，而且下次大选极有可能失利，民众对主流政治的失望则又催生了新的民粹政治家的恶性循环。
中国民粹政治危害大于日本
从上述日本民主过程和民粹政治的考察，中国必须认识到自身的民主化进程中一定要避免在执政党还没有充分发展好党内民主的阶段被，就迫进入低质量民意民主甚至民粹政治。由于中国缺乏民主的传统，民众对于民主社会的接受程度和理解程度还很低，一旦中国陷入民粹政治，危害程度将远远大于日本。过去20年，中国改革明显政治改革滞后，经济改革却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持续提高。但是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高速发展，贫富差距扩大事实上保证不了所有人都会受益，因此一旦经济大幅减速老百姓审视执政党的目光将会更加严厉，到那时执政党就会丧失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良机。面对民众日益强烈的压力，长期执政党的权威和合法性势必受到挑战，而中共党内的最高层的产生过程继续保持不民主和神秘主义的话，那么党内最高层本身的权威在党内都会受到挑战。党内领导层权威不足就会给一些民粹主义政客所利用。此次薄熙来事件和重庆模式就是一个警钟，如果真的发展到那种程度中国式的石原慎太郎出现也不是没有可能。
发展党内民主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透明程序选举党的最高领导层，明确最高决策层的权限，巩固中央权威和党内合法性，同时通过法律手段保障执政党党员的各种权利。发展党内民主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进一步透明有程序地加强党的领导。因为有两大优势，目前主动权还在中共手中，首先中国领导人没有竞选的压力，任期较长，可预测性强，政策延续性好，决策逻辑明晰，仍然具备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能力；第二，中国大多数的民意是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尽管有可能是消极支持（因为相信没有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可能不一定相信伟大光荣正确的宣传）。但这些优势并不是会想当然地持续，如果贻误时机就有可能重蹈日本自民党的覆辙，到那时大家都将是输家。因此党内民主不仅仅是为党利计，更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大计。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来源: 联合早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