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与大家探讨四个关健词，第一个关健词“现代商会”，第二个关健词“公民社会”，第三个关健词“湘商的文化”，第四个关键词就是“湘商的实践”。
众所周知，我们湖南人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确实有过于辉煌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说到自己的家乡，都可以数出一大堆伟大人物的名字。刚才徐志频先生讲到湘军曾左彭胡那一代即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到后来变法维新谭嗣同那一辈人；到后来辛亥革命黄兴、宋教仁那一代人；再到后来护法的蔡锷；再往后，大家就更加熟悉了，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开国时候的共产党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湖南有三个人，十大元帅我们有三位，十大将我们有六位。
这样一种辉煌的背后是什么？背后当然就是我们刚才探讨的深厚的湖湘文化。但是，它同时也掩盖了什么？因为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太辉煌之后，实际上就掩盖了我们在经济上的光芒。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第一个关健词，从“湘商的文化”开始讲起。为什么？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湖湘文化中不被人重视的一脉。
一、从蚩尤到屈原：崇文尚武的湖湘文化
我们一讲到湖湘文化，毫无疑问，首先得从大家熟悉的一个传说人物开始，但这不是屈原，而是蚩尤。我的父亲是新化人，加上安化，这一带都属于梅山文化区域。蚩尤虽然是传说中的一个人物，但是我们现在通过考古发现，越来越证明那个年代是真实的。那个年代，长江流域的文化远远超越了黄河流域的文化。
这里可能有一部分人去看过世博会的中国馆。进去以后，大家很容易被上面浮动的《清明上河图》所吸引，往往忽视了世博会的第一个景点，就是我们走过的玻璃地板下面展示的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这个遗址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极丰富的古城址。当然，到世博会中国馆还会看到和湖南有关的东西——杂交水稻。杂交水稻后面是什么？是现在我们所公认的全世界最早的稻作文明，湖南道县的玉蟾岩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这些都是有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城头山遗址应该是七千年左右，玉蟾岩稻作文明应该有上万年的历史，这是按照现代的考古方法测定的年代，是有依据的。
但是我们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只有多少年？从殷墟的甲骨文开始也就是四千年。现在湖南很多学者在探讨湖湘文化的时候，回顾我们自己的精神源头在什么地方，不得不对由黄河流域的孔夫子改过的《春秋》产生怀疑，中国神话时代的历史恐怕不是方块字写出来的，而是我们现在的考古研究实证出来的，像古籍《山海经》一样，其中也蕴含着很多线索。而这些口口相传的历史在哪里？在少数民族的历史之中。我们现在到苗族地区去，苗族人就把蚩尤当成他们的祖先。我们知道苗族没有文字，后面的苗文是我们给他们创造的，但是他口口相传几千年的历史，他的故事、他的遗迹，却是很有可信度的。
最近有一个学者研究更深刻，说蚩尤是第一个北伐中原的湖南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考古证明长江流域的文化在有文字之前的历史超过了黄河流域，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么优秀的一群人，这么一个文化，肯定要扩张，扩张的时候到了第一站湖北。我们知道炎帝，株洲有炎帝陵，但是炎帝的出生地，现在说是在湖北的随州。那么到了湖北这个地盘上，蚩尤肯定和炎帝打了一仗，炎帝打他不赢，他就接着打到了河南这块地盘上。黄帝是河南新郑那一带的，蚩尤又把河南人打败了。最后炎黄一联手，搞了个计谋，把蚩尤给打回湖南老家来了。
这个学者的研究，我们姑妄听之，但是我们从考古和传说两方面来验证的话，湖湘文化的真正源头应该是从蚩尤开始的，这样才能很好的解释湖南人身上尚武的精神。蚩尤虽然后来在我们的正史中不被重视，在正史中蚩尤只是作为一个战神好斗的形象。但是在苗族人和西南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中，都是把他当做自己的祖先在对待。
那么这种尚武的文化，后来随着文字的产生，随着由渔猎转向农耕文明，延续了下来。农耕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风调雨顺。所以农耕文明时代要治水，治水怎么治？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在长江流域很好治，为什么？我们有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等一系列的大湖泊，还有很多高山。你发洪水我就躲在山上去，发完洪水我再下来就行。
但是黄河流域不行，黄河流域都是大平原，水一冲下来全部没了。恰恰是黄河流域的这种地形特点，决定了那里的人们要很早联合起来，才能够把这条黄河治住。进入农耕文明以后，在文明的消长过程中，我们长江流域的人们可能有点不思进取，人家发展得快一点，所以最早形成了大社会、形成了国家等等，发明了一套制度。现在很多学者热衷于探讨儒家宪政等一套东西，这确实是黄河流域的文化。
我们有什么作为呢？我刚才讲，说起湖湘文化大家第一个想到了屈原。有文字记载以后，他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屈原不仅仅是创作诗歌，他还进行“天问”，提出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在问。那么一个伟大的诗人，当他刚从楚国首都流放过来的时候，按我的理解，他只是一个孤愤的流放者。但是为什么到了湖南这个地方，他两次流放到这里，呆了几十年，最后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恐怕既有他个人的天资，司马迁说屈原是博闻强记的一代天才，又有湖湘这块土地上先人留下来的文化与他进行碰撞与交流。我们知道他的大量诗作都是来湖南之后写的，比如《九歌》、《九章》、《离骚》、《天问》，也就是说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传统文明和屈原带来的楚文化的碰撞、交流，才形成了这么一个伟大的诗人。用我的话讲，他从一个孤独的、孤愤的行吟者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应该说既有他个人的天资，又是我们湖湘历史文化这一脉与他交融的结果。
大家回过头来看这两个文化的源头，再来看今天湖南人的特点，不就是这四个字吗？一个是崇文，一个是尚武，蚩尤的尚武精神，屈原的崇文精神。我们今天讨论湖南精神，扯了半天扯不清楚，我看很简单，就是“崇文尚武”。这种崇文尚武的精神，使湖湘文化在每一次大的文化转型的时候都有优秀的表现。
按照我刚才说的，中华文化在北方最早形成氏族、形成国家后，开始向南方征服。征服过程中，长江流域的文化和黄河流域的文化相互碰撞，我们的楚文化、源自南方的道家文化和北方的儒家、法家文化的碰撞交流，形成了汉武大帝的“独尊儒术”的基本格局。
二、兼容并蓄敢为人先：理学的开创与实践
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产生了一个颠覆性的效果，就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格局打乱了，所以才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于第二次诸子百家年代。我们讲竹林七贤，每个人有一套理论，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理论当成一个主流的思想，不会有那种僵化的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格局能否长久呢？不能长久，所以历史必然需要一位伟人来改变这个东西。谁改变？佛教的中国化当然是由广东的慧能改变的。慧能和尚一个汉字不认识，他把佛教给中国化了。但是真正把西方来的佛教的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是湖南人周敦颐先生，他是道县人。
周敦颐先生，我们都读他的《爱莲说》。但是《爱莲说》是文学作品，他的最重要的思想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叫做《太极图说》。他把西方的佛教思想、中国本土的北方的儒家文化、南方的道家文化，儒释道三家融为一体。这个《太极图说》非常之好，我在学中国思想史的课时，我们老师给我解释半天，我到现在都觉得还没搞懂。比如说他讲的概念“无极而太极。……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孔夫子是不讨论的，孔夫子是敬鬼神而远之。老子也不讨论，老子只告诉你“道可道非常道”。但是周敦颐先生搞了一个无极的概念，“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把世界是什么、世界是怎么演化的解决了，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光是探讨该怎么做人的问题，恐怕缺少一点终极关怀。
湖湘文化在历史上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但是这种先知又是非常孤独的。周敦颐的思想最后不是湖南人继承的，而是当时父亲当大官的程颐程颢。周敦颐先生一辈子最大的官就是县官，但是程颐程颢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大的官，当时他一定要他两个儿子跟着周老师学习，所以形成了宋明理学中的一派“洛学”，就是在洛阳那边。再后来，朱熹先生重新发现周敦颐先生，把周敦颐尊为他的老师，这就像江湖上打架一样，自己有本事还得师傅厉害，这才能吓住人。所以朱熹很厉害，虽然自己已经非常厉害，但是他不把自己当老师，而是把自己的老师抬出来，就是周敦颐先生。朱熹先生的评价什么？濂溪先生（周敦颐）在儒家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介乎孔孟之间，他应该排老二，高于亚圣，孟子还排他后面去了。
我们近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湖湘人物，他们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们是在一种非常深厚悠久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养育下，才有了他们的历史地位。但是这样一种伟大文化的传承，确实在科举的年代是无奈的，不太被承认。我曾经问韩少功为什么湖南人出这么多作家，他说：“我们普通话讲也讲不好，跟人讲话很费劲，还不如自己写算了。”这个也是说得通。在那个传统的科举年代循规蹈矩读书，可能湖南人不擅长。所以，我们湖南人从宋一代，在周敦颐先生开创了理学后，他的继承者不是我们湖南人，后来科举考试最成功的也不是湖南人。
但是，偏偏历史给了一个机会给我们——就是我们的中华文明又遇到了来自更遥远的西方文明的挑战，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帝国主义。这个帝国主义厉害，它来自更遥远的西边，就是基督教文明。它带来的东西，除了坚船利炮以外，还有后边一整套的东西，比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新闻自由等等，这一串的东西一下子来到中国，我们怎么承受得起？那些靠科举写八股文章的人，他了不得难，所以才有我们湘军的崛起。湘军的崛起既得益于湖湘文化这样伟大的传承，更得益于一个时代的变迁，就是我们遇到了三千年未有的巨变——中华文明向何处去？
在这个应变面前，曾左这一代人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没有邪教化，没有滑向深渊。为什么？他们打出了“卫道”的旗号，成功地把一些湖南的书生和农民结合起来，组织了湘军，制止了我们国家坠入深渊。更重要的是，在他们那个历史条件下，他们也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所在，尽可能做了一些补救的工作，这个补救工作就是我们熟悉的洋务运动。
去年，我们纪念曾国藩诞辰两百年，今年，我们将要纪念左宗棠两百岁。在跟太平天国的战争过程中，在意识形态上，他们还是回到传统，要保卫我们的孔孟之道，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他们是充分地学习西方，特别是到了李鸿章，还用了洋枪队，把洋鬼子直接拉过来，用他的热武器（洋枪、洋炮）来冲击这些还在提着冷兵器的横冲直撞的邪教组织。这是巨大的成功，挽救了一个王朝的命运。同时，他们也看到了中国必须改革，所以他们开始了器物层面的变革——洋务运动。
中国最早的第一个现代工业企业就是曾国藩在安庆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得到辉煌过后的痕迹。福建福州的马尾港，那边有一个很大的造船厂，就是当年左宗棠创办的马尾船政局。左宗棠不光创办了船政局，还创办了船政学堂，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航海人才，所以中国后来的海军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海军的统帅主要出自福建，那都是跟左公当年播下的种子有关。
三、经世致用的洋务运动：湘商滥觞与政商关系
当我们探讨到湘商问题的时候，我提出一个观点：湘商的历史要从洋务运动讲起。
那个年代大家都是耕读传家，农业文明嘛，把地种好了、把书读好了就行了，耕读嘛。但正是因为这一批湘军统帅，在真枪实弹的较量中，发现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器物上已经远远落后了，我们如何尽快地掌握这个本领？所以，他们开创了洋务运动，开创了一系列的新的产业。
当然，也有人说这些人是官商，怎么能是你说的湘商呢？这个也有道理，但是中国人有个传统，什么事情都得把老祖宗翻出来看看。像徐志频讲中国过去有十大商帮，没有湖南人啊，我去老祖宗那里找不到啊，我怎么办呢？当然就找我们的湘军嘛。湘军里面也有它的经济文化，换句话说，如果我讲湘商文化，实际上就是讲湖湘文化当中的经济文化这一脉。
经济文化，湘军很典型。现在做企业的都知道，每一，企业要交营业税，营业税属于地方税，要交5%，这个5%谁发明的？曾国藩。因为曾国藩办湘军的时候，慈禧太后说朝廷很困难，没有办法拨钱给你搞。第二，本来让你办个团练保卫家乡，当时慈禧太后批了几十张执照，其他所有办团练的都是搞一点小队伍把自己的家保住就行了，只有曾国藩是认认真真练了一支军队。因为曾国藩已经看透了，朝廷那些军队玩不下去。曾国藩把军队练成以后，朝廷没有这笔预算，不给钱，怎么办？当然就必须自己想办法。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打开，现代的工业、商贸流通开始兴起来，有了一笔新的财源。这笔财源对外叫关税，大家知道我们的海关长期是英国的赫德在操作。你的货进到国内来，这个税朝廷收了，这是中央税，但是到国内以后还要流通，从上海要运到湖南来，经过很多地方，怎么办？曾国藩说，既然我要保护你的通商，让你们能够平安做生意，那你得给我交点钱。交多少呢？掐指一算，你这货物值100块钱，我就征5块钱的税，不就是现在的5%吗？
06年王跃文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说“尚需时日话湘商”，正好我在鼓吹湘商、湘商文化，他写这个文章，好像我们俩针锋相对。上个月，《二号首长》的作者黄晓阳和我们一起交流的时候，我开玩笑对王跃文说：“其实你也是湘商文化的创始人。”因为他那篇文章很关键。原来在探讨湘商的时候，更多的是从经济层面、企业层面看，突然一下从文化层面提出来。第二，不仅是从文化层面来提出，而且是一个文化名人提出。可以这样讲，如果你打架的对象都是王胡、都是小D，那你就是个阿Q，是不是？如果你的打架对象是假洋鬼子的话，起码你就是个革命党。所以我说感谢王跃文老师，由于你是一个文化名人，你从文化角度说没有湘商，湖南人没有经商头脑，所以我们才奋起反击，把湘商搞到今天这样子。
刚才讲到曾国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说他没有经济头脑，没有经济思想，他怎么可能弄出一支几十万人的队伍呢？还有左宗棠，左宗棠是最典型的，左宗棠是运用了金融工具来保家卫国。今天，我们讲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么伟大的事业，他是汉武大帝之后对中国的版图贡献最大的汉人。确实，我们后来的版图都是蒙古人、满洲人搞进来的，我们汉人没搞过什么地进来。
他怎么保卫新疆呢？当时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朝廷说钱不够。李鸿章说这个钱首先要用在海防上面，因为鬼子都是从海上来的，从海上一来，一搞就搞到北京了，很危险的。所以要先发展海军，就搞了一个北洋水师。但是，左宗棠说海防重要，塞防更重要。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从北边来了，英国占领印度以后，也从西边过来了。不像海防，鬼子上了岸还得回去，这个李鸿章看得明白。但是左宗棠讲塞防就不同了，如果那边守不住，他就直接夺你的地了，就像俄国人进来以后，就一块一块把我们的地方夺走了。
慈禧太后最后说，海防、塞防都重要，但是没钱，怎么办？左宗棠开创性的做了一件事情，找了一个民营企业老板，叫胡雪岩。胡雪岩是一个开钱庄的徽商，这个徽商跟左宗棠本来就已经有一段合作了。当时，收复新疆需要一千万两银子，结果朝廷说只能拿三百万两，左宗棠再次上呈了折子，慈禧太后被他感动了，怎么办呢，慈禧太后想了半天，“再拿我的脂粉钱给你一百万两”。就是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了一百万。打仗需要一千万，而左宗棠只有四百万，这很像我们修高速路，搞基础设施建设有个30%的本金，剩下的去贷款。
那时候我们中国没有银行，我们只有钱庄，规模太小，也没什么款，要贷款必须找外国人贷。那外国人怎么可能贷款给你去打他呢？贷不到嘛。这个时候，胡雪岩就出来了。通过胡雪岩的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去向西方的大银行贷款。胡雪岩也很会做买卖，贷了款以后，对不起，我的利息加一倍，给你去打仗。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湖南人在政商关系方面是很有套路的，这是非常典型的政商关系。既让胡雪岩在商业上得到利益，又通过你商业的成功来支持我的政治、军事上的事业。左宗棠、胡雪岩这一对应该算是黄金搭档。刚才讲曾国藩，其实湖南人不是没有经济头脑，不是没有经济文化，而是由于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湖南人军事上、政治上的成功，把商业方面的成就给遮蔽了。
四、敢为人先92派：湘商商会的实践
到了我们这一代人下海的时候，媒体在炒我们这一代人叫92派，就是所谓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离开体制的。92派，说是一个派也可以说，为什么？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到今天为止，都是我们的体制吸纳社会精英，都是体制外的人进入体制，但是唯独92年是大规模体制内的有各种各样身份的人，公务员、国企人员离开体制，下海当个体户。
等我们下海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大家首先关注的是全球化，关注的是国际惯例。我们确实当时也没有想到过有没有什么湘商的问题。我从92年下海经商，到了2002年，10年以后，我经常让人猜，说你看我是哪里人，基本上没有任何人猜到我是湖南人。每当我告诉他我是湖南人的时候，我就总看见他们那个眼神一下就亮了。为什么呢？慢慢我才了解到，因为大家一想到湖南人的符号，就是湘军，你们天天是来抢我们的，哪里有湖南人做生意的，哪里有湖南人去赚钱的，湖南人都是分别人的钱的。
确实是个问题，因为我们湖南人已经给人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那就是“革命”。我从他们那个眼神读出了两条。第一条，你湖南人会做生意吗？第二条，你湖南人也沦落到了必须去做生意吗？湖南人完全可以再搞革命。当然这是开玩笑，不能乱讲。
回过头来思考：第一，我们搞了半天全球化，讲了半天国际惯例，我们自己是谁呢？第二，如果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政府把经济权利还给了老百姓、还给了民营企业的话，那么当我们有了经济权利以后，我们通过什么来保护我们的这个权利？就像我们国家说钓鱼岛是中国的，那么好吧，我们就派我们的船去吧。但是那些被砸的无辜的车主们，他们用什么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呢？
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自由的市场和集权的政治之间，已经产生了一大批有自己利益的群体。这个群体怎么保护自己的利益？
我们湖南人先前有个优势在老乡会。我们湖南人走到哪里，都是很自豪、很光荣的，所以到哪个地方湖南人的老乡会都是搞得最好、最团结的。我02年在重庆做企业做得比较成功，老乡们就找到我，70多岁的老人一定要把这个老乡会会长交给我干。老人家经历过抗美援朝，又打过珍宝岛，毛主席接见过两次，他非得把重庆湖南老乡会的会长交给我来做。当时我才38岁多，比较年轻。我说：“那不行，要我当会长可以，但是要注册，得是合法组织。”因为我们都是从体制内出来的，理解这一点。
怎么才能合法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的不是人民的权利，是公民的权利。公民的权利中间有一条“结社自由”，但是你真要去结社、办一个社会组织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玻璃天花板罩在上面，你根本就冲不出去。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组织叫双重管理，必须要有一个主管部门同意以后，你才能够到民政部门登记。最后，我七找八找，找到重庆工商联总商会，当时正好国家试点，就是重庆市和浙江省、贵州省的商会是由民营企业家来当会长。
当时是尹明善当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会长，他是民营老板。他肯定想搞一些新举措，就开始发展异地商会，就是外地在重庆的商会。我正好够条件，第一，因为我本身的身份是商人，不是官员。第二，我这帮老乡会的会员有很多是企业界的人士。所以最后我们正式挂牌的时候就变成了重庆湖南商会。当然，我对老前辈也忠心，说我们是湖南老乡会为体，湖南商会为用，我挂的是商会的牌子，本质上还是老乡会。为什么我要这么讲？第一，确实02、03年的时候，湘商哪里成气候？根本不成气候。第二，我们绝不可以忽视湖南人的党政军学各界的优秀人才。所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当了这个会长，成立了重庆湖南商会。
这算是最早的民间湖南商会。反过来看，这个商会的成立自然也影响了我，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从一个正常逻辑上来讲，国家、政府为什么会支持商会？为什么不支持农会、工会、学生会？当然都有，都是官办的，为什么支持民办商会？确实有道理。因为要招商引资，这是一个平台；第二，所谓“人无恒产必无恒心”，这些有了一点财产的，一定有一个长期的考虑，他不会成为一种造反的力量，反而是一个稳定的力量。我想这些是很重要的原因。
五、湖湘文化的复兴：湘商在路上
社会组织很长一段时间唯一可以注册的，就是商会。而当我搞了商会以后，我就开始认真思考商会的功能、作用，开始思考我们讲湖湘文化，历史上湖南的辉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能否往一个新的方向转型？
06年，我当时第一次邀请全国各地的湖南商会聚会，那时候全国只有7个省有湖南商会，陕西、宁夏、甘肃、重庆、四川、温州、广东，我们还真是7个省的异地商会十几个代表开了会。会上有一个代表是湖南工商联会员部的部长张行力，这个体制内的人比我们还敢讲话一点，他说这个会议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虽然只有这么多代表来参会，但相当于湘商历史上的南湖会议啊。通过这次活动，我发现我们的湖湘子弟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92年以后，一大批受到良好教育的湖湘子弟已经下海，在企业界里面作出了相当的成绩。
06年这次会议我们主动把全国各地的湖南商会联系起来，邀请了湖南省有关部门（当时我邀请了两个部门，一个是工商联，一个是湖南经协办），开了一个湖南异地商会首届协作联谊会，两个部门都派了重要人物来参加。大家形成一个共识，要在一个新的方向上去努力，我归纳的是：由过去军事上的辉煌、政治上的辉煌，进一步开创经济上的辉煌。我们的人才群体，要从湘军、湘政到湘商，三足鼎立，这样我们的湖湘文化才有未来，我们的湖南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正好我们又赶上湖南的一个新政时期，就是张春贤来湖南主政。假设我是一个外来的省委书记来到湖南，我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拍湖南人的马屁，而不是批评湖南不对，批评湖湘文化不好。我们湖南人自己讲自己的缺点，没什么问题，但你外来人不可以讲。所以说他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湘潭韶山拜毛主席。张春贤的高明还表现在哪里呢？他想到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湖湘文化，湖南的文化怎么改变。正好我们在民间的努力，应该说和官方契合，这种契合的结果就是大家看到的，我们从07年开始办首届湘商大会，一而再再而三，连办了五届，今年歇一下气，明年湘商大会就到了株洲了，第六届湘商大会就在株洲召开。
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事实。
第一个，就是湖南商会的组织建设，现在全国各地每个省都有了，每个大的经济中心城市都有了我们的商会，我们联系的会员，原来说是数以万计，现在恐怕要数以十万计了，因为有很多小老板、小企业也加进来了。
第二个，就是湘商中间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比如梁稳根这些年来逐步成长为中国的首富，如果十八大不出意外，可能是第一个民营企业家当选共产党的中央候补委员，当然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事情。共产党顾名思义，就是共别人的产，怎么能把这个私人老板搞到中央委员去呢？但就是搞了，这个没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这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第三，湖南的经济总量连续几年都已经稳居全国前十位了，大家都是看得到的。
还有很多很多的新发展，但是更根本的一点，我觉得我们湖南人对湖湘文化在这个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未来发展，有了共识：这就是我们不再回到过去的军事的、政治的、革命的、暴力的方面，而是从事我们经济方面的创造性的文化建设，这就是我提出来的“湘商文化”。过去我们讲湘军文化、湘政文化，现在我们提出建设湘商文化。
07年我们举办首届湘商大会。09年，我代表湘商参与第二届全国商帮峰会。第一届根本就没请我们去，他们是07年搞了第一届，两年搞一届，09年请我们去了。去了以后，我一看居然把我们正式列入所谓新十大商帮，当时排在第9位。我们说臭老九，排老九就是有文化的意思嘛。排在我们后面的是（四川）川商。
这一系列的湘商的文化与实践，应该说已经在我们湖湘文化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一笔。但是仅仅这样行不行呢？09年我们已经被列入十大商帮，那时候我记得包括王跃文这些文化名人都再不敢说没有湘商了。然而我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再伟大的地域文化，它如果不能够主动地推动整个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那么它的影响力就是有限的，它的未来就是有限的。
六、心忧天下建设公民社会：从社会组织突破
我们现在思考当下中国的问题在哪里，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认识，我的观点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地进行社会建设。如果我们想跳出王朝的循环，跳出革命与暴力的怪圈，那么我们都必须沉下心来进行社会建设。
30年前开始的经济改革，成效不用说了，问题也摆出来了。现在很多问题非常简单地讲，它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我们这种经济发展的唯GDP主义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有很多人开药方，希望一夜之间毕其功于一役，我的看法是，要么太幼稚，要么就是有野心。就像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我们没有这30年的发展，我们经济总量到不了这个样子。刚才徐志频讲了一个数据，实际上是国家统计的数据，我们的城市化率去年开始突破50%，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已经到了城市里面来了，这是官方的数据。
那么，在这个时代，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实际上是社会的转型。我们的经济，已经转型为自由的或者说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是我们说自由的市场经济，它也有可能产生权贵资本主义。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一再提醒这是一种最坏的结果。而这种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我们可以讲至少产生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我们讲的市民。
我们今天讨论公民好像很敏感，其实在英文里面公民和市民是一个词，citizen。这个市民简单的讲就是住在城里的人，他脱离了土地，他不是小农时代的农民，更不是一个农奴，他进入了城市，成为了市民。市民有他的基本要求，最起码他要有自己的财产。如果他没有财产，也没有土地，他没法生存，对不对？所以市民的财产意识是最强烈的。
每个人都要想去赚钱，赚了钱要买房子。买了房子就成为业主，作为业主，你要关注你小区的物业管理，关注你的业委会，行使你作为业主的权力。你再往前一步，假设说你成了企业主，那你就要关注在这个产业链里面生存、发展的保障，你要关注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要对你的收益产生大的干扰。你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希望有一个合适的机制来帮助你共同发展。这些东西都离不开什么呢？离不开社会组织。
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后，很多民营企业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没有人管。其实我们本来就是为了自由来下海的，为什么要有人管呢？有人管了，对不起，你依靠了他，他就要管你，管了你，你就完了，这是三步曲，“靠山就是火山”。我们最要关注的是，市场经济本身使我们每个人关注自身的利益，每个人已经在市场上找到了自己平等的地位。我们去做任何一个买卖，比如我们到菜市场买个小菜，都必须是公平交易，对不对？你不可能说强买强卖，强买强卖是黑社会，那是要打击的。所以，市场经济给你培养了最基本的公平意识、最基本的契约精神。
我经常开玩笑比喻，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谈恋爱，谈了一次恋爱就得结婚，结了婚，那就是一辈子，为什么？没有契约观念。现在不同了，现在的80后一代谈恋爱有契约意识了，结婚前是不是要把房产公证一下？前阵子全国不是讨论这个问题嘛！其实这些东西是应该讨论的。婚姻就是一个契约。80年代很多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为什么？最后发现耗来耗去，耗一辈子耗老了。年轻人有了这种选择，有了这种契约意识，那好，大家在一起过日子，我们这个契约可能是50年，也可能是百年好和，也是有限的。就像我们签任何一个重大的合同一样，就是订立契约。现在的《婚姻法》规定得很好，保护妇女儿童，有过错的那一方要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这跟我们谈生意、谈合同是一样的。
当然，我不主张你们那么冷冰冰地思考问题，但是也不得不这么思考问题。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契约社会，小到你的家庭关系，大到整个国家的权力的行使。比如说议员是我们选出来的，他就是受我们委托，按照他给我们的承诺去当这个议员。假设这个市长是我们选的，他和我们也是一种契约关系，干得不好，对不起，你违反合同了，你得下台。
我们现在确实更多看到的是不好的市场经济。我们仔细想想市场经济最核心的精神，我刚才讲的平等、契约、自由，任何一个契约的达成，一定是自由的方式。这些靠什么来保障呢？法治。没有一个好的法治，这些东西最后都兑不了现，法院不支持你。这个法官如果他吃了原告再吃被告，你还是打不成官司嘛。所以说，市场经济本身的核心理念有它的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在市场经济之后，必然形成的是多元化的社会，就是利益分化，就需要法治、新闻自由来保证等等。
我刚才讲了，普通的市民有生存的需要，业主有业主的权利，老板有老板的权利，雇员有雇员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意识和权利需要。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就是我们讲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很简单，就是对自己的权利的关注，就是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力。
昨天邓飞发了一个微博，我夫人看到了，他说邓飞都哭了，我问为什么，因为邓飞说，他一路上从湘江大道看到起码20多辆车被掀翻了。他作为我们“湘江大讲堂”的开坛者，也是很有责任心，很有影响的一个记者，他正好在长沙开了一个“大病医保”的会，结果没想到在长沙碰到这么一个局面。
反过来想这个问题，按照我刚才讲的最基本的公民意识，来评价这些行为，我们就很简单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人不是公民，做这种事情的人，过去是臣民，后来变成了暴民，为什么？制约他的权力一旦放下来了，他跳出来以后，就变成暴民了。所以昨天，很多朋友在哀悼长沙、西安等等这些沦陷的城市，他们用了“沦陷”这个词，当然有点汉奸的嫌疑，但确实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离公民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从臣民到人民再到公民，那恐怕还得需要非常耐心的建设。而培养公民意识，建设公民社会，最好的平台就是我们的社会组织。我是做商会建设的，所以我们探讨的是“现代商会与公民社会”。
我们每个人从自己身边做起，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环境污染。我们看到最近几次大的事件都是因为环境问题引起的。地方政府只讲GDP的发展，只讲我这一届任期内报表好看，但是不管后面留下来的环境问题，所以什邡事件、启东事件都是由当地老百姓发起的，因为老百姓祖祖辈辈要在这里生存，你为官一任最多两任就走了，我们怎么办？
我们看中国最近的社会事件，从厦门的PX项目、大连的相关事件等等一系列看，这种环境意识的崛起，也是公民意识的崛起，即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权利的诉求，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形成了这些公民的运动。应该说都起到了很好的成果。
去年，汪洋在广东出台了政策，对三类社会组织开放了登记，就是不需要主管部门：一个是商会，是经济类的组织；一类是慈善类的组织，比如李连杰的壹基金在北京搞不下去，就到深圳来注册；还有一类就是环保类的社会组织。
社会建设很具体、很细微，但是我们每个人又无时无刻不在这个社会之中。就像今天长沙来了一个团队，他们主要是“保卫古城墙”。长沙一千多年的古城墙好不容易被发现了，结果又很轻易地被拆除了。我们再过十年看长沙，长沙城的东岸就是一片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那是“欲与麓山试比高”啊。但是我们的市民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平台、没有组织化的力量，去制约政府方方面面的决策。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唤醒了很多和我们一样关注长沙的文化、历史、文脉的一些人的公民心、公益心、公民意识，但同时，我们确实苦于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组织化的平台。那时候我跟他们讲，如果你们没有一个组织起来的平台，那么没关系，我们接着喊下去，一个一个的社会事件，最后肯定汇聚成一个社会运动。一旦形成社会运动之后，自然就会形成社会组织，自然会产生你的纲领、你的领袖，那个时候，我想我们长沙任何一个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首先得咨询一下公民组织这个会不会有影响。现在还没办法，他可以无视你们，或者说虚与委蛇。
社会建设就是从这么一点一滴开始的，很多时候我的朋友讲想搞点政治上的事情，我是坚决反对的，为什么？第一，政治这事，这叫肉食者谋之；第二，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一个踏踏实实的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所有的事情最后都会走向反面。我姑且不论别的，就看昨天这些城市发生的犯罪行为，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发生的事情，最后就走向了反面，只能再一次证明：咱们的人民还没有变成公民，连基本的公民权利都不知道尊重，这是一群暴民，那怎么行呢？
所以，从我的商会实践来看，我认为社会建设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口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建设，这些年正好在国家政策上已经开始放开做。这个放开的标志，一个是在广东率先出台了一个正式文件，一个是国家有关部门特别是民政部门也在思考这些问题，也在出台一系列政策。我想，只有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社会成功地转型，就是我讲的公民社会基本成型，社会有效地多元化地组织起来，我们未来的一切才不是浮云。
公民社会从我做起，从身边开始！
（本文是伍继延先生9月16日在株洲“湘江大讲堂”的演讲整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