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7月，吴宓正当盛年。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时，他已知道“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战争的硝烟已经飘荡在北平上空，国难临近，铁蹄之声逼近了耳畔。很多个夜晚，吴宓在雷电和大雨的交作之中，久久不能成寐。他痛苦地感觉到：“一生之盛时佳期，今已全毕。”
离开北平也许是唯一的选择。这个曾经叱咤讲坛的教授，吴宓对自己的徒然无用感到无奈。1937年8月29日的日记中，他记载：“思古贤之精心盛名之著作，多成于四十与五十岁之间。五十余岁而殁，已可云完。宓拟撰《人生哲学》及长篇小说，命笔无期，而年寿已催，已至古人完成大业之时。况经国难，恐此生淹忽，终于无成，何胜憬忧！”人生之路正在中途，这样饱满的盛年应该是“完成大业”之时，却要被陡然绞断，使他措手不及。日军飞机开始轰炸西苑，夜晚炮声隆隆，窗壁为之震动。吴宓只能拥衾静卧，坐待天命，他说：“我今不敢求死，亦不再怨生。但即毙命于今日，亦欣遵上帝之意旨。”
到大后方去还是留在北平，使他“甚为伤情”，内心里他极想留在北平，继续过闭户读书的生活，“宓意欲在此苟安，闭户读书，余事付之天命”。炮火声中，古都的秋荷鸣蝉越发萦绕心中、挥之不去。从７月“卢沟桥事变”到11月被迫离开北平，他绵密地记下了自己对北平的万般眷恋和“去”与“留”难取舍的矛盾心境。往日无暇顾及的美景此时让他流连忘返、感慨不已。天安门、北海、中海、南海、南北长街的景致，都在他的日记中频频留存，成为他最美的记忆：
西园荷花犹茂，荷叶极香。望西山落日，晚霞青天，美丽犹昔。而观赏几于无人。胜境鞠为荒草，可胜慨叹。（8月10日）
时微雨，宓步行，归姑母宅。过金鳌玉桥，荷花荷叶犹盛。而秋风送爽，山岚叠翠，湖光云影。景美至不可描摹，惜时危耳！（8月26日）
4∶00乘原车，归姑母宅。途中虽见日兵甚多，然青天白云绿树金瓦红墙石路之北平风景，依然美丽不减。且秋雾秋烟，嘘空含翠，荷叶送香，哀蝉曳厉，使宓魂销，对故都更增眷恋。不觉其危，不知其辱矣！（9月5日）
步行，穿天安门而东，归姑母宅。又欣赏北平之美丽景色。（9月7日）
宓独在天安门内外一带散步久久，恣意欣赏青天白云金瓦红墙绿树白石之丽景，值此秋爽，尤觉酣适。……念多年处升平康乐，而辛勤劳作，曾未如意游赏。值兹覆亡危乱之秋，乃宓独闲居北平游目骋怀，亦云奇矣！
宓沿南北长街步行归姑母宅。途中仍恣意欣赏北平故都之壮丽景色，甚觉快适云。（9月18日）
经东单步行而归，“欣赏故都深秋之景色”。（10月1日）
……又欲邀宓至北海游步，宓亦欣为最后之流连眺赏，以大风而止，遂别。（10月6日）
……
在万般不舍之中吴宓度过了他在北平生活的最后三个月。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欣赏景色的时机，与过往做悲苦的告别，至11月4日不得不离开北平南下。颇值玩味的是，直到二十四年之后的1961年回京省亲，也只是匆匆过客而已。人生无常，令人唏嘘。
铺展事业和理想的清华园更是让他极为留恋，在这告别的时刻，他终于意识到：那满池荷花和湖光云影已经是他生命中最不能割去的一部分。坐在面朝荷池的西客厅，听着蝉鸣鸟语，他觉得凉爽静适，宛若仙境。然而，时事危难，战事紧迫，如此佳地美景将会转瞬不再。念此，他深深悔恨自己往日为恋爱奔波而耗费的大好时光，“实为得不偿失，愚蠢之极”。
自1925年，吴宓归国之后重回清华园，服务母校，他已经在北平生活了十二年，这是他人生中最安定和舒适的时期，虽然期间经历了婚变，但是他的写作、教书与编辑生活是稳定而适意的。1925年2月，他筹备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并应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之聘、任研究院主任，请来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位国学导师。国学研究院的创办，成为清华历史上一件盛事。《学衡》杂志也继续在清华刊出，吴宓仍然担任总编辑，并于1928年1月，应天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之聘，兼任《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一职后，吴宓曾兼任过西洋文学系代理主任及国文系主任，后专任西洋文学系教授。在清华，吴宓居住在西客厅，他请黄晦闻题匾“藤影荷声之馆”。面对荷花满池，吴宓迎来了他事业的一个又一个高峰。
清华园曾经带给他那么多“闲暇”的时光。在清华，吴宓沉醉于这种“忙碌的闲人”生活，享受着“思辨”的快乐。“忙碌的闲人”正是希腊语中“学者”一词，因此，在其导师白璧德看来，“闲暇”不是工作，不是懒散，更不是娱乐，而是像古希腊人所说的表达了“心灵的最高瞬间”，是“快乐研究的静谧氛围”，给思考以凝聚，“学者因闲暇得智慧，事物无多自生灵明”。吴宓流连在藤影荷花之畔，不舍的是这份用来“反思”的“闲暇”。也许，离开了清华园，意味着“最后的安静元素”的破灭。他再也找不到一处这样宁静读书的“闲暇”时光了，对“闲暇”的无限不舍让他的南行之路显得格外悲壮。“……清华将在长沙筹备开学，校长欲诸教授往长沙集合云云。宓则决拟留平读书一年，即清华实行开学，亦拟不往”。（9月2日）“《世界日报》载，清华将迁长沙。宓雅不欲往，但又不能不往。宓昨夜回思多年之经历（以六又二分之一年为一段），……前后起伏，悲欢荣枯，百感丛生。后此未知如何。前此之生活似已告结束矣！”（8月2日）
他当时做诗表达心境：“北都又失好山河，隔岁吟酬涕泪多”，“眼前危境同骑虎，梦里韶华悔掷梭”。前瞻后顾，低徊不已。
在清华园，作为教授，吴宓教出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学生；作为编辑，他编出了一生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作为诗人，他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诗作。他在宁静中沉思，慢步于无限“闲暇”中，收获了他的思想和文字。吴宓清楚地知道，生命里注定自己只能是个学者，理想的担当、民族的思虑都只能是以学者的方式来完成，那么，没有“闲暇”来容纳沉思，未来的生命将会怎样来安放？所以，炮声袭来后，他不顾危险，三次出入清华园，每次穿越重重关口回到校园，他都要努力留下来。但是，园中到处物是人非，只闻秋蝉微弱断续之哀鸣而已。有一次，重回校园，他发现“风物凉爽，窗外荷池犹存红花一朵。哀蝉寒蛰，鸣不绝响”。就是在这种凄凉景致中，外面响起的炮声与枪声却从夕至晨未断。离开清华园时，只有校工吴延增为他送行，他痛苦地感叹：“清华学校之结局，不付与校长（曹云祥、罗家伦等），不付与权威赫奕之教务长（张彭春等），不付与养尊处优之教授（吴有训、张奚若等），不付与力强势众之学生（去岁争斗之两派，及昔年驱逐校长之班级，等）。更不付与名高望重、举世同钦之学者（王国维、陈寅恪等），亦不付与亲见其始终，而心伤魂断之诗人（吴宓等），而付与‘服事校工’之吴延增等，换羽移枰，蒿自陨涕。”
1937年11月4日，最后一瞥晨雾缭绕的紫禁城，吴宓赋诗一首《晓发北平》：“十载闲吟住故都，凄寒迷雾上征途”，结束了十余载北平生活。
二
早在1931年，吴宓就对日本铁蹄之下的民族命运极度关注。在有些人看来，面对强敌，文学是软弱无力的，但在他看来，文学恰恰是振奋民族生命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样一个生死存亡时刻，文学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中，他写下了“国难与文学”的系列文章，发出了“道德救国”的宏论。六年过去了，他虽然无奈地感到了自己的声音是那么微弱，但他仍然认为以民族精神抵抗强敌是救国良策，而道德建设是民族精神的前提。他关注着外患侵逼的危难时局，尽最大的努力挥洒着一介书生的意气豪情，发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救国论。
1931年9月28日，“九·一八事变”不久，他发表《民族生命与文学》一文，强调文学职责于国难之重要性：“外患侵逼，吉、辽沦陷，我全国上下，方忍辱负重，励志矢诚，以谋救国，以图御侮，当此之时，而言文学，毋乃太迂！虽然，文学与民族之运命，实有至密切之关系。夫国家民族之盛衰强弱亦如个人在社会中之升沉荣枯。一时之厉害得失不足轻重，要视其根本之培育与永久之趋向为如何。培育得其道，趋向得其正，则今日虽弱，异时必强。侵地可复，条约易改。……孟子曰：人必自侮也，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也，然后人毁之，过必自伐也，然后人伐之。大学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谓欲国家之不亡，民族生命之继续光荣，必须其国中各个人（无分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不肖）悉能精勤淬励，笃志力行悉能深切感知本国之可爱，而愿竭诚尽瘁以爱护之。欲使国中各个人悉成为切实有用之爱国分子，其道多端，而文学实为最直接最有效之一途。所谓培养其根本，端正其趋向，乃文学之职责。”而后他又发表《中华民族在抗敌苦战中所应持之信仰及态度》（1932年2月8日）、《道德救国论》（1932年2月15日）等文章，认为文学与民族命运密切相关。救国、御侮的根本是民族精神的强壮，因而文学担当着对民族精神的根本之培育。“则今日虽弱，异时必强。侵地可复，条约易改”。而民族精神的培育必须从个体的精勤淬励、笃志力行做起。这种个体的修养与历练而文学实为最直接最有效之一途。所谓“培养其根本，端正其趋向，乃文学之职责”（一），文学能晓以真理，发明道德之因果；（二），文学描写历史中或虚构之伟大人物，足为模仿之资；（三），文学具感化之力，造就理想之品格……）。只要文学在个体的身上注入道德的力量，才是整个民族精神的源泉。吴宓还放眼世界，从人类的历史总结出“道德救国论”的这一以人性为基点的基本论题。
1931年10月26日，他为贺麟《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一文所写“编者按”强调：“按此次日本攻占吉、辽，节节进逼。当此国难横来，民族屈辱之际，凡为我中国国民者，无分男女老少，应各憬然知所以自处。百年前之德国，蹂躏于拿破仑铁蹄之下，其时之文人哲士，莫不痛愤警策，惟以个人性情境遇不同，故其态度亦异。而歌德、费希德、黑格尔之行事，壮烈诚挚，犹足发聋振聩，为吾侪之所取法。”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恰恰是对人性为基准的道德的背离，而维护正义不只是勇敢的炮火，还需要以道德为力拳，占领人性的高地，予侵略者以痛击。当时种种救国论犹如不灭的火种，在国内已呈燎原之势。
当1937年炮声在北平响起时，吴宓仍然坚信“道德救国论”：“因张自忠军及石友三保安队等倒戈，我军大败，宋等已于昨夜退走保定。城中已另有政治组织云云。一夕之间，全局尽翻，转喜为悲。不特为实事上之大损失，抑且为道德精神上之大失败。益叹人不能亡我，而我能自亡也！”（1937年7月29日）。但是隆隆炮声使他痛感自己声音的微弱。一边是坚定的信念，一边是手无寸铁的尴尬，国家的道德、国民的素质、军队的溃败、侵略者的坚兵利炮使他对自己和国家的前途都无从把握。他的这份痛彻心肺的无奈也跃然纸上：“每经事变，乃深感且痛恨宓之无德无才，既未尽职国家，亦有负诸友好之人。”
从市区到清华园的车上，他看到“车上坐立皆满。而众议论纷纷，注意小节，或相责难，殊见小人不能出患难之丑态”。他满怀忧虑，乱世之中人的道德理想何去何从。清华提前发给教职员七月份薪金，他对此颇为不满，发出感慨：“计私利，急逃避，此中国人之所能为者耳！”见到“学生纷纷乘自行车（携小包）离校，或以人力车运行李入城。教授亦纷纷以汽车载物送眷入城。校工则退还储金，又将发给两月工资而解散。……传闻日军已南进至清河，前队已驻守清华园车站。不久，或即来校接收，情形甚为忙乱。宓深感清华瓦解之易，与员生之但求自逃，不谋团结维持”，失望与痛苦包围着他。他不断地反思、拷问，像柏拉图一样自问自答：“宓前此求爱办事，虽热烈激急，皆由理想之奔赴，绝不同于一般人之求利纵欲而为之者。自经国难，宓益觉道味浓而世缘衰，不但欲望尽绝，淡泊无营，即爱国忧民之心，亦不敌守真乐道之意。隐居北平城中，而每日所读者，乃为宗教及道德哲学书籍，不及政治时局，非为全身远祸，实以本性如斯，行其所好所乐而已！”在辗转难眠、忧虑痛苦的选择中，对国人面对民族命运的拐点时、在这生死攸关的选择中所暴露出来的道德缺失，吴宓做出无情鞭挞：“少女唱新式艳曲，真靡靡亡国之音。再则所谓相声，即粗恶之市井谈话，而一日唱之至数十遍，曾无片刻休息。……宓留平本欲养静读书，而受此激扰噪，心神不宁，且异常气愤（愤中国人毫无爱国心，与其艺术观念之鄙陋也）。则居此之目的尽失，安乐何在？”
这一时期，他每日心事重重，与友人散步时的话题也都与此相关。1937年7月14日，他和陈寅恪的谈论时局时两人都充满了悲观：“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与友人洪谦散步，也发出同样的议论：“洪谦来，同散步。洪君以国人泄泄沓沓，隐忍苟活，屈辱退让，丝毫不图抵抗，使日本不费力而坐取华北。如斯丧亡，万国腾笑，历史无其先例，且直为西洋人士所不能了解者。故洪君深为愤激痛苦，宓亦具同情。按西洋古者如Troy与Carthage之亡，皆历久苦战，即中国宋、明之亡，争战支持，以及往后图谋恢复之往迹，亦绝异中国今日之情形。中国之科学技术物质经济固不如人，而中国人之道德精神尤为卑下，此乃致命之伤。非于人之精神及行为，全得改良，绝不能望国家民族之不亡。遑言复兴？宓又按真理亦即正情。中国一般人既虚伪，又残酷，洪君深为痛恨，亦由居西洋（德国）久。即今赞同洪君者，其人亦极少也。……”在人文主义者看来，国难之时，文化之亡才是切齿之痛。
吴宓决意南行之时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木匠来，制箱盖。见其人（少年）敦厚而勤敏，既觉中国此等人极可爱，且忆木匠为耶稣基督所操之业也”。离别故都的最后时刻，他怀揣着极度的难舍，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对人性的省察却丝毫也不放松，他的心意可以由此一览无遗。在他眼里，“敦厚而勤敏”的年轻人，有着基督一样的宽爱，也许是这混乱时代中的一粒种子。
三
1937年7月，吴宓在炮火声中不断捧读《顾亭林诗集》，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有他接连不断的阅读记载。如1937年7月23日，他就曾经详记：“清晨独出散步，闻雷声隐隐，初疑为炮声，继乃黑云遮西山，大雨骤至，始信其为雷。过顷雨止。仍读《顾亭林诗集》。”
顾亭林，本名绛，字忠清，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学者。明亡之后改名炎武。清兵入关之后，他的生母何氏遭清军断去右臂，嗣母王氏也在家乡沦陷之时绝食十多天殉国，临终遗命顾亭林：“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受母亲影响，顾亭林也有极高的民族气节，两度组织抗清，而后被祸、入狱，誓不仕清。后半生北游二十余载，誓以一介遗民传输学问，光复民族，晚年客死他乡。
顾亭林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他一生论学都在标举“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八个字：“行己有耻”表明要自爱自重，狷介自守，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博学于文”表明文须有益于天下，求知必须广泛。他说，“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是要开风气，传承民族文化与道德，因此“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梁启超将这句话引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传世名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顾亭林的诗歌大义凛然，集中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就曾经评价：“炎武的爱国思想，多表现在他的诗集里。”顾的诗风格硬朗，内容振奋，表现了他百折不饶的韧性，吴宓曾说：“亭林诗，读之使人奋发。”
吴宓最初研读顾亭林诗是受好友吴芳吉的启发，而后又得到尊师黄晦闻的言传：“宓昔闻碧柳盛称顾亭林诗，至是乃始研读。本年（1935），宓谒黄师，续借讲义，归而抄录。师复为阐述亭林事迹，谓其既绝望于恢复，乃矢志于学术。三百年后，中华民族，由其所教，卒能颠覆异族，成革命自力之业。今外祸日亟，覆亡恐将不免，吾国士子之自待自策当如亭林。是日，师言时，极矜重热诚，宓深感动，觉其甚似耶稣临终告语门弟子‘天地可废，吾言不可废’之情景。”这是他在《空轩诗话》中的记录。在吴宓心中，黄晦闻是近今中国诗学宗师，合诗教、诗学、诗法于一人，兼能创造。黄晦闻晚年在北京大学任教，于1934年讲授并笺注顾亭林诗。1935年1月，黄晦闻突然因病离世，吴宓悲痛之余决定接续老师的工作，研读并批注顾亭林诗。
“卢沟桥事变”之后，吴宓就更是每日捧读《顾亭林诗集》，在炮声隆隆大敌当前的窘境之中，他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读顾亭林诗，恐怕也是在寻找能给自己鼓舞的力量和方向。“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情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如此卑劣，生世亦何益？思及此，但有自杀。别无他途。……”（7月14日）“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种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
心灵无所皈依，家园将要沦陷，吴宓的心头无时无刻不在闪现着这样一个无奈又绝望的抗争方式。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吴宓痛苦彷徨，夜半感慨，时常想到自杀。事实上，他并没有自杀的勇气，但也并不祈求苟活，他知道自己一介书生，面对枪炮百无一用，只有把生命交托给上帝。“……宓个人决不逃避，（一）因知命。（二）因耻逃。（三）因消极而轻生死”。但是，如果活下去，他就要给自己寻找生存的意义，就要为自己的精神生命抗争。1927年王国维自杀，他的死正如陈寅恪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自杀这种绝决的方式来自于现实和理想之冲突无从调和，对理想的坚守会使人从容赴死。因此，此时吴宓感时伤世，了无生趣，徘徊于无奈与决绝之间，并对于世事有所保留。
作家孙犁在《曲终集》曾经感叹：“明末清初，的确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知识分子很难应付得当，非死即降。像钱谦益、吴伟业这些人，是很狼狈的，而顾炎武和归庄却能活下来，是各有各的特殊能力和办法，实在不容易想象了。”顾亭林没有为明朝殉身，他选择的方式是隐忍，而后研究、述学。他写诗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正像孔子所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以精卫填海之志为文化的薪火相传尽毕生之力。
吴宓一定是在顾亭林诗中得到了无数人生启示，他对《顾亭林诗集》的评注就主要集中在1937年7月。他所依据的《顾亭林诗集》是光绪二年湖南书局木刻本两册，于1934年北平东安市场购得，这两册经他评注的诗集被他带在身边辗转几十年，时时翻阅，中间几经磨难。《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终于在他也已作古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抚今追昔，让人叹息。
可以看出，吴宓在阅读和批注《顾亭林诗集》中寻找的自救之力。批注《赠刘教谕永锡》一诗时吴宓就很赞赏“处夷狄之邦，而不失吾中国之道”的人生态度，他说：顾亭林志在万古人伦，而不偷偷于日暮；批注《旅中》一诗，他说：末句乃亡国之痛，异乎其他诗人之但计个人穷通者也；批注《再谒天寿山陵》一诗，他把顾亭林与王静安相提并论，“同一崇敬”……
顾亭林曾经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段话，表明了顾亭林对文化态度，在他看来，国家兴亡只是易姓改号，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而文化沦丧才是致命的，如果道德衰落，文化不存，人人变为禽兽，那就是真正的亡天下。因此，国难迫近之时，《顾亭林诗集》中表现出来这种文化情怀及民族气节，也为吴宓的“文化救国论”提供了有利支撑。批注《述古》一诗时，吴宓把顾亭林尊为后世之师，认为他“所行者非复政治、军事之经营，而为学术文明之传授，故此诗可做亭林之自传评传读也”。他说顾亭林的学与教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以道与器合；二，以理与事合；三，以思想与材料合；四，以志与行合，即理想与实行合；五，学术与政治且与宗教合；六，以“多合，故兼重经史，博综古今，而又守先待后，济世安时”。由此，吴宓认为顾亭林对文化的态度与白璧德学说甚为相似，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是吴宓终身信奉的学说，并视之为救世良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他们共有的“守先待后，济世安时”的理念在文化链条上更加醒目地呈现出来。
（吴宓：《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来源: 《书屋》2012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