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20日，沈从文苦追张兆和获得爱情后结出了第一个“果实”——儿子出生了！这一年，沈从文32岁。他给儿子取名“龙朱”。2011年夏天，77岁的沈龙朱坐在北京城南家中接受采访时，沈从文和他的妻子已经回到湘西凤凰的泥土中，成了泥土中永远的一分子。
我发现，沈家人、张家人，都平和而可亲，不争不事，克己而谦让。他们家族传承的“温和的美”、“自醒的美”、“贫寒中高贵的美”，成了越来越稀缺的东西。
2011年初夏，我开始实践我多年前的一个愿望：听沈从文的儿子来讲讲沈门往事，于是有了《沈从文家事》。
听沈龙朱聊往事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说的故事，有的是我知道的，有的是我隐约知道的，还有更多的细节是我从来不知道的。从细节中，呈现一个更微观的沈从文，恍惚也是命该如此的一个与沈从文的约定。
沈龙朱的讲述，让我明白了一个真正思想者的孤独境地。沈从文在政权易帜后，因郭沫若等人的杯葛而不被信任，倔强的他不愿向组织交心，因此精神陷于崩溃，先后自杀两次。妻子和孩子其实也不理解他，他们只是在他离世数年后，在整理遗作日记时，才逐渐理解了他。
由沈龙朱的讲述，我终于知道了沈从文转向文物研究的心路历程。
他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在多年后由儿子沈龙珠说出来，依然令人震惊。
他死后，把他作为摇钱树的凤凰县，进行了一系列伪民俗建设，彻底断送了人们对“边城”的念想，让热爱沈从文先生故乡的人悲叹不已。
父亲的两次自杀之谜
在北平解放前不久，沈从文去了清华大学，在金岳霖家休养，在梁思成家吃饭。一个对新社会抱了热情的真诚的人，感受不到对自己的包容。从清华大学回到家里，沈从文自杀了两次。
第一次，沈龙朱亲自经历了。他看到消沉的父亲用手反复去触摸插销，觉得不对头：“啊？是要中电的呀！”龙朱顺手把插销拔了就走了。
一两天之后，沈龙朱的舅舅张中和到家里来，沈从文一个人在家，从里面顶着门，中和着急之下破窗而入。一进屋发现：沈从文用很锋利的刀片，把手腕、脖子都割了，血到处都是。家人马上把沈从文送到了医院。沈龙朱记不清有没有缝针，但解决了伤口问题。包扎好伤，沈从文就被送到北郊神经病医院——安贞医院了。
沈龙朱说：
这时候，我们认为他神经不正常了，只要自杀就认为你有神经病的倾向。没有人直接威胁你，虽然外头的政治压力肯定有，并且也确实有恐吓信，后窗还有人往里边看。但父亲总是觉得有人在监视他，有人要逼他，他自己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事实上，我们认为没有人要他怎么样，很容易转变的事情，为什么转变不过来？我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沈从文两次寻短见的时间间隔很短。那怎么没人专门看着他？沈龙朱说：“没有想到他会频繁地做这些事。”
我追问：“那家人没看见父亲情绪有变化？”
沈龙朱说：“反正他那几天一直就很低落，老是唉声叹气的。头一次之后，我们还照样去上学，妈妈也在革命大学上学。第二次之后，妈妈才停下了，不得不回来照顾爸爸了。第一次的时候大家都没在意，没察觉他的严重性。直到他割了手腕才让大家警惕起来。”
沈从文自杀发生在阳光即将普照大地的时候，虽然后来自杀的文人学者很多，但是在新中国即将到来的日子里自杀，这一行动多少让当时的人不能理解。他的朋友们是后来逐渐明白的。沈从文1949年5月30日写道：“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这是一句多么有预见性的话啊！这句话却被那时的人认为是“疯话”！
沈龙朱感觉过去社会太糟糕了，能够改变一下真是太好了。沈龙朱充满热情地去迎接解放，那时的年轻人差不多都一样。他们的情绪从王蒙的《青春万岁》里可以感受得到。
沈从文是过来人，他的思考比大家更超前。但他的观点被朋友、家人视为落后。包括张兆和在内，也不能完全理解沈从文。
沈龙朱说：
我母亲也是希望这个社会变化的，这是很自然的。我父亲其实也是希望社会变化的，他并不是向往国民党，他从来就没有对那个感兴趣过。但他对所有的政治都怀疑，他对政治，对集权，对拿权了以后干什么，整个历史、历代的变化，在政治上争权夺利是个什么东西，他大概理解的看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认为他不能轻易表态。
父亲一个是不轻易表态，一个是他觉得照这样下去，自己做不了什么事情。我本来是写东西的，要这样的话，我就没法写了。这笔没法写了，只好放弃。
沈龙朱说：“当时确实有些吓唬人的东西。因为我们家在中老胡同32号院北大宿舍，后墙外就是小胡同，而后窗是很细的木头格子，就好像现在的铁栅栏一样。夏天开窗的话，外头的声音、东西都能进来。有人就爬上窗子往里头看。而且，父亲确实也收到过恐吓信，不知道是谁写的，我都没看到过这些东西。”
沈从文精神上有很大压力，尤其是郭沫若的文章，沈龙朱说：“那就是先下个定论，那等于先行划到那边去了。”
“在一切作品上我的社会预言大都说中”
沈从文只能以沉默向现实学习，和家里人还比较和谐，落后归落后，他不生气，而是努力适应新的生活。但是他内心的不甘，还是留在了文字里。他说：“看看十年前写的《昆明冬景》，极离奇，在一切作品上我的社会预言大都说中，而一些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弱点极其相互关系，以及在新的发展社会中的种种，我什么都想到说到过，可是自己不意却成了一个冻着了生命活泼性，发展性的知识分子。……我成于思毁于思。思索能力亦因之而毁，真是一种奇事。能够好好地来真正为人民工作多好！能够做的因头受伤而失去思索和用笔能力，根本无什么思想的，在技术上还不能毕业的……各以因缘在那里浪费纸张篇幅，能做最高宣传的笔在手上冻着，什么都无法写。这就是人生。”
1949年11月18日，沈从文像日记一样的文字这样说道：
和孩子们谈了些话。恰如一幕新式《父与子》。两人躺在床上，和我争立场，龙龙还一面哭一面说。
很可爱，初生之犊照例气盛，对事无知而有信，国家如能合理发展，必可为一好公民，替人民作许多事！
这一年，沈龙朱才15岁。他不能理解爸爸的“落后”，力图说服爸爸。因为自己有“信”，而爸爸一定说“思”。这使得15岁的沈龙朱很委屈，很着急，所以辩论还哭着辩论。很多年后，77岁的沈龙朱对我说：
关于父亲，我们总觉得，你看那么多人都因为写了篇文章，马上就解放了——后来才叫解放，以前不叫解放。我们和父亲这样说：“写篇文章从报上登出来这件事，你怎么就那么难呢？”
我们理解很简单，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这就行了。他不说，他告诉我们说：“我不懂政治”。他老是用这个词。
家人，尤其是两个儿子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和沈从文脑子里固有的思想，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两个儿子的行为，让沈从文经受着心灵上的巨大创痛。十三岁的儿子沈虎雏不理解爸爸，沈从文不主张把自己和妈妈的讨论说成“斗争”。
沈龙朱说：“家里头怎么谈得上斗争的问题呢？但那个时候它是有这个问题，教育你的就是这样，即使在家里头也有阶级斗争的问题，也有思想斗争的问题。我们当时受的教育就是这样。”
“库藏实物等着霉烂，我自然说不上什么了”
1953年历史博物馆在东堂子胡同给沈从文分了宿舍。“文革”横祸袭来，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的三间房，不得不把东边的两间腾出来让给一个姓张的工人师傅使用。本来就紧张的房子为什么还要让出去呢？沈龙朱说：
这全是我惹的祸。我戴着帽子，摘了帽子也还是“摘帽右派”。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押着我回去抄家。他们押着我，大家都是骑车去的。回到家里，一边批判，一边到处搜。搜的目的，主要是想搜出点房契、地契之类的东西。实际上，这些东西家里根本就没有。
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历史博物馆的造反派觉得：眼皮底下的“反动派”，自己不去抄家，反而让别的单位的革命派抢到了前面。于是，他们也组织起来，到沈从文家来抄家、造反。历史博物馆的造反派接连抄了六七次家。有些书信就搜走了，大量的书被封存了起来。
历史博物馆造反派认为，像沈从文这样的“反动派”，不应该有好的待遇。这些房子应该让那些受苦的工人阶级来居住。于是，家里只好把两间连在一起的屋子腾出来。这样，就更没有地方搁东西了。
“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到1969年秋天，沈龙朱的母亲被下放到了湖北咸宁干校。67岁的沈从文在张兆和下放两个月之后，也不得不离开北京。向湖北出发前，沈从文给虎雏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你们收到这个信时，有可能我已上咸宁的车了。这是馆中昨日通知决定的。妈妈走时，还比较从容，我们可不免相当忙乱。这时正下午六点，一桌文稿，看来十分难过，虽允为好好保存，我大致已无可望有机会再来清理这一切了。比较难过，即近廿年搞的东西，等于一下完事，事实上有许多部分却是年青人廿卅年搞不上去的。也可能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人搞的。但是库藏中却还有十万八万实物等着霉烂！我自然说不上什么了。
……大致将老死新地。一切看条件去了。
不论环境怎样变化，恶劣也罢，稍好也罢，沈从文最惦记的是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各项研究中，尤其惦记《历代服饰研究》。沈龙朱回忆说：
到丹江口住了有半年，在这当中父亲几次要求回来整他的《服饰史》。包括给我写信，让我当面向王主任提出来他要回北京来搞研究。他亲自给王主任写信，人家不理他，就给我写信，多次让我转信，我就正正经经地交给王主任，王主任说：“他那东西还没有批判呢，现在还搞什么呢？”
我知道这话对父亲会有刺激，但是我还是原话告诉他了。
“我放弃一切个人生活得失上的打算”
想以工作的名义回北京根本没有人搭理，而沈从文颠簸几年之后，身体也明显地更坏了。不得已，他向干校请了病假回到北京，理由是回北京看病。只要不工作，不从事被批判的那些事情，回北京还是可以的。沈从文的要求在干校获得了批准。
1972年8月，张兆和退休了，从干校回到北京。但是东堂子住家实在太小了，没有办法住下。怎么办呢？作家协会给张兆和在小羊宜宾胡同安排了房子。
东堂子与小羊宜宾胡同隔着两里路。小羊宜宾胡同是作家协会的大院。在院里，给了张兆和东房。一大间，一小间。
母亲还没到北京，沈龙朱就先去刷房子、打扫。他认为自己做这些事情是行家里手。小羊宜宾住处，厨房是公用的，大家在外头一起烧饭。
沈龙朱回忆说：
妈妈住在离爸爸两里远的地方，这样她就每天去爸爸那里给爸爸送饭、照顾爸爸。有时候过去给爸爸打扫一下。
后来爸爸一般是晚上过来小羊宜宾吃饭。吃完，带着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再回东堂子胡同。爸爸晚上不在妈妈这里住，因为他晚上要工作。每天晚上提溜着一个小兜，走两里路，也等于是运动了。
家庭生活的温馨不足以温暖72岁的沈从文。按理，一般的退休人员，这个年纪有个和睦安乐的家庭也就够了。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也就不是沈从文了。陈徒手在《人有病，天知否》中写道：“‘文革’渐近尾声，1974年72岁的沈从文找到馆长杨振亚，谈话中流下眼泪。他希望得到最后的帮助，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回来后，激动之中给杨振亚写了长信，……”我不知道《沈从文全集》里怎么没有这封长信。但是陈徒手的文章引用了沈从文的长信。沈从文写道：
因为留在馆中25年，几乎全部生命，都是废寝忘食的用在这样或那样常识积累上面，预备为国家各方面应用，为后来人打个较结实基础，觉得才对得起党对我的教育、信任和鼓励。我放弃一切个人生活得失上的打算，能用个不折不扣的“普通一兵”的工作态度在午门楼上作了十年说明员，就是为了这个面对全国、面对世界的唯一历史博物馆在发展中的需要，特别是早就预见到馆中少壮知识上差距越来越大，才近于独自为战的。
说了这么多之后，沈从文最后说：“……馆长，你明白这个十年，我是用一种什么心情来爱党和国家，你就理解一个72岁的人，和你第一次谈话中流泪的原因了！”
历史博物馆也做过一些努力，比如解决一下房子问题。但是这些努力都不足以解决沈从文的实际困难。1977年8月，为了住房问题，沈从文给邓颖超写了信。在信中详细阐述了周恩来是如何重视《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自己在不断的运动中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我们不知道邓颖超接到这封信了没有，也不知道她此后做了点什么。几个月后，还是为住房问题，沈从文再给统战部长乌兰夫写信，说因为住房紧张正浪费着自己的生命，“对于国家来说，未免太不经济”！
在历史博物馆，可能房子问题终于无法解决，最后不得已，沈从文选择了离开。
1992年，沈从文去世四年后，他的骨灰回到了故乡，一半撒入沱江，一半埋在山上。15年后，2007年5月20日，张兆和的骨灰来到了沈从文身边，两个患难一生的情侣，一个只爱过一个最好年纪的人的沈从文，永远和这个最好年纪的人在一起了。
沈从文的骨灰融为了泥土，那块五彩石上只刻着：“照我思索，可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是沈从文自己的话。把这句话刻在石头上，是全家讨论的结果。
我问：“当时有没有别的选择？考虑过写‘沈从文之墓’吗？”
沈龙朱说：“没有。就没有‘沈从文之墓’这个词，没有这个标牌。后来县里在底下做了个说明性质的东西，说是‘沈从文之墓’。”
张兆和与龙虎兄弟选择了“照我所思”这句话，肯定了沈从文思考的一生，是否也表明了家人对沈从文的理解过程呢？沈龙朱说：“对。我们后来逐渐理解了爸爸，觉得爸爸这个话很重要。他坚持：我不管人家到底认识我到什么程度，我自己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别看我父亲表面软哩咕唧的，但他的性格还是很倔、很犟，非常犟，软硬软硬的，软犟软犟的。有些不想做的事情，他就不做。”
来源: 《凤凰周刊》2012年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