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们在网络上的针锋相对一下子就可以吸引起网友的关注，而如果争论的双方都互有背景，争论人甚至是各主流媒体的“台柱”，那就更容易被舆论升级为媒体之间的对弈了。

在钓鱼岛事件逐渐升温的时候，国内的诸多媒体纷纷发表社评，一方面谴责日方的无耻行径，一方面也在向国民宣扬理性爱国。在理性爱国方面，如何“理性”、如何“爱国”、行为如何界定，逐渐成为意见领袖们争论、热议的话题。

9月16日上午，《新民周刊》的首席记者杨江微博称：“环球时报连日来社评逐日失控，不断鼓吹极端民主主义情绪，我看他们泼妇骂街式的评论，分明已赤膊上身恨不能立马与日本开战，这样的舆论引导对国家与人民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中国青年报》的曹林对微博进行了转发，并评论说“此次暴行的失控，环球时报的蛊惑要负一定的责任。”《环球时报》的王文在微博上回应“谢谢您几位抬举，我们几位编辑何德何能，要对全国之事负责。您几位那么有名，天天呼吁理性，怎么不对没培养出社会理性负责呢?青年报怎么没有管好中国青年呢?”

网络上的这样的场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也不是最火热的一次，相比某些明星的八卦消息或者某些高官的腐败暴露，这样的媒体人争论并不那么博眼球。但是与以往的热炒话题含义不同，这争论在一方面恰恰代表了我国一些主流媒体人的新闻态度和应对质疑声音的能力。

在媒体发声的过程中，各自的社论通常是主要工具，社论的基调代表了该媒体在此事件上的态度。既然是态度表达，就有不被同意的可能，这种“不同意”声音的出现，是可喜的，因为它体现了言论自由与思想进步;但对于有些媒体人，它却是刺耳的、无法接受的。

媒体人是最了解言论自由为何物的职业。每个成功的媒体人，都有自己的新闻理想。无论这种理想是传播最真的事实，还是开启最广的民智，这一切都以言论自由为核心。没有言论自由的新闻业，只是一个虚假的小丑。

新闻业的发展是从最初的懵懂摸索，到中期的混沌争鸣，最终一定会回归中庸客观。

在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开这个百家争鸣的阶段。当社会逐渐开放，民智逐步开启的时候，民众不再会只满足从始至终的一个声音围绕在耳边。社会的多元性开阔了人们思想的疆域，有了更多的思想存在，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大的表达欲望。平常人即是如此，新闻业的媒体人们更是有这样的表达诉求。这种不同思想的碰撞，在内容上会产生更大的价值，同样它们也是各个媒体在新闻业竞争的手腕。

在美国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就曾经出现过更加白热化的竞争。1895年，已成为新闻报业的巨头——普利策手下的《世界报》和另一个巨头赫斯特的《日报》竞争激烈，双方的编辑像肉搏一样拼的你死我活。《世界报》常常剽窃《日报》的新闻，所以赫斯特的《日报》设计了一条虚假新闻发布，结果普利策的《世界报》果然上当，剽窃了假新闻，中了赫斯特的圈套，失掉了大量读者的信任。

当时正值美国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紧张，也正是美国媒体业的发展黄金期，为了争夺最先话语权、为了“新闻效果”，两家媒体便开始煽动群众，甚至都发表了伪造的军部电报。在这样轰动新闻的震撼下，两家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强大的舆论力量甚至推动了国会宣战。

尽管普利策曾经提出“媒体应该像绅士一样”，但是在那种媒体人的狂热与自负下，保持理智并有风度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新闻业的社会监督功能，使它顶着一个金色的皇冠，记者这一职业也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这样一来，就让公众觉得它是一个天然正确的社会角色。可是这种天然正确，并不完全可靠，这需要有良知的人和有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

如此回看16日的争论，无论是时代背景还是争论的论点，都与1895年的美国新闻业的血雨腥风颇为相似。在国家大事件的震动下，媒体有了更多可以挖掘的素材，所谓“江山不幸诗家兴”。各自媒体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除了说“自己好”以外，慢慢学会了说“别人不好”。

有了先例在前，我们的媒体应该有所收获。说“别人不好”是可以的，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在哪方面表达观点的对立，才是合情合理的。在不同价值观、世界观的影响下，丰富的观点说明了我们言论的多元化。新闻业正是这样一个有着表达观点功用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人都可以站在箱子上高谈阔论，听众可以选择喜欢的言论听下去，但不能让不喜欢的言论噤声。这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

动辄将意见向左的人定义为无德无能，这并不是说“别人不好”的明智选择。社会需要的是有信息含量的思想，是能让民众看清事实的思想，更需要能提升民智的思想。这种思想不是通过人身攻击来实现的，而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秩序的发言。在上半年的韩方之争时，曾有激进的网友向方舟子“索命”，媒体纷纷对此表示谴责，而在如今这个狂躁的事件中，媒体人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国新闻业的发展，必定会经历一个复杂的青春期，这个青春期即将带来的是混战还是争鸣，恐怕是每个媒体人都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