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阿尔兰•梅里克塞托夫 [美]亚历山大•潘佐夫 著 * 姚显 译 来源：《冷战国际史研究》2006.1
中国、西方和俄国历史学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阶段持有相同的看法，即这一时期可以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所谓的“新民主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1949—1953年)，与“根据苏联路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3—1958年)。这一分期意味着直到1953以前，毛泽东和毛主义者尽可能地实施他们自己截然不同于苏联的策略和战略。毛等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考虑到这一事实：中国比俄国要落后得多，因此还没有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中国斯大林化的过程—实行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政治、社会和经济转化模式—开始于l姗年的某个时刻。一些学者认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迅速结束是“始料不及的”。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指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人“为什么恰恰”在l卿年选择了斯大林模式。
乍看起来，这种看法似乎符合历史事实。的确，中国共产党在获得政权时并不是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的旗帜。中共用来吸引中国人的是民族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在l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和1937—1949年被称为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共在与其历史宿敌国民党的斗争中，放弃了它的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形象。它并不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更希望按照中国总统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路线：民族、民主和民生(后者包括了各种有益于人民大多数的社会和经济计划)来进行社会改革。共产党对孙中山的理念进行了自由主义式的解释，许诺在严格的国家控制之下保证私人所有权、刺激国民私营商业、保护国内市场和吸引外国投资，降低税率、发展多党体系，组织联合政府，以及维持民主自由。
正如毛泽东所宣称的那样，这种“新民主主义”学说与“西方的旧民主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毛在1939年12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写成的小册子《论新民主主义》中提出了这一新路线。他又在随后的一系列著作中和他在l例5年中共七大上的著名讲话(论联合政府》中，继续发展了这一路线。
共产党人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十分依赖中国的民主传统。如果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许多因素的激发下，中国政治文化发生了实质性的革新。这些因素包括了1911—1912年反君主制的辛亥革命的胜利，1912年1月1日宣布建立中华民国，1912年颁布宪法，第一次议会选举和议会辩论，反对孙中山继任者袁世凯及其恢复帝制计划的斗争，1924—1927年第一次联合战线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联合与竞争，学生和工人运动，以及最后宣布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1915年新文化运动、1919年反帝国主义的五四运动、1918一1922年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和1935年反日的一二•九运动，则加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倾向。许多知识分子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中非常活跃，成为中国人口中积极拥护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部分。
在尖锐的对立中，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将孙中山的思想解释为强硬的国家主义。他认为必须要采取以下措施：对经济和私有权进行国家控制，发展农业的集体化，加强国民党政治独裁，铲除异己。这些观点使得国民党极大地疏远了自由主义者，并最终发现自己陷于孤立状态。
中国共产党设法利用了这种状况。它联合了所有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力量，在国内战争期间将国民党彻底击败，并于1949年年底夺取了中国大陆。l949年9月30日，共产党人组织了一个多党联合政府，10月1日毛泽东宜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三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旧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毫无疑问，中国与苏联及其卫星国保持了非常友好的关系，而积极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并在1950—l953年朝鲜战争期间与联合国军队作战。但是在这一时期同样真实的是，至少在形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复制斯大林式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斯大林式模式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进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投巨资于国防，消除私有权，对农民进行集体化，并对公民的政治和智力生活实行僵硬的一党控制。中国共产党官方在1953年宣布开始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而到1958年年底的大跃进时已经成功地将中国斯大林化。
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斯大林化问题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简单。在苏联和中国发现的重要档案文件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解释。
一、斯大林、毛泽东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根据已有的文件，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绝没有与斯大林领导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过程发生冲突。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与共产国际的“人民民主”整体转向是完全一致的。
共产国际的这个转向发生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和之后。此时斯大林开始预见到纳粹是苏联面临的现实威胁。斯大林的这种预见是他改变共产国际策略的主要原因，因为他试图在民主国家中寻找盟友。不用说，在斯大林自己打的算盘中，他并没有放弃要实现共产主义者统治世界的战略目标。他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在本质上仅仅是想欺骗西方。在二战期间，斯大林甚至解散了共产国际。根据南斯拉夫驻共产国际代表米洛凡•吉拉斯的回忆，解散共产国际的想法首先是在“巴尔干国家正在与苏联联合起来”的时候，也就是l洲0年左右被提出来的。斯大林自己也在1944年透露了这一点：“共产国际的环境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共产国际正在偏离自己的方向—内部不合变得越来越严重。”斯大林所谓的“人民民主”其基础就是欺骗，他在与他关系亲密的布尔什维克同志进行私人谈话时从不掩饰这一点。吉拉斯回忆到：
他所提出的建议在实质上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不应当“害怕”英国。他的意思是，为了不让他们觉察到南斯拉夫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或者正在被共产党人努力控制，我们应当避免任何打草惊蛇的举动。斯大林愤怒地说：“你们为什么要在帽子上戴上红星？这种形式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收获。你们竟要红星。天哪，红星根本不必要。”
这种政策也极大地方便了共产主义者在战后对他们的国家进行统治。共产主义组织作为民族“民主主义”政党，它所具有的能力使得它很可能统治一个由各种民族主义力量组成的、相对广泛的联盟。毕竟，斯大林只能从苏联卫星国的胜利中获得好处。
斯大林在寻求胜利的同时也非常谨慎地考虑了其后果。作为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斯大林不得不对将要出现新的共产主义权力中心而感到担心。一个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或者更有可能的共产主义中国，都可以通过专制的方式来实现苏联式的经济快速现代化。这也许会对斯大林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的统治构成挑战。斯大林将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者的野心限定在其国内革命的“民主主义”任务上，使他们和他们的政策听令于自己。
斯大林一直坚定地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农民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看法可能加重了斯大林对出现一个强大中国的担心。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兴起于农村，这看起来违背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自己关于工人阶级“历史角色”的思想。毛泽东从来没有去过莫斯科，斯大林对其知之甚少。而克里姆林宫从中共党内外通风报信者那里不断收到的信件，都将毛谴责为“反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些通报者之一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前领导人王明，他也是反对毛泽东的人中最咄咄逼人的一个。1943—1945年间，王明通过苏联驻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阿洛夫和弗拉迪米洛夫向斯大林通风报信。弗拉迪米洛夫也向莫斯科报告了中共领导人一些让斯大林不满的特点。因此毫不奇怪，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曾将毛称为“一个原始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不能低估斯大林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持的教条方式。斯大林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快慢依赖于一个共产主义者建立了统治的国家的社会一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速度，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将不得不经历一个更长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类似于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虽然斯大林和他的同盟者在实践上要比在理论上激进得多，但在进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说教时，他们仍然狂热地奉行那种类似于圣礼般的教条宗教仪式。
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反法西斯联盟这个决定了斯大林发生转变的第一个因素已不再存在。而共产主义者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中控制了许多国家，也使得第二个因素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为共产主义者不需要为了方便进行他们的革命而扮演民族“民主主义”党派的角色。但是，斯大林对出现多极化共产主义世界的担心和对理论教条的坚持，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他对毛泽东的怀疑也是同样，特别是在1948年“铁托震荡”之后，即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铁托(肠加)(他被莫斯科认为是与苏联最亲密的苏联卫星国的领导人之一，但却出乎意料地显示了莱鹜不驯)与斯大林发生决裂。“铁托事件”发生后不久，斯大林在和他的密友进行的私下谈话中，对可能来自中国的新威胁感到担心：“毛泽东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有一些很特别的农民观点，他看起来害怕工人，并使他的军队脱离城市人口。”
从1945年到l949年间，斯大林在他的地缘政治战略中不得不考虑新出现的美国核垄断。由于苏联还不能做好准备来对似乎非常可能的美国核打击进行反击，因此斯大林不得不竭尽全力不激怒华盛顿。大国之间1945年2月在雅尔塔达成的秘密协定和苏联与中国国民党1945年8月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也限制了斯大林的主动权。这两个条约因为国民党政府在远东的经济、政治和边界问题上向莫斯科做出了让步而有利于苏联。毫无疑问，斯大林并不想为了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危害这些利益。因此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斯大林就表露出他对中共夺取政权的疑虑。1945年秋，斯大林甚至建议毛泽东与蒋介石“达成暂时的妥协”。但是当毛泽东向他保证中共将会与各种困难做斗争时，斯大林迅速地改变了这一“偏差”。直到苏联在1949年8月研制成功了原子弹之前，斯大林对中国内战所采取的政策一直十分谨慎。
上述这些因素，不仅导致了苏联对待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采取了非常克制的方式，也影响了中共。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开始提出“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时候，恰恰是在斯大林提出解散共产国际想法的时候。为何如此巧合？很明显这不是巧合。毛也许对斯大林“也没有什么好感”，但是他非常明白他要在中国的斗争中取得成功，就必须得到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支持。因此，他必须非常忠于斯大林，特别是在他知道斯大林的多疑本性之后。比如说，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在1948年8月28日毛就他访问苏联时将可能讨论的各种问题而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宣称：“为了使我们的政治路线完全与苏联的路线相一致，我们将达成协议。”而在1944年毛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打交道时，斯大林每隔一段时间总要给毛泽东很真实的共产主义热情降温。看起来奇怪的是，在为“新民主主义”进行的正式斗争中，如档案显示的，毛泽东比斯大林还要僵硬。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所持的态度是不情愿的或者是否定的，他只不过为了抚慰莫斯科的领导人而继续这一政治路线。
是斯大林，而不是毛泽东，力图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与布尔什维克政党相去甚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莫斯科一直拒绝接待共产党领导人。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不断表示希望与斯大林会面，但是斯大林并不想与之会面，也不想因此而给西方以口实说毛是“苏联的代理人”。相反，在1949年1月，斯大林秘密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前往中共在河北西柏坡的司令部，负责讨论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未来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本质将是怎样的问题。毛泽东在l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谈到了这一问题：“在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阶段，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例子，除了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当离开政治舞台，这将极大地加强中国革命。”这一点很明显与毛泽东自己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的说法相冲突，也与以在中国创造多党体系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相反。
斯大林在1948年4月20日的一份电报中做了如下回应：
我们并不同意这一看法。我们认为，代表中国人民中的中间阶层、并反对国民党集团的各种反对党将要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为了反对中国的反动力童和帝国主义力童，中共将不得不加入到他们中间以寻求合作，但要对他们进行控制，比如要在其中起到领导作用。中国人民民主政府非常可能不得不吸纳这些政党的一些代表，而且也不得不为了扩大该政府在人民中的基袖和孤立帝国主义者及其国民党代理人而宣布自己是一个联合政府。必须要记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全国胜利之后，在此胜利之后紧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政府在其政策方面必须是一个民族革命一民主政府，而不是一个共产党政府。这一阶段的长短现在还很难决定。
斯大林随后又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
(这)意味着现在不实行对所有土地进行公有化、废除土地私有权、没收所有从小到大的工商资本家的财产、没收不仅属于大土地所有者而且也属于浏刘雇工的中小所有者的土地。这些改革只能留待以后。
毛泽东看起来好像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在他1948年4月26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对中共领导人的“左倾倾向”承担了责任，并告诉斯大林，这些倾向“已经被彻底地改正了”。
但早在1948年9月，毛泽东就尝试修改中共的政治路线。他当时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坚持即使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也要在中国经济中占据领导地位。他认为在革命之后，共产主义国家应当没收国民党官员的所谓官僚资本，并对所有其他大型工业、商业和银行企业实行公有化，然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看起来中共政治局委员们都支持这一观点。排名第二的刘少奇甚至对此做了进一步描述，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但同时刘少奇也提到，共产党不能过早地采取迈向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
米高扬在l949年l月到2月与毛泽东会面期间，再次向中共领导人清楚说明了苏联的立场。毛泽东正式确认他接受苏联的立场，但因为预见了中共在和国民党斗争最终肯定能获得胜利，毛泽东很快又尝试回到他原来激进主义前提上去。在考虑中共于1948—1949年间获得军事和政治胜利后中国情况会怎样时，毛泽东再一次倾向于放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他之所以准备这样去做，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加快革命的进程，并超越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所具有的局限性。非常典型的是，毛在l949年3月中共中央的二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几乎完全避免提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词，而是代之以“人民民主革命”。二中全会的决议说明，这两个词在毛那里是有差别的。该决议认为，东欧国家在所谓“人民或人民民主”时期，“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自由贸易和竞争的存在与发展……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约束”。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概念则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民主。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完全从当时毛的讲话和文章中消失了。毛泽东在l949年6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新文章，也被冠名以(论人民民主专政》。
斯大林再次对此进行了干预。在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中国领导人对莫斯科的访问期间，斯大林与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私人谈话，其中特别谈到了这一点。在这些谈话中，斯大林强调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考虑民族资产阶级”。而对西方世界，他要求毛软化其严酷立场，指出“你们(中国人)不必要和英国发生冲突……关键是不要突袭、不要冲突”。毛不得不再次向斯大林保证，将“尽可能”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企业。
斯大林的这些策略被苏联传媒和绝大多数苏联社会学家，特别是汉学家，非常技巧地加以掩饰。斯大林的这些策略最后帮助中共建立了专政。但是，中共以创造新民主主义为目标的路线事实上却是中国开始斯大林化的内在一部分。
二、“新民主主义”的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一步斯大林化，也就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却受制于若干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大林的对华政策是不确定的。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斯大林认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中国是将会威胁到他的统治，这一点似乎主导了斯大林的思想。在莫斯科举行的两国领导人会面期间，根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的记述，毛泽东自己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了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因为斯大林自己对这一主义的表达“比俄罗斯人民自己还要强烈得多”。
斯大林对中国同志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政策，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秘密。例如，斯大林并不想与新中国签订一项正式条约，因为他很满意与国民党已经签订的条约。而在与国民党签订条约时一起签订的特别协议，则给予苏联在中国东北旅顺军港驻军、管理大连港和共同拥有长春铁路30年等诸多特权。斯大林只有在1950年l月初获得消息说英国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他才改变了立场，于该年2月14日与中国签订了一项新条约。
中苏正式条约签订带给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喜悦很快就消失了，这是因为斯大林一直急切地要控制毛泽东的政策和新中国的经济。在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前夕，两国代表所达成的一系列秘密附加协定揭示了斯大林的真实意图。
这些秘密协定中的第一个协定同意俄罗斯人—不包括非俄罗斯的其他外国人—继续保有其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特权。斯大林甚至想和中国这些边疆地区单独签订贸易协定。这样做将会加强苏联的控制，但这一想法遭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强烈反对。根据另外两个协定建立的四个合资企业将为苏联剥削中国的经济资源。而新的中长铁路协定作为中苏条约的补充，则更使中国人感到沮丧。
斯大林对中国事务干涉越多，他的欲望就越大，他对毛的怀疑也相应增多。他很难掩盖对毛的不信任。赫鲁晓夫后来回忆到，斯大林在和毛会谈后以相当不欣赏的口气讲到毛。赫鲁晓夫写道，“斯大林在谈到毛时，让人感觉他是在说某种自大傲慢的人”。斯大林甚至曾经公开向毛挑衅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尽管毛泽东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却有民族主义的情绪。”斯大林还说在中国有出现“中国铁托”的危险。而毛则只用一句话来回答斯大林：“这里所说的与事实不符。”但是为了尝试打消斯大林的疑虑，毛要求斯大林派遣一位“苏联同志”去检查和编辑毛的著作。他的真实含意是让斯大林信任的某个人来亲眼看看中国是否在真正地实践马克思主义。毛后来不止一次地说，只有在中国军队介人朝鲜战争之后，也就是1950年10月19日之后，斯大林才最后将“半心半意的铁托这个标签”从毛的头上移开，并开始相信“中国共产主义者并不倾向于美国人，中国革命不是‘民族共产主义’”。但是这一看法也许并不真实。斯大林1951年派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苏联专家尤金到中国来审查毛泽东。尤金回去之后，斯大林当着几位政治局成员的面问他：“好的，他们到底怎样？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斯大林特别强调了最后一个词儿)尤金理所当然的回答道：“是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根据尤金的说法，克里姆林宫的老板斯大林总结道：“很好！我们可以安静一下了。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已经自己成熟起来。”
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了许多斯大林对他不信任的例子。与斯大林的霸权主义与教条态度交织在一起，斯大林的不信任使得莫斯科的领导人为了减缓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限制了对中国的援助。当然，即使斯大林真的想向中国提供大规模援助，苏联的战后经济情况也很可能不允许斯大林这样做。但是，所有已有档案资料都证明，是政治动机而不是经济动机，使得斯大林决定限制对中国的援助。斯大林这样做仅仅是不想让中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根据前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康斯坦丁•科瓦利的回忆，斯大林在和周恩来谈判时就很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在1952年8月到9月间举行的双方谈判中，当周恩来建议“你们要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而我们也会帮助你们建设一个共产主义苏联”时，斯大林并不支持周恩来的建议。
斯大林也不支持中国要在l951—1953年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这不现实。1950年2月14日两国协定所规定的苏联对中国的财政援助，仅仅是年利率为l%优惠利率的3亿美元的5年贷款。这笔贷款的确是毛自己在西柏坡与米高扬的会谈时要求的。毛认为“现在和将来几年借的少要比借的多好”。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斯大林为了己方的利益也并没有提供更多贷款。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不得不使用苏联贷款来购买苏联的军事装备，这种贷款的使用方式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公正的，因为这笔贷款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国内经济问题，而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人认为他们是在履行他们的“国际义务”。
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的l953年3月初，苏联政府只正式同意帮助中国建设和重建中国设计的147项企业中的团项，而且并不急于实施这些协议。这些计划的执行陷人了官僚机构之间的互相推诱之中。事实上，斯大林拒绝了中国提出的所有要增加苏联援助的请求，坚持要求中共领导人不要加快他们的现代化。l952年9月3日斯大林在与周恩来举行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中国的1953—1957年五年计划草案。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急切地将年工业增长率定到20%，斯大林并不满意。他不能接受这一增长速度，因为根据官方统计，苏联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增长率只达到了18.6%。斯大林建议周恩来将中国的增长率降低到15%，只同意将年增长率即%作为保留上限。1953年2月初，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马克西姆•萨布罗夫将苏联专家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转达给李富春，后者作为中国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在莫斯科参与同苏联的经济谈判(为了这次谈判，李从1952年8月到1953年6月这10个月中一直留在莫斯科)。萨布罗夫按照斯大林的考虑，建议中国同志将工业年增长率降到13.6%—15%之间。中国政府被迫接受了这一点，并由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和高岗在2月23日将这一决定通知李富春。最后，中国将一五计划的工业年增长率定为14.7%。
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期间，斯大林与作为中国政治局成员和毛泽东的副手的刘少奇举行了会谈。莫斯科再次表现出它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所持的谨慎态度。当时，斯大林坚定地反对中国在10到15年的时间内实现农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想法。这一想法是在刘少奇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前一个月，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并由刘少奇在向斯大林汇报中共中央当前政策时提交给斯大林。根据苏联大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的日志记录，1953年11月初刘少奇向他回忆说，“斯大林同志建议他不要急于建立农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因为中国的现状要比苏联集体化时期的情况要好得多。”刘少奇将斯大林的意见传回了北京。
但是，毛泽东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盲目听从斯大林的建议。l949—1953年间，毛竭尽全力加速中国的斯大林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虽然国民党残余部队被驱逐到台湾，但国内战争仍在继续。与此同时，1950年之后，共产党人忙于在各地建立地方政权。由于农民仍然很消极，共产党领导人派遣了专门的党员积极分子工作队到农村去。这些工作队人数每年约有30万人，他们负责建立农民协会，配置新的权力精英，并严厉地打击“地主”和“富农”。司法程序被简化了的群众公审在许多村庄举行，其结果往往是死刑。成千上万的人被处死或者送到劳动营。无论共产党官方宣布的政策是什么，事实是中国富农的数量急剧下降。农村的权力和事实上的经济特权被转移到了共产党精英的手中。
城市的富人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l951年12月，中共发动了严厉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反对官僚腐败的三反运动和反对私营商业的五反运动。紧接着这些运动的是很多公审大会。
知识分子也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目标。1951年在中共的发动下，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以对电影《武训传》的争论为借口，一个学术争论很快就变成一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意识形态讨伐。之后又发起了思想改造运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作为这种运动的第一个，展现了中国意识形态的恐怖模式，而这种模式又将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扮演不样的角色。根据一些估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中，有超过400万“反革命分子”被处死。
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并不是所有中国领导人都接受毛制定的政治路线。一些中共高层对新民主主义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是刘少奇。根据苏共驻中共中央代表伊万•科瓦廖夫的回忆，我们知道早在l洲9年，斯大林就从中共政治局委员、东北区主席高岗那里得到了关于刘少奇的机密信息。高岗指责刘少奇是“右倾主义叛徒”，“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评价过高”。但是斯大林却拒绝了高岗的揭发，并在1949年12月底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将高岗的汇报交给了毛。科瓦廖夫是从参加了这次会谈的毛的私人翻译师哲那里知道这些的。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这一举动是斯大林对中共中央“不信任和怀疑”的表现。但是斯大林这样做或许是有其他原因。首先，他也许真的不相信这些指责的真实性。高岗过去曾向斯大林提供过太多这类对中共领导人指责的信息，以至于高岗这些信息的准确性非常值得怀疑。曾被高岗揭发过的中共领导人除了刘少奇之外，还有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例如，1949年7月底，高岗通过科瓦廖夫告诉了斯大林，毛泽东及其在中共的盟友有反苏联和“右倾—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斯大林似乎将高岗的所有揭发都看成是中共党内斗争的表现，因此并不重视。
第二，从1949年夏开始，斯大林开始对高岗非常不满意。这是因为在一次斯大林与由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高岗的一些行动被斯大林认为是非常愚蠢的。很明显地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极度忠诚，高岗在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面前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建议，要求将中国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共和国。斯大林非常恼怒地打断了高岗，并称他为“张作霖同志”。
第三，如果斯大林相信高岗的揭发，那么刘少奇是“叛徒”这一点对斯大林“遏制”毛泽东激进主义的政策有利。
但是，高岗的担心并不是毫无根据。中共领导层内部并不完全一致。和毛相反，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当时仍然毫无顾忌地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概念。例如，刘少奇和周恩来就讲到“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建设”和“文艺中的新民主主义倾向”。在毛对新民主主义做了激进主义的解释之后，这些领导人在当时就形成了的毛的反对派。
因此，这一时期中共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民主方式已被写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和其他文件中，而这些文件则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发展。政治协商会议由中共于l949年9月召开。许多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群体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种类型的组织在1946年就已经出现，被中国人视为新政权的传统民主组织形式。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一个联合阵线组织行使了立宪会议的权力。正是作为政协会议的代表，中共才建立了其新统治机构。共产党代表政协会议接受了《共同纲领》，使得《共同纲领》成为宪法。该纲领宜布了各种民主权利，但是却强调中共的领导地位。该纲领建立了一个多党体系，使得8个承认共产党领导地位的非共产主义政党获得了合法地位。该纲领还鼓励私有权，支持民族企业家，发布利于劳资双方的法令。该文件还制定了中国民主发展的路线。《共同纲领》绕开了社会主义转变这一想法，甚至都未使用“社会主义”一词。1950年6月28日政府通过的《土地改革法》似乎是根据“新民主主义”精神指定的。新政权1950年通过一部新婚姻法赋予妇女权力，并提请人们注意妇女的平等地位。
从1949年到1953年，不仅刘少奇和周恩来，还有陈云、邓小平、董必武以及其他一些中共领导成员，都在与共产党员积极分子的非正式谈话中表达了他们对新民主主义较为稳妥的看法。这些领导人在反对毛泽东时利用了斯大林的权威，即斯大林要求中国不要急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建议。无论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如何，他的这种政治支持对于中国“稳妥派”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的这种帮助使得‘稳妥派’们的实践有了坚实的基础。斯大林的态度还对“激进主义者”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们不得不考虑“老大哥”的观点。
在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图景的解释方面，毛泽东和他的反对者们并没有不同，他们的分歧在于他们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一点看法不同。有这样几个例子。1951年春，山西省领导人提议加快农村合作化。但是刘少奇不仅仅将这些提议指责为卖弄味头，甚至准备了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一份文件，将这个省领导人的固执己见批评为“错误的、危险的和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想法”。但是毛泽东却起来保护地方积极分子，并在两个月后否定了刘少奇的文件。1952年12月，由周恩来召开了一次政务会议，讨论并批准了由财政部长薄一波拟定的新税制大纲。这个新税制和旧税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将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税收划一。这使得国有和合作企业丧失了在税收方面上的优惠，从而为私营经济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竞争环境。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规在最后实施时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批准，毛也没有见到该法规的文本。此后不久，毛泽东在1953年1月15日非常生气地给政府领导人(国家政务院)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政府会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毛认为新税制是一个错误，并以此为借口展开了一场猛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来反对“稳妥派”和任何反对毛泽东激进政策的人。
到1953年夏天，这场运动变得异常激烈，并在6月14日到8月12日北京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达到顶峰。刘少奇、邓小平和薄一波被迫进行了自我批评。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因此，毛将他的观点强加于共产党之上。“沿着苏联路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式开始。
三、通向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之死，影响了那些决定了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取得胜利的条件的发展变化。在毛泽东的眼里，斯大林应该一直被视为是中国在经济建设上面对的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对手，此外还是毛自己力图加速革命转化—也就是将中国最大程度和全面地斯大林化—的挡路石。现在毛变得自由得多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就苏联提供经济援助这一问题，周恩来在与苏联新领导人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举行的谈判中取得了胜利。这些谈判的第一个结果就是1953年3月21日中苏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和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与重建电站的协定。之后5月15日双方又达成协议，规定苏联在1959年年底之前将向中国提供建设91项大型工业项目所需的技术和全套设备。此外，这些谈判还加快了苏联对已经答应建设的其他50项工厂的建设工作。
三月谈判标志着苏联极大地改变了它对待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式。很难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苏联新领导人如此剧烈地改变了斯大林的谨慎政策。苏联新领导人之所以努力寻求毛对苏联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支持，可能是因为害怕毛利用局势并摆脱苏联的监护。他们很可能感受到这种危险，所以试图取悦于毛以避免毛走铁托的路。此外，至少在苏联领导人中，赫鲁晓夫明白斯大林对中国的政策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他急于改变这一状况。很可能马林科夫也有同感。不同于斯大林、莫洛托夫或者米高扬，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参与过对中国的决策，也因此不会为毛曾遭受过的羞辱而负责。
莫斯科的新立场对毛泽东来说意义重大。从现在起，他可以利用苏联的大规模援助来实现他建立一个伟大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追求。只有现在，在得到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之后，毛才能最终打败那些反对他抛弃新民主主义计划的党内力量。1953年夏天召开的财经工作会议，其讨论和决定反映了这一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局势。这场争论之后开展了针对党内外官僚主义的新运动，其目的在于清除那些被称为“隐藏的”反革命分子，这些人就是怀疑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路线正确性的骑墙分子。两年之中，约有数千名“反革命分子”被镇压。恐怖气氛非常严重，许多党员都害怕遭到指责。从l955年下半年开始的一年中，超过19万人精神崩溃，到公安部门承认了许多虚假的罪名。
最后，毛泽东开始转守为攻。非常激动的毛在1954年将苏联模式对中国重要性的讨论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并对刘少奇关于宪法大纲报告的文本提出了修改意见。
在苏联的帮助下，共产党政权于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为毛泽东的胜利增了光。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实施体现了中共进行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这一计划建设了694个重要的工业项目，其目的是为中国重工业和军工业的快速增长打下基础。该计划还号召进一步发展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其目标是在1957年年底之前将33%的农民组织进“半社会主义”或者“低级阶段”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这些合作社中农民将他们的资源全部交入合作基金中，仅保留他们的私人自留地，他们的粮食收获根据他们劳动投人的多少和向合作基金投人的多少来进行分配。此外，合作运动还扩展到城市中约200万手工业者中。绝大多数私人工厂和商铺也被改造成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单位。
赫鲁晓夫在1953年9月获得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地位后，他开始在苏联对华政策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对中国的援助在他那里获得了“高度优先权”，并被置于他的直接监督之下。1954年早期，赫鲁晓夫向毛泽东做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新让步。赫鲁晓夫接到一封来自中国方面的信，要求加快苏联对中国重工业项目的援助。赫鲁晓夫对此非常热心，他命令苏联各相关工业部门制定出一个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的计划。他向毛提供了一笔新的长期贷款，并在众多领域向中国提供巨大的经济支援。同时赫鲁晓夫为了使两国实现真正的平等，决定清除中苏关系中所有不一致的地方。他说：“我们和中国人将像兄弟一样生活，如果有必要，我们将会把我们的面包分一半给中国人。”他越来越需要毛全心全意地承认，不仅仅在苏共中而且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都是斯大林继任者和权威领导人。
1954年9月末，赫鲁晓夫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会上他说服苏共领导层中的所有成员接受他的中国政策。他认为：“如果……我们在将来的五年不能向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中最重要的一步提供帮助，我们将会失去一个与中国建立和加强友谊的历史机遇。”他的热情使得苏联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这次会议之后不久，从9月29日到10月12日，赫鲁晓夫率领一个高级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庆典。在两国峰会中，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协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出口汇率)的长期贷款，将对中国141项工业项目的技术援助增加4亿卢布，并帮助中国又增加了15个工业项目。此外，赫鲁晓夫放弃了苏联在四个合资企业中的股份。他还取消了规定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享有特权的秘密协定。最后，他同意在核材料方面向中国提供训练专家的帮助。
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他后来承认，“我第一次和赫鲁晓夫见面时，我们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交谈……并建立了相互信任。”但是，赫鲁晓夫似乎在慷慨方面过了火。他的无私国际主义和太多的礼物使得中国主席感到迷惑。事实是，正是第一个访问毛的赫鲁晓夫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加深了毛的疑虑。毛作为斯大林的真正信徒，只尊重力量。他很难忍受赫鲁晓夫的交往方式，似乎将此看成是软弱的表现。在毛得知赫鲁晓夫需要他在精神上的支持后，这种感觉又进一步被加大。在双方的峰会中，毛和周通过提出各种要求为难赫鲁晓夫来考验他。毛甚至要求赫鲁晓夫向中国开放原子弹的秘密并为中国建立一支潜艇部队。虽然赫鲁晓夫拒绝了绝大多数要求，但是他被完全当成为一个懦弱的伙伴。因此，这次峰会也标志着毛自我解放的开始。就此而言，赫鲁晓夫所获得的恰恰和他所期望的相反。但是毛泽东暂时没有表现出他的想法：对他来说，要在一夜之间去掉对“老大哥”的尊敬并不容易。此外，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对苏联援助的需要甚至大于以前。当时，工业化已经进行，人们普遍预测，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能成功完成所制定的一五计划增长速度。
但是结果却超出了所有乐观的估计。中国工业增长率比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根据不同的推测，中国真正的工业年增长率在16%到18%之间。五年间整个工业产量的增长超过了两倍，而生铁和轧钢的产量翻了三番多。虽然苏联的直接财政援助并不多—苏联对新项目投资的贷款(15.7亿元)只占中国全部投资(约3亿元)的3%，但是苏联援助的重要性却不能低估。苏联不仅向中国提供了一些资金，还向中国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价值数亿美元的大量技术信息。在帮助中国建设了重要工业企业中的相当一部分的同时，苏联还在训练科技干部方面极大地帮助了中国。根据一些消息，20世纪50年代中国向苏联派遣了超过以6000名留学生和大约7000名工人，并接受了超过12000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专家和顾问。
无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如何之大，对于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国家对经济现代化所进行的巨大国家投资。在基础设施方面，国家的投资占到了总投资额的97%。城市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其主要来源是早已被预先决定好的农村。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中国人仍然十分依赖残忍但却很有经济效果的苏联经验。
四、通向农村的社会主义
毫不奇怪，实现农业的一五计划是党的工作核心。l950—1955年间完成的土地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贫下中农”，在经济上比以前更独立。但是，改革后的农业经济结果却不能为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和原料。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生产力低下、人口过多、缺乏肥沃土地，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土地贫府、农业基础设施不发达和社会关系陈旧。土地革命的后果首先是“贫下中农”成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阶级，这反而使得经济危机更加严重。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出现，其原因是农民消费水平上升，但是其经济的商品化却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革命之后的1953年11月9日，刘少奇在与苏联大使库兹涅佐夫的谈话中，不得不承认“如果农民吃得更好，他们将消费掉农村生产的所有粮食。而城镇将没有粮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能让农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共产党开始寻求一种与农民合作的新方式。到那时为止，通过市场调节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已经被抛弃。毛这个社会主义空想家开始制定政策。在1953年秋，毛泽东开始攻击农村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关系。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从1953年11月25日起粮食全部由国家垄断。到1954年，国家垄断扩展到原棉、棉纺织品、菜油及其制品。
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力图控制所有主要商业渠道，但是这对情况的改善来说作用不大。事实上，超过一半的农村人口处于饥饿的边缘，数千万家庭没有国家的直接援助就不能生存。情况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国家通过税收和对粮食及其他物品的低价征购从农村拿走了一大部分农业剩余；另一方面，国家不得不将所征购的粮食的三分之二多又返还给农村，以免数百万农民饿死。国家刺激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变得越来越有限。农民被迫经常出卖的农业品数量越来越多，这使得农民不愿再提高生产。因此，需要国家援助的人数迅速增长。反市场政策实际上使毛和他的密友们陷入了死胡同。正是这种情况鼓励了合作化运动的加速。
1953年秋，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成员进行了谈话。之后中共中央于1953年12月16日做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决定。该项决定成为在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之一。农户之间的合作被要求逐步和稳步的进行，这自然说明在党的领导层中仍有人试图反对毛的激进倾向。例如，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就坚持农村合作化要与一五计划同步进行。他的立场得到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特别是周恩来的支持。经过仔细考虑后，这一问题被提交到政治局，以支持邓子恢的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充分地利用了地方干部。1955年7月31日，毛主持了一次由各省、市、地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号召他们直接支持他的计划。毛发表了名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其目的在于说服党的中层干部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化的进度。与前一天已经由全国人大通过了的一五计划相反，毛坚持不是33%，而是50%的农户应在1957年底之前被组织进合作社。就合作社而言，到1956年秋，应当比原有的65万个社增加一倍左右。他在讲话中像过去一样继续赞扬了苏联的实践经验。毛宣布“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能的”，即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实现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虽然仍受到苏联模式的激励，但是他已经开始设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要超过苏联的发展速度。他强烈谴责“一些同志”一味强调斯大林对苏联集体化运动时期的“鲁莽”和“轻率”所做的著名批评。毛后来在1956年9月承认，在斯大林的著作中他不喜欢《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其中包括了对“鲁莽”和“轻率”的批评。当赫鲁晓夫劝毛不要加快合作化的速度时，毛拒绝听从。在新的政浩气氛中，虽然苏联不断地在两国关系中展示平等，但是毛却越来越在行动上变得独立。他的态度得到了党内干部的同情，因为这(毛的态度)使后者也很受用。
7月会议意义重大。在党的历史上，毛第一次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并公开地向地方干部透露了党的领导层的内部分歧。总的来说，毛的努力被证明是成功的。毛在得到了来自“下面”的政治支持后，现在能够迫使党的领导层接受他加速斯大林化的计划。1955年10月，他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六次全会，来正式批准他的政治路线。值得注意的是，中低层干部被邀请参加会议的人数超过了中央委员的十倍。这些人帮助了毛泽东保证全会做出令他满意的决定。党的喉舌也完全支持毛的加速合作化的计划。邓子恢、薄一波和李富春因为他们的“右倾”倾向而受到攻击，并不得不进行自我批判。周恩来发表讲话，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
到1956年初之前，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们设法大大加快合作化速度。一个新的阶段—快速集体化—在1956年前半年被基本完成。党的地方干部非常巧妙地操纵了贫农的平均主义狂热，这些贫农构成了“贫下中农”这些贫瘩农田所有者的绝大多数。结果是农业社会主义胜利完成。到1956年底，中国超过96%的农户参加了75.6万个合作社。几乎89%的农户属于“高级阶段”的合作农场，也就是完全的“社会主义”集体。
不用说，毛获得了一次极大的政治胜利。但是，根据苏联的消息，在粮食义务征购制实行之后，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紧张并未缓解。苏联远东经济委员会在1957年早期认为，“中国的农业集体化遇到了农民的反对”。一些新组织起来的合作社社员心怀不满。但是，农民反抗的规模不像苏联集体化时期那样让人印象深刻。从实质上来看，社会主义十分平静地来到中国农村。
五、从斯大林化到毛泽东化
1956年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和整个世界产生巨大震荡的事件。人们从莫斯科知道，在2月25日苏共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一篇谴责斯大林的演讲。赫鲁晓夫虽然没有提到斯大林对毛的不信任，但是他却谈了很多斯大林在处理与铁托的关系时所犯的错误。
毛对此的第一反应是正面的。对克里姆林宫前独裁者的谴责彻底地和完全地解放了中国领导人。由赫鲁晓夫1954年访华开始的过程到现在结束，从那时起，毛不再看重苏联和感激苏联的经验了。如果说从1955年晚期到1956年早期这一阶段毛之所以还看重苏联经验，仅仅是为了加速斯大林式的农业集体化速度，那么现在他可以真正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尝试将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强国。他也许甚至试图赶上并超过苏联。在很快熟悉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后，毛在1956年3月31日与苏联大使尤金会面时，讨论了二十大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毛“毫不怀疑”地继续认为他以前的导师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好的和诚实的革命家”，但尤金记述道，毛“强调，二十大的材料让他印象深刻”。毛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及二十大之后的气氛，都有助于我们……对一定范围内的问题能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苏联共产党提出这些问题很好。对我们来说……是很难首先提出这些问题的”。毛向大使表示了他对斯大林的错误对华政策的不满，并告诉尤金，《人民日报》很快将有一篇头版头条文章专门来讨论斯大林问题。
由毛的同盟者陈伯达所写的、并由毛和其他一些政治局与非政治局成员修改过的这篇文章，在4月6日发表。由于该篇文章是为普通大众准备的，所以对前共产主义偶像并未做过多的批评。中共领导们，首先是毛，并不想让任何人利用反斯大林的旗帜来反对他们自己的专制。同时毛也不想暴露他要寻求新模式的隐秘想法。这篇文章将斯大林的功过概括为三七开。但是，这篇文章赞扬了苏联人“对过去所犯错误进行了勇敢的自我批评”。第二天，毛在赫鲁晓夫的私人信使米高扬面前详细解释了这些观点。
1956年4月末，毛在为期四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发言，标志着毛的世界观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毛在4月25日所做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演讲中，勾画出中共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将走和苏联模式不同的新路线。毛第一次对苏联经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公开要求采取不同的道路。毛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计划，但是他很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一些方面，例如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加快内地的增长，减少对国防的直接投资的同时加快经济建设的增长。同时提出还要进行精神刺激，例如强调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不是进行物质刺激；缩小集权行政管理下的经济领域的范围；发展相对自主的生产单位和劳动密集型项目。毛泽东毫不掩饰他的新战略与苏联模式之间的不同。
毫不奇怪，毛的讲话当时并没有出版。因为这份讲话不仅公开对苏联人提出了挑战，还和许多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经济观点相反。后者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例如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毛要求增加20亿元建设投资时，周恩来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周认为这将会引起商品供应紧张和城市人口过快增长。
毛感到受到了极大的冒犯。在1956年5月2日的国务会议上，他将其新观点的绝大多部分进行了详细地陈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不将毛4月25日讲话的文本散发，但只散发给中高层干部。当时，周恩来、陈云和其他中国经济学家正在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而毛的非正统观点让人感到无所适从。此外，1956年中共发动了一个需要全党全力以赴完成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中共领导层的成员没有时间深人讨论毛的提议，所以他们大多忽略了这一提议。
发生在中国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此之前共产党于1951—1952年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三反和五反运动)运动的继续。在这些运动之后的1953—1954年间，中共对所有基本商品都实行了国家管理，进一步限制了市场经济。国有工商业企业开始取代私营企业。共产党人使用各种形式的“低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他们的政策。到1955年，政府将中小私营企业的80%纳入国家的控制之下，雇工超过500人的大型单位被改造成公私合营企业。到1956年底，私有财产在全国范围内被废止。
中共在很短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改变了中国社会。中共的技巧非常有效，在农村和城市中都没有引起富人的激烈反抗。由于中国政府给予资产阶级以为期7年、每年为被征用财产5%的补偿，这大大削弱了后者的抗拒。更为严重的反抗来自另一个社会群体—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改造降低了工人的收入，还使得工人失去了在工人控制雇主体系下所保证的一些特权。这一体系在l949年共产主义获得胜利后开始实行，并确实保证了工人的利益。国家工会在社会主义化后取代了这一工人控制雇主体系，至此，与工人对抗的是国家而不是雇主。工人们开始通过罢工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地方政府在设法镇压各种“骚乱”的时候很少遇到大的困难。根据官方资料，从1956年8月到1957年1月，全国范围内总的来讲一共发生了超过1万次大小不等的罢工，和超过1万次的学生静坐示威。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八大1956年9月15—17日在北京召开。在正式会议召开之前的8月29日到9月12日，首先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这些会议事实上已经预先决定了大会所有的主要决议。在这些秘密会议上代表们讨论和通过了主要报告和发言的决议与文本草案。代表们还协调干部的各种决定。在赫鲁晓夫遗责了个人崇拜以及毛在1956年4月末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失败之后，毛泽东在八大上非常谨慎。他并未主持会议，也不做主要发言。他只向听众做了两个简短的发言，其中他并没有提到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观点。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中最活跃。
但是毛并未放弃。他试图通过修改刘少奇向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政治报告草稿来推进他的观点。例如，在8月29日，毛在草稿上加了这样的话：
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童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毛为了故意表现出自己不同意苏联的家长制，拒绝参加赫鲁晓夫的使者米高扬发表讲话的会议。
但是中共八大的语气却有所不同。大会的代表赞扬苏联模式，只支持毛泽东那些使得中国斯大林化快速完成的社会试验。大会正式宜布中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所有的发言者都热情地赞扬了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成果。
这次大会的一些决定特别让毛感到不安。在新的气氛下，他不得不接受从党章中删去作为“共产党指导路线”的“毛泽东思想”一词。毛泽东思想在l945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被认定为指导路线，现在却被一个模糊的词句所代替：“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导。”此外，邓小平在他题为“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报告”中，强调必须要与“个人膨胀做斗争，与个人颂扬做斗争。”党的总书记一职的重新设立也意味深长。虽然这一职位的恢复是由毛提出来的，但是却是刘少奇的亲信邓小平获得了这一职务。因此，对干部的直接控制现在落人党内“稳妥派”的手中。
个人崇拜问题是最让毛感到泄气的问题，毛决定在此问题上进行反击。在中共八大之后，毛在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中顺便提到，“有一些人曾经公开地批评过我。但是人们能容忍我的缺点和错误。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想为人民服务并为人民做一些好事。”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对他的反对者的一种警告，特别是当毛解释“家长制”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时。他也谈到，“当一些人批评我的时候，其他人会反对他们并指责他们轻视领导”。
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爆发的反苏运动帮助毛巩固了他的地位。在波兰工人起义被镇压之后4个月的1956年10月，前斯大林时期的囚犯哥穆尔卡(夺取权力成为波兰新领导人，他将波兰政治局中的斯大林分子清除出去。反共产主义情绪在波兰人中很快传播。同时，匈牙利的民主领袖在一次反共产主义造反后也夺取了政权。这些事件很明显是由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遗责所导致的。在苏联的请求下，中国积极地参与了对这些危机的处理。虽然这两次危机最终得以解决，共产主义并未发生动摇，但是看起来毛泽东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也深受震动。1956年10月，周恩来在向苏共中央成员鲍里斯•波诺马廖夫表达了中国领导人的一致观点。周开始批评苏共在谴责斯大林的问题上犯了错误：首先，“事先没有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其次，“完全缺乏全面的历史分析”；最后，苏联党的领导同志“缺乏自我批评”。10月底，刘少奇将修改过的这些中国领导人观点直接通报给赫鲁晓夫。1956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和尤金的谈话中，突然谈到俄国人完全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结果是敌人夺去了这把刀子来杀共产党人。这就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详细地论述了他的“丢掉刀子”的观点。他对苏联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攻击。毛甚至批评一些苏联领导人“列宁这把刀子”已经“丢掉相当多了”。此外，他提出了一个与莫斯科意见相左的新看法，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进行批评。赫鲁晓夫是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主要报告时提出这一可能性的。毛说：“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根据毛的解释，一些东欧国家的根本问题是他们的共产主义者没有进行过真正的阶级斗争，这些国家还有许多反革命分子。
毛利用了当时的状况发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建设加速运动，并再次对“稳妥派”发动攻击。在这种联系中，毛要求1肠7年在共产党内部进行了一场新的“整风”运动。他并没有点名谁是“稳妥派”，但是代表们都知道他指的是在这次二中全会上做主要报告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令毛不满的是，因为害怕“经济过热”，中国工业发展执行了“暂时倒退”路线。最受攻击的是，刘少奇和周恩来认为东欧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波兰和匈牙利前领导人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这些领导人坚持要加快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会开幕的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与刘、周观点一致的文章，认为匈牙利领导人在1951—1953年间错误地强行进行该国的工业化和农民集体化。虽然包括“稳妥派”在内的大会发言者，都和毛一样对苏联的“错误”表示愤怒，但是毛仍然不满意。
1956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命令《人民日报》的编委准备了一篇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新头版头条文章。这篇文章六易其稿，最后交由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还做了一些修改。其中最意味深长的是毛删去了第六稿中的这一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同时，毛在稿子的空白处写道：“中国建设事业的方针是否正确，还待将来证明，这里不说为宜。”，这篇文章1956年12月29日发表。
赫鲁晓夫感到了危险，他试图软化苏联对斯大林的态度。1957年l月17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欢迎周恩来的宴会上，指出苏联共产党人仍然是“斯大林主义者。”他说“我们并不是因为斯大林是一个坏的共产主义者而批评他……斯大林的名字与马列主义不可分割。”但是毛根本不管这些，1957年上半年他在几次国内发言中都详细说明了他对苏联人的批评。
同时，毛又进行了一个加速现代化的新尝试。他在2月27日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做了一个公开的演讲，再次鼓动中层干部，即参加会议的一般官员。但是，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在很短时间内将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大国，他表示怀疑。为了革新党的精神，毛邀请非党人士，特别是“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知识分子，来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干部进行批评，勇敢和真诚地评价党的政策。毛鼓吹要发起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广泛意识形态运动。事实上，毛很可能希望将群众的批评引向中国领导层中的反对者；毛号召人民起来攻击领导人这一技巧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重演。这场运动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旗号开始。
1957年6月“百花运动”正式开始。中共领导人似乎给了人民以充分的言论自由，并承认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多元主义。从1957年6月初开始的近一个月里，所有的中国报纸和其他媒体都欢迎对政治问题提出批评看法。但是许多批评者开始攻击共产党的整个专制体系，而不是那些“个别的错误”。6月初，毛停止了这场运动。言论自由被取消，共产主义者回到了他们原来的政治恐怖办法上。针对知识分子的新镇压运动其规模远超以前的镇压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数百万受教育的人被称为“右派资产阶级分子”并成为迫害的对象。大约有团万人被送往“劳动改造营”。这些人中并不是全部都是对政权的批评者，许多是非常忠诚的市民。
恐怖气氛帮助了毛向他的主要反对者，首先是周恩来，进行报复。根据中国历史学家力平的报告，毛在1957年深夏对周发动攻击，宜称这位总理在努力平衡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犯了严重的错误。毛称自己“喜欢冒险主义”，不害怕为了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而打破平衡。毛甚至考虑让柯庆施取代周恩来的位置。周同意辞职，但是其他政治局成员都反对。
l957年10月初举行的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会总结了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结果。这次会议认为这些运动非常有效，即使是毛也对此十分满意，并决定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前缓和一下整风运动。现在他向中共提出了一个象征性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答案已经确定好了：“应当争取这个可能。”
毛回到了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观点，越来越考虑进行大跃进的可能性。大跃进是一种在共产党的政治支持下加快经济建设的新模式。该模式主要利用中国的优势，首先是密集使用中国的主要资源—劳动力。这种新模式将进一步恶化中国和克里姆林宫传统主义者之间的联系。
在1958年1月的杭州和南宁会议上，对反对“鲁莽与轻率”的人和仍然遵守苏联模式的人，毛进一步加强了他的批评。在l月18日的南宁会议上，毛普告党的干部说反对“鲁莽”的斗争将会损害“6亿人民的热情”。他进一步普告周恩来说，周和右派之间的距离“只有溯米”。干部们支持毛，周恩来不得不进行了自我批评。
毛再次获得了胜利。1月31日，他在《工作方法60条》这份重要文件中将这两次会议的结果做了总结。这份文件最后提出了大跃进这一新事业。曾经激发了毛的热情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转变模式，就这样结束了。
六、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斯大林化时期的时间长度比人们原来所想象的要长。这一时期从新中国1949年建立起，延续到1958年初。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尝试着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移植到中国。他们的目标很清楚：镇压反革命，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以及后来的将经济落后的中国工业化，将农民集体化和将私有财产公有化。为了完成这些目标，共产党人对经济发展和市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生活实施了严厉的控制。中国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对此有所疑虑。他们的苏联导师也是如此。
中苏两国领导人的差异之处不在于斯大林化，而在于双方就斯大林化的进程看法不一。在这一方面，当中国严重依赖莫斯科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态度非常重要。但是“老大哥”的观点却并不一致。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在所采取的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听起来颇为讽刺、但却被已有档案所支持的是，事实上恰恰是斯大林一直努力地减缓中国的斯大林化。而赫鲁晓夫作为被世人公认为的反斯大林者，却起了相反的作用。他为中国向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转变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中共精英内部，至少存在着两个小群体，他们之间的斗争决定了党内权力的平衡状态。从一开始，毛领导的群体占据了左倾的位置。这一群体一直、但又十分谨慎地反对斯大林和党内保守主义者。新民主主义中国正是在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后开始斯大林化运动的。但是，毛在1953年在形式上不得不紧跟新民主主义的口号，只能和莫斯科保持紧密的联系。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薄一波领导的“稳妥派”群体追求的是另一种政策：他们非常看重和格守斯大林的建议。在斯大林死后所进行的一场激烈斗争中，毛最后设法使得“稳妥派”们接受了他的观点。然而，从1953年之后到1958年早期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稳妥派”的转变只是表面上的。他们虽然不情愿地开始将中国工业化和集体化，但他们试图尽可能地减缓速度。毛很快就对此不满，并再次开始了与“稳妥派”的斗争—这次是加快了斯大林化的速度。
在毛就要快实现他的目标时，他突然转变了策略。从1956年春开始，他开始反思斯大林模式，认为该模式不够激进，苏联经济建设的速度不够快。
他关于“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和建设理想社会的中国道路的这些想法，只能在由赫鲁晓夫等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创造的后斯大林气氛中出现。因此，赫鲁晓夫不仅激发了毛来加快斯大林化，也让毛最后抛弃了苏联道路，这违背了赫鲁晓夫的真实原意。中国的斯大林主义结束了，有的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化，而不是斯大林化。同时，人们应当认识到毛泽东主义不再是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形式。虽然中国的苏联式斯大林化也结束了，但是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极权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其影响却并未消失。从那时到今天，其影响还通过各种方式决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