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夏天，得到福特基金会“长期出国进修项目”的资助，笔者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了斯坦福大学，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访学生活，接待机构是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和经济系。笔者同时参加了斯坦福亚太研究中心的很多学术活动，亚太中心以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见长。本文仅就笔者知道的斯坦福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学者和中国研究做一个介绍，以飨读者；挂一漏万，恐难避免。
（一）
斯坦福经济系历史上的中国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如果没有遗漏的话，第一位中国人应该是刘遵义（Laurence Lau）。刘遵义1944年出生于中国贵州省的遵义市，故得其名。1964年，刘遵义以优异成绩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物理学和经济学两个学士学位。1969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经济学博士学位。1966年，刘遵义以代理助理教授的身份成为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教师，1967年被提升为经济学助理教授，1973年晋升为副教授，1974年加入美国籍。1976年，只有短短10年教龄的刘遵义成为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教授。1992年，刘遵义被斯坦福大学授予第一个李国鼎（Kwoh-Ting Li）发展经济学教授的荣誉称号。目前，他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发展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刘遵义教授在中国参加了大量的学术活动, 并同政府机构有广泛的合作关系。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汕头大学等单位的荣誉教授。1982年7月，刘遵义教授被选为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第14届院士。他作为“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 进行了大量的合作研究, 并是该所学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刘遵义教授还在国际、政府机构和商业界担任过许多职务。例如，他曾是美国能源部、美国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兰德（RAND）公司、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美国花旗银行、中国银行和其他大量公共和私人机构的顾问。1979年以来，刘遵义教授先后担任加州银行行长、斯坦福大学投资委员会理事会成员以及斯坦福大学财政委员会理事会成员。从1998年开始, 刘遵义教授担任中国台湾基金公司的主管。
斯坦福经济系历史上第二位“大牛”中国人要算钱颖一了。钱颖一1981年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提前）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分别于198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以来，钱颖一先后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马里兰大学经济系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任教。2006年起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因此，钱颖一现在已不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钱颖一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钱颖一也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经济学领域的留学生中，在国外学问做得最好的人之一，其学术贡献不用在此赘述。值得一提的是，钱颖一教授写的很多中文短文在研究生中流传甚广，其中中国转轨的“四部曲”──《目标与过程》（Goals and Processes）、《激励与约束》（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市场与法治》（Market and the Rule of Law）以及《政府与法治》（Government and the Rule of Law），更是脍炙人口。
钱颖一教授写的《理解现代经济学》（Understanding Modern Economics）、《经济学科在美国》（Economics in the U.S.）、《经济学家市场在美国》（Economists’ Job Market in the U.S.）对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年轻学子起到了“扫盲”的作用。此外，钱颖一写的很多介绍性的故事，笔者也是百读不厌，像《硅谷的故事》（A Story of Silicon Valley）以及《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2001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s）等，颇具知识性和趣味性。后来这些中文短文都收入到《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Modern Economics and China’s Economic Reform）一书中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继刘遵义和钱颖一之后，斯坦福经济系43名现任正式教员中唯一的一位中国人就是计量经济学家洪瀚教授。洪瀚是地道的广东人，出生于广东潮汕，1989至1993年就读于中山大学经济系。1992年12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Stiglitz）造访中山大学，并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斯蒂格利茨演讲之后，洪瀚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劲头问了斯蒂格利茨一个有关文化和经济关系的问题，引起了斯蒂格利茨教授的极大兴趣，加之洪瀚的出色学业，本科毕业之后洪瀚来到斯坦福大学，开始他的研究生生活。
从斯坦福经济系博士毕业后，洪瀚顺利的得到了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助理教授的职位，并在普林斯顿执教了5年（1998-2003）。2003年来到杜克（Duke）大学执教，2006年被破格提拔为正教授，此时洪瀚年仅35岁──这在美国学者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速度。2007年初，他的母校斯坦福大学又把这位杰出的毕业生“挖”回经济系，担任计量经济学正教授。
洪瀚教授曾在2007年暑期到中央财经大学的“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讲授“产业组织中的实证方法”，我当时过去听课，与他有一面之缘。后来我2008年来到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访学，跟洪教授有了更多的见面和交流机会。回想这些年来在美国学界打拼的历程，洪教授颇有一番自己的感受。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学生比起十几年前受到的基础技能训练要好很多，因此普遍数学和计算机的功底不错，但是也有很多不足。洪教授说，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不够主动。他举例说他在斯坦福读书时，经常是几个同学一起挑灯夜战，如果收到导师发来的电子邮件，一般情况下一个小时之内一定回复，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上课时他们一定会坐在第一排，追着老师问问题。
洪瀚的专业方向是计量经济学，他目前的研究领域也是计量经济理论、应用计量经济学、实证产业组织理论以及拍卖理论等。他的论文大多发表在了计量经济学领域最顶尖的Econometrica、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以及Journal of Econometrics上，并获得Journal of Econometrics 杂志“最佳论文奖”（2004）。他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能够从事学术研究。比起其他一些同领域的中国教授，洪教授的优势在于交流能力更胜一筹，他能够很主动把自己的观点准确表达给自己的同行。他希望在选择自己领域的问题上不要跟潮流，比如很多美国人选择了看似比较夕阳的领域，却挖掘了富有新意的，像朝阳一般的研究成果。
2008年秋季学期，洪瀚教授为经济系研究生一年级讲授计量经济学，我也去旁听。洪教授特别鼓励学生上课提问，学生提出问题后，洪教授在回答之前总是说：“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后来说多了，学生也就不信了，但总能得到满意的回答。洪教授的英文诙谐幽默，在满是数学公式的研究生计量经济学课上竟然可以不时爆发笑声，让我这个国内来的人大开眼界。洪教授对中国来的访问学者非常热情，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洪教授还是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和人大的一位访问学者一起到一家香港餐馆吃饭。对于我用电子邮件请教的问题，他都是在第一时间给与回复。洪教授还积极参加“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t Stanford）组织的交流活动，总是尽力帮助有需要的中国人，足见其拳拳赤子之心。
（二）
刘遵义和钱颖一离开以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已经没有了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甚至研究转轨经济的也没有。至少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我们看不到任何所谓“中国热”的影子，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依然是研究纯粹的经济学基本问题以及美国经济问题，很多年轻的教授都在基本的数学模型上打拼，并不“染指”某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样说并不否认斯坦福大学有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和中国问题专家，只是他们不在经济系。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主要集中在政治系和社会学系。
戴慕珍（Jean C. Oi）是斯坦福大学政治系的教授，也是美国学术界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她的学术头衔很多，其中挂在EMAIL下面的就有四个：“威廉·哈斯中国政治教授”（William Haas Professor in Chinese Politics）、“政治学教授”（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弗里曼·斯鲍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Senior Fellow,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以及“斯坦福大学中国项目主任”（Director, China Program Stanford University）。中国项目是斯坦福大学于2007年1月成立的跨院系的校级项目，是斯坦福的一个针对现代中国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导向的研究项目，戴慕珍教授被任命为项目主任，可见其在斯坦福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上的影响力。斯坦福中国项目成立的目的是把斯坦福大学打造成美国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领导机构。笔者曾问过戴慕珍教授，斯坦福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跟哈佛大学相比如何，戴教授的回答是，历史学科可能哈佛较强，而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话，斯坦福更强一些。戴教授曾经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想必她的看法自有其证据。
戴慕珍教授的丈夫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则是斯坦福社会学系的中国问题专家，同时也是斯坦福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也研究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确切说是一个“政治社会学家”（political sociologist）。他曾经长期研究共产体制的冲突、稳定和变迁，特别侧重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更具体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政治，他最近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著作，名为《北京红卫兵运动》（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位董教授，因为研究文化大革命，于是被魏昂德邀请到斯坦福，进行一段时间的访问研究。
斯坦福国际问题研究所（Stanford’s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FSI）的中国问题专家要数罗斯高（Scott D. Rozelle）教授，负责研究所食物和环境项目。罗斯高教授侧重研究中国的农业政策和农村问题，包括农产品的需求、供给和贸易；中国转轨过程中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的出现和演变，以及它们对效率和公平的含义；中国的贫困和不平等的经济分析。他的中国问题研究不仅得到了美国同行的认可，而且得到了中国学界和政府的承认。罗斯高教授曾获美国农业经济学会终身成就奖。2008年3月，罗斯高教授获得中国科学院首届国际科技合作奖，之后又被国家外国专家局授予2008年度中国“友谊奖”，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接见。“友谊奖”是中国政府对贡献突出的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罗斯高教授在推进中国农业经济和政策学科的学术研究、促进世界了解中国农村改革成就、培养中国科学院的年轻科研骨干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罗斯高教授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跟中国的学术伙伴和政策制定者有着密切的合作和交流。在今天的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戴慕珍、魏昂德和罗斯高就像中国研究“三剑客”，经常一起出现在一些中国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的场合。
在跟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博士生们交流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美国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非常注重“田野工作”（Fieldwork），比如研究中国问题的，必须到中国调研一段时间，长则一年，少则几个月。这样做无非是增加直观感觉，以免脱离现实。特别值得指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斯坦福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中国山东省的邹平县设立了一个固定的调研据点，目的是为研究中国农村政治和社会变迁的美国学者提供一个窗口，以便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变化，戴慕珍教授他们几乎每年都去邹平，并把一届一届的学生带到邹平，让他们实地了解中国，这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试想，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学者要在中国的农村设立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据点，无疑是相当敏感的政治问题。笔者在斯坦福亚太中心的一份介绍册子上了解到，这个调研据点的设立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恐怕当时也只有邓小平敢于并能够拍板，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邓小平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宏阔的开放心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罕有其匹的治国信心。田野调研很容易得到案例，不过斯坦福的政治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也很重视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研究中的运用，这是与应用经济学的经验研究一致的。
要说整个斯坦福“经济片”都没有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就有失偏颇了，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CID）就有一位。 SCID成立于1997年，是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SIEPR）下面的三个研究中心之一，SIEPR的另外两个研究中心是“就业和经济增长中心”（Center on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CEEG）以及“公共财政和民间金融中心”（Center for Public and Private Finance: CPPF）。SCID的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就是中心主任霍普（Nicholas Hope）。实际上，笔者这次访问SIEPR，具体就是SCID接待的，邀请人就是这位霍普教授。霍普是澳洲人，说话有着明显的澳洲口音，非常健谈。
SCID有三个项目，分别是中国项目、印度项目和拉美项目，霍普教授同时也是中国项目的主管。霍普教授的主要工作经历是在世界银行，负责世界银行的中国、蒙古和印尼项目，前后在世界银行工作了近30年，因此他的研究兴趣是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也许是与其世界银行的从业经历有关，他关注的也主要是金融问题，他最近的论文就是关于外资银行的直接投资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SCID跟中国的财政部有着固定的合作关系，因此SCID也成为财政部官员的定点访问机构，他们一般访问半年。看的出来，霍普很重视跟财政部的关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