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据说，尧把自己的皇位让给了舜，舜又把位子让给了大禹。尧舜禹“礼让三先”的好作风，一直被后人称颂。“三皇”生活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有了文字之后，这种值得人们赞扬的事迹，就绝迹了。最可悲的是，今天，不要说皇位了，就连公共汽车上的座位，也没人谦让了。
于是，政府号召大家，要发扬“文明古国”的美德，尊老爱幼，给老年人、小孩以及其他需要帮助的人“让座”。所有人都觉得这是重塑中国人文明形象、复兴民族文化的好办法，纷纷叫好。我倒觉得，大可质疑。
第一个需要置疑的是，是否发生过尧舜禹之间的“禅让”。上古时期，无据可查，是否确有其事，大概要成为永远的迷案。可我认为，只要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一定会重复的。这就是说，尧舜禹要是曾经“让贤”了，后世的“沽名钓誉”者，一定会模仿的。可是，翻翻史籍，这样的个案再也没有发生过。不要说，让位于外姓旁人，就连传给自己的儿子孙子，也只发生在皇帝死后，而不是生前。据此分析，尧舜禹之间的“禅位”，只能是后来的儒家伪造的。
“三皇”是儒家精心设计的第一代“道德偶像”，现在看来，这个神话，该破灭了。
第二个问题是，“让座”好像是一种美德，但并不“有效”，也不公平。先说有效性。按照让座的一般原则，是年轻的让给年老的，体壮的让给体弱的，男的让给女的等等，可实际情况是，年轻的不一定比年老的体力好。比如，一个白领忙乎了一天，人困马乏，还要在路上长途奔波。在车上能有一个座位，正好缓解一下疲劳；或者，年轻人身体不舒服，或者有“难言之隐”，都是不适合让座的。
再有，如果让座给对方，则意味着我们将其视为“弱势群体”，视为需要照顾的人。可问题在于，但凡有理智的人，对自己的身体能否经得起旅途的考验，都是心里有数的。断然不会有需要急救的人，坐在公共汽车上。换言之，挤公共汽车的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是有信心的。没信心的，不会选择公共汽车。既然如此，如果再“让座”，就不仅是对对方身体的轻视，也是对对方智力的蔑视——难道人家坐公共汽车之前，没有想过会遇到什么风险吗？替别人操心，就意味着炫耀自己的聪明。对此，还是谨慎从事吧。
第三个问题，如果“让座”是对普通公民基本的道德要求，那么，“让位”是否也应该作为对官员的职业要求呢？假设，我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我们单位领导。他老大不小了，还把握着权位纹丝不动。再假设，此时，我有座位，他没有；你说，我该把座位让给他老人家吗？如果我该让，那么，领导的权位是否也该让呢？当然，不是指让给我——我视官位如粪土。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单位的领导，主动让位的；要不是有硬性退休制度，我估计中国所有的领导都会“鞠躬尽瘁”在岗位上。
“让座”的前提，是假设我的体力比对方好；“让位”的假设，是领导的体力和精力，都不行了。两种情况，一个逻辑；该不会在“让座”和“让位”上，也搞“双轨制”吧。如果，官老爷们不能主动“让位”，又何必厚着脸皮要求人民群众“让座”呢？
“让座”的宣传，可以休矣；“让位”的呼唤，应该更猛烈一些。榜样的力量即使不是无穷的，也是巨大的。如果官员们能有自知之明，主动“让位”，礼让个把公共汽车“座位”，我想老百姓是做得到的——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优秀的人民了；世界上，也没有比中国更无耻的“单向道德”指标了。“让座”之愚弄百姓，即为一例。
备注：开始写的时候，是4月1日；写完了，到了4月2日凌晨了。4月1日是愚人节，以此献给普天下之受愚弄的人民吧。
2009年4月2日0：45，星期四，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