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生的眼光来审视前人的预测，似乎过于苛刻；毕竟我们是以“马后炮”的视角并且是立于前人的臂膀上来远瞻发生的一切：我们是真切的观察，而前辈却用大脑来构造、预测、规范。尽管“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教导依旧，但历史却向来由后人书写。当代人是当代史舞台上不能缺少的角色，其本身受制于这个舞台和道具，我们却超脱于那个“当代史”之上，由此能够更客观一些。
牛顿认为是上帝踹了地球一脚，爱因斯坦则在探索上帝是否一直在掷骰子，世界进程具有不确定性——除非是自己用“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修理过的理想国，否则一切都难以如张良般运筹帷幄、韩信般决胜于千里之外——文学毕竟是文学，事实是张良曾刺秦未果；韩信则曾受胯下之辱。
关键在于上帝，他能够把握起脚的角度和骰子的去向。走过危机不断的百年，我们常常会自问：为什么我不是上帝？我们的秩序在哪里？上帝的弃儿尼采答曰：上帝死了。上帝死了？！世界再难保持它本来的丁点确定因素，更加复杂。退一步，即使上帝都需要靠掷骰子来尽量确定“六维的不确定”，我们芸芸众生又何必强求？
从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三十年战争、一战、二战，再到后来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两伊战争、前南战争，到今天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战争似乎成为了历史叙事的主流。这是一种影响人类发展的错觉，国际政治绝非是战争的一言堂，我们习惯于用纵向的历时分析来看待我们走过的路程，却不擅长于用一种横向的共时分析来看待我们坐标的周围，分析历史应该关注于空间和时间的结合点，而非仅仅是时间的延伸。可能是由于战争更能吸引人的眼球，也许是过分的悲伤更能在人类的记忆中留下痕迹的缘故吧，人们对战争向来不会产生“审美疲劳”。每次战争后人们都在以各种方式寻求一种秩序的确立，但是人们苦心经营的秩序很快就会被下一次战争所毁灭。产生于一种对战争的恐惧使人们不得不绷紧神经，面对“疑似”战争的影子傻傻地问：“为什么总是你？！”
翻看国际政治的各种著作，敬仰国际政治的历位巨擘，从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及如今的包括建构主义在内的POST理论，我们明确发现其西方本位的烙印；中国仅作为一种理论传统，孔子、墨子和孙子算是能够含笑九泉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作为非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润芝先生也算给我们挣了点脸面，当我们以祖宗基业为荣耀时，我们是否应该予以反思：为什么子孙如此无能？国际政治理论发展中，“中国”仅仅是一种数据来源和例证的行为体，“为他人作嫁衣裳”。漫步于西学主导的林荫，心中自有一种民族的自卑感和失落情绪。日前，游荡于津城街道，幸运至极而“淘”得一本民国三十七年六月由上海世界知识社出版的《论世界危机》，如获至宝。
《论》实际上是一本政治论文或评论集，没有严格的理论架构，诚如其《前言》所言：“在一般时事性的期刊之外，我们感到应有一种专题的发刊，对国际时事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加以充分的讨论，和深刻的分析。”它对《世界知识》而言则有着一种历史意义，“这一本《论世界危机》是我们专题发刊的第一辑。”并提出“专题的单行本着重学术研究”，同时认为这些文章的作者或译者，“都从基本理论出发，配以实际的资料”，从而使读者能够“对一个问题有系统和全面的了解”。它包括以下几篇文章：非昔的《论世界危机》、范承祥的《论美国援外总法案》、李纯青的《美国援助日本复兴》、石啸冲的《分裂德国政策的现阶段》和苏联经济学家I.Kuzminov著、吴清友翻译《资本主义的独占与战争——评James S. Allen<世界独占资本与和平>》以及最后由编者所发出的《世界到哪里去？》的思考。说实话，由于孤陋寡闻，面对这些作者，我只对李纯青先生和石啸冲先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李先生曾是大公报人的一面旗帜，石先生则是中国政治学界的泰山北斗，功力甚为深厚。几位先生均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帝国主义内在的扩张性”等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经济分析视角来看待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举一动，他们是我们在特定环境下所认可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散发着浓厚的现实主义气息。通读之下，我感觉到《论》流露出一种为民主与和平实现而做的不懈呼吁和努力，一种对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作为新的世界战争源头的必然性阐释，一种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平、民主阵营的由衷尊重。
美国是战争大本营的同时，苏联是顺应潮流和发扬民主的和平堡垒；顺理推之，斯大林是天使，杜鲁门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魔鬼。似乎中间存在着这种逻辑：美国所作的一切都实际上是在挑起下一次世界战争，是对世界民主与和平的威胁。这其中也有些濒临战争的味道：“在今天，每一世界角落的人民，都闻得着浓烈得火药气味，并且，无例外地直接间接受着战争狂热与侵略攻势得威胁和袭击……真正的危机是存在着，发展着……若干区域（如不幸的我国）内继续扩大……毫无疑问，这一严重的危机和不幸，是主要发自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及接受美国指导和策划的各国阴谋家。……散布战争的歇斯底里症，制造国际的冲突、仇恨与不安，从事战争准备的实际工作。”其实这也是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寻求自主独立的国家出现一种普遍的看法。关键在于，为什么美国如此遭人嫉恨？为什么苏联却拥有如此的高评价？视角不同而已，也正是这种视角和社会性质所强加的价值观念的差别，影响了作者冷静客观看问题的可能，这的确是难以超越的。当然，尽管在这种高度甚至狂热的意识形态下，受影响的作者依旧在奋力冷静的看待一切，尽管未能如愿，如非昔先生认为：“从上面的一连串事实看来【笔者注：即美国的各种对外政策和资本主义阵营的联合等】，如果我们否认国际政治的危机，战争准备的危机，是在深化和扩大着，显然是不可宽恕的。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轻率判断世界已接近战争的边缘，战争将不可避免，也是不正确的。然则，我们应该怎样深一层去理解和把握这样的辩证问题呢？即应怎样从事象的根源与本质上去理解和把握国际政治和战争的危机自何而来，它又将往那里去呢？”
适时，“二战”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二战作为人类史上最大的浩劫，除美洲外，其他几个大洲几乎是满目苍夷。“二战”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反思——“人们在不停地问密涅瓦的猫头鹰是否出来太晚了”，人们渴求一种永世根除战争的方法——“No War For Ever！”。同时，人们热忱地呼吁和平的到来和民主的实现，此时那个寻求人的真正解放的“幽灵”则游漫于世界范围。1948年前后的中国也和战争处于一种亲密接触的状态，为了争夺这个辽阔国度的统治权，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各种方式在争取自己的胜利。这个时刻应该是共产党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国民党与大陆的缘分去日无多。当时，共产党绝对是民主和和平的代表，而国民党则是腐败和独裁的载体。国际上的两方对立反映到国内的映像正好是国共相争。《论》如窥镜般地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映像，尽管其中蒙上了一层狂热意识形态的阴影。这其中蕴涵着对“美国世纪”到来的巨大恐怖，就像今天东洋人对中国崛起的般的敌视。
曾经的那个年代，在 “一战”创造了人类的灾难历史记录后，人们努力去寻找一种祛除战争魔魅的方法，最后，以美国总统威尔逊为首的理想主义者号召运用一种“集体安全机制”的“天火”作为世界永久和平的法宝。但是，那个设计得近乎完美的机制也许只能适应于天国；威尔逊成了一个真正的普洛米休斯，同样也重复着和普洛米休斯同样的不幸。他轻视了人间，人间之所以是人间就在于它并非天国——就是这个循环叙述却集聚着若干智者的不懈探询。
神总归是神，人总归是人，人注定要处理尘世的事情。作为人类世界和人间社会良心所在的知识分子，在用自己的视角和思考在观察着这个纷繁复杂的尘世，尽管他们必然有自己的偏颇的执着，但是他们都在坚守着自己“理念人”的职责，他们敢于真正宣称“我是雅典的牛牤”。“经世济民”、“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公共文人责任观也足以让我们致敬。不能否认，在“西风力压东风”的今天，非昔等先生观察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视角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们却在观察国家行为时以一种浓厚意识形态来过滤，势必造成其数据分析和事例收集的偏颇，从而影响其结构预测的失误：大战并没有如他们所预测的那样爆发，苏联并没有成为和平的堡垒，而是由和平鸽摇身一变为一头凶狠的鹰隼。
评价归评价，我们丝毫不能损及前人的价值所在，他们真知犹在，风范依存。亚里士多德依旧微笑在社会科学的最顶峰。诚如前文，每个人都生存于这个社会并扮演着上天赐予你的角色，所以对这个人而言揭开这个社会的内在的秘密，真是太困难了，何况是以一个人的脑力去预测明天？当然我并不否认存在智者，但是漫长人类史，亿兆尘世民，几千年才出现一或两个先知；尼采算一个，但是后来他疯了，也许天机不可泄漏，泄天机者遭天谴。
人类就这么可悲，被玩弄于上帝的鼓掌之间。
正是由于理想主义政治设计的夭折，人类风向急转，“恐怖之子”霍布斯作为符号又被发掘出来，他的复活使“自然状态”再次占据着思想家的大脑。人类刚从“二战”的疯狂中清醒时，便又陷入新的疯狂：敌人亡我之心未死，看看我的周围吧，它们的所作所为无不对我含有或隐含敌意。我必须和刻耳柏洛斯似的有三头六眼才能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其实，20世纪40年代的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正是如此。在联合抗击法西斯的短暂蜜月之后，美苏两者在蜜月结束之前就开始盘算分道扬镳后的事宜，如此焉能不散？尤其是杜鲁门上台以后，美苏都视对方为更为疯狂的法西斯。为了防止再次重复“绥靖政策”的危害，美苏都存在于自己脑袋里的敌对世界中，将对方予以“妖魔化”的同时赋予敌人的“身份”，制造了一种“疑似”战争。源于一种敌对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猜疑，阻碍了两方心平气和的交流，人类走入了“智子疑邻”的寓言，其每一举动都看作是对自己的宣战：现实主义的钟摆走到了极致。
《论》染上了亲苏一方的政论诠释和外事宣传色彩，它宣布“美国的扩张政策已经十足地带上了成为世界不安的因素。这种形势已成定局。”其工具理性味道浓厚——像前文所提及的奥卡姆所说：“你用剑来保卫我，我用笔来保卫你。”“二战”结束产生的权力真空，必然引诱某一方将触角伸入，就是为了争夺这些权力，一时狼烟四起，号角争鸣。但是当时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无法完全灭亡对方，许多担心现在看来是不必要的，但是双方的作为所涉及的并非民主与和平，而是利益和分赃，美苏均无义。无论是“杜鲁门主义”还是“马歇尔计划”抑或“经贸互助”都不是简简单单地为了某个阵营消灭某个阵营，也不是谁代表正义或谁占据邪恶的二分。其实，杜鲁门曾经说过：“对付苏联的最好方法是面包而不是子弹。”当然曾经记得南京大学高华老师在评述“文革”前中国政治人物的“非线性”行为时告诫我们，理解高度政治化的人物不能使用常人的思维。所以，对于那个时代的谁是谁非或者超越二元视角的诠释，目前看来依旧是非常隐晦的。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假设历史对前人而言是一种亵渎和不敬。然而现实却向人类开了个玩笑。也许正是此时各方造就的不理性或狂热实现了冷战时期几十年的和平——而这是人类穷其理性而孜孜以求的，尽管这是一种“恐怖的和平”，这似乎是一种矛盾——也只能用“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来诠释了——这其中又隐含着人类尤其是“理念人”多少的无奈和喟叹：理性没有资格自负。无论“二战”驱动而产生的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和7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新现实主义还是对新现实主义予以扬弃的新自由主义都无一例外地强调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体的理性特质，但是即使在理性主义“范式内”我们依旧可以由理性推断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国家是理性的，所以国家是是利益必夺的，国家间的争斗是必然的，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是理性的，所以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可以实现合作，如“非必然现实主义”或“偶发性现实主义”（contingent realism）。目标都是民族主权国家的生存、安全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归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设置，然而我们无法否认面对法西斯的猖獗是“合作”击败了法西斯，尽管这种合作并不完美。如果威尔逊能够看到抗击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胜利，他便会瞑目了，因为理想主义从另一个层面上被证实了。
古罗马韦格修斯（Vegetius）曾说：“如果你想要和平，那么就准备打仗吧！”（si vis pacem, para bellum）矛盾暗含深意，也注定了理论探索“十八弯”般地艰难——如英雄海格力斯（Hercules），出生伊始便被抛弃，上天为之安排了重重枷锁和捉弄。回首“冷战”时期，美苏双方的军备竞赛日益白热化，多次悬大战于一线之间，但是却实现了长久和平，不得不说韦格修斯的咒语的法力了得——不得不说，是非理性创造了理性的和平，也许这是个讽刺。应该说《论世界危机》性质的书籍对和平的实现也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尽管不一定是其初衷，而是无心插柳，却影响了几代人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