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老总说他只是一个“符号”。参来悟去，这个“符号”乃真共产党之谓也，真假不可不察之谓也
时间如白驹过隙，2008年7月18日，杜老95岁华诞。惊回首，相知、相识、相随杜老28年过去，如穿越了时空隧道，弹指一挥间。杜老仍思维敏捷，但已行动迟缓，口齿吐字不甚清楚。马阿姨已不识人，只认杜老这相濡以沫的老伴。一丝惆怅，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我第一次与杜老有直接交流是1980年夏天。我和王小强参加杜老在万寿路宾馆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在座的多是各省农口的领导，主题是基层干部问题。当时包产 到户初露端倪，乍暖还寒。基层干群矛盾突出，发言者对基层干部颇多微词。杜老突然点将，“让在农村插过队的年青人说说。”小强和我只表述了一个观点：基层 干部，是我们党在农村的惟一组织资源，体制正确时，干好事的是他们，体制错误时，干坏事的也可能是他们。除了他们，我们在农村不可能找到另外的替代力量。 杜老投来赞许的眼光，鼓励我们继续讲。我补充说：“就像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是同一个孙悟空一样。”杜老嘿嘿地笑起来：“噢？你们年青人也这样认识？”显然 是表扬。杜老拉着我们两个年青人与他同桌进餐。霍泛伯伯边吃边敲边鼓：“老杜啊，你不总想找一些有理论有实践的年青人共同搞调研吗?”杜老笑而不答，他要 观察我们，考量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位智慧老人，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 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一块巨大的磁石，只一次就吸引了我。
随着我们这群年青人下乡调查的次数日多，我与这位智慧老人的交往日增。当时，包产到户方兴未艾，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也呈白热化，两军对垒，非此即彼，黑 白分明。文革虽已结束多年，但多数人仍是惯性思维，路线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
八亿人，不斗行吗！杜老反之，十亿人，不斗就行。
杜老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汇合各方主张，相互容纳，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论辩，即为集思广益，必能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 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对集体经营、包产到组和包干到户，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争论的双方也就此尽 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此，包产到户一发不可收，如燎原之势，而观点不同的人们，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同谋”，没有上纲上线，不受路线斗争之 困。我亲耳听万里同志说过，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这之后，实践中， 产量说服了方向。
杜老善用辩证法，而且如臂使指，将复杂的事物抽丝剥茧，提炼为哲人的理性。我随杜老到西安研究包产到户后，个体工商户如影随 形地成长起来，出现私营企业雇工经营。“姓社姓资”的争论立刻出现。杜老不温不火，他提出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要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到实 践中去找答案，标准是被雇的农民工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结果是短短几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多种经营遍地开花，农业生产力高歌猛进。1980年 -1986年，那是农村变革的黄金时代！
杜老就是这样，在波澜不惊、有条不紊之中，推进历史的巨轮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变化，“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却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有一次，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记得高小蒙还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完全放开，取消 粮票，市场化经营。这就是“稳一块，活一块”的渐进改革模式。这时，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年青人还这样保守，中央留一千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 落，一位青年人很冲动地说：“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这位中央领导马上向冲动的年青人走过 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
走出中南海，我以为杜老会批评我们张狂。没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嘿地乐，并说：“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进入2007年，杜老还是那么睿智。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针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一篇是由姚监复代笔，他老人家口述有关新民主主 义理论的历史还原。看了这两篇文章，我忍俊不禁。可谓人老成精，姜还是老的辣。有人说杜支持谢韬的观点，我看未必。引原文：题目是《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 兴的喜庆气象》，好听又中肯。“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一定会衰败下去。”切中时弊。中国什么样的产能都过剩，最大的危机是信仰危 机，最稀缺的是理论再造。“有争论是好事，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大智慧而不失 分寸。笔锋一转：“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看似轻轻提 起，却一语中的。“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要不要瑞典特色？瑞典是八百多万人口 的小国，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结论已不言自明，杜老的大智慧，逢右必左，逢左必右，左派右派见杜老都皆 大欢喜，但他又从不失原则，极高明而道中庸。
对杜老另一篇耄耋之作，我从手头的《炎黄春秋》中未找到该期，但记忆深刻。杜老还原了新民主主义 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无论是理论的彻底性，还是实践的完整性，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望其项背，无出其右者。今天仍是我们无法超越的指导思想和 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初始点。事后在网上看到此文，将小标题摘抄如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 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如今，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取得政权，其领袖普拉昌达总理宣布，要在尼泊尔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由共产党领导在尼泊尔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一理论的发明者的反讽。
两篇短文，举重若轻，精心构筑，恢宏布局，深谋远虑，必胜战略，百折不挠，念念不忘，虽垂垂老矣，耳聋眼花，其人格魅力就在如何把中国的事办好。
这十年，我和爱人王祺元经济条件好转，我们俩有更多的能力呵护两位最敬重的师长，一位是王耕今，去年96岁驾鹤西去；一位就是杜老，在他远离权力中心之 后，我们与他和马阿姨越走越近。但无论你与他走多近，你永远无法改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和角度，即使众口一词，杜老总有自己的说法，他一贯保持的是自由之精 神，独立之思想。我特想影响杜老的思路，但从没成功过。而对人，他总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括整过他的人。有时，我对杜老讲某人的问题，只要口出恶评， 答案总是“这人有长处若干，那人肩膀很硬”。杜老批评人，你若没点悟性，还以为是表扬你呢。
“中国仍要过好两关，市场关与民主关”。
杜老老而弥坚且矢志不渝，殚思极虑而知白守黑，拨云见天而明察秋毫之末：“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两者缺一，改革便是焚琴煮鹤。现在的改革开放就是跛足的改革开放。
最后，讲一件小事。十几年前，我随杜老到大连。调研之后，当地政府安排杜老参观一座新开张的购物中心。陪同人员向杜老推荐了许多高档商品，杜老一一婉拒， 最后只给孙女选了一件小毛衣和一个铅笔盒。当我去结账时，磨破嘴皮人家就是不收钱。杜老看在眼里，当时没给任何人难堪。那时杜老的鼻炎很重，不断地需要纸 巾，鼻子都擦红了，我将宾馆的湿方巾用塑料口袋准备了一堆，随时提供给杜老使用。回到宾馆，陪同人员渐次散去，杜老将我留下：“两件事你办得不够好，购物 款马上送去；毛巾是宾馆的，公产带离宾馆就不妥。”儒雅清瘦，仙风似闲云野鹤，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烟火气味，说话绵软，未语先笑的杜老还会批评人？他把我批 乐了。
如小强所说，一眨眼过去30年，张木生退休（今年4月就该退，命令迟迟未下），“白丁”变苍头，转眼来到他们对我们充满期待的年纪。杜老谆谆教导我们，每年要为人民做一二件能上账的事。检讨自己，我很愧疚。
洞微烛隐，虽马齿渐老，仍直言无忌。现在的什锦八宝粥之类的时贤，“因为是达官贵人，权豪势要，士流耆宿，富商名家，同样为观瞻所系，需要装点些勤政爱 民，为富近仁，学高德厚，儒雅风流，所以在公众场合常常也要说些事先设计好的话，做些事先安排好的事，举手投足犹如做戏。这种事古已有之，所以戏台对联有 ‘大千世界无非傀儡之场，第一功名亦等俳优之戏’，点明了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番道理。”
难怪。毛泽东要“粪土当年万户侯”。
杜老总说他自己只是一个“符号”。我常想这个“符号”是什么？参来悟去，乃真共产党之谓也，真假不可不察之谓也。■
作者为《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积极参与政策建言的青年学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