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改革向纵深推进，迁都之议也随之兴起，近些年来屡见将我国首都由北京南迁长江流域的议论。
而百年前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政府时，就建都问题也曾有过激烈争论，当时报刊发表过许多文章就建都某地之利弊进行陈述论辩。众所周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力主建都南京，而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则非要留都北京不可，两派为此争得几乎翻脸，当时名流如章太炎及社会各界人士也都在报刊上各陈己见，最后经过反复论证，临时参议院几次表决，临时政府还是由南京迁到了北京。但也有人认为武昌以其首义作为民国首都应当仁不让，另外，还有暂时建都上海、天津之议。国民党北伐成功，初虽有“宁汉之争”，考虑过定都武昌，但随着蒋介石的得势，1928年重又将民国首都定在南京，北京改名北平。1949年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后，首都又迁回了北京，但也曾有定都西安之议。
民初建都争论考虑的多在政治层面，是利益之争。当今迁都之议则更多地从经济层面考虑，谋划国家的发展战略。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我们抚今追昔，比照前辈和今贤的议论，也就迁都问题谈谈看法。
一、超大型都市北京作为首都已是不堪重负
为什么要迁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定都北京已有60多年，首都北京天安门早已成为国家的象征，从孩童时代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又唱“雄伟的天安门”，在很多人心目中，首都北京已具有神圣地位，迁都简直不可思议。
历史上北京也曾经辉煌，在古代中国王朝的后半期，辽、金、元、明、清，北京一直是帝国政治中心，建都已近千年。其地形胜，向北可控扼满、蒙，向南得抚育华北、中原。元明清时以京杭大运河连通南北，东南财赋得以源源不断地北运，长城一线得以滋补坚守。经过数百年不断的经营，北京成为帝国政治心藏，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近代鸦片战争后虽历经沧桑，渐呈残破，但共和国建立之初权衡再三，还是选择了北平，恢复了北京旧名及其首都地位。
1949年的北京只是一座百万人口的消费性城市，城市功能设施各方面都相当落后。成为新中国首都后开始发展工业，市政府长期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工作，经过60多年的建设，现在北京已成为功能齐全的超大型国际性都市。
然而，问题也来了。规模超大，不堪重负！据统计截至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两千万，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726.4万，加上其他一些无法统计的、短期流动的等，其总数早已突破两千万。搞得北京房价奇高，房租奇贵，交通拥堵，人们在享受高度现代化生活的同时，却也有诸多不便和烦恼。政府行政也出现了效率低下，想管也管不好的困扰，光应付全国各地来上访的群众，就忙得不亦乐乎，警察是超负荷地工作，高层领导也神情紧张。
按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的人口目标，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应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这个指标实际上早已突破。如果说是指户籍人口，也很快就会突破，因为近几年北京市新增户籍人口每年都突破50万，按这个增速还能够撑多少年呢？况且以户口来计算人口毫无意义，因为有很多外地有钱人在京置地买房，没有户口他们照样生活着。户口这东西本来就很不合理，现正议论改革，外来业主们也琢磨着总有一天会取消户籍，自己一家将融入首都呢！穷人租房蜗居的更是不计其数，这是因为特权城市北京的畸形发展，在北京打工挣钱相对容易些，白领蓝领工作都好找些，于是乎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往北京涌，挡也挡不住。
过度扩展使北京在水、电、能源、土地等资源各方面都难以承受，中央也要求北京市政府拿出切实措施解决拥堵乱象。市政府只好向无户籍的外地人口开刀，今年8月勒令关闭30多所农民工民办学校，目的就在于驱赶他们离京还乡。但这对外地人特别是是农民工极不公平，首都建设离不开农民工，他们的子女难道只能做留守儿童，随父母来京连上学的权利都没有？
首都北京成了特权城市，河北有一考生在网上发帖抱怨，被河北省包围的北京、天津高考分数比河北低100多分，农民孩子奋力学习也考不上好大学。河北全省都无一所重点“一本”大学，好大学都扎堆在北京，有钱有势的家长为孩子前途着想，千方百计做“高考移民”，北京能不人口膨胀吗？
看病也得往北京跑，因为好医院也都扎堆在首都。光解放军医院从301排到309，个个都是设备最好的，何况还有“2”字打头的军区医院，还有海军总医院、空军总医院、武警总医院、二炮总医院等，个个都比江西省任何一所最好的医院条件好，那病人又怎能不往北京跑呢？怪不得凡医院周围的房租都飙升，尽是照顾病人的亲属，这些人能赶他们走吗？
医院多且设备条件又好，则在高干病房住院的离退休老干部也多，这些人谁也不敢赶他们走。北京又是高官扎堆的地方，党政军高干大多配有公车，交通能不拥堵吗？高校多毕业生也多，2011年北京高校毕业生约23万人，相当于一座中小城市的人口，他们也都想留在北京享受特权，一个公务员职位好几百人报考，就业问题又拉起了警钟。
中国自周秦以来都是以政治权力调配全国资源，政治统治中心的首都受到各路诸侯贡奉，地方财赋都要集中于首都，首都拥有特权，能在天子脚下居住的人自然也能沾光。但各方贡赋坐吃山空，首都也承受不了，唐朝长安因黄河三门峡阻断漕运，皇帝只好带着百官经常往洛阳“就食”，被讥为“逐粮天子”。
由于现代化的铁路交通，现在北京倒不致于“逐粮”，但“饮水”却日渐困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定的现代标准最低人均水资源量为年300立方米，但中国整个北方地区都很难达到，是严重缺水地区，北京属严重缺水城市，目前实际年均用水量约36亿立方米，而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每年有10亿立方米的缺口。解放以来北京修了许多水库，如十三陵、官厅、密云水库，但赶不上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要，光日常生活用水，就占去北京用水总量约一半。天津在改革开放之初“引滦入津”，这对日益扩大的大天津也只是杯水车薪。目前京津唐地区的水资源形势已十分严峻，天津靠海尚有点办法，北京则境况堪忧。为此国家投巨资修南水北调工程，把长江水北调，但整个华北都缺水，农业用水要优先，北京又能分到多少呢？我看与其耗费巨资“引水”，不如“逐水”而居，把首都迁到有水的长江流域去，一劳永逸地解决水资源不足的困境。这也是借鉴我国古代先民的智慧，因水而迁都的故事殷商时就有，宋朝君臣定都南北运河与黄河交汇的开封，考虑的就是水利之便，从此彻底告别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汉唐故都长安，我们从《清明上河图》上看到的是宋都汴梁赶超汉唐的繁盛景象，若还留恋长安，其可得乎？
古城北京除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外，并无其它什么资源优势。作为千年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本应珍惜妥善保护，印度独立时为保护古都德里，在其旁边建新德里。新中国成立定都北京时，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教授建议在通县建新北京，将古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但当时一穷二白，开国领袖听不进去，一头扎进故宫之侧的中南海，至今仍没出来。革命者对“封建旧物”也看不起，要破旧立新，发展工业，北京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发展现代交通，把古城墙和许多牌楼都拆了。梁思成教授多次呼吁不起作用，但他抗战时写一封信请美国不要轰炸日本古都奈良，却能起作用。现在为建高楼又在拆四合院，古城面貌不再，其诚可哀也！以中国之大，又如何不能保存好一个千年古都！
古都风貌的破坏是不可恢复，让全世界都感到惋惜。辉煌的经济社会扩展也使古都面目全非，不堪重负。和汉唐故都长安一样，北京因过度发展而导致资源枯竭。资源过度输入又导致环境日益恶化，光城市垃圾处理就令人头痛，污水处理厂也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城市空气质量极差，区域生态更遭到严重破坏。因北京用水太多周边地区就发生水荒，又导致周边环境沙漠化，现在北京每年春天都黄沙漫漫，朱镕基总理在任时就感叹中国有可能因沙尘暴而迁都。此论一出，又引出各方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的热议，有专家指出：由于北京作为首都已不堪重负，迁都是早晚的事，无论是从国家长远发展还是从战略安全考虑，迁都都不可避免。
二、中部隆起的武汉及辛亥革命建都之议
首都北京所遭遇的境况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出现，如近邻韩国和日本。韩国首尔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其资源高度集中情况比北京还糟，又处在北朝鲜核弹威胁下，所以早就有动议迁都中部的大田市。日本也早有迁都之议，举国所有中心都集中于首都的情况，东京较北京更甚。今年3.11大地震更是给日本当局敲响了警钟，震中若仅仅南移一百来公里，京畿将万劫不复，国家将陷于瘫痪。日本国会于是动议在东京之外另设立副都，即第二首都，或曰分都，以降低风险。
设正副二都在我国古代西周、两汉、隋唐及明清都有过，隋唐把长安作正都，洛阳作副都；明先定都南京，移都北京后保留了南京副都地位，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时，明副都马上升为正都。清入关后也把原来的都城沈阳保留为副都，称盛京。分都两京的情况在清亡后百年间虽无明文规定，但实际上也是存在的，至少是有所考虑，或因国务需要短时期曾有过“副都”。分裂割据时自立为都暂且不表，蒋介石和毛泽东大权在握时，就都曾把风景秀丽的庐山当作“夏都”，在庐山演出过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作出过关系民族存亡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抗日战争初考虑过洛阳、西安作战时首都，最后定重庆为陪都。文革高潮时因中苏交恶，为避免苏联“外科手术式”突然核打击，毛泽东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与副手林彪元帅秘密决策在南方建立战时统帅部，选址在武汉以南百公里的咸宁，此乃总参谋长黄永胜上将的家乡，由黄总长指挥在咸宁修筑了地下统帅部，即拟议中的战时首都。这不就是设副都吗？当然最终没有成为事实，所有工事后都报废，现辟为旅游景点，参观者是络绎不绝。
选址湖北咸宁作为文革秘密“副都”，有人说都是黄永胜作的决定，这是皮相之见，没有正副统帅毛、林的点头，上将黄总长能作得了主？为什么是咸宁呢？我们注意到，现今论者议迁都时，很多人提出武汉南北的岳阳或信阳为首选地，都是在武汉周围考虑。几代人都不约而同地以武汉为中心，来考虑定都或临时副都，其中确有其内在的深刻战略考量和道理。我们今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武昌首义打响第一枪大家都清楚，但同盟会曾考虑定都武昌却不一定知道，只是因缘巧合，民国首选临时首都才与武昌擦肩而过。
据现存革命资料，早在1902年，孙中山就与章太炎讨论过日后建都问题，章记孙中山对太平天国洪秀全定都金陵的功过有评价，说：“定鼎者，南方诚莫武昌若”。（《孙中山全集》卷1，215页）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时，湖南人程潜谒见孙中山请示革命方略，中山提出慎选革命基地，认为“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如能攻占，也可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成，攻占较易”。（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在四地形势分析中，对武汉十分看好。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其中立足两湖的华兴会人最多，着即筹划武装起义，首选地即两湖地区。06年同盟会联络会党发动了萍醴浏起义，有众3万，这是同盟会发动的第一次起义，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因组织不善而失败，党人或牺牲或被俘损失很大。这使孙中山把注意力转向了滇粤边陲，打不赢可逃跑，但规模都不大，影响力也很小。最后武昌起义还是在帝国中心开花，并成功了，但却不是孙中山、黄兴领导，也在其起义计划之外。引发起义的保路运动，虽在成都最先发难，但也与武汉有关，所保的“路”即川汉铁路，即由武汉西入四川的铁路，还有正在修筑的粤汉铁路，加上已修好的芦（沟桥）汉铁路，我们发现，武汉处在现代铁路交通的中心，加上长江水道，可谓九省通衢，孙中山所谓“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所言不虚。
所以我们说辛亥革命首义在武昌，从地理交通形胜看，绝非偶然。只可惜当时革命大腕领袖没能算计到，起义发生时他们都不在场，群龙无首之际起义士兵拥立了清军协统黎元洪为鄂军政府都督。宋教仁、黄兴赶到武汉，想成立中央军政府，但在汉口、汉阳打了败仗，丧失威信而黯然离鄂。但黎元洪成为首义元勋，也有可能在武昌主导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其地位连云南蔡锷、海外的孙中山及敌方首脑袁世凯都承认。时上海立宪精英策划模仿美国独立战争费城十三州会议，在上海成立临时国会，也遭黎氏否决，黎要在武昌成立政府和国会俱在的中央政府。上海的各省代表只好乘船来鄂，袁世凯的和谈代表也来鄂与黎接洽。但由于阳夏之役失败，北洋军在龟山设炮轰击武昌鄂军都督府，黎元洪狼狈逃跑。各省代表也不愿在鄂与袁世凯订城下之盟，在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的鼓舞下，作出定都南京的决议，使民国临时首都与武昌失之交臂。
南京虎踞龙蟠，为六朝故都，朱元璋和洪秀全也曾定鼎于此。江浙联军克复南京，在武汉和上海两地的各省代表于是齐集南京，选举黄兴为大元帅组织临时中央政府，武汉方面虽不情愿也有所抗争，但年底孙中山回国选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选为临时副总统，也就不好再争了。至1912年元旦终于成立中华民国，暂定都南京，与北京袁世凯主导的新政府和谈。
然而南京作为临时首都也仅4个月。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逊位，13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请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全体一致公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但孙中山辞职时提出了三项条件，其中就有定都南京，不能更改。辞职后俟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乃行解职。参议院为定都问题在14日、15日还两次举行投票，第一次的28票中，有20票主北京，5票主南京，2票主武昌，1票主天津。参议院向总统陈述：“今日南北既经统一，即应统筹全国，图所以统一之道。临时政府地点为全国人心所系，应在可以统驭全国之地，使中国能成完土，庶几以维系全国人心，并达我民国合五大民族为一国之旨。前经各省代表指定临时政府地点南京者，因当时大江以北尚在清军范围内，不得不暂定临时政府适宜之地。今情势既异，自应因时制宜，定政府地点于北京。将来新举总统无论何人，应在北京接收事权，事经议决，请查照行之”。（林长民《参议院一年史》）对此孙中山极为震怒，要求复议。复议结果为19票主南京，6票主北京，2票主武昌。（《参议院议事录》）我们注意到，两次投票结果虽不同，但均有两票主都武昌。前亦有一票主天津者，则是因袁世凯曾想避开清廷和南京方面，由他另行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遭南京反对而作罢。
袁世凯当然不愿南下就任，从上面第一次投票多数主都北京的情势看，当时多数人包括同盟会革命党人也都认为建都北京更合适。但孙中山等很固执，其目的在于制约袁世凯，迫其就范。然孙、袁之外的多数人则能超越党见，就建国宏图、地理形胜等方面，纵论都城建制。为此，就民国建都问题，在全国范围举行了一场大辩论，江苏都督庄蕴宽及黄兴等政要，也都公开发表看法，辩论十分激烈，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就首都建置最大的一次辩论。
辩论在报刊上公开进行。早在1912年1月21日，张謇就在《大公报》上发文说：“民军政府曾有主持迁都武昌之说”，他认为不可，而“建都北京，取其接近蒙、藏，裨益治理”。章太炎考据历史，也在《大共和日报》上刊文，先主张建都“宜在中原平陆”邺、洛，后亦主建都北京。当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定都南京时，章即公开发表《致南京参议院论建都书》，认为“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军事战略上不能控驭北方，政治上有土崩瓦解之忧等，认为“迁都南京，则放弃满蒙”。告诫：“谋国事者，当规度利弊，顾瞻全势，而不可以意气争也”。（《时报》民元2月13日）
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发表《建都私议》社论，也公正持论首都宜建于北京，并提出建都八大理由：谋政治之统一，谋经济之发展，谋财政之撙节，避外交上之烦难，筹边防之支持，谋兵权之统一，达光复之目的，巩固共和之基础。时有在京蒙古人更提出：“缘中国以二十二行省而论，则设立南京为宜。若合满、蒙、回、藏而言，则北京实为适中之地”。当时舆论一致认为：“蒙藩回藏，正待经画，倘一迁移，则控御失宜”。（《大公报》民元2月23日）最后，民国首都还是安在北京。但1928年国民党又移都南京，其结果则是不出三年，满、蒙就被日、苏侵夺，可见民元建都北京的议论，是深有其道理的。
在都南京还是北京激烈争议之际，首义湖北黎元洪集团也不失时机地发出声音。黎分别给南北政府发电报，提出招集南北各省代表预筹善后纲领，似以武汉为适中之地。湖北省议会还通过决议以武昌为国都。民元2月27日，黎元洪《上大总统并各机关书》陈说：“欲为民国谋统一，规久远，则临时政府自应以地形险要、交通便利、能筦全国枢纽者，为适当之地点。居中驭远，莫若武昌，有识者类能言之”。虽然时议多主都北京，但黎氏认为只是“暂时权宜计，必仍规定燕京，藉消隐患”。而“将来宅中建国，仍在武昌，既足涤三百年旧染之污，亦可辟亿万世奠安之局。折衷定策，莫此为宜。如蒙允诺，即请从速组织临时政府，规画一切。一面开辟武汉建筑新都”。（《黎副总统政书》卷7）黎元洪提出在武汉规划长远首都的设想，无人理睬，但其所陈正是当年孙中山考虑的，武汉正是同盟会最初设想建立统一军政府的首选地，只是因为鄂督落到了“异己”黎元洪之手，才得不到支持。但黎元洪所陈武汉“居中驭远”的“枢纽”地位，及孙中山同盟会早年所看重武汉“绾毂南北”，“可以号召全国”的形势，其可作为民国中枢的理由，现在看来都不无道理。
武汉居长江之中，上古是荆楚蛮荒之地，在古代历史上从未成为都城。东吴孙权为抵御蜀、魏，一度议迁都武昌，但大臣们“宁饮长江水，不食武昌鱼”，坚决抵制。唐宋以后随着长江流域经济上超过黄河流域，明清时“湖广熟，天下足”，湖广督抚所在的武昌地位日渐升隆。特别是清末京汉铁路的修通，稍后京广线与长江交汇，更大大提升改观了武汉的地位，使武汉的地利形胜，有如北宋汴梁以运河黄河之交汇，取代关中而为天下之中心。“居中驭远，莫若武昌”。孙中山、黎元洪看到了这一点，毛泽东、林彪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说文革中选中咸宁作为战时统帅部，绝非偶然。
辛亥革命已过百年，时贤所议北京建都的理由，其控扼满蒙的政治军事优势已渐失去，中枢战略地位业已动摇。当今洲际核弹、精确巡航导弹等，早已使北京无险可守，人口集密各方资源富集，反而成为战略负担，战时输不起，文革时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搞的就是战略疏散。资源枯竭经济上没有任何优势，水资源无法根本解决，越发展经济，越加重国家负担。有学者称：中华要崛起，早晚要迁都。超大型都市北京既已不堪重负，无建都优势，以其赶老百姓走，不如政府自己走。权为民所用，告别特权，告别臃堵，告别沙尘暴，以新都开创新的未来。
迁都之议一旦开启，人们的目光重又投向了居长江之中的武汉及其周围地区，那么，到底何处合适呢？
三、国共两党“夏都”庐山脚下的九江是新都首选之地
武汉的区位优势近代以来是特别明显，但经百年发展，武汉自身也成为超大型都市，虽水资源无忧，但和北京一样也有其不堪重负之处，人口太多，工业过度发展，环境污染等。从世界各国迁都之例看，都是选择内地中小城市，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迁都也是促进落后地区开发的重要举措。
美国当年把首都由费城迁往十三州之外的内地华盛顿，就促进了西部开发。巴西也把首都从沿海的圣保罗迁往内地新城巴西利亚，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土耳其等国也都把首都从沿海大城市迁往内地小城。哈萨克斯坦甚至告别美丽边城阿拉木图，到中部旷野新建阿斯塔纳作为首都，巴基斯坦也是告别大城市拉瓦尔品第，择新地另建伊斯兰堡为新都。这些国家的迁都，都大大促进了落后内地的开发，促进了国家社会的全面发展。
以前首都选址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控制军事战略，现在则多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考量，要兼顾地理资源、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因素。把首都迁往中原内地，可以促进中部经济崛起，推动全国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于是有人提出武汉南北京广铁路沿线的岳阳、信阳作为候选城市，两个小城市都有其一定优势，但也有弱势，交通都仰给于武汉，区位优势并不明显。还有人提出河南南阳、洛阳，则不仅交通不便，水资源也成问题。依我看，武汉以东两百多公里长江边上的江西九江市最合适。九江众水汇集，江环九派，武汉所具备的优势她都俱有，武汉所负荷的超大规模等劣势，她都没有。其地襟江带湖，背倚庐山。庐山风景秀丽，国共两党都曾将其当作“夏都”，说明其早就具备首都的特质。
九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凡发生在长江流域的战争，胜方都不能不掌控九江。赤壁之战这里是吴军统帅周瑜的总部，当时叫柴桑。元末朱元璋大战陈友谅，太平天国石达开与湘军曾国藩在鄱阳湖决战，都在九江设司令部。后来蒋介石搞所谓“剿匪”，也上庐山设指挥部，办了军官训练团。九江控扼长江中下游，湖口炮台阻断长江，辛亥革命时，炮台新军首先响应武昌起义，曾阻断溯江西上镇压武汉革命军的清朝海军，又从九江发兵南下南昌，促使江西宣布独立。抗战时也曾在这里阻击日军西进，保卫大武汉，成为战略重镇。朱元璋咏庐山诗写得最有神韵：
庐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峰水自流。
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
路遥西北三千界，势压东南百万州。
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份再来游。
既描述了其美景，也点出了其战略地位，是“势压东南百万州”。
飞峙江边的庐山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儒、佛、道三教都有遗迹。庐山是避暑圣地，在现代历史上其政治作为不可小觑。从1926年到1948年，蒋介石曾有13个夏季常住于此，除八年抗战外几乎年年都上山公干，在庐山上共召开11次重要会议，涉及政治、军事、外交、财政、交通等各方面，使庐山一度成为全国军事、政治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夏都”。特别是“七七事变”后，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作为全国各方承认的最高统帅，发表了著名的抗战谈话：“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面抗战的动员令，从庐山传遍全中国。也是在庐山，经周恩来与蒋介石商定，共产党军队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这些都给庐山的历史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掌政大陆，并没有忘记庐山可为“夏都”。毛泽东曾在1959年、61年、70年夏天，三上庐山，住进“美庐”，主持中央会议。其中1959年夏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1970年夏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对中国政治走向影响既深且剧。会上火药味很浓，“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共和国前后两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都在庐山裁了跟头。1961年夏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调整经济，也是重大国务。三次会议期间党政军大员齐集，国家的政治中枢当时就在庐山，说其为临时首都是一点也不夸张。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神速发展，江西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相对于沿海及周边省市还是有差距。江西的区位优势同时又是弱势，因为在以政治权力调配资源的时代，江西往往很吃亏。历史上江西从未出现过政治权力中心，局部的区域性中心也不是，那怕是割据政权也没有谁选择在江西建都的，当然红色故都瑞金除外。江西地处楚头吴尾，政治上地位低造成其经济上的边缘化，虽然物华天宝，却成为多个政治权力中心抽取财物的地方。明清江西隶属于湖广总督，督署一直在武昌，江西巡抚总是矮一截。近代长毛之乱湘军崛起，为筹军饷曾国藩到处设卡收“厘金”，绝大部分都压在了江西身上，兴盛了好几百年的江右商帮自此被彻底压垮，于是乎肥了湖南损了江西。红色故都倒是先后设在瑞金和延安，却不是因其富而是因其穷，因其偏僻，穷则思变，山沟里才能出马列主义。
其实，江西经济社会实力被湖南超过，也就近百年间的事，京广铁路的贯通使西邻湖南、湖北占尽了风头。好不容易熬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央投资兴建了大京九铁路，使江西不再偏僻。但不出十年，中央又投更多的巨资修筑粤汉高速铁路，湘鄂人流物流资金流更加富集，中部城市群隆起，江西又再一次被边缘化。江西得到中央的投资一贯就少，拿不出国家级大项目，为了安抚江西，乃把鄱阳湖区域治理纳入所谓“国家战略”。什么国家战略？不就是给点钱吗。那么洞庭湖、太湖区域治理，为什么就不可以纳入国家战略呢？江西向中央要钱找不到过硬项目，只好打“老区”牌，所谓老区就是落后，希望中央扶持。中央给了点钱扶贫，但鄱阳县一个腐败股长就卷走一个亿。
鄱阳湖区域如何治理呢？我很欣赏“留住青山绿水”的规划。但实际上为发展经济，各地都在疯狂招商引资，把沿海地区不要的污染企业引进来。我亲眼看见九江沿江有钢铁厂专用铁矿沙码头，九江在大力发展炼油石化产业，这样的高污染企业连北京都在往外赶，首钢已赶到唐山去了，九江为什么还拼命往自己身上揽呢？鄱阳湖区域治理国家战略本身并无多大意义，但如果与迁都九江长远构想结合起来，意义就非同凡响！是首都就不必搞工业化，九江如果成为第二个武汉，是福是祸，应该有个明智的判断。我认为九江周围百里内都不要搞大工业，大企业都建在瑞昌码头以西、德安以南。江西规划昌九工业走廊，应换成绿色走廊。既然首都南迁是早晚的事，留住青山绿水，迎接中华新首都的到来，这才是真正意义的鄱阳湖区域国家战略。
迁都是牵涉面极广的系统工程，也并非一声令下就能走人，最高层尚无此动议。但富集一身不堪重负的北京若有所闪失，如地震、战争等不可预测的灾难，损失将难以承受。从国家长远发展国家安全等各方面考虑，十年二十年后首都南迁会成为事实，国外的相同案例是枚不胜举。迁都是谋发展谋长治久安，作为“老区”的江西若能迎来新首都，那将是最大的发展。艰苦的革命年代共产党创建的两大根据地----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正处于九江之南北，九江是南靠井冈山，北望大别山，迁都九江其实就是回到苏区，对推动落后的“老区”建设，推动全国平衡发展，会起到巨大作用。九江因京九铁路的开通，及其至合肥、至铜陵铁路的筑成，已成为新的交通枢纽，乃七省通衢。其东西两头是京广、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东有南京、上海，西有武汉、重庆等特大城市，如果从武汉到南京修筑一条高铁相连接，这一线将穿过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长江流域居住着5亿多人口，以上海为龙头，重庆、成都为龙尾，九江正好居其中。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九江可以取代武汉而居于中国地理中心的地位，可成为中国新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居中驭远，莫若九江”。如果将眼光放得更远一点，当政者现在就应很好地规划，“留住青山绿水”，少发展工业，把九江与庐山一体建成生态环境优美的花园城市，建成能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历史文化名城，准备迎接伟大首都的南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