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模式就是对地球资源的极大消耗。按美国方式实现现代化需要5个地球，按英国的方式需要3.4个地球，按照阿根廷现在的现代化程度需要1.7个地球，按印度的现在的方式需要0.4个地球。如果中国和印度都想追求现代化，达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这个世界需要再增加4-5个地球才够。这是一般的人类不可能在公平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一个说法。同理，大家应该注意，人类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公平、全球贫富二八开，似乎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无论我们怎么强调现代化都是如此。当然联合国在“新千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几乎找不到（除了中国）哪个国家是在认真的贯彻联合国的MDDS“新千年”计划，而现在的结果是世界人口达到了70亿，右上角的图表达的是世界人口分布主要在亚洲、非洲，集中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如果到2020—2030年前后，若中国和印度按照西方的模式追求现代化，意味着这个世界除了20%的白种人享受现代化，另外40%的中国和印度的亚洲人也享受现代化，意味着世界改变了二八开，60%的人进入现代化。这是不太可能的。

再进一步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处于高债国，这种现代化相当于赤字化、债务化，而且是一个不断加深的赤字化发展方式。因此无论怎么讨论现代化大家似乎都有一个算帐的问题，怎么计算现代化的成本，可以说是一个制度成本。经济学研究中的制度成本恐怕是一切比较薄弱的领域，往往做出的曲线：收益曲线是向上的曲线，成本曲线很低，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差距很大，而且是一个不真实的现象，因为收益和成本是对应的。如果说收益和成本不是对应的曲线，意味着研究还没有深入。

当发达国家基本进入以高债务支撑现代化时，真正支撑现代化的不是债务，债务只是现象，更为本质是以高债务来支撑军事强权与军事强权完成对全球的控制。这就是所谓后殖民主义时期的地缘战略。这些东西恐怕在一般的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很少涉及。右下角的图所表达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最集中国家的美国军事基地，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有150多个国家有美国的军事存在，也就是说美国的军事存在在全球3/4国家中存在是事实。只不过人们一般不愿意这样看问题。

奥巴马、金正恩难题——“上去了下不来”。无论信奉何种意识形态，坚持何种主义，政治上、军事上如何对立，都有内在的规律，只要“上去了就下不来”。大家一般把北朝鲜的问题看成政治问题，因为集权政治祖孙三代等，这是一个解释。我是一个南朝鲜、北朝鲜都做过调查研究的人，并且联合国把我送到北朝鲜做农业政策顾问，各方面接触比较广泛，有点了解，所以我老讲金正恩和奥巴马都想make change，奥巴马上台的口号就是“make change”，而对于金正恩，大家寄希望于他可以有点“Change”，但很难，难就难在“上去了下不来”。这个困境说起来很简单，当美国人把经济结构搞成了高度现代化，85%以上的GDP来源于以金融为憧憬的服务业时，即使遭遇金融危机，美国政府也只能救金融，因为它的实体经济部分只占百分之十几。大家也知道，美国制造业下降了10%以下，农业占20%不到。也就是说大部分是金融，因此救市投资主要流向金融领域，以过剩的流动性来维持。这就违背了爱因斯坦简单的科学道理：不能用以造成麻烦思路去解决麻烦。他现在的做法仍然是以进一步的金融系更大的流动性来掩盖当时的流动性。有点像中国，我们早就生产过剩了，我们以远期生产过剩来掩盖当期生产过剩，因为我们处在产业资本阶段，美国处在金融资本阶段，大家只是处在不同资本主义阶段而已。

规律性的措施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我说有点难兄难弟。奥巴马和金正恩也有点难兄难弟的感觉，他们make change，朝鲜早在80年代（当时是前线国家，处于前苏联维护地缘政治的需要），朝鲜早于中国先实现了70%的人城市化，我们预计在2020—2030年要实现的目标，朝鲜在1989年就实现了：70%的人进了城，只有30%的人在农村，农业高度机械化，当时前苏联向朝鲜供给拖拉机和石油，因此石油业、机械业没有问题，人均粮食比中国现在还高，人均800斤粮食；人民国民收入在1989年比中国高100美元。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朝鲜早就达到了。

因为苏联解体，北朝鲜、古巴这两个严重依赖于苏联地缘战略物资供给的国家都陷入了饥荒，古巴地处热带，本是生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岛国，现在改成生态农业，得到联合国的生态发展奖。北朝鲜地处在北温带，冬天没吃的、没烧的，就冻饿而死，没有古巴那么幸运。没有石油供给，没有拖拉机的零部件，拖拉机没法耕地，继而政府强迫城里人在农村重新耕地。有点像中国60年代遭遇的大规模经济危机，搞了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城市青年伤不起，到了农村相当多的人偷鸡摸狗，相当多的人时不时的逃回来。这种事情相当于现在北朝鲜时不时的有逃北者。如果把历史形态的虚幻，“神马都是浮云”抹去，看看本质是什么，本质是超前现代化，上去下不来。让70%的人口回到农村种地，这事怎么弄？现在我们的领导人到北朝鲜动员他们学中国“大包干”，我想有没有搞错。当年我们是怎么弄的？8亿农民2亿田，四个农民抬一个城里人？手工劳动完全可以解决，用大包干就能成功，现在3个农民养活7个城里人，其实是养活10个人，除了养活自己，还得养活7个城里人，你让他靠松手动劳动，遭遇烽火，没有石油没有拖拉机部件，石油农业怎么改回手工农业？这些事如果都不想，光说是因为体制政治问题，说着容易。所以“上去了下不来”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当然我们有不断挑战常识的记录，并且成功，特别是在网上。

2004年我出过一本演讲录《解构现代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有一篇文章讲全球化与世界化，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不是几年，而是十几年前。如果再早，当中国开始加快资本化时，1988年我就发表过《危机论》，讲周期性经济危机在中国是怎么发生的。从50年代以来一直有，这点一直是被批判的。90年代加快市场化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国家资本在分配与民间资本在积累》，然后写过《90年代中国周期性经济爆发是怎么回事》，最近要出一本书，解释60年的8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本书若能幸运出版，有兴趣的，希望大家找来看看真实的经验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真的把历史形态当成神马都是浮云，应该能看到一些真实的过程。这儿针对多年来（20多年）的讨论，提出一些对概念的质疑。

首先，什么是现代化？刚才给了现代化的概念，很好，能做一些归纳非常好，我这儿给出的概念更本质一点，现代化不论是否工业化，都是人类近代历史中资本和风险同步向城市集中并且周期性爆发危机的阶段性过程。我们更偏重看到现代化的成本。第二什么是资本？无论国有还是私有。我曾有一个说法，无论是站在国有资本、私人资本里还是站在外国资本里，都是站在资本里，不要以此划开，没有意义，无外乎都是替资本说话。至于用其它方式包装，那是包装，各位如果相信包装我没有意见，我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帮您解释。我认为资本只不过是人类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制造反过来控制住极少数人群，使其反自然的一种异化物，作用在于促使多数人及其他们生存依赖的资源等客体成为被资本化产生利润的要素。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都是出于资本，制度变迁是原来制度框架内的主导利益集团为了更多的获取制度收益而甩掉制度成本推进的一种制度文化过程。能够顺畅的转嫁掉成本，这就是诱致性变迁，不能顺畅转嫁成本的，就是强制性变迁。

接着大家要形成问题意识，今天的贫富分化或者今天的联合国“新计划”不能落到实处，其根源在于发展主义的现代化成本在不断被转嫁，转嫁给弱势群体，当弱势群体不能再承受时转嫁给资源环境，最终资源环境反过来惩罚全人类，那就是泥沙俱下，玉石俱焚，人类要准备承担巨大的代价。当我们都把现代化作为意识形态时，无论是何种主义何党何派，世界上何人作为政治家全都讲现代化，这世界上可有如此高度一致的事？如果有那这事一定有问题，如果不善于做这种分析，我们岂不是都失去了思考的自由？何谈自由？

在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生产过剩的作用之下，西方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并且因两次世界大战是规律而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最近30年之前世界上没有哪个政治家不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何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没了？是因为生产过剩后解决矛盾的办法是把生产过剩转嫁，发展中国家成为接受产业转移的主要载体。同理，因生产过剩而发生的一般内生性矛盾基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在因接受产业转移而成为延续这种矛盾的地区。这个事挺有意思。

产业转移有不同的层次和级别，二战后世界上剩两个超级大国时，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实现地缘战略控制而转移的产业包括军政工业和社会制造业，这时候因为是地缘战略需求而不计代价。所以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机会之所以得到，无论是尼赫鲁还是毛泽东。美国马歇尔计划对西欧、日本做战略控制性的产业转移，那叫战后工业恢复。前苏联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陆权国家，在陆权竞争中没有失败过，它在陆权战略的转移之下是控制东欧和中国、印度，这是50年代中国、印度都得到工业化的装备转移，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机会，至于是什么主义、什么体制是派生的、次要的。大家都知道中国1949年建国时，统治集团（现在有资料证明）当时华北局体系内的干部7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如何构建一个管理城市和管理工业化的政府体系本身是挑战，所以中国在50年代开始引进苏联装备工业后，大约5年时间全盘苏化，政府有苏联专家，学校每个院系有苏联专家，他们手把手教如何建立上层建筑，所以当时整个中国的上层建筑乃至城市经济基础中的核心、工业都是苏式的。这是战后两个超级大国“双燕阵”产业转移的客观结果。如果做研究，对这些问题没有基本背景的认识恐怕很难做得了。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有一般的规律，即政府都因处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挑战之下而轻资本。我在很多国际交流场合中讲，如果找出发展中国家中的政府，没有一个不是轻资本的，1949—1950年毛泽东批民粹主义，接着批梁漱溟的“妇人之仁”，批邓子恢和杜润生的“小小女人”，批的都是他们过分地站在广大农民利益上。而他是代表中国最大多数根本利益，要实现工业化。早期的执政党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只能靠农村占有剩余，也就是说让农民承受剥夺。所有这些事情若回到本质上，在50年代初接受外国资本投资的条件下，任何决策都具有典型的轻资本内涵，这点是本质。什么情况下不轻资本？两种：一种是资本过剩，一种是没有资本。什么时候资本不来了？1960年中国遭遇两个超级大国全面封锁，没有任何资本，资本是零，想轻也轻不了，于是转向轻民生。其实你只要追求所谓工业化、城市化，就有原始积累，原始积累一定会导致农村的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大幅度流出，任何经济只要三要素流出一定衰败，这是农村贫困的根源。至于什么主义什么制度是派生的，总之是你要原始积累，“要不要”是决策问题，而在二战之后的情况下不要还不行，不要还被挨打，而中国被打了一百多年，你只好按照打我的人的方式去武装自己，这是当时“不得不”的情况。

所谓现代化，当要资本集中时，资本是要通过资本化其它要素或其它资源才能形成资本集中并产生资本集中的收益。那资本集中在哪儿？集中在城市，资本集中与风险集中同步，于是乎导致危机呈规律性的周期爆发，爆发在哪儿？爆发在城里，因为危机爆发在城里，又使城市中的主要利益集团提出要求，于是一定把危机爆发的代价转移出去。中国以前的制度问题主要是乡土社会过多的承载了危机的代价，因此出现了三农的贫困化。这个过程我们应该看成是一个客观的经验过程。只要你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一定会导致三要素更多的从三农进流出，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说法，无论是政治家、理论家都坚决主张让三要素大幅度流出，那就是加快农村的衰败才能实现现代化等。麻烦在于人们很少注意，以前之所以度过了多次危机，在于农村是承载危机的载体（这里不带价值判断，同情或不同情农民这些事另外再说），假如过快地加快所谓城市化，其结果仍然是不再有承载危机代价的载体，这时候危机爆发就爆发在城市，无处转嫁，最后就搬起石砸自己脚。竞争结果导致的代价往往被大多数人所承受，这是要跟大家提的一个道理。

尼泊尔从暴力革命转向议会斗争是新典型，成为一个所谓“民主Baby”，世界都认为新的民主国家诞生了。但大部分中国学者没有兴趣，我们组织了三次调查，了解土地革命战争起家的毛派共产党占据了政权的主要地位后，如何转向议会，如何在议会道路中去实现它的土地革命的革命目标。当然结论不那么乐观。三次调查，这是在调查过程中对于农民起义的村庄的拍摄以及他们对于现在议会斗争和道路问题的认识。这些照片是很少的一部分，只是告诉大家人民的视角不应该只局限在主流给定的意识形态化讨论之中，那不叫讨论，那只是悖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希望年轻人迈开双脚走向民间，多做调查研究，千万别被现在的意识形态化讨论所蛊惑。

最后，对于农业问题的基本分析。农业是一个自然过程和经济过程合一的领域，因为它是合一的，所以很难被产业化。世界上的大农业，我们国家农业领域中的学者要么是前斯大林主义的，要么是福特主义的，都产生于30年代一套大资本的大生产，这一套理论体系到目前为止仍然需要深入讨论，不能说对错。为什么？如果大家愿意了解大农业国家会发现一个规律，几乎所有大农产的国家几乎都是殖民化的结果，有一个很简单的数据，看原住民人口所占的比例。比如巴西，巴西是世界上大农产国家，农业规模很大，农业出口，但巴西的原住民人口只占人口的3%（不到）；美国是世界农业引导性国家，美国农业出口占比非常高，但美国原住民人口占人口的只有2%（不到），加拿大差不多，澳大利亚差不多，不到5%，阿根廷不到5%等。世界上只要是大农产国家都不是原住民的，原住民大规模减少才有大农产。如果大家愿意说市场，最有市场经济的欧洲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小农场，因为是小农场而没有竞争力，所以出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是高补贴，欧盟财政40%以上用于农业补贴。同时政府高保护、高壁垒，不仅是一般的贸易壁垒，还有技术壁垒、社会壁垒、文化壁垒等一系列的壁垒，使它的农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护。

还有就是农业的生产主体或经营主体早就不是农民了，欧盟国家农场主60%以上是市民，是一个市民化的农业，因此出现了欧洲国家在的城乡融合。在这些事情上，莱茵模式社会资本主义更值得借鉴，不要只学美利坚的野蛮资本主义模式。当然现在欧洲的社会资本主义模式正在扩展之中，麻烦会很大，但小农场农业有它的特点，完全以市场化模式来看是失败的，但从生态环境和人文作用来看不失败。第三种是东亚小农，这是目前维持下去并且长期维持的是日本模式。我们客观上属于东亚，但却错过掉而学美利坚模式，这是我们的问题，多年来没有把这个导向改改变。州是典型的原住民文化大陆，现在经常讨论的原住民问题是以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体系之下的原住民，只讨论拉丁美洲的原住民，其实亚洲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有丰富的原住民文化，这些更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领域，但多年以来我们关注得少，所以在这其中操作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