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到今天，面临的是中国全面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建设小康社会，对国际会引起巨大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进步，更是中国在为世界市场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对世界资源有了更多的需求。中国发展问题正在由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政治问题需政治解决，而不能将一切经济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教给科技解决，科技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这是近代中国“实业救国”失败留下的重要经验。中国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我们已面临的已与与计划经济时代完全不同：比如城市化、制造业的发展造成资源短缺、社会分化导致的大量的社会问题等。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成功的解决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遗留问题，邓小平时代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为了解决计划经济带来的负面问题。任何理论都是为了解决本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至于这种理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就成了新理论产生的土壤。因此，我们的理论要面临并建设性地解决新问题，不能只站在前人巨大成就留下的“阴影”中空发评论。

回避问题而空谈主义是目前中国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弊端。列宁曾批评俄国的“左派幼稚病”，他们不面对现实问题，而是空谈制度：好象只要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中国“文革”时期人们从左的方面曾犯过这种幼稚病。今天的新自由主义也从右的方面仍在犯同样的“幼稚病”。他们不顾如资源、社会分化、统一台湾等迫切问题，一味强调所谓“制度民主化”，天真地假设：只要实现所谓“民主”制度，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历史表明，不管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脱离中国实际空谈制度，于事无补。

实事求是，就是要从问题入手，不是从所谓“制度”着手。今天中国面临首要的挑战，已不仅仅是经济富裕问题，而是由经济富裕带来了国家离心倾向加大问题，比如台湾问题、贫富分化加剧和地区差异持续扩大等都是这种倾向的表现。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国的高新技术，尤其是国防技术的自主发展。技术要解决的首先是战略问题，而战略需求是贯穿技术发展的红线。

中国科技自主发展问题，是战略层面问题；不是大飞机多少的问题，而是战略性技术在中国是否能扎根和发展的问题。技术升级，尤其是战略技术升级链条不能断，但这不能寄希望于自由贸易，而必须自主发展，这是我们在经历过上世纪50、60年代和80、90年代苏联和美国在与中国技术合作中背信弃义并使中国科技发展造成严重挫折后得出的重要经验。国家的国际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说，是由其科技地位决定的。高科技是处于上游的技术，具有辐射效应；其中的国家战略性技术，还有一种威慑力。因此，我们不能只能计算眼前的投入多少，赚钱多少。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的棉花比北方的工业品赚钱，但林肯用武力统一国家后，使美国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和大国发展必须依赖的地缘政治空间。毛泽东搞原子弹，短期看，产出投入不成比例，但由此拉动了中国的战略技术的大发展，并赢得了延至今天的安全融资环境。这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战略收益。因此，高科技问题，战略问题，是长远的问题。

民族市场是民族技术的孵化基地，因而也是国家科技自主创新的前提。价值只有循环才能增值，但与人的身体发育一样，价值只有在“体内”即民族市场中形成的自主循环，才能形成不断增长和靠得住的国家力量。如果没有民族市场，国家经济就只有与西方形成“体外”循环，如此中国的命运就只有依附洋人身上。这是拉美国家已经或正在走的，而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重复的灾难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国家的科技投入，其结果都只能西方国家所利用，并成了他们的发展动力。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的四大发明没有在本土大规模应用，相反却成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催化技术，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西方有比当时是自然经济的中国更好的孵化这些技术的市场。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政权选择了一条牺牲中国民族市场，向西方大量让利的依附型发展道路，其结果是工农生活迅速恶化，民族资本大量破产。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伟大意义之一在于，它使中国摆脱了依附型发展道路。此后中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形成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由此造成中国经济及由此拉动的中国科技的大发展。印度走的是一条亚洲式的“拉美道路”。印度IT产业，发展很快，大量的穷人存在使印度科技发展缺少强有力的民族市场支撑，其生产能力不能形成依托于民族市场形成良性循环，其结果只有与西方市场形成体外循环，并通过长期让利于依附于西方资本中心国家。印度长期发展缓慢，与其选择的依附型发展道路密切相关。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兴衰经验表明：市场必须是民族的。没有民族的市场，就不会有民族技术。我们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自毁民族市场。中国的农业和工业，都是培育中国民族市场的胚胎，是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大发展唯一可以靠得住的基础。

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全球化进程中需要更多地保护中国经济的民族性问题。在技术层面，民族性是战略产业的灵魂。民族市场、民族经济是孵化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最靠得住的基地。毛泽东和邓小平坚持独立自主的科技发展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就。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仍是中国科技发展不能回避的严肃问题。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强烈国家的意识、统一的民族市场和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崛起的重要保证。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应当是中国追求国际民主的过程。中国，尤其是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后的中国，已经和正在为国际社会做出重大贡献。根据责权对等民主原则，中国就天然拥有平等分享国际民主的权利，它包括自由贸易的权利、国际海道自由通行的权利、平等地分享国际资源等权利。国际民主，说倒底是国际资源分配权利的民主，它是新崛起的国家，尤其是新崛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社会的天然要求。权利是天然的，但权利的实现却是有风险的，因而是要依靠国家力量，尤其是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早期英国对西班牙，早期美国对英国，都要求并强力实现了这种民主权利。今天的中国也面临这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