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说：“今年是天崩地裂。吉林的陨石雨、云南与唐山的地震，都不是偶然的。今年（上天）收贵人。”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知识结构相当新的人也认为，这就是天人合一，天灾就是缘于人祸，这是“文革”造成的。这样说并没有科学根据。巧合也罢，整个1976年的事态太惊人了。本文摘自《中国天机》部分章节（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王蒙）。
“文革”当中，毛泽东还有一段有名的语录：“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1969年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上述理论性指导意见，标题是《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一时间全国男女老少，都在那里背诵“动脉、静脉、心脏、血液、肺部、二氧化碳、氧气……”似乎是在普及生理卫生学常识。有些人一边念此段语录，一边忍不住笑，觉得它实在是别开生面。
我至今不明白这样一个针对执政党的组织建设的指示为什么要全民学习贯彻。可以解释的是，这是中国特有的民主与集中，人民当然关注执政党、领导党，而党也必须接受人民的关注，最好是监督。
“文革”后期，还传出惊人的毛泽东语录：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你说，老人家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对“文革”前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不称心、不如意？
从这些说法里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65年，毛主席已经忧虑，最后的结果是新社会与旧社会差不多。为避免这种他认为很难避免的前景，他不惜一切代价，不惜单枪匹马，要做成一个全新的、与众不同的社会模式，即“五七指示”式的模式。可惜的是：
一、这个模式太含糊。二、人类几千年的生存，形成的一些社会体制形式，当然不是可以说断就一刀两断的。喊决裂易，真决裂难，真决裂也未必能带来好结果，真决裂如果客观上变成做不到的空口号、假口号，更糟。认为数千年前的人类社会都是毒蛇猛兽们缔造的，恐怕是幻觉。
三、平等、平均、一致、一体、无差别、无不平，有它的可贵可爱之处也有它的空洞与乏味之处。人间的生活模式无法消除人与人的一切差异，包括贫富、强弱、寿夭、智愚、勤懒、城乡、官民、肤色、东西方、男女、健康与病残……社会应该做的是既鼓励强者勤者，又保护弱者，避免差异的恶性扩大。你不可能抹掉一切差异。
四、毛泽东的预见有他合理的一面，他有意采取的孤军加群众人海的奋斗的方法，却是难以操作与实现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五、为了避免走回头路，毛泽东不惜对中国共产党动吐故纳新的大手术。这从哲学上讲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却只能乱党乱国。完全不吐故纳新又是不可取的，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六、不止这一次的“动脉静脉肺”说，历次政治运动，到了后期，到了党员重新登记、重新恢复组织生活、干部重新分配时期，往往不是吐故纳新，而是不得不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尤其是“文革”，又是瘫痪党委，又是五七干校，又是斗批散斗批走（指搞完斗批就解散走人），最后呢？还不是回到原点去了。这是为什么呢？现实比人强，形势比人强。人的意志再伟大，改变不了客观的真实现状。
七、“文革”“文革”，“文革小组”里聚拢的是一批嘴尖皮厚的笔杆子，搞到后来毛主席最后竟然起用的是江青、毛远新、王海容等亲属，毛主席要支持的竟然是交白卷的张铁生，摆出一副接班人架势的竟然是空手套白狼的王洪文……呜呼哀哉！
在毛泽东的词中，人们对于《念奴娇·昆仑》的理解是最差的。然而，我越来越觉得，此词最符合毛泽东的性格与悲哀：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就是“莽昆仑”，“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搅得周天寒彻”，“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有一个说法，说是毛主席本来计划“文革”要搞上三年左右。没有正式的依据，但我觉得此说靠谱。因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重大的政治运动、政治举措，所用时间可没有像“文革”这样长的。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苏区时期有反围剿十年外，抗日战争也才八年，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和平时期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是一个冬天，“反右”是一年左右，其他“肃反”“镇反”用的时间都有限。按当时的工作节奏与主席的只争朝夕精神，实在难以设想1966年开始“文革”时，主席已经安排到了十年左右的计划。原因是各种情况各种问题的涌现，超出了主席的想象。所谓的保守派的力量比主席预料的要强大，造反派的状况相当不争气，党政军各方面尤其是老帅们与国务院的领导们的阻力超出想象。两派全面内战，没有预料到。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尤其是林彪事件，给主席以重大打击。
“文革”中主席用尽了各种政治谋略。先是依靠红卫兵娃娃，背后则是依靠部队轻易地打倒了刘、邓、陶。再是依靠军宣队搞了夺权与三（一军、一红卫兵即群众组织代表与一亮了相就表明拥护“文革”的领导干部）结合。此时两派恶斗不已。又是靠工宣队。靠极“左”的投机笔杆子们，靠“四人帮”靠上海等。还曾想起用邓小平稍作整顿。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主席的晚年似乎有些悲观，在我国自己拍摄的故事片《毛泽东的故事》中，表现了老人家晚年接见尼克松的女儿与女婿的场面。毛强调自己快见马克思去了。尼的孩子则说，是您改变了世界，不必急于去见马克思。主席一听，有点苦笑，说，我哪里改变了世界，顶多改变了北京的几个郊区。这与“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时的调子大大不同了。
如此这般，到了“文革”第十年即1976年，到处仍然是一片混乱。
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万民同悲，人心郁闷。周恩来变成了忠实与鞠躬尽瘁、秩序与合情合理的符号，变成了抵制装腔作势、大轰大嗡、成事不足、乱世有余的“文革”人物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等的中流砥柱。客观上，周恩来变成了至高无上、惊世骇俗、扭转乾坤的毛泽东的最主要的参照系统：他忍辱负重、平衡稳健、苦口婆心，光劝和整天打烂仗的各派红卫兵，他用了多少时间、多少精神？他活得太难了，工作得太难了。毛泽东太伟大了，老百姓够不着，而周恩来大家都看得明白，感同身受，视若亲人。
这样的良相的角色，没有他，毛泽东很难工作，在毛泽东的天才型的富有想象力的指挥之下，没有周的填空补缺、避险化难，一个“文革”早就乱了套了，党与国家早就崩溃了。他的存在与他的形象，客观上反衬了毛泽东的某些说法做法的不着边际。时间长了，他不可能不受到某种不那么满意直至猜忌的压力。
周恩来的去世毁坏了某种不平衡下的平衡，中国更加不稳定了。
2月，开始公开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传言四起，腹诽如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的感觉是，老人家放弃了最后一次自我调整的机会，失落了避免百年之后出现大的变局、危局的可能。我们国人，失去了最后一次平稳地实现国泰民安、安居乐业、走向富足的生活的希望。批邓批邓，“文革”已经十年，乱局已经飘摇，干事的不如偷懒的，效力的不如忽悠的，意欲建设的尤其不如捣乱破坏的。谁看不出来？能不天怒人怨、丧尽人心乎？
3月8日下午，吉林发生陨石雨。陨石在离地面差不多20公里的空中爆炸，3000多块碎石洒落一地，最大的陨石重1770公斤。人民愕然、怵然，不知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
4月5日，天安门前，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遭到了暴力驱逐镇压。终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而且“四人帮”掌握的媒体立即愚蠢昏聩地命名邓小平为邓纳吉，指邓小平搞起了类似匈牙利事件的事情，这就更加凶险，其暗示更加不祥了。
5月28日，云南两次发生地震，丧生者98人。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伤24万人。“四人帮”的政策是不接受任何外国的救灾援助。这与后来的汶川大地震形成鲜明对比。即使外援的作用有限，至少还有象征的意义，不能把中国搞得那样惨兮兮孤零零的呀。
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世震惊，国内各种矛盾尖锐化。中国面临着再一次的重大选择。
10月，“四人帮”被“粉碎”掉了，号称是第二次解放。
我年初就估摸过：春节过后会出事。我知道，春节拜年，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交流信息与意见的机会，而当时的民心，对于“文革”已经是全面地否定了。
果然，春节期间，我知道的城市干部与知识分子当中，关于“文革”上来的那四个人贬低周恩来，关于美国记者出版了描写江青的《红都女皇》，关于邓小平的得民心的整顿生产秩序的措施又受到“文革”人士的阻挠，以致关于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受到打击、身体日差的说法都是不胫而走。极“左”了半天，红海洋了半天，老百姓的思想反而更“解放”了，议论到了最上面，掂量到了最上面，臧否到了最上面。民心未可欺也，这是“文革”人士们所始料未及的吧。回想1974年林彪事件后，短短的一段时间大家都骂林彪的极“左”，马上上面定调子，说林彪是“右”得不能再“右”了，而且非常勉强地把批林转到批孔子批周公身上。根据是说林彪有一幅字“克己复礼”。 经过长期的培育，言传身教，百姓们也渐渐学会了吃菜吃心，锣鼓听音儿。一批判大儒，哪怕是新疆这种相对边远的地方，就是我的一些最不关心政治的老学究同事，也嗅到了批周恩来的味道。“大儒”的帽子给周恩来一戴，反而为总理增加了一个耀眼的光环。我的一位学究老友，深深感叹赞美道，周就是大儒，是真正的大儒呀！
此后传出不少毛主席批评儒家、骂孔子孔老二、赞美秦始皇的话语来。我的体会是，真的，毛主席不喜欢，也可以说是厌烦孔子的仁义道德尤其是仁政王道的这一套。毛主席信的是权力哲学。列宁说，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到了中国人民这里，毛泽东时代强调的是“权，权，权，命相连”，“文革”中甚至将“忆苦思甜”的说法改变为忆苦思“权”。毛泽东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暴力化———武装斗争，是枪杆子里头出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依靠人民群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告诉反动派）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线，整合、扬弃与汲取了权威主义、实力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主义。尤其是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殊死斗争的年月，依毛主席的说法，搞什么宋襄公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搞什么温良恭俭让，搞什么仁政王道，那就是扼杀革命，就是为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设立防护网，就是让地主老财永远地压在人民群众的头上，就是不敢胜利，自取灭亡。
毛主席与周总理同在1976年去世，但两个人的过世给人们的感觉颇有不同。周总理的去世人们感到的是沉痛、沉重、悲哀。周在这个时候走了，乱成一团的国家更不知道要走向何方。人们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的衰老与老而益坚、老而益奇、老而益倔强，已经难以理解他老人家了。毛主席在晚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法权，令人在五体投地的同时倒吸一口冷气。如此这般，整个人类社会得从头设计，得回到猴子变人的原点，敢情从周口店猿人时期咱们的人类社会就走向了歧路。这看法高明得令人怎样弹跳摸高也够不着。电视上最后一次的主席出镜似乎是与巴基斯坦军人执政者叶海亚汗的会见，主席举步维艰，头往下耷拉，嘴巴也闭不太严。还传出来小道消息，说是叶海亚汗捎来了口信，是什么国际组织关心当年的著名大学生“右派”林希翎的处境。林从而被恢复了自由云云。
主席的去世令人惊惧，正如将本年的天崩地裂再应验一遭，落到了实处险处。我多次叹息，多次忧心，好也罢，赖也罢，爱也罢，怨也罢，伟大也罢，奇崛也罢，胜利接续着胜利也罢，挫折硬不承认是挫折乃至闹出了新挫折也罢……毛泽东与我们共同摸爬滚打了小30年，他的笑容，他的与众不同的思路与说法，他的雷霆万钧，他的好斗，他挑起的或者是被挑起的以阶级斗争为旗帜的国内外诸种纠葛冲突，他的顽强与他的虚虚实实，乃至他的书法、他的诗词、他的文体都已经是我们的、你我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你我他的命运、说话、用词、悲喜都与他老人家分不开。如今他老了，他走了，他没了，你我他也就跟着落进了宇宙大黑洞里头啦。
1976年9月8日，星期三，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丙辰年丁酉月癸亥日。明晃晃的月光，照得时在乌鲁木齐十四中学家属院的我们睡不着。我与妻一起议论老人家的健康状况，唉声叹气，我们说批邓使国家陷入新的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再一次掐灭了老百姓的希望。老人家一旦仙去，国家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会遭遇哪些危险，边疆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中国没有了毛泽东，天啊，天要塌下来的啊。
我永远忘不了1976年中秋节乌鲁木齐的那一夜月光。此后的许多中秋节，都碰到了浮云遮月的情况。乌鲁木齐的晴朗干燥的天气，与当时做不起遮光性能良好的窗帘，使得明晃晃的月光令人心里乱乱，难以入眠。
谁知就在次日，1976年9月9日下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日子，通知新疆自治区文联全体职工到自治区文化局创作研究室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我已经猜到个八九不离十，我提醒自己，各级各界人士必须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听广播，明白了。毛主席就是在明晃晃的中秋月光中告别了他的中国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主席刚一辞世，一切该发生的事态立马就发生了。说是翻天覆地，又像手到擒来；说是千难万险，又像不战而胜；说是惊心动魄，又像顺手牵羊。敢情“四人帮”早已人心丧尽，“文革”早已臭名远扬，极“左”早已被认定是穷凶极恶、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早已被看出了装腔作势、破绽百出；周恩来、邓小平代表的健康正常的力量早已被人民所期待。整个中国像一个已经熟透了的苹果，一碰就掉到了百姓手中。整个“四人帮”，就像几只烂透了的虫子，气一吹就化成了齑粉。历史解决那些已经成熟了的任务，竟然是这样天公地道，顺风顺水，自然而然，一通百通。而所谓“文革”派，竟是那样的不堪一击。伟大的毛泽东的在天之灵有知，能不惊呼一声“原来如此”吗？
我越来越坚信，毛泽东太伟大、太有特点、太不常规了。没有他中国也会有革命，但中国的革命未必胜利，如果是王明式的人物领导中国革命的话。尤其是，没有毛泽东就绝对不会有中国的革命胜利17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了毛泽东、他的妻子江青、几个迎合老人家的“秀才”、一批政治投机红卫兵“领袖”与一些乳臭未干而又心比天高的红卫兵原教旨主义者以外，到了1976年，他们的“文革”可以说是丧尽了人心，失尽了民意，输光了本钱，为自身挖就了坟墓！
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可怜可爱的伟大祖国！
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