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6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简要回顾
早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后，中国人就开始了对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初零星介绍和接触。1949年10月1日，社会主义新中国宣告成立，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60年来，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艰辛历程，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有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①
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60年来的经历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这个时期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初步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形成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苏联为榜样，与此相适应，学习和宣传苏联经验特别是苏联模式的优越性，论述和评析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内容、必要性、重要性和巨大作用，歌颂斯大林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在帮助中国革命和建设、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的贡献，讴歌中苏友好，介绍和颂扬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和友谊，成为理论工作的重点。理论研究基本上照搬苏联的研究，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等权威书籍的影响较大，联共（布）党史是研究的重点，很多成果是对列宁、斯大林有关论述的诠释。在高校和党校教学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课程。
第二个阶段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到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有一定进展且相对独立探索但又有倾向性的时期。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提出了“三和两全”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正面肯定苏共二十大的同时，也与苏共领导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如何评价斯大林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特别是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共中央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而写的九篇评论中，就苏联模式、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平共处等问题提出了不同于苏共的观点。
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需要，中央很重视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高校和党校开设了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课程，研究队伍不断壮大。1960年，中央编译局组建了国际共运史资料室，负责收集和编译有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史料和有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史料。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马列主义教研室编辑出版了从《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到《战后国际共运的发展》共13本一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汇编”。三联书店出版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两册和贝拉·库恩编的《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珍妮·德格拉斯编的《共产国际文件》第一、二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巴黎公社会议记录》和《巴黎公社史料辑》等。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编写了我国最早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材。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许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著作也得以出版。
但是，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带有不少的片面性。例如，对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批判。从60年代初起，为了配合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选编的有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资料带有较大的片面性和扩大化倾向，出版的马恩列斯论国际共运各有关专题的资料不少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不恰当地为“左”倾错误提供依据。
第三个阶段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至1978年，这个阶段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出现停顿、倒退甚至被扭曲的时期。
受极“左”倾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实际上已陷于运用有关知识为领袖的言论作注释或为极“左”政策辩护，研究中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把暴力革命学说绝对化，神化领袖人物，妖魔化一些历史人物。研究中，大兴“影射史学”和“比附史学”，甚至不加具体分析地予以扣帽式的批判。
第四个阶段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这是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使我国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进入一个空前繁荣和大发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研究机构、研究力量迅速壮大，研究成果丰富，学术活动频繁，而且在研究中逐步克服了“左”的流毒，正本清源。
首先，研究力量得到充实。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党校、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各高等院校和党校都设有专门的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或者研究所。中央编译局于1979年成立了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重点研究第一、第二、第三国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于1982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史研究室。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成立了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全国总工会恢复了国际工运研究室的活动。各省、市、自治区的社科院也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
其次，学术活动增多。全国及各地的国际共运史学会纷纷成立。1982年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成立，1983年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1984年又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之下成立了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会。这些群众性学术团体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这些学会基本上每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学术活动十分活跃。此外，其他各种专题性的学术活动、培训研究班也不断举行。
第三，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全国各地出版的国际共运史、国际工运史、科学社会主义教材达上百种，例如，高原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教材、高放等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材、张汉青等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材在高校中广泛被使用。还有多种通俗读物以及一批工具书。例如，高放的《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阶段还出版了大量国际共运史方面的资料，如高放、曹德成、张心绪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史料选编》五卷本，由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发起组织、多家单位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计划出版60卷。中央编译局等单位还翻译出版了拉法格、卢森堡、葛兰西、布哈林、普列汉诺夫、拉萨尔、巴枯宁等国际共运活动家的著作以及国外学者的研究专著。这一时期发表的学术论文达数千篇之多。
第四，国际共运专业刊物增多。例如，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所主办的丛刊《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创办的《国际共运教研参考》，中联部于1981年创办的《共运资料选译》月刊，山东大学1984年6月创办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山东省聊城师院1985年创办的《共产国际研究资料》，上海华东师大苏东所主办的《今日苏联东欧》，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所主办的《苏联东欧问题》和《苏联东欧译丛》，中央党校创办的《科学社会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创办的《社会主义研究》等。
第五，学科建设快速推进。不少高校把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课程设立为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或者公共课，高校中马列、科社、党史、政教、苏东等系所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社会主义进行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几十家单位招收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研究生。山东大学设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系招收本科生。
第五个阶段是1989年至今，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历史时期。
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这一客观形势为我国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和教训、跟踪国外社会主义发展、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
中央有关部门曾调集本学科的一批专家学者组成专门的班子对苏东局势进行跟踪研究，向中央提供咨询材料和对策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建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并创办了两份内部刊物《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和《世界社会主义动态》。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大学、聊城大学等设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所（中心或研究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了国际共运研究部。
各地还多次举办座谈会、报告会和学术研讨会，集中力量总结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探讨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和前景，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世界意义。近些年来，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有：原苏联东欧共产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研究，原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思想及运动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跟踪研究，全球化、信息化、科技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社会党与民主社会主义研究，拉美左翼力量研究，国外共产党研究，布哈林、托洛茨基、伯恩施坦、考茨基、卢森堡等重要人物研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批有水平的专著和文集以及大量的学术论文，还编译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中央编译局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年的专题片。
近年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已经组织力量编写《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专业教材。
当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也对我国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90年代以来，我国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进入了一个调整期。不少研究和教学单位中一些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的研究机构或撤销或合并或改名，不少人员改行从事国际政治、政治学、行政管理等其他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本科生不再开设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课程，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生专业和国际共运史研究生专业合而为一，各省的国际共运史学会也纷纷更改名称，且学术活动大大减少。
二、世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研究概况
（一）世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1.关于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暴力革命绝对化，一切取决于具体的国情和革命形势。恩格斯晚年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进程和策略有不少新的认识。
2.关于历史时代的判断
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一直坚持列宁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对时代的性质没有展开争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术界围绕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是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两大问题”的思想，对和平与战争的内涵与外延、现实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的理解进行了研讨。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说、和平与发展时代说、大小时代结合说（仍然处于一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当然，大时代阶段性主题变了，由过去的战争与革命的小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即和平与发展的小时代）、两制并存时代说、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说、“冷战后时代说”、大调整时代说、全球化时代说、信息化时代说。多数学者认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已经并仍将作为世界发展的主流长期发挥作用。
3.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本质和基本制度上是绝对的对立关系，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现在主流的观点认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并存共处，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因为当代资本主义还有较强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个别人持“趋同论”。社会发展的趋势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的、相近的结构成分日益增多和强化，各自的弱点将不断克服并相互影响，使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以至于完全消失，最终发展为本质上同一类型的工业社会。
4.关于社会主义模式
总的来说，以前我国所认识的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在所有制形式上，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和取舍的根本标准，突破了单纯依据公有化程度的“制度”标准，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完成了从“对立论”到“有益补充论”再到“共同发展论”的飞跃，从而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赞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论述，并展开研究。认为社会主义本质在现阶段的体现只是初步的、很不充分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有赖于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和主体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日益深化，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是一个质的积累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和扬弃。
5.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特点与发展趋势
由苏东剧变所引发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动荡，其“振荡期”已基本结束。从总体上看，世界社会主义在低潮中有复兴，在挫折中有发展，在外延缩小的同时，有内涵的深化和质量上的提高，开始由紧急应付转入探索发展的新阶段。
21世纪社会主义力量将争取在资本主义力量占优势的世界环境中使社会主义力量逐步积蓄起来；社会主义在总体上尚处于不成熟阶段，社会主义力量将在曲折中发展；社会主义力量将建立统一战线。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会促使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更加坚定地探索寻求更符合时代特点、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
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有制形式、阶级结构、生产管理方式的变化等使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新发展、新变化，这给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与课题。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者达成普遍共识，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全球化对于社会主义的影响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世界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继续向前发展，但由于整个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已发生变化，其发展和复兴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而且会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特点。（1）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会是过去那种“一条道路、一种模式、一个中心、一个阶段”的发展，而将进一步走多样化、各具特色的民族化发展的道路。（2）未来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出现那种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3）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会变得更加成熟，社会主义各流派、思潮、理论、运动呈多样化发展态势。（4）未来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不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数量的增加，而主要表现在“点”的繁荣和“质”的提高，即中国等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用自己成功的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以推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共产党和社会党这两大类政党也许会结束过去的“长期对抗”，从各自需要出发，求同存异，谋求合作，实行“大左翼”不拘形式的联系。
（二）苏联社会主义问题研究
1.十月革命道路问题
我国大部分学者从十月革命前的社会状况出发，以事实来说明十月革命的选择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对于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否定十月革命的声音，我国多数学者认为不能把苏联解体归于十月革命，归于十月革命道路走错了。在苏联出现斯大林模式不是十月革命的初衷和目标，相反却是对马列主义的违背。
2.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1958年中央编译局就翻译出版了《列宁全集》第一版，后来又出版了《列宁全集》第二版，为研究列宁思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除一些基础性的汇编、解读工作，不少研究偏重于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联共党史等方面的内容。
改革开放后，列宁思想的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展，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有关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列宁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论述等陆续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例如，杨承训的《市场经济理论典鉴——列宁商品经济理论系统研究》、俞良早的《列宁思想研究》、刘彦章的《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等。
3.关于斯大林模式问题的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学者逐步摆脱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研究苏联历史和研究斯大林模式的主要依据。代表性成果是李宗禹主编的《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其中收录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苏联一些学者对斯大林问题的评论，涉及斯大林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关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概念、斯大林体制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斯大林模式对东欧各国的影响等，所有这些都关乎如何评价斯大林创建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李宗禹等著的《斯大林模式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深入研究的典型成果。
学者们认为，以一党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斯大林政治经济模式曾经在苏联历史上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使苏联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但是该模式所固有的弊端从一开始就影响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以及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发展，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致使人民群众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社会认同度越来越低，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随着斯大林模式在其他社会主义各国的移植和推广，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也不同程度地对这些国家造成了影响。
4.苏联解体的原因
关于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出版了《苏联兴亡史》、《苏联兴亡史论》、《苏联兴亡史纲》、《苏联剧变新探》等大量的研究成果。总结十几年来的研究成果，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读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外部原因。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是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也有许多学者提出，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作用。
第二，个人因素。一些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新思维”把苏共的“改革”变成了“改向”，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也有学者认为，是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激进民主派的夺权斗争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
第三，体制原因。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体制既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又与20世纪国际社会的政治民主化格格不入，苏联模式的弊端根深蒂固，积重难返。苏联在30年代建立起了一整套临战型政治经济体制，二战后又将临战型体制永久化，使苏联失掉了历史上最佳的改革良机。
第四，民族矛盾。苏联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时期执行的民族政策导致的民族宿怨、领土争执、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导致民族矛盾分外尖锐且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和“公开性”改革中集中爆发，加之苏联宪法给予各民族的自决权和退出联盟的权利，这些成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第五，苏共执政危机。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苏共执政机制、自身建设问题以及思想文化和改革策略等方面都有严重问题。也有学者认为，苏共特权阶层导致了党衰国亡。
第六，经济危机。粗放型经济发展战略、超重型经济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的对外经济关系，制约了经济发展，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不少学者持历史合力说，强调要全面分析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个人原因和体制原因、远因和近因、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内政和外交问题、民族和宗教问题、意识形态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关系，认为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民族等各种矛盾和危机在外力的作用下爆发出来，而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导致苏共下台、苏联解体。
5.关于苏共垮台的教训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共丧失执政能力原因名家访谈》、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DVD教育参考片等从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意识形态工作、党风、特权阶层、组织路线、领导集团以及苏共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八个方面，对苏共内部问题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展开剖析，并深刻阐述苏共内部的问题与苏联剧变的必然联系。
在对苏共执政、苏共垮台教训的各种研究讨论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苏共作为执政党的执政教训。缺乏监督的一党制；苏共没有完成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没有实现党的民主化。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高度集中的个人专制，削弱了社会主义民主。
第二，苏共在执政党自身建设问题上的教训。党的干部制度没有从任命制转向选举制，形成了特权阶层。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没有正常的机制，也没有任期制，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影响很大。民主集中制蜕化成了个人集权制，缺乏监督机制，而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造成腐败。
第三，苏共在思想文化和改革策略上的教训。在思想文化建设上搞思想文化专制，压制理论创新，使苏共没能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历史上一再错失改革时机，戈尔巴乔夫改革出现严重失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导致人民对苏共产生信任危机，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
第四，苏共在改革政策上的教训。苏共党内思想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松散，片面强调公开性和民主化，致使苏共改革过程中党内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危机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信任危机。
6.俄罗斯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
苏联解体后，国内学术界如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对俄罗斯的各种左翼政治思潮，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其他左翼政党组织给予了及时的跟踪研究。如李慎明主编的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
另外，理论界还就苏联农业集体化、肃反扩大化、苏共二十大、中苏两党论战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三）东欧社会主义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较为全面并相对客观地研究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东欧剧变后，分析和研究东欧剧变的原因、总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成为东欧研究的主要内容，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文集和学术论文，还编译出版了大量相关资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姜琦、张月明的《东欧三十五年》，刘祖熙的《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阚思静、刘邦义主编的《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陆南泉、姜长斌主编的《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薛君度主编的《转轨中的中东欧》等。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1.对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研究
与中国自身改革前后的形势相吻合，我国学者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从批判其为现代修正主义到视其为对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的转变，认为社会自治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我国学界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的原因、性质、历史影响进行了重新评价，由此认识到事件实际上是苏联模式矛盾长期积累爆发的结果。另外，我国学界还对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衰与波兰政局的变迁进行了分析。
2.对东欧各国剧变原因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东欧剧变原因的分析基本围绕两方面展开：国内矛盾的结果和外部环境的影响。经济崩溃、政治体制僵化、共产党衰败、民族和宗教冲突激化、历史矛盾复杂、民族性格崇尚自由独立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思潮等是东欧剧变的重要内因；苏联的压制、“新思维”的冲击、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等是基本外因。
东欧国家亦步亦趋照搬并不符合它们本国国情的斯大林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体制传统模式，加上经济改革中出现失误而受阻，致使贻误了改革的时机，从而抑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最终成为东欧剧变的深刻经济动因，这是我国学界普遍承认的造成东欧剧变的经济基础性原因。政治体制方面，普遍观点认为，东欧国家普遍采用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自身出现了许多致命问题，而党又在思想上奉行左倾教条主义，缺乏必要的内部监督和理论创新，社会主义民主遭践踏，社会主义法制遭破坏，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以致失去了民心、加剧了社会矛盾。严重的政治危机成为导致东欧剧变的关键因素。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东欧国家采用的民族一体化政策或民族多元化政策都存在不符合民族实际状况的简单化倾向，导致国内各民族之间凝聚力不强、离心力增加，以致民族矛盾尖锐，有的甚至成为政治动乱的导火索。我国研究者大多认为，东欧国家内如此严重的民族问题是导致东欧剧变的重要内部动因。此外，还有学者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东欧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其中有民族渊源与宗教文化因素、历史遗留的东欧各国之间的不睦与隔阂、东欧人民历来具有的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主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思潮的影响等。近年来，也有学者从执政党的理论认识角度和社会道德层面分析剧变的原因，拓宽了研究的理论视野。
关于外部环境对东欧剧变的影响，我国学者从苏联的全面压制和西方的和平演变两方面进行了研究。东欧国家在共产党执政地位确立、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以及党和国家关系等问题上受制于苏联，给东欧各国的发展造成巨大危害，也埋下了隐患；加之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冲击以及与反对派妥协的态度，导致共产党失去了政权。可谓成也苏联、败也苏联。此外，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国家以东欧为重点，不断推行其“和平演变”战略确是促发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3.东欧各国剧变的教训
我国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中国应当从中汲取的教训：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探索符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决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唯一途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保持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
4.剧变后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变化研究
东欧剧变后，我国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实行了多党议会民主制的东欧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力量状况，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左翼政党的分化组合和执政现状等问题，跟踪观察“左翼复兴”的政治进程，并对其从概念范围、过程特点到根源、趋势和影响进行了多角度的客观评析。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对东欧国家左翼政党的发展态势进行了持续关注。
（四）苏东剧变后越、朝、老、古社会主义研究
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侧重于关于这些国家相关情况的介绍和宣传，谈不上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而且文献数量较少，内容范围较窄，并且翻译文献占很大比例。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理论界注意关于越南、老挝、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研究，介绍这些国家改革开放的背景、进程、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趋势。关于越南、古巴的研究文章比较多，而关于朝鲜、老挝的研究文章相对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古小松的《越南的社会主义》、周新城主编的《越南、古巴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肖枫主编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周必文主编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高放主编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新论》等。
（五）没有执政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产党研究
1.关于欧洲共产主义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对欧洲共产主义问题的研究才具有较为客观、科学的态度，进行了一些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相关的研究涉及欧洲共产主义名称的由来和含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基本理论主张、失败的原因以及它对苏东演变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总的说来，人们肯定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顺应了欧洲社会发展的潮流，顺应了自主探索的发展愿望，顺应了二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社会和阶级结构变化以及当代国际共运发展。
2.关于法共、美共、意共、日共等发达国家共产党的研究
理论界从国内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变化、资产阶级政府的歧视政策、社会党的竞争、国际共运的低潮、自身战略和策略的失误的影响等主客观因素对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兴衰进行了研究。同时，介绍了这些党近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创新。
（六）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党研究
1978年以前，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主要被看作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批判对象。不过，出于批判目的而翻译的一些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译著客观上为后来全面深入的社会民主主义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素材。
进入80年代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研究的一些文章和著作陆续面世。中央编译局、中央对外联络部、北京大学、中央党校等单位出版和翻译了大量成果，如殷叙彝的《社会民主主义研究》等。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以及苏东的变化引发了国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热烈讨论，主要围绕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起源和性质展开。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围绕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的重新崛起和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国内学者围绕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转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进入21世纪后，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出现了多学科的研究并进的现象。2007年前后，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再次引发了一场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大讨论。
总的来看，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第一，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性质以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思想流派的关系。这方面，除少数人依然坚持以批判的立场看待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外，越来越多的人把社会民主主义看作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或思想体系，强调其多元性的思想特点以及概念和内涵的变化。
第二，肯定社会民主党是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一支重要激进政治力量。不断深化对社会民主党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政党组织、执政政策尤其是福利国家等各个方面的研究。
第三，对70年代以来欧洲社会民主党转型的经验教训的深入讨论和研究。既有人肯定社会民主党的成功转型，也有人强调这一过程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日益远离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议程，转向与新自由主义的融合。
第四，对不同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概括和讨论。强调社会民主主义不只是一种模式。在多种模式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及英国工党尤其成为讨论的重点。
第五，对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国的关系的认识。尽管有部分人推崇并试图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式移植到中国，但该领域的大多数学者对社会民主主义抱一种理性的态度，在肯定它在西欧国家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强调它不是一种普适性的模式，中国必须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七）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研究
民族社会主义是亚非拉民族主义政党和国家提倡和奉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的统称和泛指。代表性成果有：1982年上海社科院情报所国际政治室编译的《当代亚非拉社会主义思潮资料选译》，苏绍智、蔡声宁主编的《社会主义在第三世界》等。国内学术界对“民族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思想渊源、运动勃兴、思想理论特征、实践及其走向低落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学者们认为，作为一种思潮，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流派，如村社社会主义、宗教社会主义、合作社会主义及军事社会主义等。
二战后民族社会主义流派以及亚非拉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既是这些国家内部各种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有国际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特征表现为思想来源的多样性、学说理论的复杂性、核心思想的同一性。民族主义始终是这些民族社会主义的“内核”或“基因”，并占据突出的主导地位。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对社会主义施以民族主义的改造，以自己的民族传统阐释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又存在实用性、改良性的特点。从理论上看，第三世界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在目标、性质、任务、价值取向上的确有原则区别，但两者在反帝、反殖、反霸的许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从实践上看，在冷战时期，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存在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平衡世界政治格局，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八）托派社会主义研究
1.托洛茨基研究
很长一段时间，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基本上是极端负面的。1958年出版的两卷本《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60年代翻译出版的一批托洛茨基的重要著作《俄国局势真相》、《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不断革命论》、《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等，都是供内部参考批判用的。
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的解放，一些学者鉴于托洛茨基一生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提出对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应分段评价，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根据历史本来面目，区分他的功过是非。例如，李显荣撰写了建国以来第一部托洛茨基的传记著作《托洛茨基评传》。
90年代以后，托洛茨基的著作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著作纷纷公开翻译出版。例如，199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托洛茨基回忆录》，1992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文学与革命》的全译本，199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生平》，200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郑异凡编《托洛茨基读本》等，为托洛茨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托洛茨基主义研究
改革开放前，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一种极“左”思潮在我国长期被揭露和批判。80年代后，学界开始承认它在当代的影响，报刊中也出现了某些比较系统、扎实的研究。从80年代初起，便经常可以在报刊中看到研究托氏的论文或译作，较客观、全面地介绍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和政治主张以及它在当代的发展情况。代表性成果有：潘培新、易克信的《关于现代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姜崎、张月明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评析》，阎志民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极左派——托派第四国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皮埃尔·弗朗克的《第四国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米·伊·巴斯马诺夫的《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马忠行的《托洛茨基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等。
总的看来，国内对托洛茨基和托派运动的评价渐趋温和，批判的色彩越来越淡，甚至有不少文章认为托洛茨基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九）宗教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
1.生态社会主义
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将生态社会主义介绍到中国，并将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并列为两种思潮，翻译和出版了一系列研究生态社会主义的著作。例如，刘仁胜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徐燕梅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曾文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郭剑仁的《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王雨辰的《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等。学者们总结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四大理论原则，即生态平衡、社会正义、基层民主和非暴力。
2.市场社会主义
90年代后，国内学者逐渐关注市场社会主义，一些译著和论著陆续出版。例如，约翰·E·罗默的《论市场社会主义》，戴维·施韦卡特的《反对资本主义》，伯特尔·奥尔曼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克里斯托弗·皮尔森的《新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埃斯特林、格兰德的《市场社会主义》，景维民、田卫民的《经济转型中的市场社会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实践检验》，余文烈、姜辉的《市场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模式》，张志忠的《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模式、理论与评价》，吕薇洲的《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比较·借鉴》和《市场社会主义论》、王文臣、曹明贵的《市场社会主义与人本社会主义研究》，吴宇晖的《市场社会主义：世纪之交的回眸》，纪军的《匈牙利市场社会主义之路》，张宇的《市场社会主义反思》等。人们强调了市场社会主义主要的三大特征：主张把资源配置形式和社会制度分离开来；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坚持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介绍了市场社会主义两种主要模式，即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和施威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3.宗教社会主义
国内学者已有专门论述基督教社会主义和论述伊斯兰教和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的论文。另外，高放编著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和徐觉哉编著的《社会主义流派史》等著作也对宗教社会主义作过介绍。
（十）国际组织研究
1.第一国际研究
我国学者对第一国际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逐渐展开，经历波折和低谷，到80年代走向繁荣和成熟。1979—1989年间，有关第一国际的研究成果纷纷涌现，这一时期可以称得上是第一国际研究的全面发展和繁荣时期，在翻译引进一些国外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同时，国内学者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此后，由于人们关注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到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对第一国际的研究中找不到答案，所以对它的研究也相应降温，学术刊物上刊登的相关论文越来越少。代表作有张汉清的《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该书以翔实的材料系统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的活动和作用。
有关第一国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上：第一国际的成立背景和前提，国际的性质，组织结构和原则，主要任务和活动，分期，第一国际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中的作用，国际的历史功绩等。不过，迄今还没有一部全面反映第一国际活动的第一国际史。
2.第二国际研究
总的说来，建国后对第二国际的研究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从介绍和批判到客观分析和独立、深入探讨的过程。
1956年后，国际共运史走进了大学课程，作为国际共运的一个重要时期和修正主义的典型，第二国际成为国际共运史研究的一个重点。1958年出版的国内第一本国际共运史教材将第二国际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进行介绍，前期以恩格斯逝世前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议会主义的斗争，后期以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为主线。一些文献资料和国外论著也被翻译引进，包括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的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二国际的研究被进一步扭曲。197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研究第二国际的专著，即张友伦的《第二国际》。
1978年以后，学者们解放思想，开始对第二国际进行重新评价，逐渐恢复了第二国际的历史地位。1979—1989年间，有关第二国际的研究成果纷纷涌现。中央编译局的学者率先提出肯定第二国际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的历史意义，质疑斯大林对第二国际的评价。同时，第二国际的文献资料得到系统、全面的翻译和出版，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文件集。国内学者的相关著作也不断出现，例如周海乐的《第二国际研究》。1985年、1988年和1989年三次召开的全国性的第二国际学术讨论会促进了该领域的研究。1989年第二国际诞生百年纪念活动中的一系列纪念性和探讨性文章将此项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1989年后，第二国际的研究有所降温，但90年代后仍有一些重要成果。其中，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殷叙彝、李兴耕等著的《第二国际研究》一书，在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第二国际的诸多重要问题，全面地总结和评价了第二国际的活动，成为国内迄今为止对第二国际研究最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专著，展现了我国对第二国际研究的新水平。
有关第二国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上：成立背景、性质、组织原则、主要任务和活动、分期、策略问题、历史功绩以及它在世界社会主义总进程中的影响等方面。总的趋势是从基本否定到现在的基本肯定，日趋客观和成熟。其中，在性质判断上，学者们大多认为第二国际从总体上讲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是各国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和团体的联盟，是第一国际所开创的事业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的直接继承者。对其历史功绩也予以了充分肯定。而在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是第二国际的主要任务、机会主义是否占据过统治地位、第二国际的分期、第二国际的策略等问题上，人们有不同的观点。也有学者指出了第二国际研究中存在的宣传和解说马克思主义时的简单化、机械化和教条化倾向。此外，殷叙彝、徐觉哉等一些学者提出了重新评价伯恩施坦、考茨基等第二国际重要人物的问题。
3.第三国际研究
长期以来，共产国际一直被划为研究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理论界开始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80年代中期以后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为加强共产国际研究，山东聊城师范学院成立了共产国际研究所。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翻译了大量资料。学术界对共产国际的成立背景、历史分歧、策略和战略调整、组织原则、历史功过进行了研究，在指出共产国际在指导各国革命运动特别是共产党的成立、推动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共产国际在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组织制度上的高度集中、组织路线上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策略方针上的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程玉海等的《共产国际研究》、宋洪训和孟全生主编的《共产国际专题系列研究》、陈再凡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等。
4.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研究
关于这一问题，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版了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五六十年代翻译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文件集，如1950年出版的《几个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等。国内研究的主要侧重点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建立的目标、功过与经验教训，以及情报局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其中特别关注到苏南冲突中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问题。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孙耀文的《共产党情报局：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林建华等人的《国际性工人组织史纲》、王建新的《分道扬镳：苏南冲突始末》、沈志华的《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郝承敦的《苏南冲突研究》等。
5.社会党国际
我国关于社会党国际问题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与国外各类政党的交往不断扩大并深化，社会党国际问题至今仍是许多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代表性的成果有林建华的《社会党国际论纲》、中联部编译的《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龚加成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探索：冷战结束后社会党国际理论纲领和政策的演变》等。这些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问题上：社会党国际的发展阶段、基本主张、对外政策、理论和政策上的调整、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国际之间的关系等。
三、60年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几点经验和体会
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全面了解、认识和把握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制度，丰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以及资本主义的认识，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形势下，我国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1.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最根本的指南。离开了正确思想的指导，就会迷失方向，得出错误的甚至南辕北辙的结论。在研究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反对几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不从历史和事实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把经典作家和权威人物的个别论述和论断绝对化和普遍化，照搬照抄、墨守成规，没有独立的思考和研究，甚至以马克思主义正统和捍卫者自居，动辄对不同意见贴标签、扣帽子。二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有的人坚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和夸大其词的思维方式，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而是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辉煌历史和伟大成就予以歪曲、否定，甚至描写得一团漆黑。三是反对庸俗主义和实用主义。有的人打着还原历史和真实的幌子，热衷于挖掘秘闻和小道消息，随意取舍，断章取义，剪裁历史和歪曲历史，生搬硬套，牵强附会，搞一些哗众取宠和道听途说的研究，甚至散布一些无事生非的所谓“新发现”和“创新”。四是反对悲观主义和无所作为主义。苏联东欧剧变后，个别人的思想信念发生了动摇，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
2.必须把握时代脉搏，紧扣主题，贴近现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服务
在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同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历程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搞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必须以中国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为研究的落脚点，服务于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紧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什么是科学发展、如何科学发展的主线，坚持结合历史研究现实、结合资本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结合世界研究中国、结合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贴近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和需要，贴近全球化时代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贴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脉搏，以世界视野和比较眼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服务。
3.必须实事求是，防“左”反右，正确处理学术和政治的关系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是一门政治性和学术性都很强的学科。不讲政治，会失去方向；没有学术，会失去可信性和说服力。政治性和学术性是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必须注意的两个重要方面。历史证明，“左”、右两种倾向对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都具有消极作用，要搞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防止两种倾向，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做到用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用政治服务促进学术研究，把服务大局、服务长远同推进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政治宣传、政治教化同文明积累、文明传承结合起来。
4.必须把握学科特点，跨学科研究，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交叉学科，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搞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各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同时吸收其他先进理论和先进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研究方法。要在深入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科技、经济、政治、社会新变化的同时，深化对世界社会主义传统问题的研究。除了继续进行系统的基础性研究和独立性研究外，还要加强跟踪性、对策性和实证性研究，发挥思想库的作用。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专家学者们大胆探索和创新。
5.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专家队伍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队伍还面临着队伍老化、青黄不接等不少困难，要紧紧抓住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大好机遇，科学论证和筹划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从学科布局、研究经费、课题申报、成果出版、专业和学科点的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力度，为学术造诣精湛的老专家和年富力强的研究骨干创造更好的研究条件，为有很好的研究潜质、有志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事业的学者的脱颖而出提供更好的环境，为造就一大批热爱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和教学事业队伍的不断壮大营造良好的氛围。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央编译局领导和世界所同仁的支持，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中国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包括中国社会主义研究。但是如同“世界史”在我国是指除中国以外的世界的历史，其实就是“外国史”一样，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主要研究国外社会主义。因此，我们的研究报告主要谈国外社会主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