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科瓦略夫没有提供答案的那些问题(此处系指科瓦略夫著：《古代罗马史》)，我自然也无法提供答案。不过你的那些问题，确实是历史的，也是人类的也许是永恒的问题，史学家与哲学家对此的讨论，盈篇累牍，我自然也在这中间泡了这么几年。答案没有，意见是有的，随便写一些在下面吧。
1．关于君主专制或统一帝国的问题，历史上见到过两种类型：一是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的类型，即从部族王国并立，经过战国时代，到统一帝国的类型；一是希腊、罗马类型，即从海上文明的城邦国家林立，经过连续的征服以达于统一帝国的类型。一句话，从文明初起，经过分散发展，达到统一帝国，似乎是于世界上各个文明，几乎可以说是规律。
你还记得，两个多月以前，我跟你说过我的“迷惑”。我写《希腊城邦制度》，本来是有感于在希腊那种小邦林立，相互竞争中，个人创造性发挥到顶点，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化，其中关于哲学、文学的，至今我们还在深受其惠，所以要写，是想歌颂它。可是写着写着，对于林立的小邦相互之间的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引希腊文明历来的大敌波斯，而且这个波斯帝国，此时已经奄奄一息，而希腊则纵然在自相残杀，还是方兴未艾。——对这种不顾大体实在受不了，不知道该歌颂不，有点迷惘起来了。事实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实在是历史奇迹。可是历史上最先进的文明民族内部最残酷的一场内战伯罗奔尼撤战争就是在这时爆发的。希腊的统一，波斯的征服，只好由蛮族马其顿王来完成。更有趣的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希腊的东方帝国也分裂了，而且一直不断在自相残杀，结果当时地中海周边的文明世界，竞然要由一个“洋化的土著城邦”罗马来统一。
希腊文明如此卓越，然而希腊人的历史命运落得如此悲惨，这是基督教兴起的重大原因之一。伊奥尼亚自然哲学是兴高采烈的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斯多葛哲学返回到人的内心，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寻求自己灵魂的安宁。《旧约》是用希伯莱文写作的，《新约》最初是希腊文的创作。
这是西方。在中国，老实说，就在武王灭纣、周公平三叔、“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候，中国大地上还是诸国林立。且不说齐、鲁、燕、晋，都是事实上的独立国家，自称为王，和周天于分庭抗礼的，还有徐、楚、吴、越。这些国家民族之间的频繁交往——和平的交往和武力的交往，促进文明的进步，也促进了最后的统一——这次统一也是由一个半蛮族来完成的，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在齐鲁大梁邯郸，决不在关中。
所以，在早期文明的历史中，文明的创始和繁荣大都起于林立小邦的局面下的某些邦之中。然而要使这些珍贵的人类精神财产大规模地傅播开去，军事征服，以及军事领袖的独裁政制——亦即君主政制是不可缺少的。
事情的“矛盾”还在于：没有大一统，兴起于一隅的文明不可能大规模传播。然而一旦大一统，原来促使文明萌发起来的那种个人创造性，在军事独裁下也就被就被压抑下去，那种蓬勃奋发的精神状态就逐渐“内向”、“精神安宁”以至“天国来世”的观念所代替掉了。在西方，这就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伦理哲学的抬头。这一趋向，历时五六百年，最终就是基督教的形成。
在中国，秦与两汉，大一统后的活动方向是开拓疆土，驱逐匈奴，声教文明及于朝、日、越以及本土的东北、西北、西南、南诸方。这一势头到汉室元、成、哀、平时已见衰落，魏晋时已经不复存在，于是有“玄谈”，而佛教的引入，与“玄谈”的兴起其实是一个原因……
在西方，这一转向造成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新的精神文明形成起来，脱颖而出，已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其契机还是航海——发现美洲，发现印度航路……
作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对于“小邦林立”的迷信是批判掉了，然而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看做福音，我更嗤之以鼻。事实上，大国而不独裁，在古代确实办不到；但人类进步到现在，则确实完全办得到，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2．奴隶制度的发生是不奇怪的。不要忘掉，世界上确实有过食人肉的风气。中国史籍上对此记载不多。西方人，在罗马时代，就在当时罗马人占领的北非南面就发现有吃人肉的；16世纪以后，西方人航海各地的记录中，记录此事者不少。人殉、人牺，在早期希腊史籍中还有记载，中国更多记载。此其一。
其次，有一本英国人写的《加纳史》，记载英国人在黄金海岸(加纳旧名)建立商站以后，贩奴贸易的奴隶来源，是黑人部族把相互征伐中的俘虏拿来卖给英国人的。我相信这个记录的可靠性。因为英国人建立商站在那里，经营大规模的贩奴贸易，如果奴隶要靠自己派兵深入腹地去掳掠，你想想，在“土人”的同仇敌忾之下，这个商站怎么站得住？唯有土著自相残杀，掳掠俘虏，拿来换武器，换“火水”(酒)和各式各样“珍贵”物品，奴隶来源才会源源不绝……
古典奴隶制的始作俑者是希腊人。希腊人殖民于地中海上的东西南北，他们的文明比土著高出很多，公元前5世纪前，他们没有对土著进行大规模的征服，臣服于各小城邦的土著还是农奴。然而，逐浙他们有葡萄洒、橄榄油、各式各样的珍贵品可以卖给土著，土著把征伐中掳掠来的俘虏卖给他们做奴隶，必定早已开始。公元前5世纪初期，希腊人打退波斯人的进攻，不久转为反攻，尤其Kiwon武功卓著，八次战役获得大量战俘，这是希腊的大规模奴隶制的开始。一旦奴隶成为物质生产的重要劳动力，希腊人就要搜罗奴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谈到“奴隶狩猎”，我想其中重要一项，也像英国人在黄金海岸一样，煽惑土著相互杀伐掳掠，收买战俘为奴。
当然，希腊奴隶制盛行的，限于几个大工商城邦——雅典、科林斯等。斯巴达除黑劳士外，很少买来的奴隶，其他如忒拜、阿卡地亚等务农为主的也很少奴隶。雅典等邦，奴隶人数是超过公民的。
罗马的奴隶制是对希腊制度的抄袭。罗马以南“大希腊”、西西里诸希腊城邦，都是工商业的奴隶制城邦。
至于这种工商业城邦的奴隶制以前有没有奴隶制呢?有的。有债务奴隶制，欠债还不清，卖身为奴，或卖子为奴。至于有人起一个名称叫做“族长奴隶制”，即子女事实上是家主人的奴隶，“家父”还可以收养养子养女，事实上是“家父”的奴隶，那当然算不上奴隶制。债务奴役，与小规模的购买家务奴隶，那是很普遍的，《红楼梦》上还有呢。这些，和希腊、罗马的古典奴隶制都是不一样的。
3．马克思的“亚细亚”或“东方”，是大陆务农的领土王国或帝国。那些领土王国或帝国，王朝的威力所寄，在于农民的贡赋和“徭役—兵役”，这和滨海的工商业城邦，国家的威力所寄是海上贸易和海军是不一样的。这些国家的最大要求是“教民耕战”，耕战的民绝对服从于王朝。你说他是奴隶吗?有功可以授爵。你说他是自由民吗?他又绝不如希腊罗马的公民那样，凡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就有参政的权利。他没有“政权”，只是有战功可以授爵。他对他所耕种的土地没有绝对的所有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的一切财产，王朝随时可以征发。他的产品，甚至不能自由出售。中国很早就有盐铁专卖，埃及的榨油是王朝专利的。在这种情形下，拿西方的“自由民“和“奴隶”的范畴来对待这种“赋役农民”是格格不入的。
真的，自由民和奴隶的范畴，不见于波斯、埃及、巴比伦、中国；《旧约》上也没见这个名词。这个名词的起源显然是希腊，是城邦制度中的概念。黑格尔把东方的制度称做普遍奴隶制，即王或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连大臣也不自由——比如，绛侯周勃随便就被下了狱，高帝“把他的问题弄清楚”了，又出来当丞相了，这在深具自由民概念的西方是办不到的。……
4．所以，奴隶制，从人的本性上是可能的，因为人既可以吃人，为何不可以把人当作奴隶?在这一点上也许人比兽类更残暴，因为老虎大概是不吃老虎的。
然而，奴隶要占优势成为“制度”，这唯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其条件是：具有可以拥有奴隶的自由民(相对于没有这样大的个人权利的王朝臣民)；商品货币关系发达，使财富有无限积累的可能，使自由民有把财富投资于奴隶这种“生产性固定资本”上的要求。没有这些条件，只会有鸳鸯、袭人这类奴隶，奴隶成不了制度。普遍的劳动者，是乌进孝管下的，比鸳鸯、袭人生活困苦无数倍的赋役农民。
5．人自相残杀，看起来是在逐渐缓和之中。别害伯原子弹，真的，毛主席说过，原始式的刀枪比原子弹厉害得多，所以曹操有“凄伧伤怀”之叹。然而什么时候没有战争了——我不知道。我们小时候相信“战争消灭战争”之说，珍宝岛、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事件证明此说之为虚妄。你说得好，互相残杀的动力是利益和权力的追求。我不知道人怎能不去做这种追求，所以我不知道怎能没有战争。还有战争。这个世界如果过分太平，大家做起葛天氏之民来，哪还有奋斗、追求、自我牺牲？哪还有什么进步可言呢？历史是由事件组成的，没有斗争，就没有事件；没有事件，岂不是就没有历史了吗？
1974年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