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沙黄岩岛的紧张对峙，因为双方各自的克制降温，大致告一段落。在此期间，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正式访问越南，并参观了原来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重镇金兰湾，具有很大象征意义，尤其是前一天帕内塔宣布美国海军将有六成军力驻扎在太平洋地区。

除了为华盛顿的“枢轴转向”提供黄金机会，南中国海领土争议也暴露了北京的若干软肋。最明显的便是缺乏区域盟友，显示北京虽然在经济实力上超过了东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投射能力也大大增强，却因为历史包袱和政体现实而严重缺乏国际道德权威和吸引力。另外，北京近年来以民族主义取代已经没有信誉的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基础和国家凝聚力的来源，到头来又畏首畏尾，带有很大的内政风险。

美国防长高调访问金兰湾，也彰显了中国海洋领土权的历史责任问题，尤其是1950至70年代，毛泽东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缺乏远见的战略决策，以世界领袖自居向东南亚输出革命，对中国的长远利益造成了严重伤害。

中国朝野常常指责越南现政权忘恩负义，这是被忽悠后的阿Q主义。河内政权虽然利用共产主义大旗获得中国和苏联的支持，却始终维持了民族主义本色，处处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统一南方后不久就与同奉马列的柬埔寨共产政权翻脸，恢复越南在法国殖民之前在湄公河流域的扩张主义。当今柬埔寨强人洪森也是河内一手豢养。

毛泽东输出革命，不仅是花费中国老百姓数百亿美元的血汗钱养虎遗患，更极大地伤害了海外华人和华侨的利益，从南越数百万人投奔怒海，到柬埔寨共产政权的血腥屠杀，其中有多少华人华裔的生命家产？其价值何止数百亿美元？

再回顾1965年印尼政变。这里固然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成功运作，但是北京无法推卸笨拙支持印尼共产党仓促起事的历史责任。其结果是近代史上华人华裔遭到的最大屠杀（估计死亡约30万），持续数百年的中华文化在印尼绝迹。

毛泽东“抗美援越”最严重历史恶果

正如孙中山先生强调，华侨是中国现代化的功臣，尤其东南亚华侨社会曾经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强大基地。以抗日战争为例，总共有二十多万海外华人归国，肩负民族兴亡之责，杀身成仁者超过４万。我有一位长辈就是在青年军的华侨袍泽那里学来南洋各地歌曲，他们大多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离开当时生活安逸的东南亚，回到许多人好几代都未见过的祖国从军抗战。

当时整个南洋在白人殖民主义统治下，土著人口为日本“大东亚战争”提供了不少便利，就连当红的缅甸民主领袖昂山素姬（翁山淑枝）之父，也有与东京合作的不光彩历史。唯有华人才是反抗日本侵略最坚定的族群，遭到最大的牺牲，尤其是在华人集中的新加坡，李光耀先生的回忆录中有目击描述。毛泽东后来的输出革命，是对以金钱和血汗生命为母国贡献牺牲的海外华人负恩回报。

今天东南亚华人作为少数族群的地位和对华关系都是最好的国家，无过泰国。泰国固然没有与中国有领土争议，但也是受到毛泽东输出革命影响最少的国家，并非偶然。

毛泽东“抗美援越”的最严重历史恶果不在南中国海，而是促成日本重新占领琉球，而造成今天的钓鱼岛争议。美国原有将琉球据为己有的意图，禁用日本昭和年号，倡用与日文颇有出入的书面语言等等。美国后来陷入越战泥潭，毛、周又极其短视地宣扬“冲绳”属于日本，无形中推动华盛顿将琉球私相授受送还日本。倒是台北直到1970年代还在支持蔡璋领导的琉球复国运动。

如果没有越战冲击，琉球作为有七百余年文化积累的礼义之邦，今天决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关岛，而中国可望获得畅通无阻的西太平洋战略出口。

直到越战末期，北京才恍然大悟，匆忙占领西沙主要岛屿，已经铸成大错。对比之下，台湾蒋氏政权尚在风雨飘摇、朝不虑夕的1950年代，就抢先占领远在数千里外南沙最大的太平岛，形成今天海峡两岸共同防御南中国海领土（台湾“国军”退役将领如是建议）和共同开发海洋资源的有利局面，不可不谓深虑远见。

邓小平执政之后，推行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务实外交，尤其是不顾意识形态与韩国建交，尤为英明决策。可是近年来，北京囿于眼前“稳定”，而力挺毫无生命力的平壤金氏政权，许多专家都认为有损于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南中国海领土争议，可谓殷鉴。

邓小平执政之后，推行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务实外交，尤其是不顾意识形态与韩国建交，尤为英明决策。可是近年来，北京囿于眼前“稳定”，而力挺毫无生命力的平壤金氏政权，许多专家都认为有损于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南中国海领土争议，可谓殷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