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应邀出席一个以“抗击非典，弘扬民族精神”为主题的综合性座谈会，听过几位来自救治第一线的报告人十分熟练地按照时下流行的某些政治话语所作的发言，让我忧心忡忡。脑子里总是冒出一个问题：作为生者，我们该怎样纪念广东中医院二沙分院急诊科的护士长叶欣呢？
平时，对于先进事迹的传媒造势，我总喜欢带着证实与证伪的职业病，不愿100%地去相信，这次却是个例外。面对一个陌生的亡灵，我宁信其真。因为某些朴实的事迹是想造也不便造的，它无须夸张，就足以打动亿万生者的心。
我是通过网上的资料，走近这位因悉心救治SARS患者而感染病毒、从容不迫地以身殉职者的。叶欣（1956.07.09—2003.03.25），一个出身医学世家的女子，自1974年进入广东省中医院的卫训队学习，就决定了她将为护理事业谱写青春，奉献一切。两年后，她就留在广东省中医院任职。再过7年，即1983年，她被提升为该院急诊科最年轻的护士长，直到近来SARS挑战人类，选择死亡，她在护士长的岗位上守候了20个春秋，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职业与信念。稍有变动的仅仅在于，当近年二沙分院创建时，她主动请缨，离开条件稍优的总院，负责二沙繁重的护理组建工作。
这是一位可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却能身负病人的生命嘱托的护士长。一位熟悉叶欣的医学专家说：“叶欣是一本书，每一页都燃烧着生命的激情和热烈的追求。”叶欣的同事也说，在她的护理生涯中，她的温情护理不知感动过多少绝望的患者，救死扶伤已化成了她天性的一部分，护理对叶欣而言几乎就是一种本能的奉献。她的丈夫还满怀深情地透露：“我和叶欣结婚22年了，但只有结婚那年我们一起在家过了春节，其余她全是在医院度过的。”
像叶欣这样优秀的医务工作者肯定还很多。但我敢断言，叶欣肯定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她足以成为中华医务工作者与中华国族群体的骄傲，她的可贵之处不是别的，就是尽职、敬业，就是白衣使者的职业道德——南丁格尔精神。正如康德所说：“责任和义务，这是多么奇妙的字眼，在它面前，任何阿谀奉承都是多余的，任何威胁利诱都是可笑的。任何人，只要你保持着你自己内心原本率直的天性，即使这种率真的天性有时不那么顺从、驯服，但只要你仍然童心未泯，尽职尽责，人们都会由衷地对你表示尊敬。在职责和义务面前，其它的一切欲求都会最终低下头来，不论在此之前，其它的各种欲求曾多么不安地在内心骚动过！”（1）
若按惯例，每当灾情过后，会有许多“英雄事迹报告团”穿梭于大江南北，借讴歌死者之名，行合唱主旋律之实，将已死者的历史化作政治，化作克罗齐所说的那种“当代史”。有的甚至还会添乱式地夸大或美化已死者的形象，有意把话扯开、说大，就像当年宣传雷锋一样，为了塑造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不食人间烟火者之形象，连死者生前也带手表、也置新衣等正常往事都不能提，一定要通过隐瞒不必隐瞒的东西，去塑造“毛主席的好孩子”，塑造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阶级觉悟”。这样做固然总比借尸卖钱要好，但这能让死者的亡灵得到安息吗？
叶欣是一个既优秀又普通的护士长，普通得就像自己的制服那样朴实和洁净，那么自然。也许她也有过艾怨或失误，也许同某个同事也有过小小的误解或过节，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作为护士长，已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是尽职尽责的楷模，这就够了。有鉴于此，我建议有关报告团下次在宣讲她时，原原本本地介绍即可，千万不要把她美化和整容，更不要把她的事迹同时下的某些政治话语强行扯到一块，不然，听众还会误认为她曾想投什么机，反而容易削弱对她的敬重，影响宣传效果。君不见，无论政坛中的华国锋高呼“两个凡是”也罢，还是邓小平、胡耀邦等“第二代”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或“五讲四美”也罢，还是近年改说别的也罢，叶欣都在坚守岗位，不以政坛换主和数字变更而起伏。不是说她的“每一页都燃烧着生命的激情和热烈的追求”吗？不是说她结婚22年来，只有新婚时的春节才在家度过吗？那就意味着她不仅仅是哪一页、哪一段才觉悟，并非这几年别人说什么才刻意不回家过年，她的职业连同她的追求本来就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如果一定要在她身上帖上一些时髦的政治标签，反而容易把一个美丽生动的形象变得呆板，还留下修修补补的疤痕，将一个人造的表演者取代一个“性格恬淡”和“不求闻达”的叶欣，这值得吗？
无庸讳言，尽管国人已从历次政治运动中走过来，整天高喊“实事求是”，却容易迷恋于政治宣传的表演场面，迷信其表面效应，不太重视职业道德那一本万利的神奇魅力。环视全球，任何一个强盛之国的职业道德都是大写着的，它是树立社会道德的基础工程，是提炼“民族精神”的基本素材，是强国之本。
相比之下，我们的职业道德在整体上还是令人担忧的，岗位内外贪图小便宜式的小聪明与“差不多”之类心理满足，事无巨细的“看客”意识与本来就没怎么明白过却还追求“难得糊涂”的人生境界，凡此种种，都是梁任公、胡适之、鲁迅们大加鞑伐过的“国粹”，遐迩有知，其的生命力至少不亚于SARS。可以断言，如果离开了对超越党派政治的职业道德的普遍认同，无论关于学习先进、树立社会道德的宣传攻势是如何强大和卖劲，都容易流于表演式的虚幻与空谈。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职责这种粘合剂，人们的能力、善良之心、智慧、正直之心、自爱之心和追求幸福之心都将难以持久；这样的话，人类的生存结构就会土崩瓦解，人们就只能无可奈何地站在一片废墟之中，独自哀叹。”（2君不见，纳尔逊将军手下的将士之所以坚不可摧，就没有别的诀窍，他在率军陷阵之前，只知以“职责”二字相号召，却不以 “胜利”、 “荣誉”或“正义”、“祖国”等名义相动员。同那位盎格鲁•撒克逊人民的伟大儿子相比，我们的叶欣护士长其实就在伯仲之间。
是纳税人用钱养活了大批形形色色的特殊“服务”群体，给后者提供了广阔而生动的人生舞台。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白大褂都能像叶欣那样把生的希望留给患者与同事，把死的厄运留给自己，而不是临阵脱逃；假如大盖帽都能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奋不顾身地严惩罪犯，而不是像民众所指责的“警匪一家”；假如各级为官者都能为民表率，尽职克守，而不是削尖脑袋求升捞利，闹得鸡犬不宁；假如各类为民者都能默默无闻地做好本职工作，既为自己也为社会与国家尽一份责任，而不是互相观望，得过且过，这样的国族群体才是不可战胜的。对叶欣护士长的最好的敬重和纪念，绝非用某些不大相干的宏大政治话语套她，而是以她的朴实言行为蓝本，用她的生命唤起职业道德的威严，在全国掀起一个职业道德教育的高潮。刚刚谢世的大智大勇者李慎之先生生前放弃过许多梦想，最后表示“下辈子做一个中学公民课的教员”，其深意莫过于此。
50多年来，由于急功近利，我们的国家太喜欢抓中心、树典型、抛新词，造热点了。这种东一枪西一枪的运动式的管理模式，容易使人误解我们的政府好象还是一个“临时政府”。再说，先进人物的典型性也未必等于代表性，叶欣等优秀医务人员的站立与倒下并不等于说我们的医风、医德就包你满意了。各行各业如果不从职业道德入手，提炼叶欣的生命价值，学英雄的运动就像此前学孔繁森、陈金水、王伟（3）、郑培民等一样， “像雾像雨又像风”， 学一阵热一阵，热一阵凉一阵，几乎隔年换人，目不暇接。久而久之，大家都不太往心里去，顶多当时被感动一下，就等于没学。
多灾多难的20世纪已经过去了，小学、中学与大学的各类政治课还在讲授一些大而化之却连教师自己都不大相信的内容与论点，还要假借考试的蛮力，以标准答案的名义去考问学生的智慧与劳动，而不是如何通过真话与实话，切实引导各级学生做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岂不是教育资源的最大浪费？近年常见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在学年鉴定表或毕业鉴定表上不厌其烦地写着如何坚持政治原则，拥护领导，如何认真学习主义、思想、理论与讲话，如何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光荣地加入组织等等，至于是否具备是非观念、自主观念、社群观念、劳动观念、竞争观念与应对困难与批评的心理素质，是否关心同学、同情弱者，是否胸怀豁达、任劳任怨等更为具体更能反映其个性的实质内容，却语焉不详，有的甚至只字不提，好象可以把某些政治条款当做孤零零的空话，就能取代个性化的思想素质与心理素质。如果这些人连一个现代公民的基本要求都残缺不全，将来却还要指望他们去领导民众，承担起国家现代化建设之重任，岂不令人担忧？
应当指出，关于职业道德，学英雄与切实宣传还只是一个方面，关键还是在于各级为官者以身作则，自己先把人做好，再把事做好，而不是叫别人去学英雄，自己却打小算盘，甚至干偷鸡摸狗之勾当，也不是叫别人去爱国，自己专把子女往外送，能不回来就尽量不回；还有专坐进口车，骨子里崇洋媚外。
SARS病毒对我国的危害无疑是巨大的，其教训也是多方面的，即便是病毒已消灭殆尽，也不要在凯旋表彰的同时，把叶欣等人的生命当作掩饰缺点、夸张成绩的工具，应将防控疫情过程中所曾体现的官僚作风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公共防御设施的量与质、官与民应对突发性事件的能力、胸襟等连同与看客意识有关的文化传统一同检讨。惟有弱者或自甘沉沦者才拼命掩饰自己的短处。
在全国范围内，还有部分民众对政府公布的疫情数字持怀疑态度，政府的信誉并不令人满意。这是为什么？其中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政府公布的数字乃真，民众却不信；二是数字不真，或曾有过不真，民众难信。二者都值得反思，否则都是灾难。如果政府的数字不真，为什么不真？如果是真，民众为什么不信？倘若不能对此类现象予以充分的重视，并以实际行动扭转之，“众志成城”就不过像“皇帝的新衣”，只能自欺，不能指望一个虽然拥有数字庞大的人口构成却缺乏坚实的职业道德基础的国家能像美、日、韩与欧洲各国那样，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倘若光靠几场英雄事迹报告会，再组织歌手去唱一个“众志成城”，然后给他们颁发“五个一工程奖”，皆大欢喜，那同粉饰太平有何区别？
愿叶欣护士长的亡灵能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
2003年国际护士节草于杭州市体育场路浙大寓所
